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正考父到孔丘

　　束有春

　　“正考父”是一個人的名字。他是孔子的祖先，是春秋時期的宋國一位品德高尚、作風優良的朝廷高官。

　　2013年6月28日，習近平同志曾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講話指出：“敢于擔當，是為了黨和人民事業，而不是個人風頭主義，飛揚跋扈、唯我獨尊并不是敢于擔當。春秋時期，宋國大夫正考父是幾朝元老，但他對自己要求很嚴，他在家廟的鼎上鑄下銘訓：‘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意思是說，每逢有任命提拔時，都越來越謹慎，一次提拔要低著頭，再次提拔要曲背，三次提拔要彎腰，連走路都靠墻走。生活中只要有這只鼎煮粥糊口就可以了。我看了這個故事之后，很有感觸。我們的干部都是黨的干部，權力都是黨和人民賦予的，更應該在工作中敢作敢為、銳意進取，在做人上謙虛謹慎、戒驕戒躁。”習近平同志在講話中提到的春秋時期宋國的正考父及其事跡，出自《左傳·昭公七年》，后來司馬遷在寫《史記?孔子世家》時引用了《左傳》中的文字。

　　正考父的故事之所以能夠流傳下來，與春秋時期魯國大夫孟釐lí子有關。

　　當年的情景是：孔子已經十七歲了，魯國大夫孟釐子生了重病，在病危時，把自己的兒子孟懿子叫過來，對他說：“孔丘，圣人之后，滅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其恭如是。吾聞圣人之后，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

　　這段話是孟釐子的臨終遺言。孟釐子去世后，兒子孟懿子聽從父親的教誨，與魯國另一個名叫南宮敬叔的人一道來到17歲的孔子身邊，拜孔子為師，學習周禮，傳播文化，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知書達禮的文明人。

　　孟釐子的臨終遺言把孔子的祖先從“弗父何”開始，到“正考父”都在宋國做大官，輔佐國君的事情交待得很清楚。從他的話中我們得知，后世尊稱孔子為“圣人”是有史可稽的。在孔子生活的時代，人們就已經稱贊孔子的祖先是“圣人”了，孔子只不過是“圣人”之后、保持了“圣人”的本色而已。

　　孔子的祖先“正考父”當年曾先后輔佐宋國的三任國君，是三朝元老，每次任命時，官職權位愈來愈高，但為人卻愈加謙恭低調，誠惶誠恐，彎腰鞠躬的幅度愈來愈大，直至要低著頭“循墻而走”、沿著墻壁走回家了。其謹小慎微、不驕不躁的為人品德和形象呼之欲出，如在眼前。正考父雖然當了大官，但始終堅持以粥飽腹，帶領全家人過艱苦日子，勤儉持家，條件再好也不奢侈浪費。

　　我們從孔子后來進入太廟“每事問”的謙遜好學態度，從孔子在“鄉黨”前輩面前“恂恂如也”的敬畏尊重身影，從孔子“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的人生價值觀，從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的敬業精神，已經不難感悟出孔門的謙虛好學、低調為人、吃苦耐勞、忠于職守的良好基因得到了遺傳。

　　孔子的十五世祖為春秋時宋國的第二任國君宋微仲，這宋微仲又是商代微子啟的弟弟、商紂王帝辛的哥哥。正考父是孔子的第七世祖。正考父的兒子孔父嘉在宋國曾官至大司馬，后在宮廷內亂中，被太宰華督所害，孔父嘉之子木金父為避禍而從宋國逃到魯國的陬zōu邑（今山東曲阜）定居。后來，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孔丘即孔子。

　　孔子父親叔梁紇是位人品出眾，博學多才，能文能武的人，曾官至陬邑大夫。關鍵重要的是，叔梁紇還是位大力士，與魯國名將狄虒sī彌、孟氏家臣秦堇父三人，在當時有“魯國三虎將”之稱，是位遠近聞名的豪杰之士。

　　孔子的母親叫顏徵在，孔子是在他父親72歲、母親18歲時來到人間的。70多歲的男人照常有生育能力，孔子父親就是一個典型例子，說明古人的飲食沒有受到污染，吃的都是綠色有機食品。

