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春秋時期誕生的我國著名思想家，儒家思想暨儒家文化創始人，距離我們已經2500年左右，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貢獻與影響是超越時空的。儒家思想已經滲透到華夏民族的血液中，滲透到我國歷史文化發展的血脈中，尤其是自漢武帝采納大儒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議后，儒家思想文化得以盛衍不衰，成為華夏文化主體。
孔子思想主要體現在《論語》一書中。
《論語》共有20篇，是孔子弟子記載孔子言語行事的“語錄體”書籍，孔子一生沒有留下“專著”，但對夏、商、西周及孔子所處春秋時代的文獻典籍、如《詩經》《周易》《尚書》《周禮》等都有過整理功勞，并以之作為教材來教育弟子。孔子號稱有“弟子三千，賢人七十”，這些弟子在孔子身邊，有時是孔子直接與他們講話，有時是弟子向孔子請教時的孔子答話，有時是孔子與別人交流時的對語，大家各自隨時記錄下來，并且反復體會。孔子去世后，弟子們為了表達對老師的追念敬仰之情，就把各自記錄的內容進行匯總整理，最后歸類編輯成20篇，取名為《論語》。
《論語》20篇的篇名形成，主要有三種情況：
第一種，以開頭記錄的是孔子話語中前兩個字作為標題。這種現象最為普遍，如第一篇《學而》就是由孔子說話中的“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一句話而來。這句話中的“說”字念“悅”音，表示高興愉快的意思，“說”與“悅”屬古漢語中的通假字。他如《為政》《八佾》《里仁》《雍也》《述而》《先進》等篇亦如此。
第二種，以開頭涉及到的人物或群體名稱作為標題。如第五篇《公冶長》，其開頭就是：“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孔子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了當時還關在監獄里的犯罪嫌疑人公冶長，因為孔子知道，公冶長這個能聽懂鳥語的小伙子，為人品德很好，被關進班房只是遭狡詐陰險之人陷害所致。他如《泰伯》《鄉黨》等篇亦如此。
第三種，以記載事情和人物的開頭兩字或三字為標題。兩個字的如《子罕》篇開頭為：“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是說孔子平時很少講關于利益得失方面的事，在《論語·里仁》篇里，孔子就有“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的至理名言，但孔子對于“天命”與“仁”的問題是經常要向弟子們宣講的。他如《顏淵》《子路》《憲問》《季氏》《陽貨》《微子》《子張》《堯曰》等篇的標題產生都是如此。三個字作為標題的，僅《衛靈公》一篇而已。
《論語》反映的孔子思想體系博大精深，其中涉及到國家治理問題時，以孔子“為政以德”的德政思想最為閃光，它是孔子“仁”的思想體系中的精華，如果說“仁”是孔子思想體系的“綱”，那么“德”就是第一要“目”。
孔子德政思想是對夏商以來智者們提出的“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尚書》）等民本思想的升華，更是對西周大儒周公姬旦的“敬天保民”“明德慎罰”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在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周天子威信“式微”的情況下，有現實指導作用，其對后世也是影響深遠。
