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御史”小考

　　“御史”在古代最初是史官角色，后來發展為專指執掌監督監察的官吏，類似今天的紀檢監察官員。

　　我國在先秦時期就有史官一職，如殷墟甲骨卜辭中出現的“作冊”“作冊右史”就明顯有史官特點。西周金文中有“卿事寮”“太史寮”兩大官署出現，其中太史寮就應該是掌管國家冊命、圖籍、紀錄國家大事等的機構。其中史官的一項重要職責，就是負責記錄天子皇帝、諸侯國君的言論，這種工作，后世又專稱為“書記”。他們雖然不一定人人都能達到為帝王國君記錄“起居注”，成為貼身內侍，但已明顯帶有變相的監察性質。

　　春秋戰國時，史官可稱為御史者，在韓國、魏國、齊國、秦國均有“御史”出現，但仍屬于國君秘書性質較多。兩國交往，御史可以替國君接受他國使者獻的國書；如果兩國國君相會，則御史必定到場。

　　《史記·滑稽列傳》記載了滑稽人士淳于髡回答齊威王關于飲酒的一段對話，其中有：“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后，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說明齊國有御史類官員設置，他們常隨國王參加一些重要活動，隨時做好筆錄。《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記載趙王與秦王澠池相會時的智斗場景，其中有秦王讓趙王鼓瑟，這時，“秦御史前書”；藺相如為了在外交場合為趙國挽回面子，義正辭嚴地要求秦王為趙王擊缻，當秦王擊缻時，“相如顧召趙御史書”，也記下了秦王為趙王擊樂的史實，在外交場合打了個平手。由此也說明，秦國、趙國都有御史存在，其他諸侯國依此類推。

　　御史一職不限于在朝廷有，當時的基層都邑中亦有。《戰國策·韓策三》有“安邑之御史死”一章：“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由此不難推斷，諸侯國都邑管理層中有御史存在。

　　御史們以書記員的身份參加國家的重要活動，其監察功能主要體現在通過文字記錄來存史、保管朝廷文書檔案等方面，平時因工作而與國君經常接近，御史對官吏的評價極易為國君所接受，長此以往，御史成為國君耳目的監察性質被得到不斷彰顯。

　　御史官職掌的設置，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體現。在上層官僚機關中，有諫官，更有直接監督彈劾的官員了，他們的存在是要提醒國君大臣們，在履職時不要胡說亂講，更不要胡作非為，因為你講的話、做的事是要被記錄在案存檔、以后修史要用上的。

　　御史帶有皇上、國君御用史官色彩。在漢語中，“御”字是一個富貴氣息撲面而來的文字。專供皇帝車輛人馬行駛的道路稱“御道”，皇帝用的毛筆稱“御筆”，供皇帝騎的馬稱“御馬”，為皇帝做飯的廚師稱“御廚”，皇帝吃的飯叫“御膳”，為皇帝制作飯菜的地方叫“御膳房”，皇帝下的圣旨可稱為“御旨”“御批”，皇帝身邊負責保安的禁軍稱“御林軍”，現代還有“御用文人”一說，總之，沾上“御”字的職業，其檔次帶有皇家色彩，帶有官方色彩。因此，御史是皇上、國君身邊通手中的一支筆，來專門監察各級官吏、尤其是朝廷官吏的人，他們憑借自己的文化水準混跡官場，有時比一般官員更有實權，更有威力。

　　明確御史為監察官員身份的，秦王朝最為明顯。秦置御史大夫，職位僅次于丞相，主要職掌就是彈劾有過錯的官員，糾察官員的過錯。《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有“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秦律》規定，掌司法的廷尉每年要到御史處核對刑律。說明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在朝廷中央機構設置上，在保留原先“御史”職掌本義的基礎上，又賦予增加了御史職掌的新功能，將御史提升為“御史大夫”，相當于副丞相，說明秦王朝對政治監督的重視程度是空前的。

　　“御史大夫”即副丞相一職有兩人擔任，其中一人“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保留了原先“御史”的書記功能；另一人的職掌是“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其督察監督、彈劾、接受并處理檢舉揭發案件的功能完全具備了。另外，秦代還設“監御史”官職，“掌監郡”，主要負責對郡縣地方的督察。

