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春讀史》，今天要告訴你“不一樣”的王羲之。

　　據《晉書》卷八十《王羲之列傳》，王羲之，字逸少，是東晉司徒王導的侄子。王羲之的父親王曠曾官任淮南太守，在晉元帝司馬睿過江、在建康（南京）建立東晉政權過程中，還是王羲之的父親王曠“首創其議”的，說明王曠與王導等人一樣，對東晉王朝的建立是有功的。

　　王羲之所以很出名，為歷代人們所崇拜，可能主要是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書法藝術，但除了書法造詣，可能與發生在王羲之身上那種平常人所難遇的種種趣事較多也有關。

　　第一件事：啖牛心炙。王羲之小時候“訥于言”，不喜歡講話，也沒有什么特別引人注意的地方。13歲那年，王羲之因為朝廷要員周顗yǐ親自撿菜給他吃而在士大夫階層傳開、在社會上傳開，一下子出名了。

　　這天，王羲之可能是隨著父親一道，來到尚書左仆射周顗家去拜訪。

　　這個周顗就是當年“新亭對泣”的主角之一。周顗、庾亮等人在“衣冠南渡”、來到建康生活后，雖然已經在新建立的東晉王朝生活了很長時間，但仍思念在西晉國都洛陽的生活。每次遇到美好日子，他們就互相邀請，在新亭（今南京江寧區境內）這個地方聚集，邊賞花邊飲酒作樂。這天，周顗在朋友中間坐著，不由自主地嘆道：“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意思是說：這里的風景與洛陽沒有什么兩樣，只是北方的大好河山被外族人占領，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大家聽了都相視流淚。此時，只有王導義氣豪邁地說：“我們應當戮力效忠朝廷，早日光復河山。怎么可以作楚囚相對而泣呢？”王導一席話，驚醒了大家，使大家重新鼓起了信心，增添了力量，要為建設新王朝努力工作。

　　再說王羲之是王導的侄子，當13歲的王羲之來到周顗家串門時，周顗覺得這個小孩子很有靈性，有與眾不同的地方，就找好東西給他吃。當時人們喜歡吃“牛心炙”，實即一道鹵牛心的鹵菜，周顗在招待客人時，當然有這道大菜了。在其他客人還沒有品嘗到鹵牛心的時候，周顗就親手用刀先割一塊牛心肉片給王羲之吃。在座的達官貴人們都覺得這孩子太有面子了，能夠被當朝尚書大人周顗如此高看一眼，親手割熟牛心肉片給他說。從此，少年王羲之的名字開始在上層人物的“朋友圈”中傳開來了。

　　“牛心炙”典出《世說新語·汰侈篇》。是說西晉時期，晉武帝司馬炎的舅舅王愷有一頭能快走的牛叫“八百里駁”，王愷極為珍視，牛蹄、牛角經常磨得晶瑩發亮。一次，王愷和晉文帝司馬昭的女婿王濟兩人比射箭技藝，結果王濟贏了這頭牛。只見王濟“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王濟“一臠便去”。王濟贏了一頭牛，但只吃一塊牛心肉片。說明從西晉開始，門閥大族生活豪侈、斗富成風，“王愷與石崇斗富”也是當時出了名的。

　　“牛心炙”典故雖然發生在西晉時的洛陽，但到了定都建康時的東晉，上層社會仍然享用著這道用牛心做的佳肴，讓這道菜的做法也過了江。今天南京市的鹵菜業之所以發達，諸如鹽水鴨、六合豬頭肉、干切牛肉等，說不準就是受“牛心炙”啟發而逐漸形成。

　　第二件事：垣腹東床。東晉王朝當朝太尉郗鑒的女兒已經到了談婚論家的年齡，當然要講究門當戶對了，郗鑒一心想與王家結一門親。東晉王朝雖然由司馬氏執掌，司馬睿是東晉的第一位皇帝，但前期主要由王導、王敦、王曠等一幫王家人幫他創建、打理江山，當時有“王與馬、共天下”的說法。郗鑒已經是太尉官職，在朝中也是掌握要害部門，如果與王家結親，將會進一步擴大自己的勢力范圍。這年的夏天，郗鑒讓得力門生去向宰相王導報告。說明來意后，王導就讓來人只管到東廂房去挑選，看中誰就是誰。

　　王家的公子們一聽說郗太尉家要來選拔“乘龍快婿”，大都有些小激動，梳洗整潔一番，等待來人相親。來人將王家的東廂房各個房間巡視了一番，對王家公子們有了大致印象，回去后對郗太尉說：“王氏諸少并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意思是說，王府的小伙子個個都很帥氣陽光，但聽說太尉家要來選女婿時，大都顯得拘緊、不自在，惟有王羲之沒當回事的樣子，光著上半身，露出肚皮，躺在床上吃東西，“獨若不聞”，好像從來沒有聽說郗家要來相女婿這回事。

