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是文史研究者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個專有名詞。它是指東晉政權后期就已經在北方出現的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5個政權，簡稱“北朝”；以及在南方繼東晉政權以后出現的4個連續政權：劉宋、蕭齊、蕭梁、陳陳，簡稱“南朝”。北朝與南朝相加，南北朝總共有9個政權。其中南朝的蕭齊政權為了與北朝的“北齊”政權相區別，史學界又稱之為“南齊”。

　　“南朝”和“北朝”盡管被揉和在一起稱“南北朝”，但兩者還是有差別的。

　　從政權誕生的時間上來講，“北朝”出現的時間要早于“南朝”。北朝的“北魏”政權由一個叫拓跋珪的人于公元386年建立，此時正處于東晉政權的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南朝的“劉宋”政權始建于公元420年，政權由劉裕建立。從時間上來講，北朝政權出現的時間要比南朝政權早34年。

　　從政權滅亡的時間上來講，北朝要比南朝滅亡早。北朝的最后一個政權“北周”亡于北周靜帝宇文闡的大象二年（580年），南朝的最后一個政權“陳朝”亡于陳后主陳叔寶的禎明三年（589年），很明顯，南朝政權要比北朝政權晚9年滅亡。但南北朝的共同特點是都被隋朝所滅，隋朝建立了統一的華夏政權。

　　從政權誕生的時間上來講，北朝的政權要比南朝早34年，作為一個歷史概念，史學界為什么不依政權誕生的時間先后來將北朝放在前面稱“北南朝”、而是樂于稱道為“南北朝”呢?按照中國人的傳統習慣性思維，誰先問世，誰就應在表述時置先。但中國人在方位概念表述上，習慣于從東到西、從南到北。東、西、南、北、中，如同春、夏、秋、冬四季一樣，表達順序已經約定俗成。南朝政權建立雖然比北朝遲了34年、存在時間也比北朝也少了25年，但其滅亡的時間要比北朝晚9年，所以將二者合稱時，南朝因滅亡時間要晚，帶有吉利優勢，所稱“南北朝”就更順理成章了。

　　從政權的連貫性上來講，南北朝呈現不同的發展曲線。南朝的四個政權是首尾銜接，呈線型發展，可謂“無縫對接”；而北朝政權卻呈現交叉重疊的錯綜復雜現象。東魏政權建立于公元534年，西魏政權建立于公元535年，時間相差僅1年。北齊政權在東魏政權基礎上誕生，由高洋于公元550年建立，過了8年后，西魏政權才滅亡。公元557年，北周政權在西魏政權基礎上誕生。此后，北齊、北周兩個政權同時存在，北齊于公元577年滅亡于北周，北周政權于公元581年被楊堅禪代。北周滅亡，即北朝滅亡，隋文帝楊堅建立起隋朝政權。

　　從政權治所即都城京師所在位置來講，南北朝又呈現不同的現象。南朝四個政權都定都在建康（今南京），而北朝五個政權的建都地點計有三處。北魏政權于公元386年定都盛樂，都城在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爾縣境內；東魏政權于公元534年由權臣高歡扶持年僅11歲的元善見（即魏孝靜帝）建立，都城在鄴（今河北省邯鄲市臨漳縣境內），以晉陽(今山西省太原市)為別都，高歡坐鎮晉陽，遙控朝廷；西魏政權于公元535年由元寶炬在長安（今西安）建立，都城位于今天的西安市漢長安城遺址上；北齊政權由東魏權臣高歡次子高洋于公元550年所建，仍然建都鄴城；北周政權于公元557年由宇文覺建立，仍然建都長安（今西安）。

　　從政權建立者來講，民族出生有所不同。南朝四個政權都由漢族人建立，上承東晉，下接隋朝，共歷24帝169年。北朝五個政權分別由鮮卑族人和鮮卑化漢人（高歡）建立，是北方游牧民族建立，歷29帝195年。