　　漢承秦制，有些官職名稱雖有變化，但監察的功能不會削弱。如漢武帝元封五年，初次設置“部刺史”，主要職掌是“奉詔條察州”，奉皇帝之命對州縣官員進行督察。這一職掌，后來又稱“牧”或直接稱“刺史”。刺史一職在漢以后很長時間被采用，尤其是唐代更盛行，其作為朝廷派到地方的監官職掌一直沒有改變，保留了原先的“御史”功能。

　　從秦代開始，有御史負責監察事務，有御史就有“御史臺”“御史府”。御史所居官署稱御史府，又稱“憲臺”，秦漢至元代都有這類官署設置，是中央監察機構。南北朝時稱“御史臺”。其職掌范圍不斷擴大，既是中央行政監察部門，又是司法部門，專門負責糾察彈劾官員的違法違紀行為，以期達到肅正朝綱、為官廉潔、勤政為民之目的。隋唐前后的“檢校御史”“監察御史”對宋元一直產生影響，明清兩朝的“都察院”等都是中央監察機構。

　　歷代在稱謂、權責職掌范圍方面可能有所變化，但御史的硬漢身影一直活躍在封建王朝的政治舞臺上。中華民國成立時，孫中山先生建立的國體是“五院分立制度”國體，即立法院、司法院、行政院、考試院、監察院五權分立，監察院為五院之一，“御史”一詞雖然在民國不見了，但其政權機構中的監察監督功能非但未減，而且更加明晰了。

　　二．“鯁言無所忌”的御史韓愈

　　御史是一個直面官場、刀刃向內的政治角色，其本身政治素質如何，直接關系到封建王朝政令暢通、皇帝威嚴、官府在民眾中的口碑與威信等問題，因此，選拔什么樣的人當御史，選擇什么樣的人來幫助皇上廓清吏治，以正官場風氣，是封建王朝歷來注重的。

　　歷代御史中，不乏正氣與豪氣集于一身的人，不乏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的人，不乏寧愿得罪貪官污吏而決不辜負皇上、決不讓百姓失望的人，有時也會出現頂撞皇帝、刀刃指向皇帝的人。在這方面，歷代諫官只是說破嘴皮而已，最多以死相諫，而御史卻是具備直接采取行動的權力，有時連皇帝也不放過。這方面，韓愈可以說是一個典型代表了。

　　韓愈進士出身，在文學造詣上是“唐宋八大家”之首，但他也曾經當過御史。《新唐書·韓愈列傳》記載，韓愈為人，“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這種性格的人來擔任御史一職是最合適的了。貞元十八年（802年）春，韓愈被任命為國子監，第二年“遷監察御史”，其朝廷監察大員的角色使其政治生涯充滿挑戰與希望。

　　韓愈當上御史后，因體察民情、說了實話而遭陷害，甚至直接觸怒了皇上。貞元十九年（803年），關中大旱，災民流離失所，四處乞討，餓殍遍野，“寒餒道涂，斃踣溝壑”。目睹嚴重災情，韓愈痛心不已。而當時負責京城京畿行政的京兆尹李實卻封鎖消息，向皇上和朝廷謊報關中糧食豐收，百姓安居樂業，搞弄虛作假。韓愈就上《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給皇上，矛頭雖直指京兆尹李實，但又令皇帝有失察之嫌，所以遭李實等人的讒害是必然的了。同年十二月，韓愈被貶到嶺南，任連州陽山縣（今廣東境內）縣令。其指陳時政弊端，不懼怕觸怒權貴，不懼怕觸怒龍顏的大無畏精神，體現了御史職責擔當。

　　心中裝著正義、裝著百姓的官吏，無論在什么年代，無論在什么崗位，都能做出一番業績。韓愈被貶到陽山任地方官職期間，關心民生疾苦，“有愛在民”，當地老百姓為了感恩于他、紀念他，在生了孩子后給孩子起名字時，常用韓愈的姓來作為小孩子的“字”，以表示對韓愈的尊重愛戴。

　　到了唐憲宗時，韓愈官至刑部侍郎。唐憲宗佞佛，曾派遣使者到鳳翔（今陜西寶雞境內）迎佛骨入“禁中”即皇宮中來供奉，前后三天，然后再派人護送佛骨到佛祠。上有所好，下必行焉。皇帝帶頭對佛骨頂禮膜拜，致使王公貴族、士人黎庶“奔走膜唄”，甚至出現為了表示對佛教的虔誠而“灼體膚、委珍貝”、不惜毀傷身體、傾家蕩產的瘋狂癡迷社會現象，前來祭拜施禮的人是“騰沓系路”，絡繹不絕，道路喧囂，擁擠不堪。韓愈聽說此事后，十分厭惡，上表皇上，對佛教這種“夷狄”之法寶進行抨擊，這就是韓愈著名的《諫迎佛骨表》。