　　可能是父母親之間年齡差距較大的優生學原因吧，孔子在出生后就極為聰明好學。魯國是西周時期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周公姬旦的封地，雖然進入春秋后期出現“禮崩樂壞”現象，諸侯國紛紛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僭越等現象時有發生，但魯國仍然是周禮保存得最多最完備的諸侯國，諸如婚喪嫁娶、祭祖祭神祭拜天地、朝會等一套禮節程序都還保存著。正是在這種濃郁的古代禮儀文化土壤上成長起來的孔子，在年輕時就對周公十分敬仰，對周禮十分感興趣，平時喜歡琢磨周禮的形式和內容，所以他“入太廟，每事問”。（《論語?八佾》）有時還在夢中夢見周公，其對周禮的熱愛向往幾乎達到了癡迷程度。面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社會動蕩現象，孔子后來反復呼吁大家要“克己復禮”，這個禮就是周公制定的“周禮”。

　　可能是遺傳的原因吧，孔子身高九尺六寸（約合今天的1.9米以上），并且臂力過人，當時就有“長人”外號。在今天來看，孔子進入國家籃球隊打中鋒肯定是灌籃高手。

　　由于出生官宦世家，年輕時的孔子就顯示出領導才能，并且是從基層多崗位煅煉上來的領導干部。他曾做過季氏的“委吏”（主管倉庫的小官），當過“畜蕃息”的農牧業官員。到了51歲時，孔子才被魯定公任命為“中都宰”（中都在今山東省汶上縣），相當于現在的中等地級市市長。在“中都宰”崗位上，他的工作非常出色，用傳統文化周禮來教育管理百姓，很快使中都這個地方出現了社會秩序井然，百姓生活安康的太平景象，導致“四方皆則之”，魯國其他各地都跑到中都來參觀學習取經，孔子儼然成了政績突出、有能力、有作為、有擔當、有思路的百姓心目中的好官，并且很快得到了國君的重用。

　　在中都這個地方工作了一年，孔子就被魯定公提拔到朝廷當官，升任為魯國的“司空”（相當于現在的建設部長）。沒多久，因工作能力強，領導有方，孔子又被提拔升任為“大司寇”（相當于今天的公檢法最高長官）。

　　魯國國君重用孔子，本國人民很高興，但鄰居齊國的領導人卻有點坐不住、感到不安了。當時齊國有一位大臣名叫黎鉏的對齊景公說：魯國重用孔丘，發展下去，肯定會對我們齊國造成威脅，“其勢危齊”，怎么辦？于是齊國要先發制人了，提出要與魯國在“夾谷”這個地方舉行兩國首腦級會談。會談在當時稱為“會盟”，會盟地點夾谷當時屬于魯國，在今天江蘇連云港贛榆境內。這一年是魯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

　　當時諸侯國間的會盟行為根本不經過周天子的同意，更沒有第三方在現場見證調停，所以經常會發生沖突意外，所謂會盟，實際上也是雙方實力的一次展示與較量。孔子對此有足夠認識。可能因為這是一次重要的外事活動，齊國人已經跑到魯國的土地上來會盟了，魯國必須在雙方人員匹配上要對應，孔子就被魯國國君臨時由大司寇任命為“攝相事”，相當于臨時代理宰相，陪同國君參加會盟。

　　這時，孔子向魯定公進言：“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是說在外交上，應該采取“文事武備”、“武事文備”的策略。換言之：槍桿子、筆桿子“兩桿子”一個都不能少。兩國會盟的時候，表面上看是“文事”，但孔子向魯定公建議：“請具左右司馬”，讓魯國負責軍事打仗的左右大司馬們都到場，隨時調兵，以備不測。魯定公采納了孔子的建議。

