致仕掛印后,繼續以專家學者、學術刊物主編主筆的文史專家敏銳眼光來審讀歷史,淡定而不浮躁,淡泊而無雜念,雅趣而不俗套,愿將自己不斷捕捉和擷取到的歷史火花綻放出來,與讀者君一道在我國五千年文明史的長廊中徜徉。[詳細]
精彩看點
束有春?在中國歷史上,繼姬姓建立周王朝后,后來又出現了宇文氏的周王朝、武則天的周王朝、郭威的周王朝。一.宇文氏“北周”政權得名源于姬周王朝發祥地岐山北周政權的第一位皇帝雖然是孝閔帝宇文覺,但宇氏家族真正形成強大權勢、成為權臣,還是在西魏太師、大冢宰宇文泰時期。據《周書?孝閔帝紀》記載,北周孝閔帝宇文覺是西魏太師、大冢宰宇文泰的第三個兒子。宇文護在西魏時,就官至“柱國” ,宇文泰去世后,他以宇文泰嗣子宇文覺幼弱為理由,利用宇文泰的權勢和影響尚存,以“天命有歸”為由,勸諷威逼魏恭帝將皇權轉讓給他們宇文家。接下來,宇文護又立宇文泰的長子宇文毓為皇帝,是為周明帝。[詳細]
在中國歷史進程中, “周”除了指姓氏和地名,也是出現頻率較高的王朝名稱,經歷了一個由地名而部族、而方國、而朝代的發展過程。后漢隱帝劉承祐的承祐三年( 950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漢隱帝劉承祐因聽信讒言,大肆誅殺權臣,曾派人到鄴都去誅殺鄴都留守兼天平軍節度使郭威,迫使郭威起兵造反,殺向京城汴京。由于郭威軍隊曾在攻陷京師后有搶掠行為,他們懼怕劉氏復立后會遭到清算,故在十二月二十日,出現“諸軍將士大噪趨驛,如墻而進” ,要求郭威出來當皇帝的呼聲。事情愈鬧愈大,局面混亂, “亂軍山積,登階匝陛,扶抱擁迫” ,有人甚至“裂黃旗” “以代赭袍” ,直接披到郭威身上, “山呼震地” ,讓郭威“黃袍加身” 。[詳細]
“唐”作為漢字,不僅是指姓氏,是指朝代,更是中國歷史發展中形成的特殊文化符號。通過對“唐”的歷史信息演繹,可以加深對異邦為什么稱中國為“唐” 、美國為什么會有“唐人街”的理解,更可以加深對中國“唐文化”歷史淵源的認知。“唐文化”幾乎與華夏五千多年文明史相始終,從《史記》堯帝的父親是帝嚳、帝嚳是黃帝的曾孫記載可知,堯帝是黃帝的第五代孫,而黃帝是華夏人文始祖,是炎黃文化的締造者,由此我們不能想象, “唐文化”是一支最靠近華夏文化根脈的文化,是炎黃文化的主要枝干。中國的唐文化,從帝堯時代開始。[詳細]
“佞佛”就是討好諂媚佛陀教義,后又泛指迷信佛教。《晉書》卷七十七《何充列傳》記載,東晉時期,中書令何充“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當時,中書侍郎郗愔及弟弟、吏部侍郎郗曇奉天師道,而何充與弟弟、散騎侍郎何準“崇信釋氏” ,吳興太守謝萬譏之云: “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這應該是“佞佛”一詞的最早出處,與東晉時期佛教盛行有關,與七朝古都南京有關。由此可見,法門寺佛骨舍利在唐人心目中,依然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認識,佞佛與削佛、滅佛之間的矛盾仍在繼續。[詳細]
據《舊唐書》卷第十八《武宗本紀》 ,唐武宗會昌五年( 845年)秋七月,根據中書門下省“上州望各留寺一所” “下州寺并廢” “其上都、東都兩街請留十寺,寺僧十人”的疏奏。武宗皇帝敕曰: “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上都、下都,每條街留兩座寺廟,每座寺廟只留30個僧人。針對唐宣宗對前任皇帝滅佛國策的全面否定、使佛教勢力迅速卷士重來,當時的有識之士和政府有關職能部門也曾發出質疑聲音,大膽向皇帝進言。由“儒學”而“理學” ,華夏文化“道統”在汲取了佛教文化的合理內核和營養后,賡續傳承,創新發展,得以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活力。[詳細]
李唐王朝( 618-907年)連頭搭尾,前后存在了290年,其中包含武則天“武周”政權15年,可分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個階段。在今人心目口碑中,提起唐朝,似乎兩眼會立馬發出莫名其妙的羨慕贊美之情,那可能是因為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詩仙李太白、詩圣杜甫這些政壇、文壇風云人物的影響太大了吧,是因為唐詩、唐三彩、唐長安城的影響太大了吧。據《舊唐書》卷十三《德宗本紀》 、卷十四《順宗本紀》及《資治通鑒》卷第二百三十六《唐紀》五十二等記載,貞元二十年( 804年)九月,唐朝第十位皇帝、唐德宗李適( ku ò )的太子李誦“始得風疾,不能言” ,后來李誦當上了皇帝,史稱“順宗” ,故又曰“順宗失音。[詳細]
長期以來,人們對于隋唐以后的歷史習慣于用“唐宋元明清”來表達,感覺很爽很順口,殊不知,這種跳躍式的歷史稱說,已經犯下了遺忘遺漏歷史、貽誤國人的大錯,犯下了對歷史拐點不予重視的大錯。沒過多久,朱全忠又暗中指使扈駕指揮使朱友諒殺掉了宰相崔胤等,意在進一步控制朝廷,逼皇上遷都洛陽,于是就先下手,除掉了皇帝身邊人。當初唐昭宗還在華州時,朱全忠就要求將京城遷到洛陽,昭宗沒有同意,但朱全忠也不著急,命令河南的張全義繼續修建洛陽宮,以待來日遷都之用。朱溫前后當了6年皇帝,他所建立的“后梁”政權也只維持了16年,于公元923年被“后唐”政權取代。[詳細]
“釣魚執法”是現代詞匯,在法理上表現為,當事人原本沒有違法意圖,只是在執法人員的引誘之下,不知不覺地從事了某種違法犯罪活動。這種現象在行政執法和刑事偵查領域均有存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執法經濟”的利益誘惑,比如查處毒品按數額獎勵,查處黑車和賣淫嫖娼、賭博等按罰款來提成等等。當然,也不排除有政績觀、業績指標考核等政治原因在作祟。《新唐書》卷一百八十七《王師范列傳》記載:王師范的父親王敬武在唐僖宗朝,官至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師范十六歲時,繼嗣領軍職銜。[詳細]
兩宮太后“垂簾聽政”, “顧命八大臣”擅權遭殃。留在京師的王大臣們都“呼請回鑾” ,希望咸豐皇帝盡早回京,但卻遭到了已經榮升為御前大臣、內務府大臣、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署領侍衛內大臣的肅順的反對,理由是“敵情叵測” ,皇帝回京不安全。據《清史稿·穆宗本紀》記載,清文宗即咸豐皇帝在“疾大漸”時,召來御前大臣載垣、端華、景壽、肅順,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宣諭,立載淳即后來的同治皇帝為皇太子,同時命這八位大臣“贊襄政務” ,史稱“顧命八大臣” ,其中,肅順與端華還是兄弟倆。歷史進入新紀元, “家天下”現象徹底結束, “顧命大臣” “攝政大臣” “托孤之臣”亦被掃進了歷史垃圾堆。[詳細]
公元420年,劉裕代東晉稱帝,建立劉宋王朝,史稱“宋武帝” ,歷史上的“南北朝”之“南朝”由劉裕當皇帝開始。劉義符是劉裕生前圈定的接班人,是南朝宋的第二位皇帝,按理, 17歲當皇帝已經不是“幼主”了,是可以挑起皇帝重任的了,但劉義符可能天生就不是一塊當皇帝的料,天生就是一個品性頑劣的賤坯子,就連他的生母、皇太后“張夫人”都感到失望。到了五月,檀、王兩路人馬皆至京城建康,徐羨之將皇帝劉義符的許多不端行為向二位進行了通報,準備發動政變,廢掉劉義符,另立劉裕的第三個兒子、時任宜都王的劉義隆當皇帝。至此,宋文帝劉義隆可謂為他的前任皇兄劉義符報了“奪命”之仇,使皇家尊嚴得到了維護。[詳細]
諸葛亮“受遺托孤”: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據《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記載,章武三年即黃初四年( 223年)春二月,劉備于永安縣(原名“魚復縣” )病篤,生命危在旦夕,立即快馬派人,將在成都的丞相諸葛亮召到永安白帝城(今重慶奉節縣境內) ,屬以后事。對于劉備“托孤”于諸葛亮,并且希望諸葛亮在特定情況下可以取代劉禪來當皇帝, 《三國志》史家評論曰:劉備“舉國托孤于諸葛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 。于司馬懿而言,他又何嘗不希望諸葛亮如此,所以他就來一個與諸葛亮“耗”的戰術,把諸葛亮的軍隊拖垮,把諸葛亮拖死。[詳細]
六.霍光攝政二十載,死后三年遭族誅。劉弗陵年僅8歲即位,猶如周武王駕崩時,周成王還幼弱,所以霍光受漢武帝托孤攝政,完全如同當年周公攝政一般。漢武帝讓畫師所繪“周公負成王朝諸侯”畫像,既表達了漢武帝對霍光的信任,同時我們也從后來時局發展變化過程中發現,如同當年周成王不信管、蔡、商、奄四國“流言” 、對周公攝政堅信不疑一樣,漢昭帝劉弗陵也是慧眼識破上官桀等人對霍光誣陷陰謀,對霍光攝政堅信不疑。[詳細]
王莽“攝政”:演變為“篡政”建立“新”政權。不久,皇帝劉欣請求王政君準許追尊其生父定陶共王為恭皇,并加封祖母傅氏和生母丁氏為皇后,使自己的祖母、母親與皇太后王政君的長信宮并駕齊驅,王政君表同意。漢哀帝劉欣擔心剛剛即位就失愛于王政君,未敢造次,對王莽表示挽留,迫使他派丞相及大司空、左將軍、衛尉聯合向王政君陳情: “皇上聽說太皇太后下詔,很是悲傷。王政君果然以自己“春秋高,精氣不堪,殆非所以安躬體而育養皇帝者也”為由,將承制大權交給了“安漢公”王莽及以王莽為首的“四輔” ,王莽的權勢“與人主侔矣” ,即與皇帝相當了,達到了徹底“攝政”目的。[詳細]
“顧命”一詞出自《尚書》 ,我們從中可見“顧命”大臣的原始攝政角色。當時被召集在身邊的大臣有:太保姬奭 ,還有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八大臣” ,另還有“百尹御事” , “百尹”即百官之長, “御事”即治事之官,他們也旁列。在成王向“顧命”八大臣等人的臨終話語中有: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八大臣”們為完成成王“顧命”遺愿,認真做好政權交接時的平穩過渡,而如何成功舉行登基儀式是重要一環。王國維《周書顧命考》指出: 《尚書?周書?顧命》一篇,記成王沒、康王即位之事。[詳細]
周公姬旦是周文王姬昌的兒子、周武王姬發的弟弟。《史記?魯周公世家》記載,周王朝建立后,實行分封制,周公的封地在魯(今山東境內) ,姜太公呂尚的封地在齊(也在今山東境內) 。因為周王朝剛建立,王權最高領導層面有許多大事需要去思考落實,加之武王在建立周王朝兩年后就生病去世,成王又年幼,所以周公留在京師輔佐朝政已成必然,他就讓兒子伯禽代替自己到封國就任。臨行前,周公告誡兒子伯禽說: “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 … ”。孔子雖然與周公不在同一個時代,但他卻說自己經常夢見周公,這可能因為周公是魯國的始祖,魯國的太廟里懸掛有周公的畫像、孔子經常去太廟“每事問”的緣故吧。[詳細]