　　郗鑒在聽完門生的匯報后，馬上敲定：“正此佳婿呀”。意思是說：就選那位露出肚皮、躺在床上吃零食的小伙子。

　　派人再去一打聽，門生們看到的那位若無其事的小伙子就是王羲之。

　　郗鑒二話沒說，就把自己的女兒許配給了王羲之。

　　青年王羲之又因為“坦腹東床”、被當朝太尉選為乘龍快婿一事，佳話又在朝野上下、街頭巷尾傳開了，成了全國的名人。

　　第三件事：為鵝癡狂。在雞鵝鴨兔豬狗羊等家禽家畜中，王羲之天性喜歡鵝。他在任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離開了京城建康，聽說會稽郡的鄉村中有一位孤居的老太太養了一只鵝，可能是雄性的，鳴叫聲傳得很遠。那時候，可能養鵝的人家很少，王羲之就派人去，要把這只老鵝買來，但那位老太太不肯賣。于是，王羲之就帶著親朋好友，一路來到老太太家，要去親眼觀賞，大家來一次美麗鄉村游。

　　那位老太太聽說王羲之等一幫大官要到她家來看鵝，還以為他們是要來吃鄉下土菜呢，但又苦于沒有好的菜肴招待，就一動腦筋，現成的菜就在眼前，他們不是喜歡鵝嗎，干脆把鵝殺了，來一個“紅燒老鵝”招待這幫尊貴的客人。

　　等到王羲之一行趕到老太太家門口時，多遠處就聞到了香味，進入老太太屋里一看，紅燒老鵝正冒著熱氣，已經上桌，只等客人王羲之他們來品嘗。

　　王羲之見狀，哭笑不得，其他人只管大塊品嘗，王羲之心里卻不是滋味。因為他喜歡鵝，反而讓喜歡的對象成了美味佳肴，他“嘆息彌日”，一整天高興不起來。

　　王羲之喜歡鵝，一來是鵝的形象是雪白的身子與紅色的腳掌、紅色的鵝腦袋俗稱“鵝瘤”相對應，紅白相映，色彩鮮明；加之鵝的頸項又呈高曲弧形，造型優美大氣；鵝又有團結合群的秉性和勇猛警惕的品性，是平民居家的安全衛士，如遇特殊情況，會發出“嘎路”、“嘎路”的鳴叫聲。

　　王羲之繼續在關注著鵝的事情。聽說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有一個道士養了幾只鵝，王羲之很快安排時間前往觀賞，感覺很好，特意向道士請求，希望能把鵝賣給他。

　　道士說：“你為我寫《道德經》，留下墨寶，我就把這些鵝全部送給你。”

　　王羲之的書法在當時已經很有名氣了，道士也想收藏，今天終于找到機會了，以鵝換書法。王羲之聽說用自己的字可以換那么多只鵝，當然同意嘍，就讓道士拿來筆墨紙硯，認認真真地“欣然寫畢”，自己喜歡的鵝就這樣到手了。

　　老子的《道德經》有五千言，即有五千個字。王羲之如果當場全部抄寫，那工作量一定是很大的，估計要寫也只能是寫其中的一些章節吧？寫完后，王羲之也不客氣，一手交書法墨寶，一手“籠鵝而去”，用竹籠子把鵝裝好帶走了，像調皮的小孩子一樣“甚以為樂”，開心得很。

　　關于王羲之當時為道士寫的是《道德經》還是《黃庭經》，目前有兩個版本，《晉書》王羲之本傳記載道士講的話是：“為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請王羲之寫老子的《道德經》。但后來到了唐代，李白的《送賀賓客歸越》詩中提到的卻是《黃庭經》。詩是這樣的：

　　鏡湖流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

　　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

　　這是李白寫給“四明狂客”賀知章的贈別詩。《黃庭經》又名《老子黃庭經》，是講道教養生修仙的，內容包括《黃庭外景玉經》和《黃庭內景玉經》，內容也很長。

　　由此看來，王羲之與山陰道士的這段交往佳話，給后人留下了三個疑點：一是王羲之當時寫的是《道德經》還是《黃庭經》？二是是全部書寫還是摘要書寫？三是當時王羲之是把道士養的鵝全部“籠”走了還是“籠”走了幾只？