　　唐憲宗收到韓愈的上疏后“大怒”，還拿著韓愈的文章給眾宰相們看，要將韓愈處死。幸虧宰相裴度、崔群等人出來求情打圓場，勸說皇上，韓愈的語言確實“訐牾”太莽撞，給他定死罪也是“誠宜”可行，但如果不是“內懷至忠”的大臣是不可能這樣做的，懇請皇上能夠寬大為懷，放他一馬，這樣也不損害朝廷歷來倡導的“諫爭”民主風氣。

　　唐憲宗為了給自己挽回面子、找臺階下，對眾大臣說：他韓愈說我奉佛太過也就罷了，但他卻說從東漢明帝奉佛以后，天子全都是“夭促”短命，這種話是何等“乖剌”悖逆啊！作為人臣，韓愈如此狂妄，罪不可赦，必須懲處。

　　皇帝龍顏大怒，說出的話令“中外駭懼”，朝廷及民間都為韓愈的命運擔憂。后來加之皇親國戚“諸貴”的求情，韓愈才免于死罪。但死罪可免，活罪難逃，韓愈被外貶到潮州當刺史。韓愈被貶后，曾寫下一首詩：“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為圣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此詩表達了韓愈忠心耿直、盡忠進諫、一心為國為民的高尚品格和良好政治情懷。

　　三．“鐵面御史”趙抃

　　《宋史》卷三百一十六《趙抃列傳》記載，趙抃進士及第后走上仕途，在任殿中侍御史時，秉公辦事作風得到顯現，彈劾不避權貴要臣，義正辭嚴，凜然正氣，很快就在京師留下了“鐵面御史”稱譽。

　　趙抃為官時，曾經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又前后三次被三位皇帝派到益州蜀地為官。其政績突出，吏治清明，都留下了好口碑。益州蜀地，地遠民弱，天高皇帝遠，所以地方官吏可以肆無忌憚地迫害百姓，不守法度，州郡官府之間賄賂風氣嚴重。趙抃第一次被朝廷派往益州任知府時，以身作則，清廉為民，使蜀地官場風氣大為改觀。對于那些窮城小邑，老百姓一生中都沒有出過家門，更談不上能夠見到知府大人了，趙抃經常深入這些貧困地區，訪貧問苦，安撫百姓，當地父老鄉親“喜相慰”，奔走相告：朝廷來了一位清官，待老百姓如親人。那些奸吏們也在趙抃的感召和威懾下，個個肅然，竦服敬佩，不敢為非作殆，不敢魚肉百姓。趙抃在益州蜀地的政績深得朝廷贊許，不久被朝廷召回，任右司諫。

　　到了宋英宗時，趙抃官加龍圖閣直學士，又被派往成都任知府。剛上任就遇到一個案件：有鄉民在聚會祭祀時死了。

　　趙抃聯想到上次到益州時，曾經有人聚眾淫祀，興妖作怪，裝神弄鬼，騙取百姓錢財，老百姓苦不堪言。趙抃為正民風，治以峻法，使社會民風大為好轉。這次來到成都任上后，又遇到人命案件，并且是在舉行淫祀活動時發生的，他果斷地作出判斷：“這個人是因為當時酒食過量而死亡的。”用今天的話說就是飲酒過量而亡。大家覺得是那么回事，于是就迅捷出動警力，將首惡抓捕起來進行法辦；其他參加活動的人經過教育后，全部釋放回家。蜀地民眾“大悅”，贊嘆趙抃辦案公正，為民除憂。宋英宗也夸贊趙抃在成都的領導方法是“中和之政”，很得民心。

　　宋神宗接位后，又把趙抃召回，讓他負責諫院工作，當諫官的頭。諫官是朝廷重要職位，趙抃害怕自己不能勝任，就前來向皇帝辭謝，希望做別的工作。宋神宗早已聽說趙抃的為政才能，十分欣賞趙抃，對他說：“我聽說你一人獨自騎馬到蜀地，只以一琴一鶴隨身，為政簡易，是這樣的嗎？”趙抃見皇上對自己如此了解和夸獎，也就不便再說什么。不久，趙抃又被提拔為“參知政事”，成了朝綱的重要決策者之一。