歷史進入夏商周奴隸社會后, “攝政”現象頻繁出現了。但攝政者最后的政治結局及后世口碑要想再達到虞舜的程度,已經很難,幾乎不可能。但在夏商政權交替時期出現的一位攝政者伊尹,其傳奇人生及攝政時期的強勢程度,也是令后人經常論道的。伊尹的一生,與夏王朝最后一位帝王夏桀、商王朝第一位帝王成湯(即“商湯” )有關,他更以商王朝四朝元老的身份,與商王朝第四位帝王“太甲”之間發生恩怨,直至將太甲流放,成為歷史上最牛的攝政者。第五,伊尹“攝政”并“流放”殷商天子太甲。伊尹為殷商王朝建立與鞏固立下了卓越功勛,雖無天子之名,但能行天子之實,最后又能得到天子葬禮的崇高禮遇,堪稱是成功的、善始善終的“攝政”者。[詳細]
歷史自夏王朝進入“家天下”奴隸制社會后,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世襲制”成為“天下”國體的主要特征,一國之命運系之于皇族王族一姓之盛衰,皇族王族一姓之盛衰又直接關乎國運之治亂。因此,一個國家或一個政權建立后,如何維系和鞏固發展下去,執掌權杖的帝王如何一茬接一茬地將接力棒在帝王家族譜系中傳遞下去,是歷朝歷代統治者最為關注的大事。但舜的攝政者角色與后來出現的攝政者又有著本質區別,更多帶有太子“監國”職能,因為他是被堯帝選為接班人后,通過攝政鍛煉而成長起來,最后通過“禪讓”而繼承了天下共主之位。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舜在堯帝還活著的時候“攝政” ,最后又當了堯帝的接班人,與后世的“太子監國”又何其相似乃爾。[詳細]
到了四月,明朝總兵、平西伯吳三桂為報復李自成“大順”政權將領劉宗敏對其家眷不恭,竟打開明朝國防重鎮山海關大門,將早已對大明江山虎視眈眈的滿洲清兵引入關內助陣。清兵先是在“距山海關十里” ( 《清史稿》卷四百七十四《吳三桂列傳》 )的“一片石”這個地方打敗了李自成將領唐通所部之后,趁勢迫近山海關。吳三桂開關延請,設儀仗,吹螺號,與滿清睿親王多爾袞拜天地、結盟約。據我所知,高郵地區歷來十分重視歷史文化名人研究,但我從未聽說過他們將吳三桂掛在嘴邊上炫耀,可見歷史上的吳三桂為人人品何等低劣,辦事何等不得人心,早已遭到了包括“江南高郵”地區在內的中華好兒女們的唾棄。[詳細]
“淝水之戰”是我國歷史上著名的以少勝多戰例,中學、大學歷史教科書或一般歷史讀物都會提及。這場戰役發生在1640年前的公元383年,當時的中國正處于南北分裂最為嚴重的東晉及“五胡亂華”的“十六國”時期。作戰雙方一是定都長安(今西安) 、日益強大的“前秦”國,一方是定都建康(今南京) 、擁有江東之地的東晉王朝。雙方交戰的終結地點在今安徽省境內的“淝水” (亦作“肥水” ) 。桓沖擔心,東晉王朝已經面臨著將要被“五胡”之一的氐人來統治的厄運。[詳細]
長期以來,人們把東晉對抗前秦的“淝水之戰”所取得的勝利歸功于謝安及“謝家軍” ,而忽略了對一個至為關鍵至為重要的人物的高度重視與高度評價,這個人物就是朱序。到了晉孝武帝司馬曜寧康初年( 373年) ,朱序又官拜使持節、監沔中諸軍事、南中郎將、梁州刺史,鎮襄陽(今湖北境內) 。公元378年,苻堅派遣其子、征南大將軍苻丕等,率領步騎兵七萬人圍攻襄陽,這就是歷史上的“襄陽之圍” 。襄陽城被前秦軍隊占領, “朱序陷于苻堅” ,被苻堅活捉了,從此二人有了正面交往。作為東晉王朝培養出來的一員守邊戰將,雖然“襄陽之圍”被俘且仍被苻堅重用,但朱序骨子里的那顆紅心是永遠不會變色的。[詳細]
運河是指由人工開挖的河道,并且與自然河道及其他河流相連,主要用于水上運輸和水利灌溉、分洪、排澇、給水等。運河是由勞動人民開挖的,運河的疏浚也是由勞動人民負擔的,在中國運河史上,無論是大運河、小運河,都是如此。我在讀《金史》時,其中記載有一次運河疏浚工程沒有讓農民參加,讓我感到十分詫異,難以忘懷。還有一次是在元代,運河開挖時,沒有讓“細民”參與,全部讓吃皇糧的人去干。由此也引發了我對“中國大運河”有關問題的再思考。這難道不是“中國大運河”帶給我們的又一種啟發嗎?[詳細]
從此,明王朝的第二位福王誕生了,而他,福王朱由崧之所以還能經常被人們提起,與明王朝的最后絕唱有關,與他在南京建元“弘光”朝有關。至此我們可以說,在南京建立的明王朝,在經歷了277年南風北雨之后,最終還是在南京落下了帷幕。豈不知,明王朝首先是建都在南京,都城的根在南京,朱由崧的舉動只是“回娘家” 、回到明朝都城的發祥地、回到了留都而已,不存在重打鑼鼓另開張問題,而只是順理成章地啟動了國家機器的“備胎” 。我們應該還弘光朝一個歷史公道,還朱由崧一個恰當的歷史牌位,更應該還南京這座“七朝古都” 、第一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以符合歷史史實的明代都城史系統而又全面的定位。[詳細]
一. “御史”小考“御史”在古代最初是史官角色,后來發展為專指執掌監督監察的官吏,類似今天的紀檢監察官員。從秦代開始,有御史負責監察事務,有御史就有“御史臺” “御史府” 。“鯁言無所忌”的御史韓愈御史是一個直面官場、刀刃向內的政治角色,其本身政治素質如何,直接關系到封建王朝政令暢通、皇帝威嚴、官府在民眾中的口碑與威信等問題,因此,選拔什么樣的人當御史,選擇什么樣的人來幫助皇上廓清吏治,以正官場風氣,是封建王朝歷來注重的。封建御史已已,吏治督察未了,每一個時代都在呼喚御史式人物。[詳細]
我國有公認的四大古都,分別是西安、南京、北京、洛陽。西安號稱“十三朝古都” ,洛陽也號稱“十三朝古都” ,北京定位“五朝古都” ,這三座城市的古代都城數字是否準確可另當別論,但卻一目了然,一句話到位。唯獨南京市當初在確定是幾朝古都時,卻大費周章地用兩句話來表達: “六朝古都,十朝都會” 。我們唯有以科學嚴謹的態度,去偽存真,還南京以“六朝” + “明朝” = “七朝古都”的確切身份。[詳細]
到了南朝梁時,發生了“侯景之亂” ,在建康這片土壤上,又一個僭偽政權出現了,這就是侯景的“漢”政權,我們姑且稱之為“侯漢”政權。在拿下朱雀航的時候,侯景曾派使者給梁武帝送話,要求帶甲入朝,除掉君側之惡人,梁武帝還派人到板橋去慰問了侯景。但作為今天生活在南京的人們,我們不僅要知曉“六朝”中沒有包含大明王朝,南京應該是六朝加上明朝的“七朝古都” ,更要對“桓楚” “侯漢”兩個僭偽政權有所了解,提高我們去偽存真,甄別善惡的歷史洞察能力,為南京歷史文化名城尋找到準確的正確的定位。[詳細]
支撐司馬氏東晉政權的“衣冠南渡”者中,有以王導、王敦兄弟為代表的王氏家族,有以謝安、謝玄為代表的謝氏家族,人稱“王謝” ,另外就是以桓溫、桓玄為代表的桓氏家族了。南渡后的司馬氏皇家政權較弱,權臣過于強勢,導致東晉王朝早期出現“王敦之亂” ,中晚期出現“桓玄之亂” ,使這個政權從內部一次次嚴重受傷。“王敦之亂”雖被平息,但“桓玄之亂”卻導致取代司馬氏東晉政權的“桓楚”政權產生。公元420年,劉裕推翻了司馬氏王朝,建立了新政權“宋” ,歷史開啟了與北朝對峙的“南朝”時期。[詳細]
在中國歷史上, “六朝”是一個約定俗成的歷史概念,與“三國” “十六國”等概念不同的是,它專指隋唐以前在南京這座城市建立的六個政權:東吳、東晉、南朝的宋、齊、梁、陳。“南京是七朝古都”這一史學觀點曾于《中國江蘇網》 《炎黃文化》 《金陵四合齋詩文(不惑集) 》等網絡媒體書刊雜志上公開發布發表,筆者也曾在南京國際展覽館、南京中國科舉博物館、金陵圖書館等公開場合進行演講,其學術觀點及對南京是幾朝古都的準確計算。行文至此,筆者有了一種要振臂高呼、警醒世人的沖動:南京,你是七朝古都。[詳細]
這是兩個歷史典故,一個屬于皇室成員內亂造成的惡性政治事件,一個屬于皇室成員被迫由中原遷徙到江左的人口流動事件。兩者都與司馬氏建立的晉王朝有關,時空坐標都在西晉末年,只是“八馬”在前, “五馬”在后,有扯不斷的歷史因果關系。這種學術定位,如同得到了官方或學術權威部門的認可一般,肯定了南京在華夏文明發展的艱難時刻,因“六朝” 、尤其是東晉政權的建立而蝶變成為華夏文明保護與傳承發展的新高地。[詳細]
歷史在重要轉折關頭,起決定性作用的可以是力挽狂瀾的巨人,可以是橫刀立馬的頂天立地英雄,可以是縱橫捭闔指點江山的智者,有時也可以是柔弱善良愛民如子的女流。一百多年前,終結中國兩千多年封建帝制,迎接共和制到來的,有外部革命狂飆在推動,更有順應時代潮流而動的內在因素在起決定性作用。清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太后“隆裕太后” ,就是當時起決定性內因作用的女中豪杰。至此,隆裕太后成為即將終結的大清王朝事實上的最高統治者和終極責任人,埋葬大清王朝的最佳掘墓人出現了。識古思今,中華民族在和平奮斗、團結統一、民族復興的偉大征程中,是多么需要有“女中堯舜”一樣的開明人物出現啊。[詳細]
“盤庚遷殷”是歷史上發生的一次重大事件, 《尚書·盤庚》就是記載商朝第二十位君主盤庚率領臣民將都城從位于今山東曲阜的“奄”地遷徙到位于今河南安陽“殷”地的動員令。針對曹操的禁酒令,孔融以書面語言來調侃曹操。曹操再次被孔融戲耍,作為一國丞相,其心情肯定是不舒暢的,以曹操的性格和脾氣,可以說是積了一肚子的怨氣,加之平時對孔融的一些猜疑忌妒,促使曹操在尋找機會收拾孔融。在殺害孔融后,迫于社會壓力,同時為了平息輿論,曹操向全國頒布命令,列數孔融“違反天道,敗倫亂理”罪名,希望大家不要被孔融的“虛名”及“好作變異”的“浮艷”假象所迷惑,并且還后悔殺孔融殺得太晚了: “雖肆市朝,猶恨其晚” 。[詳細]
如果將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國也包括在內,一直到清王朝滅亡,中國古代究竟有多少位末代帝王后主,筆者疏于梳理,未能作出確切統計。這些人失去皇冠毓冕、失去皇權王權的原因復雜多樣,但在失去權杖神器后,如何度過余生,已經不能由他們做主了,完全取決于上位主宰者的手軟手硬、心慈心毒,從而使他們的人生出現悲喜雜糅現象。《北齊書》卷四《文宣帝紀》記載,東魏孝靜帝武定八年( 550年) ,高洋在父親高歡、哥哥高澄權勢基礎上,奪取政權時機已經成熟,通過“禪讓”形式,推翻東魏政權,建立北齊政權,改年號“天保” ,武定八年即為天保元年。成王敗寇,禮敬前朝前賢雖然是一種傳統文化現象,但在勝利者的詞典里也可以有多種解釋的。[詳細]