　　但無論如何，通過對鵝的癡迷喜歡及“籠鵝而歸”的神態，王羲之任性率真而又散淡的品性已經彰顯無遺，至今讓人仍覺得可愛。

　　第四件事：為姥mǔ書扇。有一次，王羲之在紹興一座名叫“蕺jí山”的山村辦事，見一位老姥即老太太手持六角竹扇子在賣。王羲之發現老太太的生意很清冷，幾乎沒有發現有人來買，于是，他就上前，將老太太的扇子拿來，拿出隨身攜帶的筆墨，在每一把扇子上面寫上5個字，又全部交還給了老太太。老太太見這人不但不買自己的扇子，還在上面寫字，可著急要發火生氣了。

　　王羲之笑著對老太太說：“你把扇子拿去賣，告訴人們，上面的字是王右軍寫的，每把扇子要賣一百塊錢”。

　　老太太雖然不一定知道王羲之到會稽任職時就是“右軍將軍”，所以又叫“王右軍”，但她看見眼前這位先生儒雅可親，是個讀書人，不像是壞人，就試著按照王羲之的說法去做了，扯開生意人的嗓門吆喝起來：“快來買，快來買，這是由王右軍大人題字的竹扇哎！”結果沒多長時間，老太太所有的扇子被一搶而空，“人競買之”。

　　誰知老姥嘗到了甜頭，這天，又拿了許多竹扇子過來，想請王羲之再如上一次那樣，幫她在扇子上題字，好賣個大價錢。王羲之“笑而不答”，委婉地拒絕了老姥的要求，心想再那樣干，我們不是成了合伙人了嗎？大家是不是還要來個利益分成？

　　王羲之幫助別人，也是興之所致，沒有考慮那么多，雖然散淡灑脫，但在分寸和度的把握上還是恰到好處的。

　　第五件事：蘭亭作序。王羲之的書法，最早擅長的是隸書，時人稱為“古今之冠”，其筆勢“飄若浮云，矯若驚龍”。其堂伯父王敦、王導十分器重這位“佳子弟”。王敦曾經稱贊王羲之：“汝是吾家佳子弟”，與當時已經有“重名”即聲名遠著的阮裕不相上下。但王羲之的書法藝術在后世名聲最大的，不是單純的隸書，而是全面發展，兼隸、草、楷、行各體，廣采眾長，冶諸體于一爐而自成一家，影響最為深遠的是行書，其中以《蘭亭集序》最為著名。

　　王羲之自從離開京城建康、來到紹興任職后，就深深地喜歡上了這片山青水秀的好地方，并打算在這片土地上養老。當時的許多名士都在山間筑室居住，如謝安在未當官前就如此。當時的名士如孫綽、李充、許詢與和尚支道林等都與王羲之關系較好，相互往來于山水之間，吟詩作賦唱和，飲宴酬唱，好不愜意。

　　東晉穆帝司馬聃dān永和九年（353年）的三月初三“上巳節”，是一個傳統的節日。在這一天，人們要走出蟄伏了一個冬天和初春寒冷的家門，開始到戶外踏青，祈求幸福吉祥。

　　早在周代，政府就規定，在三月三日這一天“令會男女”，大齡未婚男女可以到戶外的水邊草地上踏青相會，雙方互相看中了，可以私定終身。《詩經·鄭風·溱洧》就生動地描寫了這種場面。如果說中國有“情人節”，農歷的三月初三就是中國的情人節，而決不是傳說中的七月初七“牛郞織女”鵲橋相會。如果硬要給七月初七牛郞織女相會掛上一個節日的頭銜，那也只能稱為是離散家庭的“團圓節”，并且是凄苦的短暫團圓，是對社會的一種變相控訴。其實，這一天除了是牛郞織女全家短暫團圓傳說之外，其真正的節日名稱應是女兒專屬的“乞巧節”。女性尤其是年輕的女性，在月亮底下祭拜月亮，祈求自己能夠心靈手巧。

　　讓我們從“七月七”再回到“三月三”吧。

　　到了晉代以后的李唐王朝，三月三日“上巳節”到郊外踏青的風俗更是盛行，杜甫的《麗人行》詩開篇有這樣四句：“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這首長詩描繪當時皇宮貴族的貴夫人們到郊外踏青的盛況，反映朝廷外戚勢力“炙手可熱勢絕倫”的社會現實。

　　再說永和九年的三月三日這一天，王羲之與與謝安、孫綽等四十一位軍政要員來到山陰（今浙江紹興）的蘭亭，舉行“修禊”活動，實際上也是一次文人雅集。這個活動有個特點，一定要到水邊去嬉戲，通過流水來祓fú除不祥、祈吉納福。王羲之他們當時是做了“曲水流觴”的游戲，并以此飲酒作詩助興。活動過程中，大家吟詩作賦，最后結成詩文集《蘭亭集》，王羲之為文集作序，這就是作為書法藝術品和文學作品的《蘭亭集序》（簡稱《蘭亭序》）的產生。