在《論語》第二篇《為政》中，孔子告訴弟子們：“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這里的“北辰”就是指北極星。因為北極星距離地球太遙遠，人們用肉眼幾乎感覺不到北極星在移動，只能發現其他星辰在圍繞著北極星運轉，像一顆領袖之星。“共”通“拱”，拱衛、環抱、環繞之意，后世的“眾星捧月”成語即由此演變而來。
關于如何從政做官、治理國家，孔子在這里打了一個形象比喻：希望統治者、為官者在治理國家時，要以德治國，以德化民，要具備懷民、親民、愛民的政治胸懷，主動關心民生疾苦，積極引導民生向上向善，如果這樣做了，就如同北極星端坐在那里，享受眾星拱拜烘托，既會得到人民愛戴，又會減少社會矛盾，促進社會經濟的有序發展。
孔子儒家思想雖不能代表中國傳統文化全部內容，但因其是在我國本土文化土壤上滋生出來的寶貴精神財富，在歷史發展進程中，尤其是因一次次戰爭而引起的封建王朝政權更替后的相當長歷史時期內，伴隨著“與民休息”理念，其傳播力與影響力十分明顯，對統治者執政理念會產生巨大引力。班固在《漢書》中曾指出：“漢興，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以寬厚清靜為天下先，故文、景以后，循吏輩出。”明太祖朱元璋針對元代末年吏治縱弛、民生凋弊現象，對貪官污吏是“重繩”“嚴典”，每當府州縣吏來朝拜時，他總要告誡他們：“天下新定，百姓財力俱困，如鳥初飛、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希望官員們做“約己而愛人”的廉政者，不做“朘人以肥己”的貪官。
封建統治者在治理國家的手段上，實際執行的是“德”與“刑”并舉，儒與法兼施，但誠如管子曾經所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平民百姓在衣食溫飽無虞的情況下，是不會對統治者構成威脅的，社會是在穩定中發展，因此，“以德化人”“為政以德”更加符合民意，更加符合歷史發展規律。在歷史的長河中，被人們經常稱道的漢代“文景之治”、唐代“貞觀之治”、清代“康乾盛世”等，“為政以德”特征最為明顯。而如何做到施行德政，與那些處于民生前沿的行德政、愛民生的循吏、良吏們的作為關系重大，他們直接關乎到國家政權的形象在百姓心目中是什么樣的。
繼《古代“愛民如子”官員枚舉》《“廢業”與“罷市”：古人對賢宦良吏的禮贊》《中國古代老百姓對活著的好官采取褒獎的幾種形式》等拙文之后，我們仍可從“德政”角度，捕捉到一大批歷史上被百姓稱頌的循吏良吏們。自司馬遷《史記》為“循吏”專門列傳、開中國史學先河始，一直到《清史稿》，前后二十五部歷史典籍中，史家都保持了為“循吏”“良吏”專門列傳的筆法，為我們了解認識歷史多了一扇窗戶，也讓我們感悟到了孔子德政思想在后世的傳承發展，形成了優良傳統。
本文列舉幾位人物，以感悟歷史上的德政愛民現象。
第一位，南北朝時期的北齊人崔伯謙。據《北齊書?循吏列傳》記載，崔伯謙“少孤貧，善養母”，后以父蔭補晉陽相府功曹，深得北齊高祖高歡的賞識，稱其“清直奉公”，是“良佐”之材。后升任濟北太守。在太守任上，崔伯謙“恩信大行”，將原來采用生牛皮鞭懲罰犯人的做法改為“用熟皮為之”，強調“不忍見血，示恥而已”，不要把犯人打得見血，只要讓他們知道羞恥就夠了。郡內百姓向路過此地的朝廷官員反映說：“府君恩化，古者所無。”接著，百姓還為那位官員唱起了當地民歌：“崔府君，能治政，易鞭鞭，布威德，民無爭。”那位官員又問：“既然稱為‘恩化’，怎么又行使威嚴了？”百姓回答說：“長吏憚威，民庶蒙惠。”卻原來，崔太守對百姓用“德”，讓他們“蒙惠”；對屬下官吏們用“威”，讓他們懼怕太守的威嚴，在工作中不敢造次，更不可欺壓百姓。