自大禹的兒子、夏后啟建立家天下夏王朝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王朝的更迭現象開始在中國歷史大舞臺上輪番上演。歷史的車輪在嬗變跌宕中向前,無非呈兩種樣態:有的通過戰爭,在累累白骨、血流成河中實現城頭變換大王旗。但作為一種主流傾向,在對前朝末代君王和賢德之人處理上,一般都能表現出禮敬與寬容,而并不是一刀兩斷,更不是斬盡殺絕。中華五千多年文明能夠賡續和不斷豐富創新,中華民族的日益發展壯大,與這種禮敬前朝的禮儀文化基因傳承有著密切關聯。曹操禮敬盧植,一方面是受三代以來形成的禮敬前朝前賢傳統文化影響,另一方面也與盧植與曹操當初一道反對董卓專橫跋扈、捍衛漢家政權的共同政治取向有關。[詳細]
秦王朝末年,繼陳勝、吳廣大澤鄉平民起義后,曾經被秦王朝鎮壓下去的六國勢力又紛紛抬頭與秦庭抗爭,爭取重新獲得獨立。而“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魔咒再次得到驗證:以項羽、劉邦為戰將的楚國軍隊成了當時繼陳勝、吳廣后最強大的起義造反隊伍,在推翻秦王朝的同時,上演了一場長達5年之久的楚漢戰爭,最終以項羽失敗而告終。項羽在焚燒咸陽、殺秦王子嬰后,使人給楚懷王熊心送話,希望楚懷王熊心能夠封他為王。這也說明,后來者對項羽的神勇無比并沒有忘記,通過另一種形式以表達敬仰懷念之意,體現了民間大眾不以成敗論英雄的樸素歷史觀,這一點,又與司馬遷的《史記》將項羽列入“本紀”最高等級體例進行記載的史學觀是一致的。[詳細]
一. “諫鼓謗木”之“謗木”是“華表”的雛形人們對“華表”的認知應不陌生,因為首都北京天安門廣場前就豎立有兩根高大的華表。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龍華寺》中有: “宣陽門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橋,所謂永橋也,南北兩序有華表,舉高二十丈,華表上作鳳凰似欲沖天勢。”三國魏的何平叔《景福殿》中也有“其華表則鎬搞鑠鑠,赫奕章灼”句,這里的華表就是指殿宇屋外帶有宗教象征意義的建筑構件。天安門廣場的華表是在繼承中國傳統建筑文化中“華表”和“望柱”文化內涵及寓意而設立的,每根華表通高9.57米,直徑98厘米,重2萬多斤。[詳細]
以“天子” “國王”為上尊的封建社會呈現的是“家天下” 、嫡長子繼承制社會形態。但在父權制時代,女性的配角地位使她們的執政者形象又經常被一道有形的或無形的帷幕給遮隔,被冠以“垂簾聽政” ,以示優雅,以保全男性的虛榮尊嚴。一. “太后”的誕生暨宣太后與趙太后太后可以是皇太后,也可以是王太后,適用于自命為天子的皇家,也適用于諸侯國國王家。“二宮垂簾”及“女中堯舜”隆裕太后當歷史的車輪進入到清代末年,出現了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兩宮太后同時垂簾聽政現象。據《清史稿》卷二百十四《后妃列傳》記載:隆裕太后是清德宗光緒皇帝的皇后,是慈禧太后的姪女,光緒十五年正月立為皇后。[詳細]
我是漢代太子太傅疎廣公的第幾代孫,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分四個時段來考察論證。又,在安徽樅陽縣疏獲先生幫助與關心下,我對《南陽疏束氏宗譜(六修) 》第二部中有關漢元帝劉奭兩次下詔,對太傅疎廣和少傅疎受進行褒獎一事進行了認真研讀。第四,末尾日期用漢元帝劉奭 “漢孝元(帝) ”來確定,這不符合當時對皇帝的稱謂規范,對皇帝加上“孝”字是在皇帝死后,人們給予的謚號評價,如《漢書》中稱漢武帝劉徹為“孝武皇帝” ,劉奭為“孝元皇帝” ,但皇帝在當時下詔書時,不可能自己夸自己“孝” 。第六, “皇帝賜黃金五十斤”句,將皇帝變成第三人稱了,皇帝自稱“朕” “寡人” ,怎么能自稱自己為“皇帝”呢?[詳細]
“訟獄”一詞出于《管子·小匡篇》 : “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 。意思是說:沒有冤屈而來訟獄告狀,官方正式再三地勸禁又不聽、而理由又不充分直正者,則須交納一束箭以作懲罰。這是管子與齊桓公對話時,針對齊國“寡甲兵”即軍備武器不足的嚴峻形勢,準備采取“輕重罪而移之于甲兵”的政策,對罪犯采取讓其交納武器、盔甲、犀牛皮、盾牌、兵器架、胸甲皮等物來減輕他們的罪行。經過73年的發展,依法治國,依法依規立案,依靠科學辦案,已經成為維護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的重要保障,人們再也不需要依靠“神”的力量來獲得心理的安慰與啟示了。[詳細]
在我國許多“自古”的表述中,有一種表述應該是:我國自古就是一個依法治國的法治國家。這個“古”可以上溯到四五千年前的上古堯、舜、禹時代,當時誕生了我國第一位大法官、被譽為“中國司法鼻祖”的皋陶(音遙, y áo )這個人。堅持嚴謹慎重態度去立法執法,堅持為民族和國家利益去立法執法,堅持為維護大眾利益去立法執法,這是我國法治文化時至今日都在賡續的優秀傳統,而歷代百姓最不會忘懷的,還有那些堅持“慎乃憲”的立法執法人。[詳細]
中國遠古至上古時代,具有神話傳說與史跡雜糅特性,反映了人們對自然及人類自身、社會發展始初階段的認知水平,是民族文化寶庫中的珍貴遺存,值得永久珍藏,更值得后來者從中汲取無窮的智慧與力量。在古人字典里, “炎帝神農氏”是同一所指,時而分稱,時而合稱,如同黃帝也經常稱“軒轅氏” 、合稱為“黃帝軒轅氏”一般。一直到隋唐時期,人們心目中仍然不忘“三皇五帝” ,只是開始逐步將崇拜的對象集中到炎帝、黃帝二帝身上,并且以單獨歌頌黃帝居多。無論是昨天、今天、還是明天,無論是身處祖國內地和香港澳門臺灣,還是身處海外,由“土德” “火德”共同培育鍛造出來的我們,永遠是血濃于水的炎黃子孫一家人。[詳細]
我們對炎帝、黃帝、堯、舜、禹的名字可能并不陌生,但對他們之間的關系卻并不一定清楚。本文將通過《尚書》 《國語》 《史記》等大量歷史文獻梳理,在歷史與神話之間穿梭,在人性與神性之間尋找連接點,通過對他們光輝業績的簡略陳述,以增強對他們相互間關系的進一步了解,以從中獲得一份共同尋根的喜悅。黃帝除了有“軒轅氏” 、 “公孫”及姬姓外,又號稱“有熊氏” ,因為黃帝的父親少典曾經當過“有熊國” (今河南新鄭一帶)的國君,后來被黃帝繼承了。如此推算,從禹到黃帝只相隔五代人,禹是“黃帝之玄孫”即大禹是黃帝的第五代孫。據《史記·五帝本紀》 ,帝嚳高辛是黃帝的曾孫,分屬黃帝的兒子玄囂那一分支。[詳細]
今年夏秋以來,從6月13日開始到8月中旬,全國已經超過100萬平方公里、涉及12個省區市出現持續高溫,部分地區旱情嚴重。重慶地區最高氣溫已經達到43度,所以南京地區連續出現的41度高溫記錄,也似乎讓我們心里得到了一種安慰。氣象部門一次次發出“紅色預警” ,稱2022年的這一次高溫少雨,已經打破了1961年那一次的最高記錄。再后來,又出現夸父、刑天、共工等神性與人性共存的人物,他們均為炎帝的后裔或屬臣,在前仆后繼地與黃帝部落決戰著,但他們也先后都被黃帝部落打敗了,其中,蚩尤與夸父二人,都是被黃帝手下大將應龍給斬殺。但得銀漢傾甘霖,旱魃斂跡難逞狂![詳細]
“遺直” “遺愛”是孔子對春秋時期兩位諸侯國國卿的褒獎贊譽。這兩位國卿一位是晉國的叔向,一位是鄭國的子產。他們與孔子同時代,是孔子生前十分敬佩的賢臣。當時,晉國軍隊駐扎在衛國,叔魚以大國領導人自居,向衛國人索賄未果,放縱晉國軍隊中那些負責割柴草的士兵隨意刈草搗亂。針對這種“強拆”民居行為,魏知古大聲疾呼: “乖人事,違天時,起無用之作,崇不急之務,群心搖搖,眾口籍籍。正是在古代“遺直” “遺愛”優良品德的影響和代代傳承下,使得我們這個民族歷代不乏舍生取義、秉公剛直的人,更不乏為民請命、執政為民、心系民生的人,中華民族正是在無數“遺直” “遺愛”的帶動和推動下,不斷向前,永遠發展。[詳細]
古代朝廷中有專門職掌記錄和編撰歷史的官員,他們被稱為“史官” 。朝廷規定, “君舉必書” ,史官要負責記載當朝皇帝及其皇室和朝廷重臣的言行,同時對一些重要事件也須及時記載。記錄類演化出專門負責記錄皇帝或國君“起居注”史官,他們隨侍皇帝或國君左右,記錄皇帝或國君的言行與政務得失,并作為宮廷秘籍,由太史令專門負責保管,史官有記錄的特權,皇帝或國君是不能閱讀察看史官記載的記錄內容的。史官“書法不隱”及其傳統,猶如懸掛在封建王朝上空的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 ,令封建統治者們不得不謹言慎行,去力爭多做有利于國家、民族和人民大眾的事。[詳細]
這里的“周召”二字分別是指周公和召公。而在西周后期的周厲王末年、周幽王初年一道實行“共和”執政的,是這兩位前輩周公、召公的后裔,他們繼承了周公、召公的爵號稱號,這時的召公叫召穆公,名叫姬虎。可喜的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 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已經十分清晰明確地將“共和”二字鐫刻在了國家政權名稱中,并且建立的是由56個民族組成、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的“共和”國體,這也讓我們再次感受到了華夏優秀傳統文化的強大魅力與深遠影響力。[詳細]
一.成事不說我們的祖先何時有保密意識,我一直以為,孔子的那句“成事不說”可以用現代漢語翻譯成為:要想把事情辦成功,在之前或過程中都不要說出來。這四個字源于《論語·八佾》篇,并且與當時的政治背景相關。乾隆皇帝以土爾扈特全部歸順為題,要紀曉嵐當場作詩表達,結果是詩意“稱旨” ,很符合乾隆皇帝的口味,終于考試合格,重新贏得皇帝信任,復授編修一職。雖然保密是一個受時間、空間和人的地位身份制約的概念,具有時效性和權限性特征,如果超越了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保密的內容就失去了意義, “解密”就成為必要,但對于每一個職場中人,他所要承擔的在規定時間和空間內不能泄密的紀律責任與法律追究,將是永遠存在的。[詳細]
四.朝鮮“東學黨”之亂,日本強行將軍隊再次開進朝鮮半島光緒十三年( 1887年) ,袁世凱奉李鴻章之命,任清朝政府駐朝鮮總署“道員” ,相當于在朝鮮辦事處的負責人,全權負責處理清朝政府與朝鮮及協調朝鮮與其他國家交往事宜。此時的朝鮮仍然相信并依賴于中國,其執政者與袁世凱相處關系融洽。日本悍然發動朝鮮政變,中國軍隊渡過鴨綠江作戰光緒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日本駐朝鮮大使大鳥圭介直接率兵攻入朝鮮王宮,殺死衛兵,將朝鮮現任國王李熙劫持綁架,任命大院君李昰應主持國事,悍然發動了朝鮮宮廷政變。至此, “朝鮮境內無一華兵,朝(鮮)事不可問矣” 。[詳細]
國人對這場戰爭的印象,相信大都是通過看電影、閱讀教課書、聽老師講那過去的事情來獲取,但對于戰爭的來龍去脈、戰爭的導火索不是太清楚,只是大概記住了清朝政府腐敗無能、某某大臣是賣國賊、日本倭寇強盜行徑等結論性話語。針對這一情況,李鴻章建議,可利用美、法、英等國家不愿意讓日本獨家占領朝鮮市場份額的心理,由清政府出面,幫助朝鮮起草協議,先由美國與朝鮮簽訂協議,放一個標準樣版,這樣就可以阻止日本對朝鮮獨家提出無理要求。日本正在逐步推翻中國在朝鮮的“上國”地位,以達到由日本來控制朝鮮的戰略目的。[詳細]
