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史可法孤軍血染揚州城

　　順治二年（1645年）四月二十日，清軍壓境，兵臨揚州城下。

　　揚州城是長江以北的最后一道防線，如果揚州城被拿下，清軍就可以順利過江，打到南京，端掉南明小朝廷的老窩。所以揚州注定要有一場惡戰，而史可法作為督師淮、揚一帶軍事的朝廷命官，已經被推到了硝煙肆虐的戰爭前沿。

　　四月二十一日，面對清軍的強大圍城攻勢，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二鳳”拔營出降，南明軍隊出現分歧。這樣一來，揚州城中，抵抗清軍的力量更加單薄，軍心動搖現象開始出現。但在史可法坐陣“督師”下，誓死抵抗的將士們全部上陣，依據城墻拒守，同時層層布防，嚴守街巷，準備與清軍決戰到底。

　　揚州城主要從唐代開始營建，唐城在今天瘦西湖以北的平山堂一帶；到了宋代，揚州城南移，出現宋大城、宋小城、宋夾城之分，主要是為了適應城市安全防御需要。城墻規范著城市的走向和大小，到了明代末年，揚州城格局主要是宋元時期的走向，所以史可法當年率領揚州城軍民抵抗清軍時，依憑的城墻應該是宋元時期延續下來的。揚州城的西面比較險要，史可法就親自帶兵把守。

　　作為督師統帥，史可法平時與將士們相處，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堅持只吃一個菜；“夏不箑shà，冬不裘，寢不解衣”，夏天不用扇子，冬天不穿裘衣，睡覺不解衣帶。由于他堅持與普通士兵一樣生活，深得士兵愛戴，士兵也樂為之效死力。

　　由滿族游牧民族為主組建的清軍，與當年元代蒙古族組建的軍隊一樣，驃悍而嗜殺，清軍屯扎在不遠處的“班竹園”，隨時會撲過來對揚州城進行炮轟攻擊。史可法向南明小朝廷請求支援，但根本無望。揚州城成為孤城，史可法的軍隊陷入孤軍奮戰惡劣局面。史可法自度難逃一劫，就給母親和妻子寫信，信中有“死葬我高皇帝陵側”之語。這里的高皇帝就是指朱元璋，再次表明了史可法忠誠于大明王朝的鐵定心志。

　　史可法四十多歲時還無子，妻子準備為他納妾。史可法嘆息道：“王事方殷，敢為兒女計乎！”國家正處于危難關頭，有那么多事情需要去做，哪里還有什么精力考慮兒女之事。但史可法生前還是留下遺命：以副將史德威為自己的后代。

　　又過了兩天，清兵離揚州城墻更近了，直接用大炮先轟毀城墻的西北段，城墻倒塌，城門被破，清軍潮水般殺了進來。史可法率領將士們視死如歸，誓與揚州城共存亡，與清軍展開了巷戰、肉搏戰。有一個叫馬應魁的副總兵，史可法讓他負責旗鼓號令，每次出戰，他一定是穿著白色鎧甲，在背上大書“盡忠報國”四個大字，要向當年的岳飛學習，最后在與清軍的巷戰中壯烈戰死。當時有許多副將、參將、游擊、都司等官員都沖鋒在前，身先士卒，在巷戰中格斗身亡。

　　史可法見揚州城失守，準備自刎謝國，被身邊的人奪下了刺刀。情急中，在一位參將和幾名士兵的護擁下，準備從小東門逃跑出去，不料剛出城門，就被清兵一下子活捉了。

　　史可法大聲疾呼：“我是史督師也！”希望清兵刀下留人。但殺紅了眼的清兵還是不由分說，將史可法亂刀砍死。

　　揚州城的這個“小東門”位置，在今天揚州市廣陵區的甘泉路上。元代在建設揚州城時，將原來的宋大城西南隅納入城墻體系，這一地段面積雖狹小，但交通位置重要，成為揚州市當時五座城門之一。到了明代，“小東門”已經成為繁華勝地，民間有“小東門，人擠人”之說。誰料想，一代英烈史可法最后是血灑在了揚州城的小東門。

　　與史可法同時殉難的還有揚州知府任民育及“同知”曲從直、王纘爵，江都知縣周志畏、羅伏龍，兩淮鹽運使楊振熙，監餉知縣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端，賞功副將汪思誠，幕客盧渭等。