　　在夾谷盟會上，齊國雖然有晏子到場，但晏子的智慧與氣場與孔子相比，不可同日而語。雙方進行了一系列外交禮儀上的斗智斗勇，包括現場應該奏什么音樂，諸侯盟壇的高度應該符合什么等級，雙方盟主如何登壇站位，等等，孔子都心中有數，因為孔子熟知周禮，腹有詩禮氣自華。雖然是兩國國君之間的外交活動，但現場節奏程序完全被孔子掌控了，按照孔子的思路完成了這次不同尋常的兩國頭腦高層會晤。齊景公當時就“懼而動”，感到害怕。為什么呢？“知義不若”，即知道齊國在禮義文化等方面不如魯國，這時他才慨嘆認為，孔子確實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孔子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責備晏子等一幫群臣是用“夷狄之道”來“教寡人”，可惡！

　　齊國本以為通過會盟能夠打壓一下魯國強大的勢頭，但卻“得罪于魯君”，為了表示友好和“謝過”道歉，齊景公聽從有司建議，歸還了以前從魯國侵占的汶陽、龜陰、鄆這三處土地。

　　孔子以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使魯國在外交上取得了勝利，使魯國領土更加完整，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夾谷會盟”。

　　通過夾谷會盟，齊魯兩國開始結成聯盟，以共同對付日益強大、準備北上爭霸的吳國。

　　魯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56歲了，仍“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此時應該是魯國的正式代理宰相了，“與聞國政”，參與國家大事謀劃，進入到了魯國權力核心高層。當代理宰相僅三個月，孔子就采取鐵腕政治手段，下令誅殺了魯國大夫中的“亂政者”少正卯。通過殺一儆百，使魯國官場及社會風氣開始大大好轉。民間的豬羊等買賣沒有了欺詐行為，男女在道路上行走不互相擠碰，路上有人東西丟了也沒有人亂撿，四方賓客到了魯國，都有一種賓至如歸的感覺。魯國開始強大起來了。

　　孔子超凡的行政能力及魯國的日益強盛，再次令“齊人聞而懼”，鄰居齊國始終害怕魯國如果按照孔子的做法來施政，不出幾年，就會很快稱霸，遠遠超過齊國。怎么辦？于是，齊國舉全國之力，開始腐蝕魯國最高層，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施美人計和送“寶馬”。齊國在國內選了80名“皆衣文衣而舞《康樂》”的美女，她們都穿著華麗，身材窈窕，能歌善舞；同時還選了30匹良馬，準備送給魯國國君。

　　齊國的舉動是在拉魯國國君和權臣下水，實際上也是為了制造國君或權臣與孔子之間的矛盾。此時，魯定公已于公元前495年即魯定公十五年去世了，魯國的國君已經換成了魯哀公，而攝行君位的是魯國“三桓”之一的“季桓子”。在新、舊國君交替之際，在魯國君權被權臣控制的形勢下，齊國抓住機遇做些小動作，用美女寶馬來作糖衣炮彈，在今天看來，還真有點“下三濫”。

　　聽說齊國要送美女與良馬來，魯國的季桓子代表國君，照單全收。季桓子有了齊國贈送的美女寶馬，盡情享受去了，竟然“三日不聽政”。更有甚者，舉行郊祭后的祭品牛羊肉之類，也不按照禮節規定來分配給大夫們享用，估計都給齊國來的80位美女享用了。

　　孔子對朝廷中出現這種現象很是生氣，覺得季桓子這幫人德性太差，實在無法共事，于是“遂行”，立馬辭職走人，帶著弟子們離開了魯國，開始了他“周游列國”、宣傳周禮、倡導和平仁義的艱難之履。誰知孔子這一走，離開魯國竟達14年！

　　孔子在周游列國期間，因屢屢碰壁遭挫，其從政的心理由強變弱，直至心灰意冷，最后只好回到學問途中，從事古文獻整理和教學工作。我們現在能夠看到《詩經》《周易》《尚書》《春秋》《周禮》《儀禮》《禮記》等書籍，都與孔子當年走下行政崗位后，下苦功夫進行整理與教授弟子有關。

　　在今人的心目中，孔子可能就是一位“夫子”，一位“圣人”，亦或是一位儒家學派的創始者，一位大思想家，全國各地孔廟、文廟就是人們紀念他的場所。但我們從孔子短暫而輝煌的從政為官生涯中，還是可以讀出他作為“圣人”之后的為政能力與正直謙遜的為官為人品格，這與他繼承了祖先正考夫的為官品德是一脈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