書法與繪畫是兩門不同風格的中國藝術。文字的誕生孕育出了書法藝術,對自然界萬事萬物的摹擬與想象孕育出了繪畫藝術。據《新唐書》卷一百九十六《隱逸列傳》記載,歐陽詢當初是先仿王羲之書法,后來是“險勁過之” ,筆力走勢的勁道有超過王羲之的地方, “因自名其體” ,稱“歐體” 。至此我們可以說:以封建帝王為代表的皇家成員是我國古代字畫收藏愛好者中最早也最具實力的一個群體。通過以上列舉的幾位不同性格、不同遭遇的書畫家身世來看,字畫進入市場流通是歷史傳統,而民間資本的投入,人民大眾的積極參與,將會給字畫交易市場帶來更加寬敞的舞臺。[詳細]
孔子是春秋時期誕生的我國著名思想家,儒家思想暨儒家文化創始人,距離我們已經2500年左右,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貢獻與影響是超越時空的。儒家思想已經滲透到華夏民族的血液中,滲透到我國歷史文化發展的血脈中,尤其是自漢武帝采納大儒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議后,儒家思想文化得以盛衍不衰,成為華夏文化主體。孔子號稱有“弟子三千,賢人七十” ,這些弟子在孔子身邊,有時是孔子直接與他們講話,有時是弟子向孔子請教時的孔子答話,有時是孔子與別人交流時的對語,大家各自隨時記錄下來,并且反復體會。[詳細]
文翁,西漢時期人,籍貫“廬江郡舒縣” ,應該就是今天安徽省舒城縣人了。作為郡守,文翁嘗到了通過文化知識來熏陶培養干部、開啟民智、管理好地方政務的甜頭,于是有了更大的規劃,他又在蜀郡治所成都市的城南地段, “修起學宮” ,興辦“石室學宮” ,由政府出資,創辦公立學校“官學” ,招收郡治所以外的四郊屬縣青年子弟入學。通過官學集中學習培訓后,再將其中學問好的官學弟子來增補郡縣官員空缺。所有這些,都可以讓我們深深地感觸到,自漢代“文翁興學”兩千多年來,華夏崇文重教的強大文脈一直在堅強有力地跳動著、傳承著,令人無比欣慰。[詳細]
太平天國是一個什么性質的政權?之前諸多說法我無從評說,只想說說我閱讀完《清史稿》后的感受:洪秀全利用教主身份鼓吹發動農民武裝暴動、四處出擊、攻城略地、建立政權、直至洪秀全死亡后的一個月左右,太平天國政權被清政府剿滅,在這十來年的打打殺殺過程中,他在大清國土上建立的所謂“天國”政權。他所建立的“太平天國”從一開始到結束,十來年中,沒有一天離開過宗教,也沒有一天離開過武裝,幾乎沒有一天不打仗,究其本質,只不過是一個浸染并患上了封建王朝痼疾的“宗教武裝政權”而已。[詳細]
19世紀中葉,華夏大地上曾爆發了席卷清王朝版圖十幾個省、長達十多年的農民起義造反事件,習慣稱為“太平天國”農民運動。《清史稿》通過人物列傳,直接間接記載了許多有關“太平天國”的內容。從太平天國事發過程看,當時的江寧即今日之南京雖然是洪秀全“太平天國”建都之地,并長達十來年,但南京仍然帶有“遷都”性質,因為太平天國宣布建國的地點是在廣西的“永安州” 。因此我認為:清政府時期的江寧即今日之南京,只是太平天國政權的遷都城市而已,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始建都城在廣西的永安州。[詳細]
清咸豐三年( 1853年)正月,太平軍放棄攻打武昌,駕船東下, “大舉東犯,連舟蔽江” ,號稱有50萬大軍。太平軍浩浩蕩蕩,大舉東進,直奔長江下游而去。清王朝政府軍猝不及防,長江下游的江寧城危矣。太平軍過蕪湖時,福山鎮總兵陳勝元率舟師抵抗又不幸戰歿,從此長江上就缺少了抵御太平軍的水上力量,致使太平軍船隊長驅直入,直抵江寧城下。又據丹陽民國《束氏宗譜》記載,太平軍在攻克常州時,地方政府組織民團阻止“長毛” (即太平軍)東進常州,當地的蘇、束、毛三氏族人與太平軍對陣交戰,結果除參戰者全部被殺戮外,太平軍還進村燒房滅族,當時僅束氏家族就有幾百人被殺戮。[詳細]
中華民族綿延發展,不斷強大。其重要因素之一在于,由中華本土誕生的前賢圣哲思想與智慧得以薪火傳遞,他們那胸懷社稷蒼生的人生價值追求在代代賡續傳承。縱然在漫長的封建社會,我們仍然能從社會發展的主流中,從絕大多數中,捕捉到大量仁人志士關心社稷民生、堅持懲惡揚善、永葆公正廉潔形象的正直官員身影,本文謹在浩瀚的歷史文獻中剔撥擷取幾組鏡頭,以見端詳。”意思是說,對于那些違法違紀的官員是不能原諒的,將他們鏟除法辦,只是對貪官這一家不利而已,但絕不能因為貪官這一家而讓郡邑內的千家萬戶老百姓去受害受苦。史籍昭昭,斯人已已,時代的車輪永遠向前,我們可以感到欣慰的是,中華民族浩然正氣,依然激蕩乾坤,引領未來。[詳細]
“條約”是指甲乙雙方就某個問題達成的一種協議,它一般適用于國際關系,可以由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簽訂,由兩個國家簽訂的條約稱“雙邊條約” ,由三個或三個以上國家簽訂的條約稱“多邊條約” 。條約包括公約、協定、換文、聯合宣言、憲章,具有時效性,如果期滿不再續簽即視為失效。我國歷史上屢屢出現的“城下之盟”等,究其實也是雙方簽訂的一種條約,著名的如“澶淵之盟”就是公元1005年北宋與遼國簽訂的條約。至此, “虎門燒煙”三位功臣林則徐、鄧廷楨、關天培全部罹患或罹難。所謂“中英《南京條約》 ”在歷史上根本不存在,其提法可以休矣。[詳細]
古漢語中囹圄( l íng y ǔ )一詞就是監獄、牢房的意思,是指國家專門用來關押犯人的地方。從史料記載來看,我國至遲在夏王朝時期就有監獄了。據《舊唐書》卷三《太宗本紀下》記載,貞觀六年( 632年)十二月辛未,唐太宗李世民親自到監獄里查閱犯人犯罪記錄檔案,有290名犯人已經被定為死罪。由歷史上釋放囚犯現象可知,從古至今,法律永遠只有對那些遵紀守法的人在起作用,誠信只有在遵守誠信的人之間才被視同是對生命的承諾,我們倡導為政以德,更應秉持恩威并舉,儒法并重,為社會發展贏得一個長治久安的環境。[詳細]
清王朝由滿洲人建立,故又曰滿清王朝,它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后一個王朝。滿清王朝經歷了一個由北方“女真”部落的愛新覺羅?努爾哈赤于1616年(明萬歷44年)建立“金”國政權(史稱“后金” ) ,到1635年(明崇禎8年)皇太極改族名“女真”為“滿洲”的過程。經歷了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于南京宣布成立,孫中山在南京就任國民政府臨時大總統,到是年的2月12日袁世凱迫使清朝宣統皇帝溥儀頒布退位詔書、滿清王朝宣告徹底滅亡的過程。針對當時社會等級和滿漢種族差別,馮銓曾上疏順治皇帝,希望改變這種社會不合理局面。[詳細]
自古民以食為天,其中“食”的內容主要是糧食,是適應人類胃口的稻麥稷粟菽之類。但人類常因自然災害發生,諸如洪澇災害、嚴重干旱及蟲害人禍等原因,致使口糧短缺,生活難以為繼現象時有發生。為此,國家要有足夠的糧倉儲備糧食,是歷代統治階級都十分重視的。如果遇到災荒年景,在民不聊生時,災區的各級政府打開糧倉,賑災濟貧,是政府幫助受災百姓度過難關的必要措施,史籍記載屢見不鮮。可能是疲于封建官場的爾虞我詐吧,葉士寬在父親去世后,按照當時的禮儀規定,回家為父親守孝三年,他也就此告別官場,過起了隱居鄉野的平民生活。[詳細]
郭德成是元末明初鳳陽(今屬安徽)人。在元末動亂的年代里,他和哥哥郭興一起,隨朱元璋轉戰沙場,立了不少戰功。據《明史》卷一百三十一《郭興列傳》和《郭德成列傳》載:朱元璋做了明朝開國皇帝后,原先的將領紛紛加官晉爵,待遇優渥。他們的妹妹也被招進皇宮,被朱元璋封為寧妃,皇帝朱元璋就這樣成了郭德成的妹夫、郭德成成了朱元璋的內兄了。據說朱元璋臉上因患天花病而留下了后遺癥,滿臉麻子,估計這時候他的麻子臉肯定是漲得通紅了,心想這小子怎么敢這樣說話、當面羞辱朕呢。據研究統計,朱元璋是我國2000多年封建社會中殺貪官最多的皇帝。今天看來,究其根本原因,應是封建王朝先天性缺少將人民利益和幸福放在首位的執政理念所致。[詳細]
“九品中正制”的人才選拔趨勢,在《后漢書》卷六十一《左雄列傳》中已顯端倪。中正官受上司之命,對人才進行定品級,是掌管對某一地區人才進行品評定級的負責人,相當于“組織部長” ,所以,設置中正官是九品中正制能否保質保量開展的關鍵環節。大小中正官還都設有名為“訪問”的屬員,這些人相當于組織部的人員,一般人物可由屬員來進行評議,重要人物則由中正官親自評議。但是,當時擔任中正的人,一般都是二品人物,二品又有參預中正官推舉之權,而獲得二品的人幾乎全部是門閥世族,因此,門閥世族又完全把持了官吏選拔的權力,從而出現了完全以家世來定品級的不正常現象。時代呼喚人才,時代需要人才,非常時期,更需要非常之人才。[詳細]
我國封建王朝實行的是“世襲制” “家天下” ,江山是屬于某一姓某一人及其子孫的,別人都在為這個某姓王朝賣命打工。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也曾出現一些開明皇帝十分注重處理好與為自己打江山、守江山的臣子們的關系,對他們封官許愿、重金犒賞是一個方面,也有同時注重在精神層面予以激勵褒獎的。這其中,封建帝王為有功大臣制作畫像并配以贊詞,將功臣們的畫像置于殿宇臺閣中懸掛供奉,讓他們進入國家最高榮譽殿堂,就是一種十分高明的統御術。據《清史稿》卷三百十八《阿桂列傳》記載,在平定伊犂回部叛亂中,有50位功臣的畫像被放進了紫光閣這一國家級榮譽殿堂,第一位就是大學士傅恒。[詳細]
中國古代為官者愛民如子現象充斥史籍,今天讀來,仍有令人動容之處,同時也不乏現代榜樣教育作用。到了西魏大統三年( 537年) ,裴俠曾帶領鄉兵參加了由西魏大將宇文泰(即后來的北周太祖周文帝)指揮的“沙苑”戰斗,裴俠在戰斗中沖鋒陷陣,勇往直前,受到了宇文泰的高度夸獎,稱其“仁者必勇” 。有一次,裴俠與其他郡太守一道去拜謁丞相宇文泰,實際上是宇文泰召見他們。宇文泰病逝后,他的兒子宇文覺繼承他的太師、大冢宰職位,護輔朝政,第二年即公元557年,取代西魏政權而建立北周政權,是為孝閔帝。我國優秀吏治文化傳統正是在代代相傳、又不斷融入時代特點中得到發揚光大、賡續綿延。[詳細]