崔伯謙后來要被朝廷調任鄴郡太守，濟北郡老百姓聽說后，“號泣遮道”，舍不得他離開，其場面十分感人。再后來，崔伯謙又被調任南鉅鹿太守，“事無巨細，必自親覽”，因操勞過度，頭發胡須都變白了。老百姓每當遇到困難或難以解決的問題時，都會信心滿滿地說：“我自有白鬚公，不慮不決”。意思是說，我們有崔太守在，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崔太守儼然成了百姓的主心骨。崔伯謙因關愛民生，為政以德，工作業績突出，后被調至朝廷，任銀青光祿大夫，在更大的平臺上發揮作用。
第二位，被《北史》《隋書》同時記載的劉曠。劉曠是一位“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的人，在隋代開皇初年（582年左右）就當上了平鄉縣（今河北省境內）縣令。為了節省政府開支，不驚動地方官員，他一個人騎著馬去赴任。在任期間，如果有人發生諍訟告狀，到了他這里，他會用細聲細語加以叮嚀勸說，曉之以理，從來“不加繩劾”，不拷打責罰，而是讓他們雙方各自先做自我批評，最后達到“各自引咎而去”、矛盾得以化解的效果。
劉曠把為官所得俸祿，全部用于賑施窮困貧乏之人。老百姓感其德化，出于善意地相互間互相鼓勵勸勉，傳遞正能量，大家一致認為：“有君如此，何得為非？”意思是說：有這樣的好領導，你我還好意思去做壞事嗎？
在出任平鄉縣令的七年中，劉曠通過禮義教化，使地方社會治安穩定，社會秩序良好，人與人的關系融洽，最后竟出現“獄中無系囚，諍訟絕息，囹圄皆生草，庭可張羅”的太平景象：縣域監獄中沒有一個囚犯，人們相互間的諍訟打官司的現象再也沒有發生，監獄原先關押犯人的場所都長滿了青草，縣衙門庭前是門可羅雀，沒有前來上訪諍訟之人。
劉曠后來奉命到臨穎縣任縣令，臨離開的那一天，老百姓和地方官吏們知道消息后，紛紛前來送行，大家十分不舍，無論少長，都號哭涕泣不已，沿途相送的人是“數百里不絕”，那場面，讀之無不動容。
劉曠在臨穎任職期間，其“清名善政為天下第一”。當時，尚書左仆射高颎將劉曠的業績上報給了隋文帝，劉曠受到了皇帝召見。
隋文帝夸獎劉曠說：“天下縣令可謂多矣，卿能獨異于眾，良足美也。”又對左右臣工們說：“對這樣優秀的縣令如果不進行特殊獎勵，怎么能夠激勵別人？”于是下優詔，號召全國大小官吏們都要向劉曠學習。同時對劉曠提拔重用，擢拜為莒州刺史，由縣官升任為地區級官員，讓他在更大的政治舞臺上施展才能。
第三位，被《隋書》記載的梁彥光。隋文帝時，梁彥光任岐州刺史，兼領岐州宮監，甚有惠政，州境內甚至出現了“嘉禾連理”吉祥現象。隋文帝在巡幸岐州時，對梁彥光治政能力大加贊賞，專門下詔，要求其他官吏們向梁彥光學習。詔書中說：“賞以勸善，義兼訓物。彥光操履平直，識用凝遠，布政岐下，威惠在人，廉慎之譽，聞于天下。”要求“四海之內，凡曰官人，慕高山而仰止，聞清風而自勵。”隋文帝用“威惠”“廉慎”來贊揚梁彥光，并希望在全國官場形成一股“清風”正氣。
梁彥光后來被調到相州任刺史，由于當地人員許多是在戰亂后從各地遷徙而來，且職業一般都是些技巧、商販、樂戶之類，致使境內“人情險诐，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顯然，這里的社會風氣比岐州復雜得多了。
