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4年為農歷甲午年，也是清光緒二十年。這一年，中國與日本發生戰爭，史家稱為中日“甲午戰爭”。由于雙方最后以海上較量收場，以清朝政府戰敗、與日本簽訂不平等的《馬關條約》而告終，故又曰中日“甲午海戰”。國人對這場戰爭的印象，相信大都是通過看電影、閱讀教課書、聽老師講那過去的事情來獲取，但對于戰爭的來龍去脈、戰爭的導火索不是太清楚，只是大概記住了清朝政府腐敗無能、某某大臣是賣國賊、日本倭寇強盜行徑等結論性話語。

　　通過閱讀《清史稿》，我們在史書上根本沒有發現“甲午戰爭”“甲午海戰”字眼。在光緒二十年相關史料記載中，尤其是通過《清史稿》中李鴻章、李鴻藻、戴鴻慈、汪鳴鑾、孫家鼐、張百熙、左寶貴、鄧世昌、劉步蟾、馬玉崑、丁汝昌、葉志超等人“列傳”的閱讀，一次次沖擊眼球的是：“日韓事棘”“日韓起釁”“日韓啟釁”“朝鮮釁起”“朝鮮亂起”“日朝構釁”“日本構釁”“中日事起”“日朝戰起”“日韓亂起”等等字樣。

　　這些提法與今人掛在嘴邊的中日“甲午戰爭”“甲午海戰”是一回事嗎？如果是一回事，哪又為什么冒出了朝鮮半島？當時的中國、日本與朝鮮半島三者之間又是什么關系？帶著疑問，我們繼續閱讀吧，再從《清史稿》“屬國列傳”中捕捉更多線索，答案愈來愈明晰了：中日這場戰爭是因為朝鮮而起，戰爭的導火索在朝鮮半島。

　　一．明清兩朝，中國是朝鮮半島的宗主國即“上國”

　　《清史稿》明確表述：“朝鮮又稱韓國”。早在明代萬歷中葉，日本豐臣秀吉于1591年統一日本后，于1592年4月率步兵20萬、水軍9000人、戰艦700余艘，跨過朝鮮海峽，在釜山、慶州一線登陸，拉開了侵略朝鮮的序幕。他要先征服朝鮮，再征服中國，后再征服印度，妄想建立一個以日本為中心的亞洲帝國。

　　日軍迅速攻占了朝鮮王京漢城與陪都平壤，“覆其八道”，朝鮮大半國土淪陷。朝鮮國王向“上國”明朝政府求援。

　　明神宗即萬歷皇帝派遣遼東總兵李如松為提督，兵部右侍郎宋應昌為經略，率兵4萬余人，于當年12月26日跨過鴨綠江，進入朝鮮作戰，幫助朝鮮抗擊日軍侵略者。這應該是中國軍隊最早跨過鴨綠江“抗日援朝”了。

　　在明朝軍隊4萬余人和朝鮮三道水師提督李舜臣等聯合反擊下，日軍攻勢遇阻，結果雙方在朝鮮半島前后打了7年。到1598年8月豐臣秀吉死后，日本兵“疲而退”，撤兵回府，朝鮮才得以重新復國。

　　到了清太宗皇太極后金國（清朝前身）的天聰元年，即明熹宗天啟七年（1627年），后金國又攻打朝鮮，朝鮮國王李倧帶著妻子逃到江華島上，后來向后金國獻上一百匹馬、一百張虎豹皮、四百匹綿綢苧布、一萬五千匹布，雙方通過“刑白馬烏牛”歃血盟約，向天地宣誓，要約為“兄弟之國”。由此說明，還在明朝，朝鮮就與前清政權的后金國發生聯系、結為拜把子兄弟了。

　　但是，朝鮮一直承認是明朝的屬國，這種歷史淵源關系從漢唐時代老祖宗那里就傳下來了。天聰五年（1631年），后金國要向朝鮮征兵征船來攻打明朝將領袁崇煥占領的皮島，朝鮮國王李倧回答說：“明國猶吾父也。助人攻父之國，可乎？船殆不可藉也。”拒絕了后金國的要求，堅持不與“父之國”明朝交戰，與后金國關系松懈，再次說明，朝鮮半島與中國關系牢不可破，經得起歷史檢驗。

