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趙孟頫，當代人一般都知道他是一位繪畫書法大家，他的繪畫曾被后人稱為“元人冠冕”；他的書法藝術，真、草、隸、篆、行書、楷書，樣樣精通，尤其是楷書，與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并稱“楷書四大家”。但在閱讀了《元史》卷一百七十二《趙孟頫列傳》之后，另一個趙孟頫的形象——一位偉大的“政治家”形象挺拔在了我的面前。
趙孟頫出生于公元1254年，1279年南宋滅亡，那時他25歲，正值人生精力旺盛、思維活躍時期，但他當時只是官至真州（今儀征）“司戶參軍”，是個“正七品”地方芝麻官。趙孟頫69歲去世，因此，他的人生一小半在南宋，一大半在元代，他的人生事業輝煌期主要在元朝。他曾官至吳興郡公、集賢大學士，封魏國公，所以人們說他是元代的趙孟頫。元朝滅了南宋后，原南宋政府官員原則上是集體“就地臥倒”，能否再被起用，完全在于統治階級的人才使用政策。好在中國歷來就有選拔重用前朝舊臣來為當朝所用的好傳統，趙孟頫之所以能在元朝得到重用，與他自身刻苦努力和才華橫溢有關，更與元世祖忽必烈對江南人才的選拔重用關系極大。
宋王朝是由宋太祖趙匡胤建立，而趙孟頫正是趙匡胤的十一世孫。原來趙匡胤有一個兒子叫趙德芳，當時被封為“秦王”，趙孟頫正是由趙德芳這一支傳下來的嫡嗣子孫。南宋滅亡后，趙孟頫先是蟄居家中，抓緊時間刻苦學習，拜訪老儒研習經義，相信新政權在治理天下時一定會網羅重視江南有才能之士。由于趙孟頫學業精進，聲名卓著，吏部尚書“夾谷之奇”曾舉薦他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但趙孟頫辭不赴任。真正使趙孟頫與當今皇上忽必烈相識、并進入元朝上層核心的人物是一位名叫程鉅夫的人。
據同卷《程鉅夫列傳》，程鉅夫的叔父是建昌軍（今江西境內）通判，元軍大兵壓境、兵臨城下時，曾獻城降元。宋亡后，因程鉅夫是過繼給叔父的，所以被作為“質子”帶到了元朝京師，很快被授予宣武將軍、管軍千戶。在被忽必烈召見時，程鉅夫回答忽必烈關于“賈似道，何如人也”的問題時，對賈似道評價得有條有理，令忽必烈很是開心。當場又讓人取來筆札，讓程鉅夫把自己的想法寫下來。程鉅夫“書二十余幅以進”，讓忽必烈更加感到吃驚，覺得這是個難得的人才。當忽必烈得知程鉅夫還只是個“千戶”官職時，就對身邊左右親信說：“朕觀此人相貌，已應貴顯；聽其言論，誠聰明有識者也，可置之翰林。”忽必烈還特別關照程鉅夫：“從今天開始，國家政事得失以及朝臣邪正，你都可以直接提出來。”程鉅夫頓首謝恩說到：“臣本疏遠之臣，蒙陛下知遇，一定竭力而為，不負陛下知遇之恩。”
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程鉅夫向朝廷奏陳五事：“取會江南仕籍”，即開科考選江南士人，給他們以進入仕途的機會；“通南北之選”，鄧漢蒙官員互通互選；建立官員政績考核制度；對貪贓枉法者給予懲處；對被錄用的江南官員要發給俸祿，使其安心為朝廷服務。程鉅夫的五條建議都被朝廷采納了。至元二十三年 (1286年)，此時已經是行臺侍御史的程鉅夫又向忽必烈建議：“興建國學，派大臣到江南搜訪遺逸；御史臺、按察司，并宜參用南北之人”。忽必烈“嘉納之”，并任命程鉅夫為“御史中丞”。由于程鉅夫年輕，且又是南方人，皇上對他如此提拔重用，當時有位蒙古籍臺臣表示出不同意見。忽必烈聽了后，大怒，訓斥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臺院，必參用南人！”所以接著任命程鉅夫為集賢直學士，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并指派他“奉詔求賢于江南”。