　　《蘭亭集序》全序28行324字。從書法藝術角度看，氣韻生動流暢，每個字的大小參差不一，長短相間，錯落有致，有的字似楷書卻不呆板，有的字看似草書卻又不張狂怪奇，一篇序就是一幅完美的書法藝術珍品，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其書法藝術價值之高、其影響之深遠，不僅被歷代學書者奉為學習行書的典范，在普通百姓中也享有一定的知曉度。

　　通過以上五件事，我們可以想見，王羲之作為東晉門閥大族中走出來的風流人物，其知名度與大眾關注度是達到了彼時的最大時空范圍。今天我們通過這五件事，還可以進一步領略到王羲之為人的“散淡”“豁達”與“超然”的優良秉性。

　　長期以來，書法藝術家王羲之的形象已經深入人心，但人們常常忽略了作為政治家、軍事家的王羲之人格形象的另一面，王羲之為官從政的政治才能也是值得人們關注了解的。

　　日常生活中，王羲之首先是一個由王氏門閥家族走出去的官場中的一員，是一位政府官員。他的《蘭亭集序》一文，通過書法藝術來對士大夫雅集一事進行記敘，同時也反映了他在東晉復雜的社會矛盾面前，如何“俯仰一世”、“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的人生觀、價值觀與生死觀。《蘭亭集序》通過這短短的三百多個字的或隱或現，體現了他感性中的理性一面，充斥著藝術氛圍中的政治要素。兩年后的永和十一年（355年）三月，王羲之因政治理想難以實現，遂稱病棄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建書樓，植桑果，教子弟，賦詩文，作書畫，以放鵝、弋釣為娛。

　　王羲之的政治軍事才能及其憂國憂民的胸懷，我們除了在《蘭亭集序》中讀到，最直接的就是通過他“右軍將軍”這一頭銜就可以得到解釋。秦、漢以來，軍隊中有前、后、左、右、中將軍不同設置，但他們都是領兵打仗的軍官。王羲之的右軍將軍頭銜，至少相當于一個大軍區的司令員吧？

　　王羲之的政治才能，很早就體現在他主動協調殷浩與桓溫的矛盾方面。

　　殷浩早年富有見識廣博、清明高遠的美譽，酷愛《老子》，隱居十年不仕。后來接受實際掌握政權的會稽王司馬昱（即后來的簡文帝）征召，拜建武將軍、揚州刺史。當時，大司馬桓溫因為消滅了十六國中的“成漢”政權，勢力逐漸做大。為了抗衡桓溫，司馬昱有意栽培殷浩，令其參預朝政。因此，桓溫和殷浩的兩股勢力，加劇了東晉朝廷內部矛盾激化。

　　王羲之以“國家之安在于內外和，因以與浩書以戒之”，寫信給殷浩，進行勸阻和調停，但殷浩“不從”。

　　永和五年（349年），十六國中的“后趙”皇帝石虎病死，諸子爭位，關中大亂。東晉朝廷決策趁亂北伐，拜殷浩為中軍將軍。王羲之認為此番北伐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他指出：“政以道勝寬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自寇亂以來，朝廷中掌握要權的人，“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但卻使國家的“根本”疲竭不堪；他們“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王羲之書信雖然講得明白有理，但殷浩根本不聽。

　　王羲之同時又給會稽王司馬昱寫信，重申自己“不宜北伐”的主張。他指出：“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后動”；“今運無還期，征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時!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嘆悼而莫敢吐誠”。他勸司馬昱“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不要發動北伐，做好江淮防御，筑牢國防線。但王羲之的意見并未被采納。

　　永和八年（352年），殷浩奉命北伐，出兵攻打許昌和洛陽。永和九年（353年），殷浩中計，兵敗許昌。桓溫趁機上表彈劾，朝廷將殷浩廢為庶人，流放東陽。從此，朝廷內外大權盡歸桓溫，司馬氏政權進一步被架空。對當時社會現實的進一步了解，會使我們對《蘭亭集序》中出現的“老莊思想”就不難理解了，其中暗含了王羲之報國無門的無奈心聲。

　　東晉升平五年（361年），王羲之卒于會稽金庭（今浙江紹興），享年58歲，葬于金庭瀑布山（又稱紫藤山）。朝廷當時要追贈王羲之為金紫光祿大丈夫，但王羲之的兒子們遵從父親生前的囑咐，拒絕了朝廷的追贈。

　　通過王羲之對東晉政權“北伐”問題的認識及協調化解朝廷要員之間的矛盾這兩件事，從國家利益和關注民生角度審視，我們心目中的王羲之，應該不僅僅只是一位“大書法家”而已，他還是一位富于理性思考和戰略眼光的“右軍將軍”，是一位關心國運昌盛和民生福祉的政治家。

　　束有春

　　2020年11月8日于金陵四合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