　　到了天聰十年（1636年）四月，后金國改元“崇德”，改國號為“清”，從此“清國”出現。而此時的明朝政權已經到了崇禎九年，國運開始衰微，無力眷顧朝鮮半島安危。在清國出現的第二年即1637年正月，朝鮮在清國武力鎮壓下終于臣服了，去掉了明朝年號，即不再用明朝正朔來紀年，而是改為“奉大清國正朔”，朝鮮國王李倧由大清國重新下詔敕封。

　　再過8年，到了1644年，清軍在明將吳三桂引領下進入山海關，趕跑了李自成的“大順”短命政權，占領了明朝首都北京，占領了華夏中原，明朝被推翻，中國從此進入“清朝”時代。在由“清國”到“清朝”的這8年中，朝鮮開始扮演著助清“征明”角色，最后完成了由臣服于明朝到臣服于清朝的角色轉換，但中國作為朝鮮宗主國的主屬關系性質并沒有變。

　　讓我們按下歷史快進鍵，把目光轉到清同治元年（1862年）。經歷200多年發展，朝鮮國王已經到了李倧的第九世孫李熙時代。在這200多年歷史進程中，朝鮮每一任國王都由清朝皇帝派遣特使前往宣讀詔書，予以冊封；朝鮮每年向清朝納貢方物，參加清朝政府舉行的“萬壽節”“千叟宴”等國家重大節慶活動，雙方主屬關系和睦融洽，友好往來不斷。

　　但在這200來年的過程中，世界格局已經發生重大變化，尤其是航海技能在歐洲及日本日益發達，他們通過船堅炮利、通過槍炮子彈等先進武器來不斷實行對外經濟貿易和軍事擴張，國際格局已經面臨弱肉強食局面。在這種國際大背景下，一個國家或地域想要閉關自鎖、成為世外桃源，已經很難堅持了，清朝政府對于朝鮮的“上國”宗主國地位已經面臨挑戰。

　　二．列強入侵，日本要取代清朝在朝鮮的“上國”地位

　　清同治五年（1866年），俄羅斯兵艦抵達朝鮮元山等地，“力請通商”。同年九月，法國水師提督魯月率兵艦進入漢江，抵達漢城，炮擊數船，毀掉朝鮮一座炮臺而去；同年十月，法國軍艦再抵朝鮮江華島，攻陷其城，擄掠金銀折合19萬法郎而去。

　　日本早已對清朝在朝鮮半島享有宗主國權利不滿，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派外務卿來北京議約，直接詰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朝鮮是否屬國？”如果是，清政府“當代主其通商事”，要求朝鮮對外開放，與他們進行貿易往來。清政府回答是：“朝鮮雖為藩屬，而內政外交聽其自主，我朝向不預聞”。可見尊重別國主權、不干涉別國內政是我國歷史悠久的外交政策。

　　到了光緒元年（1875年），日本又以兵力威脅朝鮮，派遣軍艦對朝鮮江華島進行突然襲擊，炸毀炮臺，燒毀永宗城，殺害朝鮮士兵，搶劫其槍械而去。同時又派軍艦進駐釜山，強逼朝鮮與之簽約。雙方最后“定約十二條”，主要內容是：確認朝鮮為獨立自主國，禮儀交際皆與日本平等，雙方互派使臣，開通元山、仁川兩埠為通商口岸，準許日本艦艇測量朝鮮海岸線。

　　美、法、日對朝鮮的侵略，尤其是日本迫使朝鮮簽訂的十二條，已經使清朝政府很難獨家掌控朝鮮局面了。這還不夠，他們要從外交辭令上徹底改變朝鮮與清朝政府之間的歷史淵源關系。

　　光緒三年（1877年），朝鮮發生了因天主教與法國沖突事件，出來調停的竟然是日本。朝鮮在書面材料中稱中國為“上國”，有“上國禮部”及“聽上國指揮”等語。日本人大加詰難，責備朝鮮代表說：“交際平等，何獨尊中國？如朝鮮為中國屬國，則大損日本國體。”日本要在朝鮮問題上去中國化，與中國爭奪在朝鮮問題上的主動權。

　　朝鮮把這件事情上報給了清朝政府。清政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致書日本，辯解并表示抗議。大致內容是：“朝鮮久隸中國，而政令則歸其自理。其為中國所屬，天下皆知，即其為自主之國，亦天下皆知。日本豈得獨拒？”應該說，清朝政府的這份外交辭令還是充滿底氣與霸氣的。