正是在這次奉詔到江南求賢的過程中，程鉅夫向忽必烈引薦了趙孟頫等20多人，這些人分別被忽必烈提拔任命為臺憲及文學之職。忽必烈還有一次大范圍向江南求賢的舉動是發生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胡祗遹、姚燧等十人被選中，并“赴闕賜封”。通過這兩次對江南人才大規模提拔重用，使元朝上層官吏的文化與理論水準發生了極大變化，加之忽必烈后來又下令，要求大臣們起草詔令時，一改原來的蒙古字為漢字。漢字的推廣使用、江南人才的提拔重用，使中國固有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這個由馬背上的民族建立的統一國家政權中得到了新生和傳承，也為元朝的強盛帶來了內在營養與動力。
正是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那一次由程鉅夫負責的江南人才求賢行動，使趙孟頫得以進入忽必烈的視野。此時的趙孟頫已33歲，可謂年富力強。在“覲見”忽必烈時，趙孟頫一出場，就顯得“才氣豪邁，神采煥發，如同神仙中人”。元世祖忽必烈喜出望外，讓他坐在左丞相葉李的上手，離皇上很近。這時，又有近侍出來提醒忽必烈：趙孟頫是宋朝的宗室子弟，不宜讓他靠皇上太近。忽必烈根本不予理睬。當時朝廷準備成立尚書省，忽必烈當場讓趙孟頫起草詔書以頒行天下，也想借此試探一下趙孟頫的真實水平。當他看了趙孟頫起草的詔書后，連連夸贊：“得朕心之所欲言者”，說出了我心里想要說的話。從此，趙孟頫開始直接參與朝政大事討論，其政治才華與行政能力開始進一步不斷呈現，有三件大事值得我們了解。
堅持國家立法要注重珍惜人的生命。這天，忽必列詔集百官在刑部開會，討論有關偷盜貪贓罪量刑問題，趙孟頫被皇帝欽點參加。當時大多數官員主張，如果有人貪贓或偷盜數額達到“至元寶鈔”二百貫，就應處以死罪。趙孟頫則認為，這種處罰太重了。他說：“開始制造鈔票時，是以銀來制造，虛實基本相等”，但現在已經幾十年下來了，寶鈔已經大幅度貶值，用貶值的寶鈔來決定人的生死，“疑于太重”，不足取。如何處理這個問題，趙孟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古時候是以大米和絹為民生必須，謂之“二實”，銀與錢同米和絹比較起來，謂之“二虛”，但這四者的比值差不多，如果用絹來作為參照標準是最為適中的。原來，元朝在忽必烈“中統”年間（1260-1263年）就曾使用“中統鈔”，后來施行不下去了，到了“至元”元年（1264年），又改為“至元鈔”。趙孟頫認為，“至元鈔”也會出現“虛”的情況，即通貨膨脹，所以他堅持認為，“欲以此來斷人死命，似不足深取”。聽了趙孟頫的發言后，當時就有大臣憤憤不平，指責趙孟頫年少，又是剛從南方來，對現行鈔法提出批評是不恰當的。趙孟頫也不示弱，指出：“法者，人命所系，議有重輕，則人不得其死矣。我趙孟頫奉詔參與討論，不敢不言。”意思說，刑法關系人命生死，必須分別輕重，我奉詔參與商議，不敢不言。趙孟頫反過來指責那位指責他的人：你不講道理，企圖以勢壓人，這是不行的！那人被說得啞口無言。
后來，元朝政府根據趙孟頫等人的意見，在量刑上作了從輕調整。
趙孟頫第一次參與元朝國是討論，就敢于同朝廷中那些大臣“杠”起來，是因為他心中裝著的是對人的生命的尊重，對普通百姓困苦生活的同情與理解，所以也就無私無畏。這是他作為趙匡胤后裔，來到蒙元朝廷后，所做的第一件有影響的事。