對于南京這座首批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人們將它的“建城史”鎖定在戰國初期越國筑的“越城”是較為可信的。由于該城已經有了軍事防御功能,可以作為南京建城史之始。由此推算,南京建城史已經有近2500年。有些人把“天塹”長江以北的六合境內“棠邑”認作是南京建城之肇始,顯然是用今天的行政區劃來審視歷史空間,牽強附會之說,不可取也不可信。許嵩采擷正史資料,將唐以前在今南京定都的6個政權通過《建康實錄》一書加以反映,為我們認識南京、了解南京做出了重大學術貢獻,也為今天史學界稱南京為“六朝”古都提供了史學依據。[詳細]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還是要從吳三桂引多爾袞清軍入山海關這件事說起。與此同時,本已投降農民起義軍的鎮守山海關的明總兵、平西伯吳三桂在途中聞說起義軍頭領劉宗敏將其愛姬陳沅掠去了, “憤甚,疾歸山海,襲破賊將” , ( 《明史?流賊列傳》 )雙方遂反目成仇,吳三桂又折回山海關,要與農民起義軍開戰。多爾袞認為,吳三桂請他認關是為了報明朝皇帝之恩,所以盛贊吳三桂與李自成流賊不共戴天的行為是忠臣義舉。當清軍距山海關十里時,吳三桂又送來情報,說李自成的軍隊有一支已經到達山海關外了,情況十分危急。[詳細]
努爾哈赤“后金”政權與明朝結怨,明朝政府曾阻止他恃強凌弱。1582年,努爾哈赤來到葉赫部,楊吉砮慧眼識人,將只有八歲的孟古哲哲許配給了努爾哈赤,說等到孟古哲哲長到出嫁年齡時,一定把她送往建州女真的大本營與努爾哈赤完婚。楊吉砮告訴努爾哈赤,他并不是為了推托與努爾哈赤的聯姻而不把長女嫁給他,實在是自己小女兒品貌更加出眾,才配得上努爾哈赤,希望他耐心等待。皇太極是愛新覺羅?努爾哈赤第八個兒子, 1626年9月努爾哈赤去世后,皇太極被奉為“博格達?徹辰汗” ,又稱“天聰汗” 。[詳細]
“明朝二鄭”是指明朝的鄭和、鄭成功二人,他們的人生業績中,都與臺灣島有關。將他們二人放在一起研究,不僅有助于我們對這兩位歷史人物的認知了解,更有利于我們對臺灣島自古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認識。針對荷蘭人霸占臺灣島來發大財及海盜猖獗現象,明朝政府早已準備著手解決了。為了降服鄭成功,清朝政府就讓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出面,讓他給兒子鄭成功寫信,勸鄭成功及鄭鴻逵盡早歸順朝廷,并承諾特赦他們的罪行,另外還“授官”封賞。順治十一年,順治皇帝再次派特使去曉諭鄭成功,朝廷要授予鄭成功“靖海將軍”官銜,讓他的部隊駐扎在漳州、潮州、惠州、泉州四府,實質上是讓鄭成功擔任這四個州的“總督”老大。[詳細]
《清史稿?德宗本紀》記載,光緒二十六年( 1900年)秋七月, “丁巳,外兵陷通州。庚申,上(即光緒帝)奉皇太后如太原,行在貫市。澳大利亞是當年外國列國“聯軍”中的一員,也曾犯下過侵略中國的罪行,盡管他們沒有權利在《辛丑條約》上簽字,沒有能在中國撈到更多的油水,但澳大利亞在中國近代史上曾經侵略過中國的歷史史實是不應該被抹去或忘記的。在《辛丑條約》簽訂120年國恥日到來之際,筆者強烈呼吁:當年的那場戰爭是“十一國聯軍侵略中國” ,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也必須更正以前的提法,還歷史以真相。[詳細]
下雨下雪是天公老爺的與生本能,是一種極其自然現象,不以人類的意志為轉移。”在為民祈雨這個問題上,雍正皇帝雖然只在雍正二年二月舉行過一次,但卻把祈雨的地點從京師放到了京郊: “上祈雨于黑龍潭” 。據《清史稿?宣宗本紀》記載,道光皇帝在近30年的皇帝生涯中,有48次祈雨祈雪舉動,是清朝10位皇帝中祈雨祈雪次數最多的一位。我們從大清王朝皇帝們所展示的雨雪情中,感受到了那種已經消失掉了的祭祀文化的歷史存在,由此將更加激發起我們探索宇宙奧秘、掌握自然規律、合理利用大自然為人類服務的堅定信心和決心。[詳細]
(一)我們先看朝鮮暨高麗國,其進貢使者帶頭“走私” 。明朝政府似乎發現了日本使者打著納貢旗號來中國干違法勾當,永樂皇帝不得不下詔:日本十年一貢,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攜軍器,違者以寇論。由于永樂皇帝當年開了海禁,允許日本使者來中國納貢時,可以在中國做生意,尤其是做兵器生意,因此,日本國對明朝的納貢已經開始變味了。針對這種情況,明代宗朝的禮官們只好向皇帝進言: “宣德間所貢硫黃、蘇木、刀扇、漆器之屬,估時值給錢鈔,或折支布帛,為數無多,然已大獲利。至此,日本使者才怏怏而去。[詳細]
明朝疆域遼闊,國力強大,建國長達277年。其對周邊國家和地區影響廣泛,是中國歷史上可以與漢唐比肩的、在世界尤其是亞洲、非洲地區有較大影響力的一個朝代。南京明孝陵立有一塊清代康熙皇帝題寫的碑,碑文為“治隆唐宋” ,說明在清代人的眼中,明朝的繁榮發展亦已經超過唐代和宋代。本文通過《明史?外國列傳》中明朝與周邊國家外交往來的特色研究,以感知明王朝的強大。由于明王朝與當時的40多個國家和地區有外交來往,數量龐雜,我們可分別從東北亞、東南亞、南亞、西南亞幾個緯度來分別進行認識。本篇主要研究明朝與東北亞的蒙古國暨韃靼國、朝鮮暨高麗國、日本國、琉球國的外交特色。至此,琉球國三位國王都得到了明朝皇帝的冊封。[詳細]
明王朝于1368年建立并定都南京。南京從此開始擺脫東吳、東晉、宋、齊、梁、陳“六朝”短命王朝的厄運,迎來了華夏正朔、前后庚續277年的大明王朝一統江山。“六朝” “南朝六代”的提法,見諸一千多年前唐代許嵩的《建康實錄》序言中,那是唐代人對唐代之前的南京在都城的數量上進行的表達,盡管不是出自官修史書,但卻是對南京都城史數量的第一次梳理總結,其影響之深遠,至今仍被一些人津津有味地老調重彈著。這三位國王客死中國,時間都在明朝以南京為都城時期,其中有一位國王就安葬在南京。[詳細]
明代三寶太監鄭和在南京人心目中還是有一定知曉度的,南京的鄭和公園、龍江寶船廠遺址公園、馬府街等都與他有關。更重要的是“鄭和下西洋”已經成了掛在人們嘴邊上的一句話。通過閱讀《明史》 ,使我對鄭和及其“下西洋”問題有了進一步的了解與認知。明朝永樂三年( 1405年)六月,鄭和開啟了“下西洋”偉大壯舉, “西洋”一詞隨著鄭和船隊所駛,地域不斷向西延伸拓展,直至到達紅海邊的“天方” (今麥加)等“西洋諸國” 。根據朱元璋詔書將“西洋”與安南、占城等并列及“鄭和自西洋還”用語分析,明代人的“西洋”概念是有所指的,具體講是以“蘇門答剌”為界,以西的國家可稱之為“西洋”諸國。而“東洋” ,只是起了一個航海通道的作用。[詳細]
對于一個國家而言,正常情況下,一張牛皮大小的土地面積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但在特定歷史背景下,一張牛皮大小的土地面積,也會導致國土淪喪的亡國之痛。原來這張“牛皮大”的話語里,暗藏著概念歧解的玄機,暗藏者強者對弱者的欺凌,暗藏著侵略者的奸險用心。他們讓人將牛皮用刀剪裂成無數長條條,又將一根根牛皮條“聯屬”綴連起來,最后,一張牛皮剪出來的“牛皮條”長度竟達數千丈。將“牛皮”變成“牛皮條” 、將“牛皮”大小變成“牛皮條”長短,這分明是一種強盜邏輯,是一種霸凌主義的典型體現。這“牛皮”還真不是吹的。[詳細]
“十里長山”位于鎮江市丹徒區境內。山不高,但主峰海拔近350米,是寧鎮山脈東段的高峰,更應該是鎮江境內最高山脈了,鎮江的金山、焦山、北固山三座山均只有幾十米高。可能“鎮江三山”太出名了,十里長山不為常人知曉,我也是第一次走進它的懷抱。[詳細]
古往今來,生意買賣品種很多,但把封建君王當作生意買賣對象來做的卻極其罕見,戰國時期的呂不韋與明朝晚期的女流之輩客氏就是做這類特種生意的人物。商人呂不韋之所以能夠后來成為官宦呂不韋、思想家呂不韋,與他為商之道分不開,只不過他是做了一筆別人不敢做的大買賣:君王買賣。據《史記?呂不韋列傳》記載,異人的父親太子柱是秦昭王的次子,后來成為秦孝文王。呂不韋勸異人設法討好華陽夫人,讓華陽夫人把異人認作自己的兒子,這樣,孝文王就可以立他這個庶出的兒子為嫡嗣,將來就可以合理合法地去繼承王位了。忙問呂不韋有何妙計可施,這時她才想起要親自為呂不韋沏杯熱茶。于是下令,派人到趙國,接公子異人回國。[詳細]
呂不韋圓滿完成秦國之行的任務,隨即返回趙國,與異人商量下一步計劃。也就在這個時候,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呂不韋很大方地給異人送來了一個大禮:把自己心愛的小妾趙姬贈送給異人做夫人。莊襄王封華陽夫人為華陽太后,任命呂不韋為丞相,封號曰文信侯,把河南洛陽一帶的土地都賞賜給了呂不韋,讓他享用10萬戶農戶的供養。當年呂不韋將趙姬贈送給異人時,趙姬已珠胎暗結,所以嬴政實際上是呂不韋的種,呂不韋又要嬴政稱他為“仲父” ,所以嬴政從小就被別人經常嘲笑為“私生子” 。所以熹宗登基后,對那些要把客氏逐出皇宮的大臣一律加以詰責,并將這幫人統統趕出朝廷,發配到外地當差。[詳細]
魏忠賢雖然不識字,但記憶力很好。對同僚是擅長猜忌而又殘忍陰毒,對皇帝是盡好諛之能,贏得皇帝深度信任。他勸熹宗皇帝選“武閹” ,同時煉火器為內操護身,內操人數后來發展到萬人,朝廷開支劇增。除了客氏對小皇帝特別照顧外,魏忠賢也不甘落后,經常引誘皇帝去享受倡優聲伎、狗馬射獵,過荒淫無度的生活。刑部主事劉宗周曾第一個站出來彈劾魏忠賢的所作所為,要愛護保護皇上,想不到換來的是皇帝大怒,還差一點丟了性命。封建社會的帝王世襲制弊端給他們做君王買賣提供了土壤,同時也給他們利欲熏心、貪天下為己有的人生提供了墳場,做君王買賣,給歷史及后人留下的永遠是令人不齒的笑柄。[詳細]
在閱讀中國古代文獻時,經常會有封建帝王或臣僚們為了年景收成好而向蒼天山川祈禱的記載。在人不可能勝天的年代,每當自然災害發生時,封建帝王們每每會用“罪己詔”等辦法來求得老天爺諒解,求得天下百姓寬恕,祈求天隨人愿,所以登壇祈禱蒼天倒成了治國理政手段之一。這些在今天看來,雖然有點不可思義,但在科技發達水平還沒有能夠真正實現“天問”時,我們文明古國在昨天發生那種祈禱現象,顯得又是那樣的極其正常,并且契合民意。我們只要獲益一點:這些封建帝王和士大夫官吏們的所作所為,包含了濃郁的為民生謀福祉、為社會求太平、心中裝著百姓利益的美好品質,就足矣。[詳細]
揚州有個史公祠,又稱史可法紀念館,我去過不止一次,紀念館陳列展覽文字和講解員的言語,還是沒能消除我對史可法之死及其社會背景的模糊認識。》記載,崇禎十七年( 1644年)三月, “流賊”李自成的“大順”政權軍隊已經打到了北京外城,崇禎皇帝抱定“國君死社稷” ,不聽從大臣“請南遷”即遷都到南京的建議,當北京外城淪陷時,三月十九日,崇禎帝在“萬歲山” (即煤山)上吊自殺,將臨終遺言書寫在衣襟上。對于史可法的上疏,朱由崧還是滿意的,沒有像他的祖輩皇上嘉靖、萬歷那樣,動不動就用板子痛打進諫上疏大臣們的屁股。[詳細]
順治二年( 1645年)四月二十日,清軍壓境,兵臨揚州城下。城墻規范著城市的走向和大小,到了明代末年,揚州城格局主要是宋元時期的走向,所以史可法當年率領揚州城軍民抵抗清軍時,依憑的城墻應該是宋元時期延續下來的。戰后,人們開始尋找史可法尸體,但由于天氣氣溫已高,滿城尸體堆積,到處腐爛發臭,根本辨認不出哪一具是史可法的尸體。過了一年多,史可法義子史德威用史可法當年上朝時穿的“袍子”和手執的“笏板”為史可法招魂,并將袍笏葬于揚州城郭外的梅花嶺,形成現在人們所見到的“衣冠冢” 。直到乾隆四十一年( 1776年)正月,朝廷才追謚史可法為“忠正” ,揚州人才對史可法的衣冠冢重視并加以保護展示起來。[詳細]
