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鳳凰科學技術出版社于2015年曾出版我的專著《感知風騷時代》，書中，我以中國古典文學兩座豐碑《詩經》《楚辭》為坐標，將先秦時期呈現的文學、史學、哲學、美學等現象研究歸結為“風騷時代”的文化文學現象，以期突破傳統學術研究一味以歷史年代為坐標的僵硬藩籬。“風騷時代”是對跨越公元前十二世紀至公元前二世紀近千年歷史的周王朝時代的文化詮釋，是在通過文學作品、歷史文獻、考古資料等綜合內容的互滲雜糅，對周王朝前后近千年歷史進行一次景觀式掃描與詩性化感知。

　　“風騷”出身名門大戶，是以我國古老的北方詩歌為主體的詩歌總集《詩經》和以屈原為代表的南方詩歌總集《楚辭》聯姻的產物，是南北文化的共同符號。“風騷”一詞，古老而又光鮮，豐富而又偉大。

　　《詩經》原有三千多篇，通過詩歌記錄了上至西周初期、下至春秋末期的周王朝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民族民俗等方面的內容。現流傳下來的只有305篇，據說都是經過孔子編纂之勞后形成。《詩經》分為“風”“雅”“頌”三大類，依據音樂劃分而得名的。“風”就是指“國風”，是各諸侯國的本土腔調，地方歌謠，共收錄有十五個諸侯國地區的民歌160篇，所以又有“十五國風”之說。那時的“國”是相對于周天子朝廷而言，如同我們現在的行政省份，如“秦風”就是秦國那一帶人的唱腔，相當于現在的“秦腔”、“信天游”等；“鄭風”就是鄭國那一帶人的唱腔，相當于今天的河南鄭州一帶的豫劇、平劇等。《詩經》十五國風之“國”與現在的省是不對應的，十五國風的范圍大致在今天的陜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以及湖北的北部地區，十五國風中有《周南》《召南》二“風”，它們都是南國之“風”，泛指洛陽以南直至長江、漢水流域。《詩經》中的“雅”詩是宮廷音樂，是周代朝廷自認為的華夏正統音樂，所以“雅”又有“正”的意思，今人“雅正”一詞即源于《詩經》。雅詩又分為大雅、小雅兩部分，其大、小區別主要在于大雅中的詩全部是西周時代（含周代初創階段）的詩歌，傳唱的歷史較長，小雅中的詩大部分是西周后期和東周時期的宮廷音樂，傳唱的時間較短。《頌》詩是專門用于宗廟祭祀的歌，又分《魯頌》《商頌》《周頌》三部分，《魯頌》是魯國的祭祀歌，《商頌》是宋國的祭祀歌，《周頌》是周王朝的祭祀歌。由于《頌》詩的內容較短，又不分章，又缺少韻律，所以后人對于“頌”解釋也就是“容也”、“樣子也”，這一點，以清代阮元《釋頌》最為代表，推測在祭祀唱頌歌時，人的神情一定是凝重嚴肅，聲調一定是舒緩“拖腔”。由于《國風》在《詩經》中處于第一部分，且又是主要內容，所以后人習慣用“風”來指代《詩經》。

　　《楚辭》是以戰國時期屈原為代表的、誕生在楚國土壤上的詩歌總稱。其中，以屈原《離騷》等二十五篇作品為主，同時包括屈原弟子宋玉的《九辯》《招魂》，傳為屈原弟子景差所作的《大招》等。《楚辭》代表了先秦時期我國南方文學、尤其是詩歌創作的最高水平，是中國詩歌在繼北方《詩經》后，在南方崛起的又一座豐碑。在屈原作品中，以《離騷》藝術成就為最高，它代表了整個楚辭文學的最高水平，所以，人們常以“騷體”文來指代楚辭，有時直以一個“騷”字來代表說明楚辭。

