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還是要從吳三桂引多爾袞清軍入山海關這件事說起。

　　清太祖愛新覺羅?努爾哈赤的第十四個兒子是多爾袞，第十五個兒子是多鐸，他們與清太宗皇太極是同父異母兄弟。在諸貝勒中，多爾袞開始被封為睿忠親王，簡稱睿親王。1643年皇太極去世后，多爾袞又與諸王、貝勒、大臣共同奉皇太極的第九個兒子福臨為帝，這就是清世祖順治皇帝。

　　一．吳三桂引清兵入關與李自成農民起義軍開戰，清朝趁勢入主中土。

　　順治元年（1644年）農歷四月，清軍開始從盛京（今沈陽）出發，繼續他們的“伐明”戰略。當軍隊駐扎到翁后這個地方時，明朝平西伯吳三桂從山海關派人送來求援信，“來書乞師，王得書，移師向之”。清軍收到吳三桂的求援信，立即改變行軍路線，直接向明朝山海關方向進發。

　　原來，1644年農歷三月十九日清晨，在李自成農民起義軍強大攻勢面前，明朝兵部尚書張縉彥打開北京正陽門，迎接劉宗敏所部進城；中午，李自成由明朝太監王德化引導，從德勝門進入北京城，經承天門步入明皇宮內殿。崇楨皇帝開始還帶著太監在景山上瞭望，當返回乾清宮時，發現大臣皆己逃散。當時的形勢是，山海關外，大清軍隊早已虎視眈眈，時刻做好撲向內地準備。面對內憂外患局面，崇禎皇帝已感到無力回天、末日來臨，在處理完皇室后事后，來到景山一棵歪脖子樹旁，“自去冠冕，以發覆面”，自縊身亡。崇禎皇帝自縊時，據說已經是光著左腳，右腳穿著一只紅鞋，時年僅33歲，身邊僅有提督太監王承恩陪同。對于這一段歷史，史稱“甲申之變”。當時李自成下令，將崇禎皇帝“禮葬”，在東華門外設廠公祭，后又移入佛寺，于三月二十七日葬于田貴妃墓中。

　　與此同時，本已投降農民起義軍的鎮守山海關的明總兵、平西伯吳三桂在途中聞說起義軍頭領劉宗敏將其愛姬陳沅掠去了，“憤甚，疾歸山海，襲破賊將”，（《明史?流賊列傳》）雙方遂反目成仇，吳三桂又折回山海關，要與農民起義軍開戰。李自成得到消息后，于四月十三日與劉宗敏率十余萬兵前往山海關征討，并以吳三桂的父親吳襄作為人質。四月二十一日，農民起義軍東攻山海關，由別將唐通率軍從“一片石”這個地方越出山海關外，與吳三桂軍隊展開激戰。吳三桂自料不敵農民起義軍，遂請求正在山海關外蠢蠢欲動的多爾袞清軍出兵援助。

　　多爾袞在接到吳三桂求援信后，給吳三桂回信說：我國欲與明朝修好，屢致書，但沒有回答，所以曾“整師三入”明朝邊境，希望明朝政府能夠盡快作出“通好”決定。今天發兵到明朝，目的不同了，只是為了“底定中原，與民休息而已”。聽說流賊陷京都，崇禎帝慘亡，多爾袞表示“不勝發指”，他要“率仁義之師，沉舟破釜，誓必滅賊，出民水火”。多爾袞認為，吳三桂請他認關是為了報明朝皇帝之恩，所以盛贊吳三桂與李自成流賊不共戴天的行為是忠臣義舉；轉而他又勸吳三桂，希望雙方不計“射鉤之仇”，如果吳三桂能夠率眾歸順，一定封以故土，晉為藩王，這樣，國家的仇可以報，自己身家性命可以保，世代子孫都可長享富貴了。

　　吳三桂在接到多爾袞回信后，只是一個勁地又派人去催促多爾袞趕快出兵。當清軍距山海關十里時，吳三桂又送來情報，說李自成的軍隊有一支已經到達山海關外了，情況十分危急。從《清史稿》卷二百十八《睿忠親王多爾袞列傳》記載看，在多爾袞清軍還沒有進入山海關之前，李自成“大順政權”的軍隊主力已經不在北京城內了。雙方先是在“一片石”這個地方打了一仗，清軍將李自成屬下唐通帶領的軍隊打得大敗。吳三桂在山海關恭迎多爾袞，最后商定，多爾袞的清軍每個人“以白布系肩為識，先驅入關”，與李自成軍隊作戰。