正因為一下子得罪了那么多人，當忽必烈打算盡快重用趙孟頫時，果然遭到了一些人的阻止，“議者難之”。但忽必烈看中趙孟頫是個難得人才，所以到了第二年即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就授予趙孟頫兵部郞中一職，負責對全國驛站的管理。
由于當時的交通工具主要靠陸路騎馬來進行，朝廷的聲音得靠快馬向四面八方傳遞，為了做到馬停人不停，保障交通途中的生活補給等，有計劃地建立驛站是當時社會的一大特點，驛站如同網絡的網點，星羅棋布，所以當時社會成員中就有了“站戶”“站民”這一特殊群體，他們如同農戶、農民、漁民的身份一樣。趙孟頫所任職的兵部就是負責管理全國驛站，以保障朝廷政令暢通。由于當時來往使臣的飲食費用比過去增加了幾十倍，當地官府又無力全部提供，就到老百姓家中強取，老百姓是不勝騷擾。兵部曾就此請中書省能夠增加鈔幣來解決，但當時的“至元鈔法”難以通行。無奈之下，忽必烈下詔派遣尚書劉宜與趙孟頫“馳驛至江南”，查辦“行省丞相”貫徹執行鈔法不力之事。在查辦過程中，曾出現左右司官及諸路官均遭鞭打一事，但趙孟頫堅決不打一個人。回到京師后，尚書右丞相桑哥（畏兀兒人）對趙孟頫的寬容政策大加譴責，認為他辦事不力。
趙孟頫深感作為一個國家的丞相如果不為民著想，不為基層著想，那真是一個國家的悲哀，必須尋找機會來改變這種現象。
趙孟頫終于等來了機會，他要利用“天災”來巧妙教訓一下這位“害民特甚”的“人禍”丞相桑哥。
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趙孟頫升任集賢直學士。同年，國家發生地震，死傷數十萬人，元世祖忽必烈憂心如焚，召集集賢、翰林兩院官員開會，詢問此次天災發生的原因及消災的辦法。朝廷中那些官員們都害怕丞相桑哥，不敢說實話，只是泛泛引《經》《傳》及五行災異的話，從修人事、應天變角度來回答，不敢觸及時政要害。
自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以來，丞相桑哥為解決國家財政問題，除了“更定鈔法”，就是“鉤考”中書省和“理算”全國錢糧，大肆搜括百姓。按照他的指示，朝廷已經在全國各地征入數百萬石糧食，還有數千萬石尚未征入。此舉“害民特甚”，使得老百姓“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由于朝廷的目的是為了多征錢糧，而委任的“鉤考”官又大多貪婪邀利，唯求增羨，除了處罰那些虧盜錢糧的下級官吏外，主要獲取渠道就是老百姓。特別是在江南“理算”時，追征逋欠甚急，胥卒追逮百姓是相望于道，老百姓無路可走，甚至出現“嫁妻賣女，禍及親鄰”現象，其中揚州、杭州兩地受害最慘：“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親；又失，代輸其鄰”。許多繳不起糧食的老百姓被關進了大牢，被逼死者達五百余人。“鉤考”導致天下騷動，江南“盜賊”蜂起達數百處。有的老百姓被迫逃入山林，官府又發兵追捕，弄得整個國家雞犬不靈。這種混亂局面，忽必烈不清楚，而朝廷中的大臣也沒有人敢出來勸阻這件事。趙孟頫與朝廷中一個名叫“阿剌渾撒里”的蒙古籍官員關系非常友好，趙孟頫給他出主意，勸他去奏請皇上忽必烈：如果大赦天下，今年全部免除老百姓的賦稅，這樣也許可以消弭天災。