　　“離騷”二字代表了一種文體，有時又可作動詞的使動用法來使用。唐代李延壽撰《北史》卷八十二《儒林列傳下》在“論曰”中指出：“孝籍徒離騷其文，尚何救也！”“孝籍”即王孝籍，該卷記載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群書，遍習‘五經’，頗有文翰”。隋文帝開皇年間，應召入秘書，協助王劭修國史。王劭“不之禮”，不把他當回事。后又給吏部尚書牛弘去信，希望能得到他的重用，牛弘“亦知其學業，而竟不得調”。后來只好歸還鄉里，以教授為業。這里用“徒離騷其文”，說明王孝籍當時寫文章，只知道如何使文章辭藻華麗，但內容不適用，所以在官場上當然不被重用。

　　將“風”“騷”合為一個詞來使用，從文獻資料顯示看，應該是到了南北朝時期。南朝梁沈約《宋書》卷六十七“謝靈運傳”，沈約以“史臣”口吻指出：“自漢至魏，四百余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為形似之言，班固長于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并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源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此后，“風騷”開始作為一個固定詞語聯袂出現在文獻中。唐代元稹《長慶集》五六《唐故工部員外郞杜君墓志銘并序》有云：“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這里的“風騷”就是指代《詩經》《楚辭》。

　　“風騷”成為固定語詞后，其引伸意義在后世被不斷增加，內涵愈來愈豐富，外延愈來愈寬廣，主要有以下幾層含義：

　　一是指代文體樣式。唐代賈島《喜李馀自蜀至》詩中有“往來從此過，詞體近風騷”句；宋代蘇舜欽《奉酬公素學士見招之作》詩中有“留連日日奉杯宴，殊無閑隙吟風騷”句；清代姚瑩《論詩絕句》之二有“辛苦十年摹漢魏，不知何故遠風騷”句，等等。

　　二是形容一個人的詩文才情。唐代高適在《高常侍集》之六《同崔員外綦母拾遺九日宴京兆府李士曹》詩中有：“今日好相見，群賢仍廢曹。晚晴催翰墨，秋興引風騷。絳葉擁虛砌黃花隨濁醪。閉門無不可，何事更登高”。元代鄭光祖《倩女離魂》第一折中有：“他多管是意不平自發揚，心不遂閑綴作，十分的賣風騷，顯秀麗，夸才調。我這里詳句法，看揮毫。” 現代作家蔣光慈《少年飄泊者》八中有：“今天到某秀才家里寫幾張字畫，明天到某一教書館里談論點風騷，倒也十分有趣。”毛澤東《沁園春·雪》詞中有：“唐宗宋祖 ，稍遜風騷”。

　　三是比喻文壇地位。清代趙翼《甌北詩鈔絕句》二《論詩》有：“李杜詩篇萬人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與此相近的“獨領風騷”一詞，也是說一個人在文學等領域出類拔萃。

　　四是說一個人風光體面。明代馮夢龍《二刻拍案驚奇》卷十九有：“旗幟鼓樂，高頭駿馬，送入衙門到任。寄華此時身子如在云里霧里，好不風騷。”

　　五是形容女子容貌俊俏。明代無心子《金雀記·定婚》中有：“有貌有貌多俊俏。陳平說我最風騷，新大褶，皂羅袍，方巾四角帶兒飄。”《紅樓夢》第三回描寫王熙鳳是：“一雙丹鳳三角眼，兩彎柳葉吊梢眉，身量苗條，體格風騷。”

　　六是指男子行為放蕩。明代馮夢龍《醒世恒言·一文錢小隙造奇冤》有：“那老兒雖然風騷，到底老人家，只好虛應故事，怎能勾滿其所欲？”明代梁辰魚《浣紗記·見王》有：“我為人性格風騷，洞房中最怕寂寥。”明代陸采《明珠記·買藥》有：“卻戀他酒杯來往，兒女風騷。”清代李漁《憐香伴·女校》有：“他出這等風致題目，一定是個老風騷，做首肉麻的詩應付他。”現代作家楊朔的《火并》中有：“每年元宵節，秧歌出街的時候，人們可以看見他扮著《拾玉鐲》的孫巧姣 ，或者《小上墳》的寡婦，專在女人面前賣弄風騷。”