　　“南朝”一詞最早出自何處，囿于閱讀視野，在唐代許嵩的《建康實錄》“序”中即已出現。許嵩將在南京這片土地上建立的東吳、東晉、宋、齊、梁、陳6個政權概括為“南朝六代，四十帝，三百三十一年”。許嵩編纂《建康實錄》目的是為了“具六朝君臣行事”。他的序言中“南朝六代”與“六朝”是同一所指，都是一個固定用語，講“南朝”一定是指有“六代”的南朝，而不是僅指“四代”南朝。

　　史學界之所以只用南方的劉宋、蕭齊、蕭梁、陳陳“四代”政權與北方五朝相對應，組合成“南北朝”，主要理由是因為南北這9個政權存在的時間大致相近，并且主要以淮河為南北界限。但是，通過唐代人對“南朝六代”的論述，我們今天在研究南朝歷史時，尤其是研究南京的歷史時，應該將“南朝”等于“六朝”來進行通盤思考。如果對唐人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進行研究統計，應該將東吳、東晉、劉宋、蕭齊、蕭梁、陳陳“南朝六代”全部納入視野，而不是受“南北朝”之說影響，只考慮南朝的宋、齊、梁、陳四朝。

　　如果研究“南朝”只談宋、齊、梁、陳，而不談東吳、東晉，就會使南朝歷史文化研究丟掉半壁江山，掉進了“南北朝”學術誤區，給南朝史學研究留下笑柄。

　　如果我們只是從時間上來強調南北朝對應，北魏政權在誕生時，東晉政權還存在，它們南北異地，在同一個時空共存長達34。僅從這一點出發，也不可以輕意丟掉東晉來大談“南朝”。更何況，“南朝六代”是唐人給出的復合性定論，包括了東吳、東晉、宋、齊、梁、陳六朝。

　　問題的另一個層面是，“南朝”與“北朝”還可以表達其他內容。在讀完了《宋史》《遼史》《金史》后，我們有必要對古人心目中的真正“南北朝”有所了解。古人眼中的“南北朝”所指，與今人大異其趣，主要有以下所指：

　　一是指“宋朝”與契丹族建立的“遼國”。

　　《宋史》卷三百一十《王曾列傳》記載，王曾是青州益都人，宋真宗咸平年間（998-1003）中葉，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并時人稱為“王佐器也”。宰相寇準特別賞識王曾，經過 “政事堂”特別面試，授秘書省著作郎、直史館、三司戶部判官。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澶淵之盟”簽訂后，宋、遼之間派遣特使聘問，北宋朝廷與契丹通好，建立幫交正常化。宋朝廷“歲遣使致書稱南朝，以契丹為北朝”。雙方在外交文書往來及使節交往中，宋朝在“國書”上主動稱自己為“南朝”，稱契丹族建立的遼國為“北朝”。對于朝廷這一做法，王曾認為有些不妥，只要“從其國號足矣”，意思是直接稱契丹的國號就足夠了。但朝廷的使者已經派遣，“弗果易”，最終沒有改。宋朝與契丹遼的關系就這樣成了“南北朝”關系了。

　　其實，遼國稱宋朝為“南朝”的時間更早。

　　據《遼史》卷七十五《耶律羽之列傳》：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的天顯元年（926年），渤海平，立皇太子為東丹王，以耶律羽之為中臺省右次相。時人心未安，左大相迭剌不逾月薨，耶律羽之蒞事勤恪，威信并行。天顯二年（927年），遼太宗耶律德光即位。耶律羽之上表曰：“我大圣天皇始有東土，擇賢輔以撫斯民，不以臣愚而任之。國家利害，敢不以聞。渤海昔畏南朝，阻險自衛，居忽汗城。今去上京遼邈，既不為用，又不罷戍，果何為哉？”這里的“南朝”即指大宋王朝。