　　殊不知，吳三桂將山海關大門向清軍打開的那一刻，如同引狼入室，明王朝已經是雪上加霜，被徹底推向永劫不復的災難深淵了。

　　四月二十二日，李自成的20萬大軍在山海關內“自北山列陣，橫亙至海”，嚴陣以待。從布陣情況看，多爾袞的清軍很難將戰線拉長到渤海邊，但多爾袞很快看出了破綻，認為李自成的軍隊陣容雖龐大，但“首尾不相顧”，清軍可以“伺敵陣尾，待其衰而擊之”。在雙方激戰過程中，又突然遭遇大風揚沙來襲，咫尺之間不辨人馬，但待大風一停，清軍快速殺出，“馬迅矢激”，直搗李自成軍隊腰部。李自成登高望見，發現清軍已形成壓倒態勢，只好策馬逃走，途中將吳襄殺害。清軍無不一以當百，乘勝追擊四十里，李自成農民軍徹底潰遁，“自相踐踏死者無算，僵尸遍野，溝水盡赤”。（《明史?流賊列傳》）

　　進入夢寐以求的山海關、踏上大明王朝京畿后，多爾袞也曾對諸將交待：此行目的是“除暴救民，滅賊以安天下。勿殺無辜，勿掠財物，勿焚廬舍”，誰若不遵守約定，誰將受到懲罰。到了五月，清軍已經駐扎到北京郊縣通州了，而李自成的人馬在清軍抵達前一天，就焚燒宮闕，載著輜重向西奔去，離開了北京城。多爾袞命令諸王與吳三桂各率所部繼續追擊，自己則整軍進入京師北京。

　　趕跑了李自成的多爾袞自比“周公”，表示要輔佐年幼的順治皇帝（時年6歲）。由于此時順治皇帝還在盛京（沈陽），所以在入城儀式安排上，隊伍前面仍然應是皇帝“鹵簿”，后面才是多爾袞的“儀仗”。多爾袞代表大清皇帝，在武英殿接受了包括明朝降臣在內的眾大臣“萬歲”歡呼朝拜。一直到六月份，清朝才決定“定都燕京”；到了九月份，順治皇帝開始入山海關進京，當時多爾袞率諸王群臣到通州去迎接；順治皇帝到了新的都城北京后，封多爾袞為“叔父攝政王”，賜貂蟒朝衣。當然，這些都是后話了。

　　再說多爾袞進入明皇宮后，代表清朝皇帝接受了眾大臣朝拜，接著又聽從謀臣建議，為崇禎皇帝“發喪三日，具帝禮葬之”。可憐崇禎皇帝，先是被李自成安葬了一次，現在又被多爾袞安葬了一次。但究其實，他們都是明王朝的掘墓人。

　　二．多爾袞與史可法對話，只承認清朝是從李自成手中奪取了政權。

　　自崇禎皇帝在景山上吊自殺后，緊接著就是清軍入關進京，這些事都發生在四、五月間。再說明朝福王朱由崧于崇禎十六年襲封父親朱常洵的爵位，王府地點在洛陽。崇禎十七年三月京師失守后，朱由崧與潞王朱常淓逃到了江蘇淮安，四月份才被鳳陽總督馬士英等迎接到南京。五月庚寅日宣布“監國”，以兵部尚書史可法、戶部尚書高弘圖及馬士英俱為大學士；在都城北京已經被清軍徹底占領的情況下，朱由崧于五月壬寅日自立于南京，宣布稱帝，年號“弘光”，史稱“南明”。為了與清軍抗衡，朱由崧派遣大學士史可法督師揚州，設江北四鎮，沿淮河、徐州一帶布置防線；馬士英仍然回到鳳陽督辦軍務。