　　七是特指女性舉止輕佻。現代作家茅盾的小說《動搖》中有：“金鳳姐已經走到跟前，依舊臉上搽著雪白的鉛粉，嘴唇涂得猩紅，依舊乜著眼，扭著腰，十分風騷。”

　　八，“風騷”有時也可用以形容一種令人眼花繚亂、心猿意馬的特殊場景。如梨園戲《陳三五娘》第一場有：“上元景，好風騷，燈如花，月如鑼”，即指正月十五晚上的街市燈會景象。

　　從以上八種引伸意義來看，“風騷” 一詞有褒義有貶義，明代最盛行。在中國文學史發展過程中，明代是一個文學體裁發生重大變形的時期，小說等通俗文學占據主導地位，因說書而產生的話本在民間和文人中普遍流行。除《三國演義》《水滸傳》外，與《水滸傳》密切相關的《金瓶梅》分《金瓶梅詞話》和《原本金瓶梅》兩種版本同時盛行于世。馮夢龍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短篇小說集簡稱“三言”，凌濛初的《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二部短篇小說集簡稱“二拍”。“三言”“二拍”將通俗文學推上了文學舞臺，并開始唱主角。正是由于通俗文學的大量出現，平民開始成為文學描寫的主角，市井文化開始繁榮，一些俚言俗語開始出現在文學作品中，“風騷”一詞在文學發展轉型階段出現變質變味、身份下嫁、內容由雅變俗是在所難免的。通過以上列舉發現，“風騷”的引伸意義有主要是正色、是暖色調，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才是灰色的，同時也帶有詼諧成分。在現代語匯中，“風騷”一詞不應該被冷落，不應該只是放大它的灰色一面，而應該更多地放大這個詞的正能量、暖色調，彰顯其文化內涵深厚的一面，使這一古老高雅的詞語能夠在我們的現代語匯中煥發出新的生命力。

　　古人常將“風騷”與“風流”同時使用。如上所述，沈約在《宋書·謝靈運列傳》中以“史臣”口吻又指出：“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于前，賈誼、相如，振芳塵于后，英辭潤金石，高義薄云天”。可見在古人那里，“風流”也是一個很陽光很體面的褒義詞匯，并不絕于史。

　　在《南齊書?王儉列傳》中，侍中、中書令王儉經常對人說：“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實際上他是將自己比作謝安，要當一名風流宰相、有能力的宰相。

　　“風流”二字本意是指自然界風向流動變化，不帶有任何人文色彩。如《周書》卷四十九《異域列傳（上）》史臣的一段話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凡民肖形天地，稟靈陰陽，愚智本于自然，剛柔系于水土。故雨露所會，風流所通，九川為紀，五岳作鎮，此之謂諸夏。生其地者，則仁義出焉。”這里的“風流”與“雨露”對應，指的就是自然界現象。

　　當“風流”被作為一個詞用于對人或事物的評價時，已經轉換成為一個瀟灑自如、通達優雅、富有魄力的美麗詞匯了。我們可以從四個層面來理解。

　　一是用于對才貌德能俱佳人物的評價。

　　《南史》卷五十四《梁簡文帝諸子》記載，南郡王蕭大連是簡文帝的第五個兒子，“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雅有巧思，妙達音樂，兼善丹青。”梁太清元年（547年），出為東揚州刺史。侯景入寇建鄴后，蕭大連曾率眾四萬來增援京城，臺城陷落后退回揚州，后來被侯景殘酷殺害。

　　《魏書》卷七十一《裴叔業列傳》之“高客傳”記載，高客“博學，善文札，美風流”。北魏宣武帝時期，高客官拜散騎侍郞，出為揚州開府掾，帶陳留太守，后來死于任上。

　　《北史》卷二十四《崔逞列傳》記載，南北朝時，北齊崔贍長得“潔白，善容止，神彩嶷然，言不妄發，才學風流，為后來之秀”。宰相楊愔欲引崔贍為中書侍郎，當時，著名詩人盧思道負責中書省，楊愔問他崔贍的“文藻優劣”。盧思道認為：“崔贍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沒。”楊愔回答：“此言有理”。意思是說，崔贍的才華與風度容貌俱佳，但人們往往只注意他的風流倜儻一面，而淹沒了對他才華一面的重視。又據《北史》卷四十一《楊播列傳》，從史家評論中可知，宰相楊愔本人也是“雅道風流，早同標致”，所以被“公望人物所推”，直至當上宰相。