　　為了感謝皇帝的知遇之恩，趙抃盡心盡責，只要有對朝政不利的事情，有對社會百姓不利的事情，他都會向皇帝密啟稟報，神宗皇帝必定親筆予以答復。

　　有一次，成都出現了戍卒騷亂造反現象，在社會民眾中造成不好影響，直接影響到政府在民眾心中的形象。為了穩定局勢，保一方平安，朝廷又讓趙抃以“大學士”身份，再度到成都任知府。

　　到了蜀地后，趙抃為政，比之前更加寬厚仁政，與官兵及僚屬們推心置腹，促膝談心，希望大家安心認真工作，履職盡職，帶頭保國家平安、保社會穩定。

　　有一天，見一位卒長站立在大堂下，趙抃就把他叫到自己身邊，真情地對他說：“我與你年齡都差不多大，我獨身一人來到蜀地，就是為了能為天子安撫一方。你也是吃朝廷俸祿，亦宜清謹畏戢，帶領好自己的部下，兢兢業業做好社會治安和防務工作。只要大家認真努力工作，等到朝廷規定的衛戍期限到了，大家順利完成任務了，還可以拿一筆錢回家養家糊口，過上穩定的家庭小日子是不成問題的。”

　　那位卒長聽了知府大人的話后，見知府大人不僅原諒了他們之前的過錯，還真心實意地為他們的未來前途著想，為他們的生活指明了方向，激動得差點流下淚水。他回去后，馬上把趙抃與他談話的內容告訴其他戍卒，大家是“喜轉相告”，士氣從此大振。戍卒們自覺改變了過去騷擾百姓的惡習，人人“莫敢為惡”，不想為惡，不能為惡。蜀郡社會風氣又開始好了起來，老百姓們又過上了晏然安寧的生活。

　　四．被閹黨“酷刑拷掠”的御史

　　御史是個政治色彩濃厚的職掌，但又是個易得罪權貴的高危職業，因此，他們極容易成為黑惡勢力的攻擊目標，他們的生命也會時常受到威脅，這一點，在明代萬歷年間、尤其是閹黨魏忠賢把持“東廠”、鎮壓東林黨人時期最為明顯。

　　明代御史中，有許多人的事跡感天動地，其形象光照人寰，至今仍有可圈可點之處。我們謹擇幾位御史以觀之。

　　《明史》卷二百四十四記載，萬歷三十五年（1607年）進士出生的左光斗是安徽桐城人。選授御史，巡視中城，曾“捕治吏部豪惡吏，獲假印七十余，假官一百余人”，致使“輦下震悚”，朝野震驚。左光斗是一位不畏強權、敢于向吏部黑惡勢力開戰、進行官場打假的御史，他與左副都御史楊漣一道，勇敢檢舉揭發魏忠賢奸黨的亂政行為，被朝野并稱為“楊、左”。

　　楊璉曾條列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狀，后被魏忠賢矯詔、羅織對皇上“大不敬，無人臣禮”等罪名。魏忠賢余黨又通過栽贓陷害等手段，迫使楊璉等人在嚴刑拷打面前“俱自誣服”，誰知這樣反而給了魏忠賢閹黨以把柄。在逮捕楊璉時，京城士民數萬人“擁道攀號”，為其鳴冤叫屈；其所經歷的村市，人們都“焚香建醮”，祈祐楊璉能夠生還。但楊璉還是被東廠酷法拷訊，打得體無完膚，于某日深夜被迫害致死。一直到崇禎初年，楊璉才得以平反昭雪，追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左光斗雖在明熹宗天啟二年（1622年）官拜左僉都御史，亦遭魏忠賢閹黨同樣手段的陷害。聽說左光斗被抓捕，“父老子弟擁馬首號哭，聲震原野，緹騎亦為雪涕”，就連負責押送的衛隊人員也為之流淚。左光斗與楊璉在同一天被迫害致死。在魏忠賢誅滅后，朝廷追贈左光斗為右都御史。