為了從根本上扭轉社會風氣，消除弊端，梁彥光決定從教化入手，舉辦學校，讓更多的人來讀書，達到以德感人、以德化人的效果。他用重金聘請孔子家鄉、山東籍的大儒前來教學，每個鄉都辦一所學校；讀書學習的內容也有明確規定：“非圣哲之書不得教授”。并且每個季度召集大家考試一次，自己親自當考官。如果發現既聰明又勤奮學習，并且操行不錯、口碑較好的學生，就讓他們到大堂內吃飯，“升堂設饌”，給予物質上的享受和獎勵，其他學生則坐在廊下吃飯，不得登堂用餐。如果有好諍訟者，懶惰而學業不成者，就讓他們坐到庭院中，“設以草具”，讓他們吃粗陋的飯菜，用簡陋的餐具。如果哪位學生已經完成學習任務要畢業了，他還要舉行一場隆重的 “賓貢之禮”即畢業典禮，還要在郊外設祖道相送，并且由政府出面，贈送大量財物作獎賞。這樣一來，大家都以好讀書、愛學習為榮，人人刻苦努力，相互競爭，社會風氣得到根本改變。
有一個從滏陽來的人名叫焦通，生性酗酒懶惰，不懂禮數，在家里對父母很不孝順，結果被他的堂弟給告到了官府。梁彥光接到訴狀后，不急于去怪罪批評這個人，而是把他帶到州學，讓他參觀孔廟，接受傳統教育。在孔廟中，陳列著東漢孝子韓伯瑜因為母親用拐杖打他而不痛、發現母親力氣已經衰退而十分悲哀、對著母親悲泣不已的畫像。焦通見到這個場面，一下子觸動到了靈魂，深感對不住父母，當場失聲痛哭，感到十分慚愧、無地自容。梁彥光發現后，覺得孺子可教，就順勢對他進行訓諭引導，沒有一句教訓責怪的語氣，而是讓他回家到父母身邊去盡孝。從此以后，焦通一改從前不良習慣，孝順父母，篤志學習，助人為樂，終于成為一名“善士”。
梁彥光為政，堅持以德化人，有許多像焦通一樣的人被他教育后，重新做人，開始積極上進。地方官吏也對梁彥光十分感激，因為自從采取讀書教育、以德化人的德政方法后，當地的諍訟打官司現象幾乎沒有了。
第四至第六位，分別是被《宋史》記載的王仁鎬、劉敞、曾鞏。
后周顯德五年（958年），王仁鎬官拜安國軍節度。當地老百姓早已聞聽王仁鎬體恤民生、曾經幫助老百姓減少田租的事，知道他是位好官，就扶老攜幼，自發來到郡縣邊界迎接他。有四位鄉民給他贈送錦袍，王仁鎬都把這些錦袍重新披到了鄉民身上。上任后，得知郡里有人為盜，危害社會，王仁鎬就派部下給這些人送去布帛，曉之以理。這些強盜早已知道王仁鎬令名，就相互轉告，最后全部逃跑，自行解散了。這些人從此改過自新，積極從事田間勞作，做正當營生，當守紀百姓。
《宋史》卷三百一十九記載一個叫劉敞的人，任鄆州（今山東東平縣）太守。鄆州的地勢是易守難攻，山高皇帝遠，所以官場風氣不好，社會治安混亂，市邑內經常出現公開搶劫行為，盜賊活動十分猖獗。劉敞上任后，“明賞罰”，德威并重，做到公正辦案，狠剎不正之風，打擊黑惡勢力，結果很快使全境“肅然”，社會風氣空前好轉。
有一位客人行走到鄆州壽張這個地方，在半路上遺失了一囊錢，但沒有人敢去取，發現的人就去主動告訴里長。里長來到現場后，自己主動帶頭，與一兩位鄉民守護在旁邊，一直等到那位失主返回取走了錢袋后，他們才愉快地離開。這是典型的“路不拾遺”古風再現。里長一行人的舉動對當地人震動很大，人們都給上了一堂沒有語言的道德課，從此，該地區再也沒有出現失竊偷盜現象。
還有一次，有一位客人在傍晚時分把自己的東西遺忘在了城內，第二天大清早趕過去尋找，發現自己的東西還完好無損地放在那里。由此可見，人們對此已經習以為常，良好的社會風氣通過德化教育，已經真正形成了。
《宋史》同卷《曾鞏列傳》記載，曾鞏于嘉祐二年（1057年）中進士后，出任越州通判。越州當年發生饑荒，官方倉庫里的糧食根本解決不了救濟問題，縱然打開官倉，有許多百姓也不可能跑到州府治所的城里來取糧，于是就下令所屬各縣，讓當地富裕大戶人家先拿出糧食，只要十五萬石就夠了，讓他們將這些糧食按照比平時稍高一點的價格賣給當地老百姓。老百姓不用走出自己的田里，很方便地就能在自己家門口買到了糧食，從而順利解決了糧荒問題。于此同時，曾鞏還讓這些富人大戶貸給農戶以種糧，便于農戶及時進行春天播種，等到了秋天后，再稍加賦息還給大戶，保證了農事不受影響。