“南北朝”是文史研究者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個專有名詞。它是指東晉政權后期就已經在北方出現的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5個政權,簡稱“北朝” 。以及在南方繼東晉政權以后出現的4個連續政權:劉宋、蕭齊、蕭梁、陳陳,簡稱“南朝” 。北朝與南朝相加,南北朝總共有9個政權。其中南朝的蕭齊政權為了與北朝的“北齊”政權相區別,史學界又稱之為“南齊” 。北朝的最后一個政權“北周”亡于北周靜帝宇文闡的大象二年( 580年) ,南朝的最后一個政權“陳朝”亡于陳后主陳叔寶的禎明三年( 589年) ,很明顯,南朝政權要比北朝政權晚9年滅亡。不一樣的“南北朝” ,為我們走進歷史開辟了不同門徑,歷史也給我們以唯物主義“相對論”的哲學思考。[詳細]
《史記》開篇為《五帝本紀》 ,是記述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五帝”事跡的,黃帝為首。我們稱自己是“炎黃子孫” ,即炎帝和黃帝共同的子孫, 《史記》中為什么只記黃帝而不把炎帝列入、稱“六帝本紀”呢?蚩尤在同黃帝戰于“涿鹿”之野時,黃帝只好請求天上的旱神“女魃b á ”來幫忙,使大雨終于停止了,黃帝趁勢殺了蚩尤。[詳細]
臘月即農歷的十二月,臘月初八簡稱“臘八” ,在這之前的七天,是沒有這種簡稱的,換言之,民間沒有“臘一” “臘二”直至“臘七”等說法。當天,人們至少用8種以上的糧食熬煮成粥,吃下一碗熱騰騰的臘八粥后,多股糧食精華在人體內共同發力,既填飽了肚子,又增加了人體抗寒防寒和保暖增溫的能力。[詳細]
歷朝歷代,官場上總是有貪官也有清官。當貪官占上風時,不僅百姓要遭殃,清廉正直的官員也要遭受排擠壓抑。明朝是我國歷史上出現貪官較少的一個朝代,這與明太祖朱元璋在開國之初制定的“剝皮囊草”懲治貪腐嚴刑峻法有關。另外,明代官員犯錯,屁股被棍棒打板子的現象是常有的事,有的人當場就被打死。所以,在明代官場上混,不僅要有知識水平,有辦事能力,關鍵還要有一個好身板,有一個抗得住打的屁股。什么叫“屁股打爛了” ?可能就說的明朝官場上的事,并且打得最兇的要算當了45年皇帝的明世宗嘉靖皇帝了。曾經有兩個朝廷大臣名叫楊最、楊爵,他們上疏皇帝,希望皇帝能夠關心時政民生,最后遭到重處,之后就很少有人再敢向皇帝上疏提意見了。[詳細]
“圣誕節” ,顧名思義,應該是指以“圣人”誕生的日子為節日。提起這個節日,人們自然會想到這是西方人的節日,是基督教徒為紀念耶穌誕生的日子。據考, 《圣經》中并無耶穌誕生日期的明確記載, 12月25日原是古羅馬帝國規定的太陽神誕生日,公元336年,羅馬教會也把這一天當作耶穌的生日來紀念,從此相沿成習,愈傳愈廣,由一個宗教節日演變成了歐美全民的盛大節日。中國的圣誕節過后兩天就是10月1日“國慶節” ,如果放假,我們可以將“圣誕” “國慶” “中秋”三節連放,讓小長假再長兩天,稱之為“國慶三節” ,豈不美哉![詳細]
江蘇鳳凰科學技術出版社于2015年曾出版我的專著《感知風騷時代》 ,書中,我以中國古典文學兩座豐碑《詩經》 《楚辭》為坐標,將先秦時期呈現的文學、史學、哲學、美學等現象研究歸結為“風騷時代”的文化文學現象,以期突破傳統學術研究一味以歷史年代為坐標的僵硬藩籬。“風騷時代”是對跨越公元前十二世紀至公元前二世紀近千年歷史的周王朝時代的文化詮釋,是在通過文學作品、歷史文獻、考古資料等綜合內容的互滲雜糅,對周王朝前后近千年歷史進行一次景觀式掃描與詩性化感知。我們要以風騷如椽之筆,書寫新時代風流人物之絢爛華章。[詳細]
謝安,字安石,其祖籍在陳郡陽夏即今河南太康縣。父親是東晉政治家、晉元帝時的吏部尚書謝裒p óu 。童年時,謝安給人的印象就是神態沉著,思維敏捷,風度條暢,又工于行書。年少時的謝安以清談知名,得到名士王蒙及宰相王導的器重,在上層社會中享有較高的聲譽。后來,拒絕朝廷任命的謝安干脆隱居到會稽郡的山陰縣的東山(今浙江紹興境內) ,與王羲之、許詢、支道林等名士名僧們頻繁交游,出門捕魚打獵,回屋吟詩作文,過著逍遙自在的生活,就是不愿意出來當官。至此,淝水之戰前,前秦與東晉以淮河—漢水—長江一線為界的局面改成了以黃河為界,整個黃河以南地區重新歸入了東晉的版圖。[詳細]
他是孔子的祖先,是春秋時期的宋國一位品德高尚、作風優良的朝廷高官。我們從孔子后來進入太廟“每事問”的謙遜好學態度,從孔子在“鄉黨”前輩面前“恂恂如也”的敬畏尊重身影,從孔子“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 ”樂在其中, “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的人生價值觀,從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的敬業精神。因為孔子熟知周禮,腹有詩禮氣自華,雖然是兩國國君之間的外交活動,但現場節奏程序完全被孔子掌控了,按照孔子的思路完成了這次不同尋常的兩國頭腦高層會晤。但我們從孔子短暫而輝煌的從政為官生涯中,還是可以讀出他作為“圣人”之后的為政能力與正直謙遜的為官為人品格,這與他繼承了祖先正考夫的為官品德是一脈相承的。[詳細]
疎廣、 疎受是叔侄倆,在傳世文獻記載中,大多寫成“疏廣” 、 “疏受” ,簡稱“二疏” 。疎廣、 疎受叔侄倆帶著70斤黃金回到老家山東后,首先用皇帝賜的黃金開設學館,廣收門徒,但卻不收學費,他們要發揮余熱,為培育人才、傳播儒家經典做點力所能及的事。時間一長,兒孫輩當中,有的人有些想法了,就委婉地請與疎廣是“昆弟”輩、并且關系較親較近的長者前輩們幫著出來說說話,希望老爺子能夠留點黃金給他們置買田產、購買屋宇,增加財富資產。再說啦,我現在用的黃金都是皇上和皇太子賞賜給我們養老的,我們愿意拿出來與鄉里鄉親們、家人宗族們、親戚朋友們一道共享,以度過我們的晚年,你說這有什么不好呢?[詳細]
《有春讀史》 ,今天要告訴你“不一樣”的王羲之。關于王羲之當時為道士寫的是《道德經》還是《黃庭經》 ,目前有兩個版本, 《晉書》王羲之本傳記載道士講的話是: “為寫《道德經》 ,當舉群相贈” ,請王羲之寫老子的《道德經》 。通過王羲之對東晉政權“北伐”問題的認識及協調化解朝廷要員之間的矛盾這兩件事,從國家利益和關注民生角度審視,我們心目中的王羲之,應該不僅僅只是一位“大書法家”而已,他還是一位富于理性思考和戰略眼光的“右軍將軍” ,是一位關心國運昌盛和民生福祉的政治家。[詳細]
我國自古帝王中就有崇尚節儉者。史書中也同時歌頌漢文帝劉恒“身衣弋綈” (音y ì t í ,黑色粗厚的絲織物) , “足履革舃” (音g é x ì ,生皮制的鞋子) ,平時穿著十分簡潔樸素,使“天下富安,四夷咸服” ,最后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 。魏晉時期,皇室、官府有崇尚奢華現象,但到了南朝,在南京這片土地上誕生的宋、齊、梁、陳四個政權,其開國皇帝們又是做得如何呢?劉裕自己雖然節儉,并要求自己家里人節儉生活,但他在未當皇帝之前,對部下的貪腐行為卻十分放縱,以籠絡收買人心。針對“廬井毀制,農桑易業,鹽鐵妨民”等社會弊端,提出“革末返本”政治主張, “使公不專利,氓無失業” ,還利與庶民百姓。[詳細]
“后主”往往用于稱謂封建社會某個小王朝中的最后一位帝王,有的也稱“末帝” 。在南京這片土地上,曾經走出去三位后主,他們是東吳政權的孫皓、南朝陳政權的陳叔寶、南唐政權的李煜。當時,眾軍并緣江防守,皇宮臺閣空虛,陳叔堅向太后建議,派太子舍人司馬申以陳叔寶的命令,召右衛將軍蕭摩訶率軍討伐陳叔陵,盡快平息叛亂。也就是說,東吳政權曾經有15個月時間不是以今天的南京為京師所在地,南京的都城歷史少了15個月。韓擒虎的軍隊也占領了石子岡,屯守朱雀門的鎮東大將軍任忠向韓擒虎投降,并且充當韓擒虎軍隊向導,經過朱雀航直逼宮城,自南掖門而入,與賀若弼的軍隊形成合圍之勢。[詳細]
如果符合禮,家族的施舍不能超過國家,民眾就不遷移,農夫就不挪動,工商之人就不改行,士就不失職,官吏就不怠慢,大夫就不占取公家的利益。為了能夠讓公子陽生重回齊國主政,他利用上朝代參乘機會,與高昭子、國惠子接近,對他們說: “開始時,諸大夫不想立孺子當國君的。又據《史記?田單列傳》 ,司馬遷在介紹田單時,開篇即曰: “田單者,齊諸田疎屬也。由于齊湣王的昏聵,齊國被燕國占領,只剩下了兩座城池,后來是田單采用反間計及“火牛陣” ,發動群眾,在一個夜晚,成功擊敗了燕國的侵略,收復了被燕國占領的七十多座城池,挽救了齊國瀕臨亡國的命運。[詳細]
明朝正德十六年( 1521年)三月, 31歲的明武宗朱厚照因為去年九月在“積水池” (即積水潭)漁釣,不慎舟覆落水,淹個半死,雖被救起,但已“不豫”染疴,不到半年時間,就走到了生命盡頭。壯年離世,對朱厚照個人而言,是可悲可惜可嘆的,但對于朱明王朝的政權而言,由誰來接班當皇帝,倒成了一大難題。嘉靖皇帝在第二回合前期較量中,還是被禮臣們給蒙騙忽悠住了,但他又找不出足夠的理論依據來繼續駁斥,自己雖然是皇帝,但在個人問題上卻勢單力薄,光靠一個新科進士張璁是遠遠不夠的。[詳細]
明正德六年進士、南京刑部主事桂萼是饒州府安仁縣(今江西余江縣)人,他一直關注嘉靖皇帝與朝中大臣的“大禮”之爭,他也要為新皇帝說話、獻計獻策了。針對禮官用宋仁宗與宋英宗的關系來類比明孝宗與嘉靖皇帝的關系,方獻夫指出:宋仁宗曾經養育宋英宗于宮中,已經是事實上的父子關系。至此,經過第二回合下半場的理論再探討、再深入,年輕的嘉靖皇帝在張、桂、方、席、黃等大臣的鼎力襄助下,思路更加明晰,論據更加充分有力,終于在自己身份的回歸及父母親名號定性方面取得了撥亂反正的明顯效果,取得了第二回合的完全勝利。至此,嘉靖皇帝徹底完成了他由原來的皇室“小宗”而成為“大宗”的華麗蝶變。[詳細]
根據2020年8月11日第五十三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 :為了隆重表彰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斗爭中作出杰出貢獻的功勛模范人物,弘揚他們忠誠、擔當、奉獻的崇高品質,根據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的決定,授予鐘南山“共和國勛章” 。針對太監引導皇帝游玩西苑一事,王鏊曾現場向皇帝講授周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一事,反復規切皇帝不要玩物嬉戲, “帝為之動容” 。時代在呼喚和造就更多的“國士” 、 “天下士”們,為了中華民族的繁榮富強、人民幸福安康,也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構建。[詳細]