　　揚州城是清軍入關以來首次遇到的南方城市頑強抵抗清軍的第一座城。為了對揚州城進行報復，殺一儆百，清軍頭領、多爾袞的同母弟弟多鐸下令，對揚州城燒殺搶掠。清軍的殘暴屠殺行徑，據當時幸存者王秀楚的《揚州十日記》和明末史學家計六奇的《明季南略》記載，共持續十日，故名“揚州十日”，又稱“屠城十日”。（也有七日、五日之說）昔日繁華的揚州城內，頓時出現了“堆尸貯積，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為五色，塘為之平”、“城中積尸如亂麻”的慘不忍睹狀況。揚州居民除少數破城前逃出和個別在清軍入城后隱蔽較深幸免于難者以外，幾乎全部慘遭屠殺，僅被和尚收殮的尸體就超過80萬具。

　　關于清軍在揚州的暴行，在文字獄盛行的清王朝，由清朝人撰寫的《明史》無疑是刻意隱去不錄的。據說《揚州十日記》也是辛亥革命前夕才從海外傳回中國。

　　戰后，人們開始尋找史可法尸體，但由于天氣氣溫已高，滿城尸體堆積，到處腐爛發臭，根本辨認不出哪一具是史可法的尸體。

　　過了一年多，史可法義子史德威用史可法當年上朝時穿的“袍子”和手執的“笏板”為史可法招魂，并將袍笏葬于揚州城郭外的梅花嶺，形成現在人們所見到的“衣冠冢”。史可法本來是希望自己死后能將尸體運回南京，陪葬在高皇帝朱元璋明孝陵周圍，但最后連尸體也沒有找到，魂魄永遠留在了揚州那片土地上。

　　六．“南明”是一個流亡政權

　　從史料上看，史可法抗清事跡在清初并不知名。

　　順治九年（1652年），清政府曾對前代忠臣進行表彰，當時受表彰的有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等20人，并要求有司（有關部門）各人給予劃撥70畝土地，用于建祠致祭，并且給這些人予以美謚贊譽，讓國人向他們學習。

　　這些受清政府表彰的明朝大臣，應該都是在京師北京任職的朝廷重臣，他們在面臨社稷覆沒、王朝崩潰時，表現出了視死如歸、與皇帝同生死的英勇氣概。他們與史可法的死最大的區別在于，一個是因李自成攻陷京師、為明王朝殉葬而死，一個是為了抵抗已經取代明王朝的清政府軍、為“南明”小朝廷效力而死。

　　《明史》對因李自成“賊軍”攻陷北京而為明王朝盡忠殉國的20人在生命最后一刻的抉擇，作了悲壯式描寫，至今讀來，仍有蕩氣回腸之感。僅舉三例：

　　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范景文在皇宮被李自成軍隊占領后，在道路旁的一座廟里留下絕筆：“身為大臣，不能滅賊雪恥，死有余恨。”然后跳進雙塔寺旁的古井而死。

　　兵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倪元璐知道事情無濟，就整理衣冠向皇宮拜了拜，在幾案上大書：“南都尚可為。死，吾分也，勿以衣衾斂。暴我尸，聊志吾痛。”遂南向坐，取帛自縊而死。

　　左都御史李邦華在投繯上吊自殺前，留下絕筆詩：“堂堂丈夫兮圣賢為徒，忠孝大節兮誓死靡渝，臨危授命兮吾無愧吾。”

　　相比較而言，史可法是在大清王朝已經建立的背景下，在由福王朱由崧組閣的“南明”小朝廷范圍內效命，其活動范圍在揚州及淮河以南這一帶，其影響力與知名度在清初不被看中是正常的。直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朝廷才追謚史可法為“忠正”，揚州人才對史可法的衣冠冢重視并加以保護展示起來。

　　史可法為之效命的“南明”小王朝，究竟是一個什么性質的政權?