曾鞏后來到齊州任職，下力氣嚴厲整治地方上的奸邪盜賊風氣。曲堤有一戶姓周的富豪，在當地擁有很多財富，周家的兒子周高更是橫行鄉里，賊害良民，奸污民女，并且在服裝穿戴和器械配備上有僭越現象，地方上的權豪都得讓他三分。曾鞏到任后，首先拿這戶周姓土豪開刀，將之以僭越之罪繩之以法。一時間，曲堤那方土地的社會風氣迅速扭轉，社會穩定，百姓平安。
章丘這個地方，有鄉民在基層村落間集社聚黨，號“霸王社”，這些人“椎剽奪囚，無不如志”，殺人越貨，隨心所欲。曾鞏到任后，組織起31人的地方武裝，用以保護百姓安全。同時讓老百姓組織起保護自己的隊伍，觀察那些“霸王”們的出入，如果他們進行偷盜行為，就“鳴鼓相援”。這一招果然很靈，只要聽到鑼鼓救援聲，鄉民齊上陣，準把盜賊逮個正著。在這些盜賊中，有一個名叫葛友的人，在官方要拘捕的黑名單中，他主動前來自首了。曾鞏特意安排時間接待了他，請他吃飯，夸贊他自首行為做得對。飯后，曾鞏讓這個人換上新衣裳，騎上高頭大馬，后面還跟上幾個隨從，隨從的車輦里還裝了不少黃金布帛。沿路上，讓葛友逢人便夸，說自己投案自首后，已經享受到政府寬大處理，并且過上了好日子。曾鞏不僅讓這個葛友在當地巡講，還讓他到周邊四境云巡講。那些強盜們聽說后，大多出來自首了。
曾鞏通過這種恩威并施、以德化教育為主的方法，使往日那些為非作歹的人從此不能復合而徹底瓦解，地方社會治安極大好轉，老百姓可以夜不閉戶，享受太平幸福生活。
宋代以后，《元史》在“自中世以后，循良之政，史氏缺于記載”的情況下，又有兩卷專門為“良吏”列傳，涉及人物19人。《明史》有50多人進入《循吏列傳》，《清史稿》有四卷專門為“循吏”列傳，被載入史冊的為“官至監司”級官員計113人。一般而言，被以“循吏”“良吏”形象載入史冊的人，都是重教化、正風俗、為民生、重德政的官吏，有許多人雖不以循良列傳，但其本身傳記中，往往就有許多德政內容，茲不再贅述。
我國古代就有“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說法。漢代以還，儒家思想雖然受外來佛教思想的沖擊，但由儒學而理學、再儒學的過程，就是實現了文化融合與提升的過程。尤其是進入隋代，“科舉制”誕生后，“四書”“五經”儒家經典成為士子進入仕途的必修課程。出現在封建帝王身邊的管理者大都具有“進士”出身學歷，是文化精英人物，他們接受的儒家思想教育對其踏入仕途后的影響是潛移默化、不知不覺的。雖然上層領域有“法”“術”“勢”之辯，有“德”與“刑”是否并重的紛爭，但對于廣大平民百姓而言，施行德政的效果往往更加明顯，更加持久，更加符合社會發展規律與大多數人民的心聲。
華夏民族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神州大地上，我們又欣喜地聽到了“生命至上”“人民至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強音，人民大眾得到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熏陶，得到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奮斗的精神激勵，人們為生活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而倍感自豪。驀然回首間，仿佛是華夏大地上歷代圣賢們共同彈奏的美妙古音，在耳畔悠揚地回響、回響。
束有春
2022年4月12日于金陵四合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