　　《遼史》卷九《景宗本紀（下）》記載：遼景宗乾亨元年（979年）春，派遣撻馬（扈從之官）名叫“長壽”的人出使北宋，詢問興師討伐北漢劉繼元的事。長壽回到遼國后，稟報皇上說：“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舊；不然則戰。”這里的“北朝”應當指的是契丹遼國本身。這一年的六月，劉繼元向宋投降，北漢政權滅亡。

　　宋朝與遼國的分界線不似南宋與金國的分界線東至淮河、西至大散關一線較為清晰，但《宋史》卷四百二十六《程師孟列傳》中提供了“白溝之地”作為當時南北朝分界線的信息。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今蘇州人程師孟入京任三司都磨勘司，管理河北四榷場事務。有一次，皇帝命他招待遼國使者蕭惟輔，接伴契丹使，蕭惟輔說：“白溝之地屬于宋、契丹兩國所有，現在南朝(指宋朝)植柳數里，而以契丹人在界河捕魚為罪，難道有這樣的道理嗎?”程師孟說：“兩朝都應當遵守誓約，涿郡有案牘條文可以供檢查督察，你舍棄文書，憑口說話，豈不是想生事端嗎？”蕭惟輔慚愧地辭謝而去。“白溝”在今天的河北保定境內，宋、遼“澶淵之盟”后，這里成了國界線。

　　二是指“南宋”與“金國”。

　　公元1126年“靖康之難”，宋徽宗、宋欽宗都被金人俘虜，宋朝遷都臨安（今杭州），史稱“南宋”。宋朝此時的外交敵對國已經變成了“金國”，金人欺負宋人，表面上“請和”，但卻提出蠻理要求，將兩國的關系變為“叔侄之國”，金國是“叔”，宋朝是“侄”，并且要求割劃大量原先屬于宋的疆域給金國。據《宋史》卷三百九十四《林栗列傳》記載，時任屯田員外郎、皇子恭王府直講的林栗上疏，表示反對。指出：“宗廟之讎，而事之以弟姪，其忍使祖宗聞之乎！”但南宋國力處于弱勢，經常被金人捏在手里玩。宋高宗趙構去世后，宋孝宗即位，金人為了示好，在宋孝宗生日之際，專門派使者前來慶賀。宋孝宗因為居喪在身，對金國使節不予接見，讓右司郎官京鏜將來使打發走了。后來金國又派人來給高宗趙構吊唁，出于禮節，宋孝宗又派京鏜前往金國“回禮”，表示感謝。又據《宋史》卷三百九十四《京鏜列傳》記載，金國人的慣例是，南宋的使者到達汴京時，就一定“賜宴”。京鏜因為宋高宗趙構去世，舉國處于哀悼氛圍中，就不同意對方舉行歡迎晚宴招待，但對方不同意。京鏜只好退一步，要求如果一定要舉行宴請，“則請徹樂”，即不允許酒席間有音樂伴奏。

　　出于外交禮節，京鏜又親筆寫信給金朝政府，重申南宋政府的觀點。信是這樣寫的：“鏜聞鄰喪者舂不相，里殯者不巷歌。今鏜銜命而來，系北朝之惠吊，是荷是謝。北朝勤其遠而憫其勞，遣郊勞之使，蕆chǎn式宴之儀，德莫厚焉，外臣受賜，敢不重拜。若曰而必聽樂，是于圣經為悖理，于臣節為悖義，豈惟貽本朝之羞，亦豈昭北朝之懿哉？”

　　雙方僵持甚久，意見不一。京鏜回到館舍，金國負責禮儀的人要求京鏜就席入座。京鏜堅定地回答：“若不徹樂，不敢即席。”金人竟然要脅迫京鏜，京鏜弗為所動，語速雖慢卻擲地有聲地回答：“吾頭可取，樂不可聞也。”乃帥其屬出館門。對方甲士露刃指向京鏜，京鏜厲聲叱退之。