　　我們先來看看“福王”世家。

　　據《明史》卷一百二十《諸王傳（五）》記載，“老福王”朱常洵是明神宗萬歷皇帝的兒子，封地在中州洛陽一帶。萬歷皇帝寵愛兒孫，致使諸王貪腐成性，福王朱常洵尤最。到了崇禎朝，朱常洵是整日“閉閣飲醇酒，所好唯婦女倡樂”。秦中流賊四起，河南大旱蝗災，“人相食，民間藉藉”，尸橫遍野，民間有“先帝耗天下以肥王”之說。身處洛陽的福王朱常洵擁有的財產是“富于大內”，比朝廷大內還要富。當李自成的農民起義大軍造反時，政府軍討伐路過洛陽時，看了無不震怒：“王府金錢百萬，而令吾輩枵腹死賊手！”一方面王府擁有巨額財產、享受榮華富貴，一方面朝廷又讓士兵們餓著肚皮去打仗，社會的不公平不僅表現在體制外，也表現在體制內，必然引起人們對朱家王朝的不滿，誰還肯為這樣的朝廷去賣命?

　　崇禎十四年，老福王朱常洵被起義軍殺死，王府被起義軍一把大火，燒了三天三夜都沒有熄滅。到了崇禎十六年（1643年）五月，崇禎帝又下詔，讓朱由崧來襲封福王爵位。這位“小福王”朱由崧，就是在老福王的溫柔鄉里、用民脂民膏喂養大的。

　　朱由崧“性闇弱，湛于酒色聲伎”，就是一個性情灰暗、有嚴重人格缺陷而又沉迷于酒色之中的王爺。由這樣的人在南都組閣“南明”政權，不僅不具備號令三軍的能力，更是把權力主要委托給馬士英及其同黨阮大鋮等人，是不可能給朱氏王朝帶來死灰復燃希望的。

　　到了1645年的清順治二年五月己丑日，清軍在拿下揚州后，渡過長江，先占領了南京城北，“南明”小朝廷根本無力抵抗，“文武官出降”。這時的福王朱由崧已經外逃至安徽蕪湖，潛入到左柱國黃得功的大營中了。

　　黃得功見福王朱由崧逃出南京，知道大勢已去，驚泣道：“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盡力，奈何聽奸人言，倉促至此！并且，臣正在應付敵人，與敵人交戰，又如何扈駕呢?”

　　朱由崧說道：“除了你，我沒有可依仗的人了。”

　　黃得功聽了后很是感動，還有不死戰的道理?

　　此時，劉良佐已經向清軍投降，并且還幫助清軍大聲招呼勸降。當黃得功責問劉良佐時，一箭飛來，射中黃得功喉部，但偏左了一點，差點封喉喪命。黃得功知道事情已無法逆轉，就拔箭刺吭而自吻了。

　　中軍田雄遂挾持福王朱由崧向清軍投降。福王被押回南京后，又被押到北京，第二年被清朝處死，年僅40歲。從時間上來看，“南明”政權在南京僅存不到1年時間。

　　“南明”政權雖然在南京不復存在了，但原來的一些明朝大臣在向南方逃跑過程中，仍然在不斷地立新皇帝，其情景類似于南宋政權當年被元軍追殺過程中出現的三位末帝。與南宋不同的是，這些南逃的明臣們各懷主意，都想擁立自己身邊的王爺為“南明”皇帝，自己也好順勢把官位提高許多，他們甚至相互之間為爭奪地位，不惜互相開戰，搞自相殘殺。

　　也就在福王朱由崧被清軍擒住的同一年，鄭芝龍、黃道周等人又扶持唐裕王之子朱聿鍵于福州登基稱帝，改元為“隆武”，后世稱為“隆武帝”，也稱“唐王”。隆武二年(1646年)即清順治三年，清軍入福建，隆武帝在汀州被擄，絕食而亡，享年44歲，在位1年多一點。

　　清順治三年（1646年）十月，桂王朱由榔被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巡按王化澄與舊臣呂大器等人在肇慶正式推舉“監國”，到了十一月，又自立為帝，改號“永歷”。

　　朱由榔的母親開始是對自己的兒子來當這個流亡皇帝表示不同意，說：“吾兒不勝此，愿更擇可者”。但拗不過這些表面上看來是效忠朱氏大明王朝、但實際上也在撈政治資本的逃亡大臣們。毫無疑問，丁魁楚、呂大器、瞿式耜等人被朱由榔任命為東閣“大學士”，進瞿式耜為吏部右侍郎，其他人也依等級授官。