　　雖然如此，清朝政府以直隸總督李鴻章為代表，對朝鮮與日本、泰西各國通商修好一事并不完全反對，只是希望“息事”“無意外之虞”，只是強調朝鮮在與日本及其他國家書函往來中，必須仍然使用清朝政府給予的封號，以保證“國政雖由其自主，庶不失中國屬邦之名”的外交禮儀效果，清朝政府最看中并一定要保住的是中國對朝鮮的“上國”身份。

　　李鴻章還認為，朝鮮是長久隸屬于大清帝國的“外藩”，實質上是中國東三省的“屏蔽”，與孤懸海外的琉球國形勢迥異。現在日本人已經將琉球國據為己有，法國又占領了越南，“沿海六省，中國已有鞭長莫及之勢”。對于大清帝國而言，“藩屬之最親切者，莫如朝鮮”。現如今，日本威脅命令朝鮮與之通商，但又不讓朝鮮設關收稅，朝鮮人又不知道“稅額重輕”，不知如何開展港口貿易。針對這一情況，李鴻章建議，可利用美、法、英等國家不愿意讓日本獨家占領朝鮮市場份額的心理，由清政府出面，幫助朝鮮起草協議，先由美國與朝鮮簽訂協議，放一個標準樣版，這樣就可以阻止日本對朝鮮獨家提出無理要求。

　　光緒八年（1882年）三月，朝鮮與美國訂立條約，清朝政府在李鴻章建議下，派遣道員馬建忠、水師統領提督丁汝昌率威遠號、揚威號、鎮海號三艘軍艦，與美國全權大臣薛裴爾一道東渡朝鮮，在馬建忠、丁汝昌監證下，美國特使薛裴爾與朝鮮議約官金宏集等在濟物浦這個地方簽訂了雙邊互通互惠條約。

　　緊接著，英國、法國、德國皆派員到朝鮮，參照美國模式，在中國的馬建忠道員引介監證下，“皆如美（國）例成約”。

　　在這種國際背景下，日本已經沒有理由再搞霸王條款、搞特殊化了，與朝鮮簽訂了互通互惠、繳納關稅等內容的條約。但日本在與朝鮮簽訂條約時，仍然對朝鮮尊稱中國為“上國”耿耿于懷，表示強烈不滿，其妄想取代清朝政府在朝鮮地位的狼子野心已愈來愈明顯。

　　三．朝鮮“甲申之難”，日本趁機逼走清政府戍朝軍隊

　　光緒八年六月，朝鮮大院君李昰應煽動亂兵殺害了朝鮮執政者數人，又焚燒了日本使館，將七名在朝鮮當“練兵教師”的日本人殺害。日本駐朝鮮大使花房義質在暴亂中逃命，最后步行回到日本長畸。朝鮮與日本正式接下梁子，兩國外交開始交惡對立。朝鮮再次面臨著被日本隨時報復的危險，只有依靠清朝政府的力量，才有可能化解危機，處理好國內國際矛盾。而此時，原先在朝鮮的清朝政府官員馬建忠、丁汝昌已經率艦船回國了。

　　李鴻章因“丁憂”暫時辭官回家盡孝，北洋大臣由張樹聲接任。張樹聲電令已經返回國內的馬建忠，讓他會丁汝昌迅速率威遠號、超勇號、揚威號三艘軍艦返回朝鮮，“東渡觀變”，防止日本把事態擴大化。

　　六月二十七日，中國三艘軍艦抵達朝鮮仁川，停泊在月尾島。誰知日本海軍少將仁禮景范乘坐的金剛艦已經先到了。雙方不期而遇，劍拔弩張。而朝鮮臣民則惶惶不可終日，“望中國援兵亟”，睜中國軍隊盡快到來，不希望見到日本兵。

　　中國軍隊到達后，馬建忠上書張樹聲，要求將部隊快速開進朝鮮王京漢城，以捉拿叛逆者，如果延誤時機，很容易動亂事態擴大，給日本造成口舌；如果日本人陰謀得逞，那就會“損國威而失藩封”。與此同時，丁汝昌也暗中回國搬兵增援。