　　金人知道京鏜的志向不可奪，就忙派人去向主子匯報。金主嘆曰：“南朝直臣也。”特命免樂。自是，一律去掉音樂而后宴請京鏜。

　　宋孝宗聽說京鏜在外交禮節上有理有節，為國家爭了氣，十分開心，要嘉獎慰勞他：“卿能執禮為國家增氣，朕將何以賞卿？”鏜頓首曰：“北人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于北庭，亦臣子之常分耳，敢言賞乎！”京鏜在這里用了“北人”“北庭”等詞語，說明當時在稱金國為“北朝”的同時，還有其他稱謂存在。

　　又據宋史》卷四百四十六《忠義列傳（一）》之“李若水列傳”，靖康二年（1128年），金人再次將徽、欽二帝向北方寒冷地帶押解，吏部侍郞李若水“扈從以行”，堅持保護皇上。李若水死后，自北方逃歸的人說：“金國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郞一人’。李若水臨死無怖色，為歌詩而卒，其歌曰：‘矯首問天兮，天卒無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愆？’聞者悲之。”

　　在《宋史》卷四百四十七《忠義列傳（二）》之“陳遘列傳”中，兵馬元帥率兵抗金，戰死后，金人入見其尸體，稱贊陳遘為“南朝忠臣也”，并為之斂而葬諸鐵柱寺。在《宋史》卷四百四十八《忠義列傳（三）》之“李震列傳”、卷四百七十二《奸臣列傳（二）》之“張覺列傳”中，均出現稱宋為“南朝”的表述。

　　三是指金國與蒙古國。

　　《金史》卷一百十四《白華列傳》記載：金哀宗正大九年（1232年），京城被攻，四月兵退，改元“天興”。十二月朔，金哀宗派遣近侍局提點（正五品官員）名叫“曳剌粘古”的人，讓他到樞密院判官白華的居所，請問事勢至于此，計將安出。因為蒙古兵已經打到家門口了。

　　白華附奏到：“今耕稼已廢，糧斛將盡，四外援兵皆不可指擬，車駕當出就外兵，可留皇兄荊王使之監國，任其裁處。圣主既出，遣使告語北朝，我出非他處收整軍馬，止以軍卒擅誅唐慶，和議從此斷絕，京師今付之荊王，乞我一二州以老耳。如此則太后皇族可存，正如《春秋》紀季入齊為附庸之事，圣主亦得少寬矣。”金哀宗覺得有道理，就進一步起用白華為右司郎中，企圖挽回被蒙古國滅亡的厄運。

　　白華這段話中的“北朝”就是指北方的蒙古國。同理，金國相對于蒙古國而言，就是“南朝”無疑。白華這段話中的“唐慶”是指蒙古國的將領，官至龍虎衛上將軍，曾多次作為蒙古使者出使金國。

　　元太宗“窩闊臺”四年（1232年），蒙古國多次以唐慶為國信使，出使金國。這年的七月，唐慶再往金國，令金主廢黜帝號稱臣。金主不聽，唐慶輒以語侵辱金國君臣，雙方矛盾激化，金國君臣遂欲謀害唐慶。夜半，令飛虎軍到唐慶住的驛館，將唐慶及其弟唐山祿、唐興祿并從行者十七人全部殺死。金哀宗對臣下所為不予追究，金國和蒙古國和議遂絕。金天興元年（1232年）十二月，金哀宗遷都歸德府。天興二年（1233年）三月，金國京城“西面元帥”崔立以汴京（今開封市）投降蒙古國，金國滅亡。

　　綜上所述可知，今人有今人眼中的“南北朝”，古人有古人眼中的“南北朝”。不一樣的“南北朝”，為我們走進歷史開辟了不同門徑，歷史也給我們以唯物主義“相對論”的哲學思考。

束有春

2021年2月22日于金陵四合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