　　《北史》卷四十三《李崇列傳》之“李蔚傳”記載，北齊李蔚年輕時就長得很清秀，能“襟期倫理，涉觀史傳，兼屬文詞”，自持公干，“甚有時譽”。他的“昆季”兄弟也“并尚風流，長裾廣袖，從容甚美，然頗涉疏放”。可見人們還是十分強調風流人物要內外兼修的。

　　《北史》卷五十四《段榮列傳》之“段孝言傳”，稱北齊度支尚書段孝言“少警發，有風儀”，“雖黷貨無厭，恣情酒色，然舉止風流，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嘗虛棄，賦詩奏伎，以盡歡洽”。由此可見，“風流”一詞用在有些人的身上，往往也帶有中性色彩。

　　二是用于對相貌平常但有德能才藝之人的評價。

　　東晉時，除謝安外，書圣王羲之、兒子王獻之父子倆也曾有“風流”評價。《晉書》卷八十《王羲之列傳》之“王獻之傳”稱贊王獻之“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為一時之冠。” 王獻之40多歲早卒，與服用藥物過量有關。又，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將書法列入“雜藝”一門，顏之推教導子孫們對書法藝術“不須過精”，認為“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為人所役使，更覺為累”。顏之推對王羲之等人因書而累作評語曰：“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惟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

　　《魏書》卷十八《太武五王列傳第六》記載，北魏拓跋彧“少有才學，時譽甚美”。少年時代，拓跋彧與堂兄弟拓跋延明、拓跋熙“并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尚書郞盧道將對吏部崔休說：“三人才學雖無優劣。然安豐少于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沉雅。”語中的“安豐”是指安豐王拓跋延明，“中山”是指中山王拓跋熙，“濟南”是指濟南王拓跋彧。時人評價拓跋氏三王是“三王楚琳瑯，未若濟南備圓方”。拓跋彧“姿制閑裕，吐發流靡”。當時有一個叫王誦的人見到拓跋彧時，“未嘗不心醉忘疲”。拓跋彧后來官拜前軍將軍、中書侍郞，上奏郊廟歌辭，“時稱其美”。后來又被封為“臨淮王，寄食相州魏郡”。因長期兼職御史中尉，自認為是以自己的“倫敘”威望應該得到的官職，所以對上司“不謝”，即不去打點答謝，結果遭到領軍于忠的彈劾。于忠上奏朝廷稱：“臨淮雖復風流可觀，而無骨鯁之操，中尉之任，恐非所堪。”遂去威儀，單車而還，朝流為之嘆息。不給上司送禮，光憑自己的本事就想在官場站穩做大，有時要吃苦頭的，同情你的人再多也不起作用，古已有之。

　　《魏書》卷三十九《李寶列傳》之“李神俊傳”稱，李神俊少以才學知名，深為太常劉芳欣賞，釋褐奉朝請，轉司徒祭酒、從事中郎，頃之，拜驍騎將軍、中書侍郎、太常少卿，出為前將軍、荊州刺史，仕途一帆風順。李神俊“意尚風流，情在推引人物，而不能守正奉公，無多聲譽”，辦事不夠公平公正，所以時評不高。好在他“風韻秀舉，博學多聞，朝廷舊章及人倫氏族多所諳記。篤好文雅，老而不輟，凡所交游，皆一時名士”。史臣魏收對李神俊的最終評價是“才尚風流，殆民望也；貞粹之地，君子或未許焉”。