　　七月初三，日本兵艦又陸續來到朝鮮仁川，陸兵快速登岸，占領了仁川、濟物浦。逃命回去的日本大使花房義質親自帶領部隊攻占漢城。

　　4天后的七月七日，中國兵艦威遠號、日新號、泰西號、鎮東號、拱北號到達仁川。接著，提督吳長慶率領的南洋號兩艘輪船3000名士兵也到達，中方至此有了7艘船艦在朝鮮海域。中國這支3000人隊伍到達仁川時，也于當日登岸，快速向漢城進軍。到七月十三日，中方軍隊將朝鮮叛亂頭目、大院君李昰應抓獲，押送天津，余下叛亂人員很快落網。朝鮮終于依靠中國的力量，平息了“亂黨”。

　　經調查，李昰應是朝鮮國王的“本生父”，秉國政十年，等到小國王李熙長大親政時，王妃閔氏慫恿親屬削弱李昰應權力，致使李昰應心生怨望；后來又出現閔妃親屬克扣軍餉、逮捕軍人一事，軍人奔赴李罡應處訴求，李罡應就以“國太公”身份再次總攬國權，但他對亂黨人物又不捕治，對朝鮮社會不穩定負有責任。一直到光緒十二年，清政府才將李罡應釋放歸國，國王李熙奉表謝恩，并向清政府貢方物。當然這是后話。

　　再說日本大使花房義質進入漢城后，以朝鮮亂黨“焚館逐使”為由，要挾朝鮮，提出許多無理要求，致使雙方談判難以繼續下去，中方代表斡旋也無濟于事。日本大使花房義質“惡聲去，示決絕”，罵罵咧咧，要與朝鮮斷絕外交關系。朝鮮人十分懼怕，只好賠償日本黃金五十萬兩、允許日本軍隊“宿兵王京”、并開通楊華鎮市埠。中方亦以提督吳長慶所部留鎮朝鮮，從此，中國與日本都在朝鮮漢城駐兵了。

　　但是，到了光緒十年（1884年）十月十七日，朝鮮再次發生暴亂，“維新黨”向“守舊黨”即當今政府發難，沖入王宮，殺害大臣，挾持國王，要興廢立之事。日本完全站在“常游日本、暱日人”的親日派“維新黨”一邊，乘機讓軍人持槍占領朝鮮王宮，日本兵與“維新黨”都持有槍械。中方提督吳長慶應朝鮮臣民呼請進行平亂。吳長慶指責日方行為不端，希望他們從王宮撤兵，但日方不予理睬。朝鮮臣民再次呼請吳長慶直接帶兵進入王宮救人。

　　由于害怕傷及國王，中國軍隊開始沒有開槍，但日本兵卻不按常理出牌，“連發槍斃華兵甚夥”，致使許多中國軍人中彈身亡。雙方又在王宮門外交火，最后日本人在自焚自己使館后，跑到濟物浦那個地方去了。朝鮮國王在混亂中逃進一座寺廟，后被中國軍人尋找到而安全脫險。

　　在這場暴亂中，日本不僅與朝鮮構怨日深，而且也對中國軍隊開了火，打死了許多中國士兵，中日兩國矛盾開始激化。在接到朝鮮方面書面報告后，光緒皇帝任命吳大瀓為辦事大臣，赴朝鮮處理善后。日本亦派全權大臣井上馨來到朝鮮，同時還開來6艘兵艦壯威，軍艦所載的陸軍也由濟物浦登陸上岸。

　　在強硬的軍事力量威逼面前，清朝政府無能為力，最后反而讓日本占了上風，強迫朝鮮接受五項條款：朝鮮向日本修書謝罪；撫恤日本被害人十二萬元；將殺死日本太尉林磯的兇手處以極刑；重建日本駐朝鮮新使館，由朝鮮出二萬元充當建設費；日本增加在王京漢城的戍兵數量及軍事裝備，兵房由朝鮮負責建設。這就是朝鮮“甲申之難”。

　　第二年即光緒十一年，日本又派遣宮內大臣伊籐博文到天津，與清政府就朝鮮問題進行交涉。清政府派李鴻章為全權大臣、吳大瀓為副手，與日本進行談判。經過李鴻章與伊籐博文“再四磋商”，最后達成雙方都從朝鮮撤兵協議，致使“中國戍朝鮮兵遂罷歸”。日本正在逐步推翻中國在朝鮮的“上國”地位，以達到由日本來控制朝鮮的戰略目的。（未完待續）

　　束有春 

2022年5月5日于金陵四合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