朱棣一方面派鄭和“下西洋” ,對今天的南洋、西洋等海洋周邊國家和地區進行密集型追蹤覓跡。在國內,還派專門人員,尤其是對滇、黔、桂、閔、浙一帶,加強對建文帝朱允炆行蹤的明查暗訪,水路、陸路,雙管齊下。在眾多朝廷官員中,肩負著與鄭和同樣使命任務、但在“陸地”上工作的是一個名叫胡瀅的人。史籍記載中的這種口徑不一現象讓人目眩,只能說明朱元璋、朱棣在南京當皇帝期間,南京這座城市是以“南京” 、 “京師”兩種稱號對外。建文帝生死之謎,最終蛻變成了豐富多彩的民間傳說,衍變成了一種非物質文化。[詳細]
朱棣雖然沒有趕得上跟隨父親朱元璋打天下,但建國后指揮平定北方邊患,對新政權的鞏固是立下汗馬功勞,也積累了豐富的作戰經驗。當初準備“削藩”時,建文帝與齊泰、黃子澄商議,總以為集全國“六師”之軍力來降服一個藩鎮是很容易的事,等到朝廷軍隊被朱棣的燕軍屢屢打敗、北方大片國土被朱棣控制占有時,建文帝雖然有些懼怕后悔,但他是皇帝,占據輿論主導地位。歷史再次告訴人們, “削藩”有風險, “削藩”需謹慎, “削藩”與“反削”是封建社會的一對死結,只有隨著封建帝制的徹底消亡才宣告它的真正終結。[詳細]
建文帝朱允炆是明朝的第二個皇帝,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孫子。少年朱允炆如此孝順懂事,祖父朱元璋看在眼里,喜歡在心里,但又擔心孫子因憂傷過度而損害了身子骨,朱元璋又轉過來勸慰朱允炆說: “你如此純真孝順,難道就沒有顧及到我嗎?這種不讓藩王兒子們向父皇奔喪守孝的行為,究竟是朱元璋生前的意思還是朱允炆的意思,難以斷論,但無論如何,在外的藩王們對此是難以接受的,朱元璋是他們非常尊敬的父親,藩王們認為,這個遺詔的內容是假的,是有人在離間朱家父子骨肉之情。據《明史》卷五《成祖本紀》記載,燕王朱棣在獲知父親朱元璋去世消息后,立即從北平出發,回南京奔喪。[詳細]
元至正十四年( 1354年) ,朱元璋與元朝丞相脫脫帶領的官軍在滁州展開較量,雖然獲得勝利,但為了避免朝廷軍隊再攻城,以減少百姓傷亡,朱元璋暗中讓人將繳獲的馬匹還給官軍,同時派父老鄉親們備置牛肉酒水去犒勞官軍,向官軍解釋守城護城是為了防止強盜侵害。張士誠得到朱元璋的書信后,不僅不注重睦鄰友好,反而把朱元璋的信使楊憲給扣留下,又不給朱元璋回信。而以南京為基地誕生的“金陵文化” ,正是在古老的吳文化大地上發育成長起來的,她與“古吳文化”一脈相承、永續不斷。[詳細]
在中國古代社會,封建王朝中“外戚”干政現象得到有效扼制的,當屬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據《明史》卷一百三十六《朱升列傳》 ,朱元璋在攻打下徽州后,經大將軍鄧愈引薦,朱元璋與朱升見面,向他咨詢時務,如何發展。由此看來,朱元璋對馬娘娘這位患難妻子是感情至深,同時也讓我們知道,能夠嚴格執行朱元璋關于宮中女眷及其親屬相關規定的,馬娘娘是起了積極帶頭作用。正是在朱元璋、朱棣等皇帝的鐵腕統治下,有明一代,不僅“外戚”們不敢興風作浪,其他與朝廷不相協調的勢力或違法違規的風氣也很難得到抬頭,朱明王朝終于成就了276年偉業。[詳細]
就在漢武帝去世后不到40年,到了漢元帝劉奭時期,外戚在漢朝江山中又發揮了重大作用,其中以王政君為典型代表。漢昭帝以后是漢宣帝劉詢,漢宣帝以后是漢元帝劉奭 。由于王政君最靠近太子, “長御”們即認為太子指的就是王政君。皇后看王政君長相還算說得過去,這事就這么定了,讓侍中杜輔、掖庭令濁賢抓緊時間辦理,把王政君盡早送到太子東宮。竟寧元年(公元前33年)五月, 43歲的漢元帝劉奭病逝,太子劉驁即位,這就是漢成帝。漢哀帝擔心剛剛即位,就失愛于王政君,未敢造次,對王莽表示挽留,并派人向王政君說: “皇上聽說太皇太后下詔,很是悲傷。仗著皇帝勢力,傅太后與王政君兩個老冤家對話時,傅太后常常不禮貌地直接稱王政君為老嫗。[詳細]
當時的漢平帝年僅9歲,體弱多病,是個典型的“兒皇帝” ,朝中一切,均由王政君及其王家人控制。很快,王莽對自己的“假皇帝”名分不滿足了,他摘下謙恭的面具,直截了當地向王政君提出:在號令天下和天下奏事時,將“攝皇帝”的“攝”字去掉,僅在王政君和孝平皇后面前稱假皇帝。正是王政君以外戚身份長期把持漢朝政權,不斷發展壯大娘家人勢力,使王莽得以由外戚身份發展壯大,直至最后篡奪了劉家漢朝江山,拿走了傳國玉璽。歷史再次說明, “外戚”中也有讓皇家感動和信賴的人物,他們雖不“干政” ,但在封建王朝政權鞏固發展中的作用是屬于正能量的。[詳細]
“外戚”是指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皇親國戚,具體講是指皇后或者嬪妃們及其娘家兄弟姐妹們。由于外戚力量在封建官場中具有強大的掣肘作用,作為史學家的司馬遷已經敏銳地發現了這一現象,所以他在撰寫《史記》時,第一次將外戚“干政”即干預或執掌朝政作為統治集團中的特殊現象載入史冊,并將其歸入“世家”行列。但是,對他的接班人劉弗陵(即漢昭帝)未來能否做到不讓外戚專權,不再出現“高后”現象,漢武帝在他生命的最后關頭,做了一件帶有殘忍性質的杜絕后患的事,這就是對鉤弋夫人(即“拳夫人” )趙婕妤的處置。漢武帝身邊的侍臣們都為鉤弋夫人之死而傷感不已,漢武帝也深感內疚,后來命人在甘泉宮前建“通靈臺”以表懷念。[詳細]
沒有了“太監”這支變性隊伍,元朝政權又是如何解決處理好龐大的皇宮及后宮管理與安全等問題的呢?忽必烈時期,怯薛軍主要由四種人員組成:一是出自先朝大汗的撥賜及鐵木真第四子拖雷家族所屬的世臣子弟,二是忽必烈即皇帝位后所征召的貴臣、官員子弟,三是從以諸侯將校子弟來充軍的質子中擢拔,四是一些因賞識而得到引薦的異能之士。怯薛軍以其特有的血脈傳承與家族世襲榮耀,保證了隊伍的純潔性與戰斗力超乎尋常,是一支平戰結合、能打勝仗能生產的特殊隊伍,是元朝政權建立與鞏固發展的“特種兵” ![詳細]
我們知道, “宦官”在古代有多種稱謂,如:寺人、閹人、太監、刑余之人、宦者、中官、內宮、內臣、內寺、內監、黃門、小黃門等,但《元史》在這里出現的“太監”并非指一般意義上的太監,而是指一種官職。通過李邦寧、樸不花兩位宦官的人生際遇,我們可以在回答了“有”還是“沒有”問題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元代雖然有太監,但并沒有形成太監勢力,更沒有形成太監弄權、構成政權威脅的現象。元朝有太監,但沒有自身的太監,更沒有宦官制度,這是中國歷代封建王朝所鮮有的文明現象,值得我們予以了解和研究。[詳細]
貞觀十年( 636年) ,唐太宗李世民為紀念和歌頌大唐帝國建立的武功,命閻立本繪制其征戰四方時所騎的六匹戰馬:拳毛? 、什伐赤、白蹄烏、特勒驃、青騅、颯露紫,然后讓刻石工藝大師們依圖樣雕刻在石頭上,立于昭陵,這就是著名的“昭陵六駿” 。唐太宗李世民命閻立本作傳世名畫《步輦圖》 ,作品真實再現了吐蕃贊普松贊干布請尚文成公主,使祿東贊來長安覲見唐太宗的場面。貞觀十七年( 643年) ,唐太宗李世民為表彰唐王朝開國勛臣,于京都長安太極殿的凌煙閣,命閻立本繪長孫無忌、杜如晦、房玄齡、魏征等24名功臣像,親撰贊詞,褚遂良書寫贊詞,這就是著名的《凌煙閣功臣二十四人圖》 。[詳細]
荊州刺史殷仲堪是顧愷之的上司,顧愷之給許多人畫過像,也想給殷仲堪畫一幅肖像。當然,顧愷之也在萬象生活中學到了些負面東西,如為了達到自己的風流欲望,贏取鄰家女孩的芳心,大名鼎鼎的顧愷之竟然也玩起了巫術“鬼馬刀”名堂。據《晉書》顧愷之本傳記載,顧愷之“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于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據《晉書》顧愷之本傳記載,顧愷之的父親顧悅之曾官至東晉尚書左丞,在當時很有政聲。顧愷之剛接到手,桓玄便對著顧愷之的身上尿尿,將顧愷之全身尿個精透,還告訴顧愷之說:我真的看不見你了。顧愷之身處權力中心,面對奸詐之人,只好委屈求安、大腹容天下,這就是他與一般書畫家“不一樣”的驚人過人之處。[詳細]
唐代大書法家顏真卿的人生悲慘遭遇令今人難以置信,給我們留下了不盡的遺憾和思考。”謝安見王獻之拒絕完成任務,就把他找來,也不直接批評他,也不直接要求他去做這件事,就把發生在曹魏政權時韋誕身上的故事說了一遍,并想以此來說服王獻之,認為他應該接受這個任務。王獻之是“書圣”王羲之的第七個兒子,少負盛名,放達不羈,其書法藝術與王羲之合稱“二王” 。謝安亦持此觀點,所以就拿曹魏時期的韋誕頭發盡白、 “裁余氣息”一事來“風動其意” ,規勸王獻之,誰知遭到了王獻之的正色拒絕。時代需要文學藝術,文學藝術更需要時代,就如同我們需要地球,而地球不一定需要我們的道理一樣。[詳細]
四.盧杞陰險又毒辣,老太師只身入虎口。”顏真卿也知道自己的“褊性”剛直脾氣得罪了朝廷中的一些人,也預感到現任宰相盧植不能容他,所以只好放下身段,以一個年邁長者的口吻向盧植進行了內心表白。”意思是說,顏真卿德高望重,在四方諸鎮都很有威信,如果派顏真卿前往李希烈軍中傳達朝廷旨意,說服李希烈,朝廷可以不需要動一兵一卒就能將叛亂平息。正在國家面臨嚴重威脅的關口,德宗皇帝聽信宰相盧杞建議,詔令太子太師顏真卿去曉諭順逆禍福。老太師恰逢此時來到,莫不是老天有眼,也在表明相公您是真正的皇帝?現顏魯公祠內存有大殿、配殿、東西廂房等建筑,并存有古井一眼,已作為“顏真卿紀念館”對外開放。[詳細]
提起趙孟頫,當代人一般都知道他是一位繪畫書法大家,他的繪畫曾被后人稱為“元人冠冕” 。有一次,忽必烈與趙孟頫閑聊對話,忽必烈問趙孟頫: “你是趙太祖的裔孫還是趙太宗的裔孫?趙孟頫對忽必烈知遇之恩很是感激,在上一次討論留夢炎與葉李二人孰優孰劣問題時,忽必烈認為,留夢炎是趙孟頫父親的摯友,勸趙孟頫可以通過詩歌來規勸諷喻留夢炎。趙孟頫也不忘當年把他作為人才從江南帶到元庭的恩人程鉅夫,趙孟頫二次進京后,剛巧又接替了程鉅夫翰林學士承旨一職,每天到翰林院上班時,趙孟頫堅持先到程鉅夫府上大門口拜謁一下,然后再入翰林院。這,就是“不一樣”的趙孟頫。[詳細]
《舊唐書》卷八十九《狄仁杰列傳》記載,狄仁杰在任魏州刺史時, “人吏為立生祠” ,這里的“人”就是平民百姓之“民” ,為了避李世民諱。據《新唐書?狄仁杰列傳》 ,狄仁杰是通過科舉考試進入官場的,其聰穎明辨賢智,被當時人稱為“滄海遺珠” 、 “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狄仁杰也因為反對宰相張光輔在平息李貞之亂時濫殺無故,殺降邀功,致使“冤痛徹天” ,最后被張光輔到武則天面前告狀,說狄仁杰對朝廷“不遜” ,最后被武則天左授到復州當刺史。當地的老百姓都知道狄仁杰的美名,不久將要親身體驗到他關心體恤民生,于是,在狄仁杰還沒有到任時,就先直接為狄仁杰建立了一座生祠,表示對他的歡迎與尊重敬仰。[詳細]