　　《北齊書》卷三十一《王昕列傳》記載，北齊王昕的六世祖王猛是前秦苻堅的丞相，父親王云在北魏朝廷任職也很有名望，北齊顯祖高洋皇帝因為王昕平日為人疏誕，非濟世所須之才，就罵他：“好門戶，惡人身。”意思說王昕雖出身名宦世家，祖父輩都很有政績聲望，但他自己卻吊兒郎當，不求上進。皇帝高洋有一次與朝臣酣飲，身為銀青光祿大夫的王昕卻稱病不參加，高洋于是派人騎快馬將他抓來。來人見王昕正“搖膝吟詠”，二話沒說，上前將其抓走。高洋最后竟下令將王昕斬于御前，并將其尸體拋進了漳水。這是發生在天保十年（559年）的事。王昕的母親是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了九個兒子，都是“風流蘊藉”之輩，在當世號稱“王氏九龍”。《北齊書》卷三十七《魏收列傳》記載，通直散騎常侍魏收與王昕曾出使南朝的蕭梁，“王昕風流文辯，魏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群臣咸加敬異”。梁武帝蕭衍對北齊的二位才子官員十分欣賞。

　　《北齊書》卷三十五《裴讓之列傳》，裴讓之年少是就好學，有文俊辯，早得聲譽。東魏天平中（534-537年）應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屯田主客郎中。當時朝廷省中相傳：“能賦詩，裴讓之”。裴讓之與大臣楊愔關系友善，相遇則清談竟日，楊愔經常對人說：“此人風流警拔，裴文季為不亡矣。”東魏武定八年(550年)，高洋受魏禪，建立北齊，裴讓之又被任命為清河太守。南朝梁的使者到訪，高洋任命裴讓之攝主客郎，負責外交事務。《北史》卷三十八亦有載。

　　從文字出現頻率看，與南朝相比，北朝史家筆墨更加注重用“風流”來評價人物，如《魏書》《北齊書》《北史》等。到了隋唐時期，《隋書》《唐書》中又經常出現“風流”字樣。

　　《隋書》卷一《高祖上》載，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十二月甲子，北周靜帝宇文闡下詔書，封楊堅為隋王，建立隋國，置丞相以下，一依舊式。詔書中盛贊楊堅“爰初入仕，風流映世，公卿仰其軌物，縉紳謂為師表。入處禁闈，出居藩政，勞猷茂績，問望彌遠。”

　　《舊唐書》卷六十二《李大亮列傳》記載，李迥秀是李大亮的族孫，“雅有文才，飲酒斗余，廣接賓朋，當時稱為風流之士”。文才與酒結合，加之人緣好，這樣的人很容易贏得“風流之士”雅號。《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九《儒學列傳》中記載一個叫朱子奢的蘇州人，為人“風流蘊藉”，加之又“頗滑稽”，富有文藝表演天賦，通曉人文義理，待人接物、人情世故是八面玲瓏，唐太宗時，已官至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數蒙宴遇”，唐太宗李世民經常讓他來參加皇帝的宴會，李世民命令他與群臣論難，進行辯論，皆莫能及，沒有人能夠辯論得過他。再如《新唐書》卷一百九十六《隱逸列傳》記載唐代著名詩人、書法家賀知章，認為他“性曠夷，善譚說”。賀知章與族姑子陸象先關系友善，陸象先曾對別人說：“季真清譚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季真”是賀知章的字，可見賀知章在當時士林中的口碑和人氣是相當高的。賀知章于武則天證圣元年（695年）中乙未科狀元，授予國子四門博士，遷太常博士。賀知章晚年自號“四明狂客”，其《詠柳》《回鄉偶書》等詩篇膾炙人口。

　　三是用于對相貌或身體有缺陷但才氣能力尚佳者的評價。

　　《北史》卷四十三《李崇列傳》記載北魏金紫光祿大夫李諧，稱其“幼有風采”，但“為人短小，六指，因癭而舉頣，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這個李諧，就是一個又矮又丑又瘸腿又語速慢的人，但他卻能揚長避短，或者說化短處為長項，風流閑潤，博學有文辯，享有名望，受人尊重。史家李延壽評論李諧是“風流文辯，蓋人望乎”。