阿剌渾撒里果然按照趙孟頫的提示去向忽必烈稟奏，果真得到了忽必烈的允許。趙孟頫抓緊時間起草好詔書，這時，丞相桑哥知道了，怒氣沖沖地說：這不是皇上的旨意。關鍵時刻，趙孟頫挺身而出，既理直氣壯，同時又拿出為丞相桑哥考慮的姿態說到：“如果百姓死亡已盡，那些未征上來的錢糧到哪里去征？若不及時免除，以后若有人將此未征之數千萬錢糧作為損失而歸咎于尚書省，這豈不又要深深連累丞相你呀？”桑哥一聽，覺得趙孟頫言之有理，一想到事情弄不好要繞到自己身上，立馬同意今年全部免除老百姓的賦稅，取消“鉤考”“理算”行動。正是在趙孟頫等人的機智運籌下，全國老百姓才又開始過上了正常生活。趙孟頫做成了他在元庭任職以來的第二件大事。
有一次，忽必烈與趙孟頫討論賈似道誤宋國一事，指出，當時與賈似道同朝的狀元丞相留夢炎對賈似道一味阿諛順從，還不如當時只是平民的葉李敢于上書朝廷、斥責賈似道。留夢炎、葉李二人均已降元，且在朝廷為官，忽必烈認為，葉李要賢于留夢炎，因為他敢于為朝廷為百姓講真話，敢于揭露賈似道的不端。忽必烈的這個觀點啟發了趙孟頫對現任元朝丞相桑哥所作所為的思考。
退朝后，他對平素相處關系較好、現任“奉御”一職、名叫“徹里”的官員說：“陛下在談論賈似道誤宋朝時，責備當時的宋朝丞相留夢炎不敢指責賈似道。如今，桑哥的罪惡甚于賈似道，而我等卻不加指責，將來如何能推卸責任？但我畢竟是疏遠之臣，說話陛下未必能聽呀。”說到這里，趙孟頫略微頓了一下，望著徹里說：“侍臣中讀書知理、慷慨有氣節而又為陛下所親信的人中，沒有人能超過你了。捐獻出自己的生命而為老百姓除害，是仁者之事，希望你能努力做到這樣！”趙孟頫要再次借別人的口去向皇上表達自己的心意，力爭早日除掉這個坑害百姓的丞相桑哥。
據《元史》卷二百五《奸臣列傳?桑哥》，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春正月，元世祖忽必烈在大都路東南的柳林（漷州北）狩獵，隨從的有徹里和御史中丞“也先帖木兒”等。他們利用機會，在皇帝面前控告丞相桑哥奸貪害民、專權黷貨等罪行，其中，徹里尤為“言色俱厲”，言辭激烈。元世祖怒責他們的行為是在丑化詆毀大臣，有失諫體，命衛士對徹里“批其頰”，用力抽打徹里的嘴巴子。徹里頓時“血涌口鼻，委頓地上”，好像昏死了過去。當衛士再次把徹里架起來的時候，忽必烈再發問，徹里仍然堅持聲訴桑哥的罪行，并聲明自己與桑哥無仇，只是為國家著想。世祖忽必烈又召隨行的其他幾位大臣來詢問，他們都紛紛揭露桑哥壅蔽皇帝、紊亂政事、誣殺言者等罪行。中書平章政事、昭文館大學士“不忽木”對忽必烈說：“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為陛下憂”。隨著時間推移，在忽必烈面前彈劾桑哥的人愈來愈多，“世祖始決意誅之”。正月二十三日，桑哥被罷去相位，交付審訊。一直關押審訊到七月份，桑哥才被按律誅殺。忽必烈同時宣布，廢除尚書省，凡是有罪的大臣也統統罷官。
趙孟頫借力打力，終于借同僚的口和皇帝的手，鏟除掉了朝廷中危害百姓最烈的右丞相桑哥，取得了他在朝廷政治斗爭中的第三次重大勝利。
忽必烈準備任命趙孟頫參與中書省政事，但趙孟頫堅持不肯。忽必烈尊重他的選擇，但給他“出入宮門無禁”的特殊待遇。每次與忽必烈相見，趙孟頫一定會向皇上從容宣傳治國之道，忽必烈多所裨益。有一次，忽必烈與趙孟頫閑聊對話，忽必烈問趙孟頫：“你是趙太祖的裔孫還是趙太宗的裔孫？”趙太祖指趙匡胤，趙太宗指趙光義，他們是兄弟倆。趙孟頫回答：“臣是太祖十一世孫”。忽必烈又問：“太祖行事，汝知之乎？”趙孟頫回答不知。忽必烈卻說：“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趙孟頫自愧弗如。