　　也就在順治三年的十一月，唐王的弟弟朱聿粵（“粵”有“金”字偏旁）從福建來到廣州，被福建舊臣蘇觀生、布政使顧元鏡、總兵官林察等擁立為帝，改元“紹武”。這個唐王政權就是為了同桂王朱由榔建立的“永歷”政權相對抗，爭在流亡政府的首席地位。

　　永歷帝（桂王）勸阻紹武帝（唐王）立國無效，就派兵討伐，紹武帝就派遣陳際泰去抵御，雙方開打，結果桂王派去的軍隊大敗。但不到三個月，唐王紹武帝所在的廣州城因叛將李成棟里應外合，被清軍攻破，紹武帝被俘自縊，蘇觀生等死難。朱聿粵的“紹武”政權僅存在了41天。黃宗羲在《行朝錄》一書中曾贊揚紹武帝從容遇難，“亡國而不失其正”。

　　桂王朱由榔的“永歷”政權直至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才滅亡，前后存在了15年，并且是一直在逃亡中流動存在。據《明只》卷一百二十《諸王列傳（五）》記載，朱由榔后來一直在云南、貴州西南一帶抵抗清朝，到了永歷十五年即清朝順治十八年，清軍分三路攻入云南，朱由榔逃到緬甸，被緬王收留。后來，清軍又攻入緬甸，緬王將其獻出，朱由榔被帶回云南。順治十九年（1662年）4月，朱由榔在昆明被絞死，年僅40歲，前后當了16年南明政權流亡首領。此時的清王朝已要快到康熙皇帝時代了。

　　綜上不難得出結論，“南明”政權充其量就是個“流亡”政權。它是在歷史大潮洶涌澎湃的浪濤聲中，在歷史車輪滾滾向前的風馳電掣的鳴笛聲中，朱姓封建王朝為了統治集團利益而作出的垂死掙扎和呻吟。明朝暨南明政權的滅亡，是對朱姓封建王朝末期出現的政府體制腐敗、皇室貴族生活奢侈墮落、置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熱之中而不顧的必然回報。崇禎三年（1630年），在陜西、山西一帶因大災荒而連續數年出現百姓“無所得食，俱從賊，賊轉盛”的嚴峻形勢下，兵部郎中李繼貞曾上疏奏請崇禎皇帝，告訴他延安一帶的老百姓因饑餓“將盡為盜，請以帑金十萬賑之”。但崇禎皇帝根本不聽，相反，采取的政策就是派軍隊鎮壓。到了崇禎七年，朝廷特設山西、陜西、河南、湖廣、四川總督，“專辦賊”，徹底站在了人民對立面。殊不知，前賢圣哲早已告訴過統治者：“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在這個過程中，包括史可法在內的無數封建士大夫出生的人物，他們為行將腐朽沒落的封建王朝殉葬，為抵御強大的新生敵對勢力而不顧一切，赴湯蹈火，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些在今人看來，雖然有些難以理解，但絕無可厚非，其精神是永遠值得稱贊和弘揚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價值判斷和審美標準，每一個人對自己做人的底線也有不同的要求，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忠君報國”理念是一個永恒的主題，在那些封建士大夫身上，尤其是在史可法們的身上體現得尤其明顯。

　　只是不惜無數無辜生命而造成大量流血犧牲，不惜城市經濟文化繁榮而造成城市殘垣斷壁，讓生命在白骨旁低吟，讓文明在廢墟中夭折，掩卷而思，總覺于心不忍。戰爭，無論冠以什么樣的頭銜，就是野獸和魔鬼，因為它最終是以犧牲人的生命為代價，是以犧牲每一個人只有一次的生命為代價，我們多么希望戰爭這頭野獸和魔鬼被永遠冰封在十八層地獄下，不要與人類見面。

　　但歷史已經一次次地告誡我們，歷史的發展不是以善良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你必須時刻準備著，你必須讓自己先不斷地強大起來，只有這樣，才能實現讓正義永遠壓倒邪惡，讓寶塔永遠鎮伏惡魔，才能最終避免戰爭的發生。（完）

　　束有春 2021年3月10日于金陵四合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