　　四是用于對文學風尚和社會思潮的評價。

　　《南史》卷七十二《文學列傳》唐李延壽序云：《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自漢以來，辭人代有，大則憲章典誥，小則申抒性靈。自中原沸騰，五馬南度，綴文之士，無乏于時。降及梁朝，其流彌盛。蓋由時主儒雅，篤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至有陳受命，運接亂離，雖加獎勵，而向時之風流息矣。”從東晉到南朝，都定都金陵，隨著陳朝滅亡，南朝“風流”也漸次不振矣。

　　《南史》卷七十二《文學列傳》“丘靈鞠”傳：丘靈鞠是吳興烏程人。南齊永明二年（484年），領驍騎將軍。丘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傖輩度，妨我輩塗轍，死有余罪。”丘靈鞠雖然是南方人，但卻是個武官，他還是向往當一個風流士子，只可惜被顧榮引進的江南士子們都搶了風頭，恨得他要去掘顧榮的墓。

　　《隋書》卷六《禮儀一》記載： “（漢）武帝興典制而愛方術，至于鬼神之際，流宕不歸。世祖（劉秀）中興，明皇篡位，祀明堂，襲冠冕，登靈臺，望云物，得其時制，百姓悅之。而朝廷憲章，其來已舊，或得之于升平之運，或失之于兇荒之年，而世載遐邈，風流訛舛。必有人情，將移禮意，殷周所以異軌，秦漢於焉改轍。至于增輝風俗，廣樹隄防，非禮威嚴，亦何以尚。”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九《儒學列傳》載，唐高祖李淵于武德二年（619年）下詔，要建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以便“四是致祭”。在詔書中，對“宣父”孔子的贊詞有：“粵若宣父，天資睿哲，經綸齊魯之內，揖讓洙泗之間，綜理遺文，弘宣舊制。四科之教，歷代不刊；三千之文，風流無歇。”“宣父”就是指孔子。孔門有“四教”，即文、行、忠、信，由此而擴展為德行、政事、文學、言語“四科”。“歷代不刊”句中的“不”字，應為“丕”字之誤，“丕”者，大也。傳孔子有弟子三千、賢人七十，詔書中的“三千之文”是指孔子三千弟子傳播孔子思想，文脈通貫，形成氣勢，所以用“風流無歇”來形容。

　　《舊唐書》卷一百一《辛替否列傳》記載，辛替否是唐中宗景龍年（707年）的左拾遺。當時盛興佛寺，百姓勞弊，帑藏為之空竭，辛替否上疏進諫，其中有：自像王西下，佛教東傳，青螺不入于周前，白馬方行于漢后。“風流雨散，千帝百王，飾彌盛而國彌空，役彌重而禍彌大”。

　　《新唐書》卷一百六十六《杜牧列傳》載，是時，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度，杜牧作《罪言》，其中有：“天寶末，燕盜起，出入成皋、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百余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敢窺者”，“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

　　《新唐書》卷一百七十八《劉蕡列傳》：大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余人于廷，策曰：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玄默無為。端拱司契，陶甿心以居簡，凝日用于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由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三代令王，質文迭救，百氏滋熾，風流寖征，自漢以降，足言蓋寡。

　　《新唐書》卷二百一《文藝列傳上》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

　　除了歷史文獻中出現那么多風流人物，在古典詩詞中，“風流”一詞也常見。如唐代李白《贈孟浩然》詩有“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句。唐代韋莊《思帝鄉》中有“春日游，杏花吹滿頭；陌上誰家年少，足風流”句。宋代趙彥端《江城子·上張帥》詞有“尊俎風流，談笑酒徐傾”句。明代蔡羽《靜海寺佛閣》詩有“風流總是周南客，看海銜杯一倚樓”句。毛澤東《沁園春·雪》一詞中有“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句，將“風流”一詞的深切含義從古代順利過渡到了現當代。

　　“風流”源于自然又超脫自然，為人世間所熱用，其引伸意義遠遠超越了本義。“風流”不以貌取人，重在人品、德能、才干，重在灑脫、光明、豪邁。歷史需要風流人物，在建設現代化強盛國家的大潮中，我們更需要有千千萬萬風流人物涌現。

　　我們要以風騷如椽之筆，書寫新時代風流人物之絢爛華章。

　　束有春

　　2020年12月15日于金陵四合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