官吏無論大小,從古到今,就有幾組相對應的評價或定性詞: “清官”對應“貪官” , “循吏”對應“酷吏” , “忠臣”對應“奸臣” , “公仆”對應“老爺” , “好官”對應“壞官” 。據《元史》卷一百二十五《賽典赤贍思丁列傳》 : “賽典赤”在回回人(回族人)的語言中是指“貴族”的意思。這些“夷酋”們每次來見賽典赤時,都會帶一些地方的奇珍異寶土特產過來,賽典赤全部“賜從官,或以給貧民” ,自己是“秋毫無所私” ,并且還用好酒發菜犒勞招待那些酋長們。忽必烈思念賽典赤,不忘他為國家西南邊陲臣服穩定所做貢獻,特意下詔云南省臣: “盡守賽典赤成規,不得輒改” 。百姓愛戴的“慈父” “慈母”一樣的“父母官” ,古已有之。[詳細]
二.元成宗時期:出現“南人” 、 “漢人” 、 “色目人” 、 “蒙古人” 、 “女真人” 、 “契丹人” 、 “高麗人” 、 “江南人” 、 “諸色戶” 、 “畏吾而戶”等10種稱謂。三月戊辰,下詔: “諸王、駙馬所分郡邑,達魯花赤惟用蒙古人,三年依例遷代,其漢人、女真、契丹名為蒙古者,皆罷之。如果從元順帝元統二年( 1334年)開始有“蒙古人” “色目人” “漢人” “南人”同時出現為起點,那么到1368年元朝滅亡,這種“四類”分法也只是在法理上存在了34年,并且還有“高麗人”始終在參和其中,實為“五類” 。現為江蘇省炎黃文化研究會《炎黃文化》雜志副主編。[詳細]
傳統史學觀認為,元朝統治階級把全國各族人分成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地位最高。第三等是漢人,指原金朝統治區的漢人、契丹人和女真人,以及渤海人和早先被蒙古族征服的四川、云南的漢人等。一、元世祖忽必烈時期:有“宋人” 、 “南人” 、 “北人” 、 “江南人” 、 “宋趙氏族人” 、 “北方諸色人” 、 “漢人” 、 “蒙古人” 、 “回回” 、 “新附人” 、 “江南。從1279年到1294年的15年間,元朝朝廷除了加強對江南人、漢軍及民間的槍支弓矢進行管控外,就是對一些原先的“江南重囚” “豪右”且庇藏匿盜賊者進行鎮壓,這應該說符合新統一的國家政權維護社會穩定需要。[詳細]
近日讀《元史》 ,閱讀完“本紀”部分,使我對長期縈繞心頭的兩個主要問題有了進一步理解:一個是“大元朝”與“大蒙古國”的關系問題,第二個是元朝是否將各族人劃分為四等問題。以上這幾位帶“元”字號的皇帝,其實都不是“元朝”的皇帝,因為那時還沒有“元朝” ,他們只是大蒙古國的“大汗”皇帝,后來建立的“元朝”對他們予以追認,這樣,加之又出現在《元史》中,致使常人總以為,元朝的開國皇帝就是成吉思汗鐵木真。[詳細]
第四,李庭芝所建“宋大城”已經被揚州宋大城遺址考古發掘所驗證。在“八五”期間,揚州市在今老城區的“四望亭路”一帶發現了宋大城西門遺址,其地點就在老揚州城即“周小城”區域,處于揚州“宋三城”的南部,其方位完全與李庭芝當年在老城基礎上營建的大城相一致。考古發掘顯示,進出城門的磚鋪路已經開始使用磚砌券頂式圓形城門洞,替代了此前的木構過梁式方形城門洞,這是因為宋代火藥的發明,對作為戰爭防御功能的城門也提出了更為堅固的要求。[詳細]
近日讀史,讀到《宋史》卷四百二十一《李庭芝列傳》 ,其中有一段文字記載,讓我聯想到了揚州城及揚州“宋大城”問題。據《宋史》本傳記載,他又大修學校,教以《詩》 、 《書》 ,讓人們學習俎豆祭祀禮儀,讓士大夫們修行習射之禮,以儒家思想來教化揚州百姓,使揚州城的文脈在戰火中得以殘存。至此,揚州南宋三城由北向南的關系就順了,依次是:寶祐城— —夾城— —宋大城。” “揚州博物館網站” “學術研究”刊登的《淺談揚州宋代平山堂城與堡城的連結》一文,也將《宋史》中的這一段記載誤讀為:李庭芝是在平山堂所在的蜀岡上筑大城,要將平山堂城給包起來,讓它更加高大堅固。我們必須肅清這種對揚州歷史文化名城誤讀造成的影響。[詳細]
運河是指由人工開挖的河道,并且與自然河道及其他河流相連,主要用于水上運輸和水利灌溉、分洪、排澇、給水等。“中國大運河”由隋代大運河(習慣稱“隋唐大運河” )和京杭大運河兩大部分組成,這是不爭的事實,但在有些媒體宣傳乃至研究文章、部門文件中,竟出現將“浙東運河”與“隋代運河” 、 “京杭運河”并列的現象,稱中國大運河由三部分組成。我國將“中國大運河”分為十大河段,由北向南分別為:通濟渠段、衛河(永濟渠)段、會通河段、通惠河段、北運河段、南運河段、中河段、淮揚運河段、江南運河段、浙東運河段。運河疏浚無農夫,燕都漕渠有奇聞。[詳細]
對“海東青”的崇拜。“海東青”是一種兇猛的鷹隼類鳥,又名矛隼、鶻鷹、海青,在我國主要生長在黑龍江、吉林、遼寧等地。海東青身小而健,喙、爪均像鐵鉤一樣堅硬,飛得又高又快,上能襲擊捕捉比它大得多的天鵝,下能搏擊擒獲野鴨、雞、兔、狍等,既能捕捉飛行中的鳥類,又能逮住地上奔跑的獸類,是游牧民族的重要幫手。天空中飛的天鵝以珠蚌為食,食蚌后,會將珍珠藏于嗉囊中,舊時,契丹人或女真人都會訓練海東青捕捉天鵝,以獲取珍珠。現為江蘇省炎黃文化研究會《炎黃文化》雜志副主編。[詳細]
遼朝祭祀文化內容豐富,主要呈現歷代帝王都舉行祭天地、祭祖先發跡的“木葉山” 、射柳祈雨和崇拜“海東青”鳥等方面,用于祭祀的犧牲有牛、馬、羊、鹿、天上的飛禽,還有酒脯等。根據《遼史》卷三十四《兵衛志(上) 》可知,遼朝“凡舉兵,帝率蕃漢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馬祭告天地、日神,惟不拜月。》記載遼朝的“軍儀”是:“刑青牛白馬以祭天地”,在舉行祭祀時,除了各殺死一頭青牛、白馬,同時還殺死牝牡麃各一只作陪祭。除青牛、赤牛、白馬、青馬外,黑羊、白羊、鹿、鵝等都可作為祭天地用的祭品。木葉山是契丹族的根和精神靈魂所系,所以契丹人在建國后,在祭拜天地神靈的同時,就是到木葉山祖先祠廟所在地,祭拜他們的祖先神。[詳細]
讀完《遼史》和《金史》 ,讓我對這兩個分別由契丹人和女真人建立的國家政權在華夏文明發展史中的地位有了更深的理解。公元960年趙匡胤建立北宋政權時,早在公元907年,北方就已經有了由契丹族人、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建立起來的強大“契丹國”了。后來到了公元4世紀“五胡十六國”時期,由慕容氏建立的燕國又將鮮卑族析分為“宇文” 、 “庫莫奚” 、 “契丹”三部分, “契丹”的名稱開始出現。據《金史》卷一《世紀本紀》 ,五代十國時期,契丹國占有了包括黑水靺鞨在內的渤海國土地,當時生活在靺鞨地帶的完顏部族“女真”人附屬于契丹國。契丹人稱在契丹南邊的完顏部族人叫“熟女真” ,在北邊的叫“生女真” 。[詳細]
這邊岳飛在外一心領兵打仗,圖劃如何打退金人,收復河山,直至滅了金國。那邊秦檜在朝廷內,正積極圖謀要將淮河以北割讓給金國,并且由秦檜拿主導意見的新“和議”再次形成。秦檜料想岳飛會“志銳不可回” ,不同意班師“議和” ,于是就將棋分兩步走:先讓張俊從亳州退還壽春,命令韓世忠穩守淮東,不得繼續前進,駐屯順昌的劉锜遠調江南太平州,這樣可以置岳飛于側面受敵、孤軍無援的境地。岳飛主動向朝廷請求,要交出兵權,但宋高宗不同意,同時還下詔,讓岳飛與張俊一同到楚州措置邊防,派韓世忠的軍隊駐扎鎮江。[詳細]
對于岳飛,我知道他的墳墓在杭州,杭州至今有條路就叫“岳墳路”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曾經去瞻仰過岳墓,對這條路名感到特別印象特別深。岳家軍駐軍在鄉村,雖然軍隊沒有糧食,將士們忍饑受餓也不敢擾民,就連那些金兵都被感動了,相互傳話說: “此岳爺爺軍” ,都爭著來投靠岳家軍。從紹興元年到紹興七年的七八年時間里,岳飛與韓世忠等將領先后在張俊、張浚二位北討“都督”的統帥下,一次次與金兵展開激戰,收復了許多失地,受到皇上的嘉許和老百姓的擁戴。金兵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覬、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投降了岳家軍,以至于禁衛龍虎大王下屬忔查千戶、高勇等,也暗中接受岳家軍的旗幟,從北方來投降。[詳細]
李璟 、李煜父子為北宋朝廷“買宴” ? “買宴”一詞,與今人聚飲時付款“買單”意同,這是我在讀史以后獲得的認知。近日讀史至《宋史》卷四百七十八,發現在“列傳”中出現“世家”字樣,感覺與《史記》 “本紀” 、 “表” 、 “世家” 、 “列傳”的并列體例明顯不同,將“世家”置于“列傳”之中且下降了一個級別。筆者曾就南京是七朝古都問題,先后在中國江蘇網發表《南京,你是“七朝”古都》 、在《炎黃文化》雜志2020年第一期上發表《南京“七朝古都”辨析》等文章,其中談到“南唐”江南國政權不能作為南京正宗都城來認識和統計問題,指出這個政權是后周的臣屬國。[詳細]
公元420年,劉裕推翻東晉政權,建立“宋”政權,中國歷史從此進入“南北朝”時期。“南朝”指先后定都在建康的宋、齊、梁、陳4個政權, “北朝”指先后定都平城、洛陽、鄴城、長安的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和北周5個政權。也就在這亂離之世,蕭氏兄弟叔侄之間又不能團結一致,發生了內訌,蕭繹本想借西魏外部力量來擺平皇室權力之爭,卻最終招徠西魏大軍南討。承圣三年( 555年) ,西魏打敗了荊州的蕭梁政權,梁元帝率太子等人到西魏軍營投降。公元557年2月, 16歲的宇文覺推翻西魏政權,踐阼當皇帝,是為“北周”孝閔帝。隨著江陵城陷,戰敗已成定局,梁元帝向西魏大軍投降,王褒等一桿文武大臣也一并投降,成了西魏的戰俘。[詳細]
習鑿齒,字彥威,湖北襄陽人,東晉著名史學家和文學家。《晉書》卷八十二《習鑿齒列傳》記載,習鑿齒年少時就“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 ,是遠近聞名的才子。晉孝武帝太元三年( 378年)二月,前秦王苻堅素聞釋道安、習鑿齒的盛名,命其長子、尚書令苻丕統領十萬大軍在進攻襄陽時,無論如何,要找到這兩位文化名人,把他們帶到朝廷來,苻堅甚至希望釋道安和習鑿齒能夠當他的輔佐大臣。苻堅稱習鑿齒為“半人” ,并非指習鑿齒的才華不如釋道安,而是戲謔習鑿齒瘸著一條腿走路的樣子。[詳細]
在古戰場硝煙中穿越的三對文壇才俊之陸機、陸云兄弟束有春讀完《宋史》 ,我對有一個問題的認識似乎更清晰了。陸氏兄弟二人初入洛陽時,雖然語言上有點“南音”而常遭到中原人的冷眼,但二人依然是恃才傲物,藐視眾生,顯得志氣高爽,此時的他們也就是30歲左右,依然血氣方剛,加之江南名門旺族出生,根本不把一般的中原人士放在眼里。陸機用江南吳中家鄉的“莼菜羹”來與北方中原的“羊酪”來打擂,同時又順勢一槍,用“鹽豉”來借喻“羊酪” ,稱家鄉“莼菜羹”的味道“未下”你這個如同“鹽豉”靠發酵出來的羊酪味道,意在“莼菜羹”要比“羊酪”味道更勝一籌。天生我才雖有用,硯池不比烽火煙。[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