作為一統天下的忽必烈，除了有識彎弓、射大雕的本領，也在努力向前朝開國皇帝學習好的治國經驗和安民利民之道。面對這種君臣交談甚洽的場景，并且還是推翻前朝的當今皇上與前朝開國皇帝的嫡親裔孫之間的交談，你是否還會產生出那種狹隘的種族觀念、將他們硬性劃分為蒙古人和漢人呢？在一個統一的國度里，將全國人口分成“幾類”和分成“幾等”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碼事。“類”是沒有高下貴賤之分的，我們不要把“分類”誤讀為“分等級”，在對元代社會進行認識時更應該注意這一點，我們不應該戴著有色眼鏡去看待這個由蒙古族建立的“皇元”政權，就如同我們不能戴著有色眼鏡去看待“大清”政府一樣。
趙孟頫對忽必烈知遇之恩很是感激，在上一次討論留夢炎與葉李二人孰優孰劣問題時，忽必烈認為，留夢炎是趙孟頫父親的摯友，勸趙孟頫可以通過詩歌來規勸諷喻留夢炎。趙孟頫欣然提筆，寫下了四句詩：“狀元曾受宋家恩，國困臣強不盡言；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詩的最后兩句話，忽必烈看了后大加贊賞。詩言志，其實這最后兩句也真實地體現了趙孟頫此時對忽必烈“皇元”政權的真誠贊許心聲。
趙孟頫感到自己呆在皇帝身邊久了，易受人嫉妒，應該見好就收，所以向忽必烈“力請補外”，請求到外地任職。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趙孟頫出任濟南路總管府事。在任地方官期間，他辦事作風“清簡”，斷獄有“神明”之譽，深得百姓喜愛。
趙孟頫歷經元世祖、元成宗、元武宗、元仁宗、元英宗五朝，是元代“五朝元老”，一直到至治二年（1322年）去世，活了69歲，他的生命在元朝度過了整整44個春秋。
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趙孟頫又被“召回京師”，先后任翰林侍讀學士、集賢侍講學士、資德大夫、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等職，元仁宗“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可見其受皇上尊重的程度。趙孟頫也不忘當年把他作為人才從江南帶到元庭的恩人程鉅夫，趙孟頫二次進京后，剛巧又接替了程鉅夫翰林學士承旨一職，每天到翰林院上班時，趙孟頫堅持先到程鉅夫府上大門口拜謁一下，然后再入翰林院。這種舉動，被當時的人們譽稱為“衣冠盛事”。
趙孟頫的文學成績，在元代仁宗皇帝的眼里是與唐代李白、宋代的蘇子瞻齊名。其詩文清邃奇逸，讀之使人有飄飄出塵之感。其《尚書注》體現其儒家經典研究水平，其《琴原》《樂原》體現其在“律呂”方面的造詣。其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他的書法名聞天下，就連天竺國的僧人也不遠數萬里來到元朝，為的是能求到趙孟頫的真跡墨寶。其所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等亦“尤精致”。正因為如此，趙孟頫的政治才能、行政能力常常被書畫成就所掩蓋。誠如元代詩人楊載所說：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經濟”者，經邦濟世之行政領導才能之謂也。這，就是“不一樣”的趙孟頫。
束有春
2020年7月1日于金陵四合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