　　這邊，多爾袞一邊派弟弟多鐸率軍去追剿李自成，一邊給南明弘光政權的史可法去信勸降。

　　多爾袞在信中，盛贊吳三桂請他入關的行為是“獨效包胥之哭”。將吳三桂引清軍入關行為，等同于春秋時期楚國大夫申包胥為挽救楚國而“如秦乞師”的壯舉。

　　據《左傳?定公四年》載，當年伍子胥為報復楚國，率吳國軍隊攻楚，致使楚國岌岌可危。為了尋求外援拯救楚國，申包胥在秦城墻外哭了七天七夜，最終感動秦國君臣，決定派兵救楚，史稱申包胥“哭秦庭”，又稱“申包胥如秦乞師”。毫無疑問，吳三桂的動機與申包胥的愛國行為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多爾袞想借此為自己“鵲巢鳩占”尋找歷史依據，更想為他和吳三桂的臉上貼金。

　　在這封信中，多爾袞還有兩處驚人之語，閱后方知什么叫強盜邏輯。

　　第一，多爾袞反客為主，指責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繼續舉事的行為是有違“春秋大義”。他認為，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即位”，這樣做是為了“以防亂臣賊子”。意思是說，崇禎皇帝雖然在景山上吊自殺了，“故君”在沒有入土安葬的情況下，“新君”是不應即位的；在“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的危急情況下，是清軍應吳三桂之邀入關，趕走了李自成，推翻了“大順”政權。

　　多爾袞難道還要明朝福王朱由崧來感謝他?他可能忘了，清軍雖然趕跑了李自成，但清朝政府隨即由盛京遷都北京，而不是將明朝江山繼續交給朱姓王朝。在這種趁火打劫、趁人之危的情況下攫取明朝江山，多爾袞還恬不知恥地指責福王朱由崧的行為是“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他儼然已把朱明王朝國土早已視為是他愛新覺羅氏“大清”朝所有了。

　　第二，多爾袞不承認清朝奪取了明朝政權。他認為，清朝“國家撫定燕都，得之于闖賊，非取之于明朝也。”堅持認為：明朝江山是由李自成推翻的，現在清朝將金鑾殿從盛京搬到燕京，是從李自成手上奪來的，而不是從明朝手中奪得。多爾袞甚至反過來責問福王朱由崧及史可法他們：“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為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他認為，清軍不畏艱險入關，耗費財物，是為了幫助明朝“代為雪恥”，明朝朱姓子孫應該對清朝感恩圖報，這樣才算得上是“孝子仁人”。

　　多爾袞這是沾盡便宜又賣乖，拿走了明朝神器還要明朝感謝他。既然你是來幫助明朝趕跑李自成農民起義軍的，那就應該像當年秦國幫助楚國那樣，只是幫助而不占據擁有，迅速退出山海關才是呀，就不應該有將清朝都城從盛京遷到北京的舉動呀。清軍入關行為，不可與春秋時期秦國幫助楚國的義舉同日而語。

　　正是在這種強盜邏輯演繹下，多爾袞一方面勸史可法要向吳三桂學習，不要貪戀“瞬息之榮”，如果“重故國無窮之禍”，最后反而“為亂臣賊子所竊笑”，不如早日率“南州群彥，翩然來儀”，一方面又在書信中恫嚇史可法：不要以為長江天塹不能飛渡，清軍人馬雄壯，兵源充足，完全具備當年前秦苻堅進攻東晉時所宣稱的那種“投鞭斷流”的實力，即清朝軍隊每個士兵的馬鞭子如果投到長江里，定能截斷長江水流。他又勸諭史可法，之前整個明朝政權都對付不了一個李自成的農民軍，現在想用“江左一隅”來“兼支大國”，與清朝抗衡，勝負無需借助“蓍龜”占卜就已經很明瞭了。

　　在接到多爾袞的書信后，史可法旋即派人送去了自己的回復，“語多不屈”，表達了要與清軍血戰到底、光復明朝江山的決心。

　　據《清史稿》卷二百十作《豫通親王多鐸列傳》和卷二百三十五《圖賴列傳》記載，順治二年（1645年），當李自成的主力被趕出陜西后，豫親王多鐸又“移師下江南”，四月份到揚州后，“圍七日，克之”。攻破揚州城，“執明大學士史可法殺之”。緊接著，多鐸又率清軍過江，攻下南京城。明福王朱由崧準備乘船逃往蕪湖，正在登舟渡江時，被圖賴“扼江斷渡”。護衛明王的將領田雄、馬得功二人只好“以福王降”。南明王朝“流亡政府”在南京這一站很快就宣告結束了。（未完待續）

　　束有春 2021年10月4日定稿于金陵四合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