　　袁化中也是明萬歷三十五年進士，因在地方任職有“善政”，于泰昌元年（1620年）被擢升為御史。明熹宗天啟二年，上疏陳時事可憂者八，即：宮禁漸弛，言路漸輕，法紀漸替，賄賂漸章，邊疆漸壞，職掌漸失，宦官漸盛，人心漸離。其語言皆剴切時弊。他也與楊璉、左光斗等人共同彈劾魏忠賢，指責魏忠賢“障日蔽月，逞威作福，視大臣如奴隸，斥言官若孤雛，殺內廷外廷如草菅”，致使“朝野共危，神人胥憤”。魏忠賢對他是恨之入骨。后被魏忠賢及其爪牙通過竄入別人獄詞的辦法，將袁化中牽連進去，加以陷害，以賄賂罪逮捕下詔獄。袁化中最后也是被“酷刑拷掠”，在獄中斃命。一直到崇禎初年，袁化中才被平反昭雪，朝廷追贈其為太仆卿。

　　五.“燒車御史”謝振定

　　有清一代，御史的身影仍然活躍在封建王朝的政治舞臺上，其威力是有增無減，不似明王朝那樣，經常出現把御史迫害致死的現象。我們可以通過一個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

　　《清史稿》卷三百二十二《謝振定列傳》記載，謝振定是湖南湘鄉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考選江南道監察御史。負責巡視南漕，即對南方漕運情況進行巡察。考察途中，曾出現“漕艘阻瓜洲”擱淺現象，謝振定禱于神，果然“風轉順漕艘”，風向助推船只脫離險境。人稱稱這股及時風為“謝公風”。

　　乾隆六十年（1795年），謝振定升遷為兵科給事中，巡視京都東城時，“有乘違制車騁于衢者”，發現在都城街衢十字路口，有一輛超越規制即超標的車在行駛，就“執而訊之”，一問得知，是和珅一位小妾的弟弟，即是和珅的內弟。這家伙仗著與和珅的關系，見被喝令停車檢查，還出語不遜，罵罵咧咧的，對前來執法查處的人不滿。

　　謝振定見此人如此囂張，命令手下人“痛笞之”，用皮鞭將其痛痛打快快地抽打一頓，管你是什么來頭！接著下令：“焚其車”！又對那位被打得哭爹喊娘、早已沒了脾氣的和珅內弟呵斥道：“此車豈復堪宰相坐耶？”這車子還能不能再給宰相和珅坐啦？意思是說，給你把車燒掉，看你還拿什么張狂。

　　和珅知道這件事后，吃了個啞吧虧，但咽不下這口氣，他要尋找機會報復謝振定。這時，出了個本來就在尋找機會想巴結討好和珅的人，這個人就是給事中王鐘健。王鐘健深知和珅的心思，就假借其他事情來彈劾謝振定。和珅明知彈劾內容有假，但就勢“奪職”，把謝振定的官職給撤消擼了。

　　嘉慶四年（1799年），嘉慶皇帝下旨將和珅革職下獄，后被賜自盡。嘉慶五年，謝振定被朝廷重新起用，授禮部主事，充員外郎，充坐糧廳，負責監收漕糧。他裁革陋規，使兌運渠道肅然有序，依章依規，為國家漕運漕糧安全和合理經營做出了重要貢獻。嘉慶十四年，謝振定去世。

　　到了道光年間，謝振定的兒子謝興峣，官至河南裕州知州，以政績卓越被推薦引見給皇上。按照程序，須“循例奏姓名、里貫”，即要向皇帝自報家門姓名和籍貫。道光皇帝問謝興峣：“爾湖南人，乃能為京師語，何也？”意思是說，你是南方人，怎么會講北方京城官話的？

　　謝興峣回答說：“臣父（謝）振定，官御史，臣生長京師。”

　　道光皇帝一聽，馬上說到：“爾乃燒車御史子耶？”你就是那位燒車御史的兒子呀？道光皇帝大喜，對謝振定當年任御使職時，大膽燒掉和珅車子的舉動大加褒獎，并勉勵謝興峣要向父親學習。

　　第二天，道光皇帝向軍機大臣們說：“朕少聞燒車御史事，昨乃見其子。”命擢拔謝興峣為敘州知府，對“燒車御史”的兒子加以提拔重用，以此表示對敢于與不良現象進行斗爭的正直御史們的褒獎。

　　封建御史已已，吏治督察未了，每一個時代都在呼喚御史式人物。

　　（束有春 2023年7月30日于金陵四合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