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由滿洲人建立，故又曰滿清王朝，它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后一個王朝。滿清王朝經歷了一個由北方“女真”部落的愛新覺羅?努爾哈赤于1616年（明萬歷44年）建立“金”國政權（史稱“后金”），到1635年（明崇禎8年）皇太極改族名“女真”為“滿洲”的過程；經歷了1636年皇太極改國號“金”為“大清”，到1644年明朝鎮關大將吳三桂引清兵入山海關、清政府將都城由“盛京”沈陽遷都到北京的過程；經歷了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于南京宣布成立，孫中山在南京就任國民政府臨時大總統，到是年的2月12日袁世凱迫使清朝宣統皇帝溥儀頒布退位詔書、滿清王朝宣告徹底滅亡的過程。如果從努爾哈赤1616年建立女真“后金”政權算起，清王朝前后達296年；如果從皇太極的滿洲“大清”政權開始算起，清王朝享有國祚達276年。

　　本文所要討論的清王朝“逃人法”問題，其根源還在努爾哈赤的“后金”政權時代。

　　一．“逃人法”在清軍入關后變得更加殘酷嚴峻

　　1644年清王朝入關占領北京后，利用追剿李自成“大順”政權逃亡軍隊的機會，將明王朝的版圖漸次納入自己囊中。為了達到徹底推翻明朝政權、從武力與心理兩方面徹底征服大漢民族，在入主中原后，以攝政王多爾袞為首的清朝政府先后頒布了圈地令、剃發令、投充法、逃人法、禁關令以及屠城殺戮令，學界稱之為清初六大“惡政”（亦作“弊政”）。其中“逃人法”是清朝政府為嚴禁八旗奴仆逃亡和其他八旗人員逃旗而頒布的法令，于努爾哈赤天命十一年（1626年）就有了，并且與清王朝相始終。

　　在努爾哈赤女真后金政權以及皇太極滿洲大清政權時代，在與明朝軍隊的一次次開戰中,為了解決兵源不足、糧餉不濟等問題,清軍一次次突破長城防線進入關中，大肆擄掠山東，河北等地的漢人百姓人口，人數在幾萬至幾十萬不等，他們將俘虜和降人收為奴仆,以補充八旗軍作戰人力資源。到了明崇禎十一年（1638年）春，多爾袞的清軍自長城青山關入侵明朝，深入中原兩千里，攻破濟南，擄掠奴隸行為擴散到了中原腹地河南，僅在河南一地就擄掠了漢人婦女幼童及健壯少丁等四十六萬人至遼東充當奴仆。

　　為制止奴仆逃亡，努爾哈赤時代就制定了“逃人法”。應該說，“逃人法”在始初是帶有濃厚軍事色彩的。“逃人法”頒布不久，也就在1626年的農歷8月，努爾哈赤去世，他的第八個兒子皇太極于農歷9月1日承襲汗位，人稱“天聰汗”。“逃人法”真正得以施行、且成為較為嚴峻的法律，是在皇太極及清軍入山海關占領北京后，包括攝政王多爾袞時期。其內容有對逃亡者的處罰規定，還有關于懲罰窩主、獎勵檢舉、獎懲有關官吏和辦事人員等的規定。

　　1644年，清軍進入山海關、占領北京后，京畿三五百里范圍內的順天、保定、承德、永平、河間等府已納入其統治范圍，在進行大量圈占土地、霸占漢人良田的同時，他們強迫轄區范圍內的漢人百姓“投充”補充到壯丁隊伍中，八旗官兵又將俘虜和漢人投充者充當奴仆。那些淪為農奴的俘虜和漢人不但遭到殘酷剝削，從事繁重勞動，而且沒有人身自由。由于忍受不了虐待，從而引起大批農奴逃亡反抗，清王朝面臨著新的時代背景下的“逃人”社會問題。

　　為了維護滿洲貴族“旗人”既得利益，同時為了給關內的中原漢人以下馬威，清廷開始在多爾袞的攝政下，將努爾哈赤時代制定的“逃人法”變得更加殘酷。1645年春天，多爾袞頒布新的“逃人法”，下令對逃跑的奴仆嚴厲懲罰，將逃人鞭一百之后歸還原主；凡是窩藏逃跑奴仆的人，本人處死，財產沒收；同時還要罪及鄰居和地方官員。

　　到了順治五年（1648年），再經旗人大臣奏請、順治皇帝題準，對逃人“窩家”進行連帶正法，將其妻子家產統統籍沒給主子，發展到后來，窩家的鄰居也要被流徙邊遠，說明順治皇帝在1644年下半年正式接管大清王朝政權后，對原先攝政王多爾袞制定的“逃人法”進一步予以認可。

　　更為重要的是，為加強對“逃人”的管理，清政府專門新成立了一個機構叫“督捕衙門”。據《清史稿》卷一百四十四《刑法志（三）》記載，“順治十年，設督捕衙門，置侍郎滿、漢各一員，其屬有前司、后司。初隸兵部，專理緝捕逃旗事宜。”“逃旗”即從八旗軍那里逃跑，可見“督捕衙門”是專門負責緝拿“逃人”的。

　　“八旗”兵將戰俘作為奴仆，這些奴仆忍受不了虐待就逃亡；“漢民”有愿意隸屬于八旗為奴仆者，謂之“投充”，如果“主遇之虐，亦亡去”。所以，“逃人法”在清王朝入關后，經不斷修改而發揮了法律任用。

　　到了順治十一年，王公大臣們又在商議，將藏匿逃人者即“窩主”也作為奴仆賞賜給他的主子為奴；“兩鄰流徙”，即將“窩主”的左右鄰居也連帶懲處，發配到外地；如果“逃人”在押捕途中又復逃跑，押解的人“亦流徙”連帶受過，同樣要發配到邊遠地區服苦役。

　　順治十三年，皇上又題準，凡逃一次者，面上刺字；二次者，正法。順治十四年又規定，窩犯免死，責四十板，面上刺字，家產、人口作為福利和補償，全部分配給堅守在山海關外的那些八旗“窮兵”。

　　二．滿清王朝將人群劃分為“南人”“北人”“東人”“舊人”

　　清朝統治者在強迫漢人剃發、禁止關內漢人到山海關外去開墾謀生，名曰保護清王朝的發祥地，同時又將全國人群分為“南人”“北人”等。“北人”就是指入關的滿清八旗人種，“南人”就是指原先關內明王朝所在地的漢人。

　　據《清史稿》卷二百四十五《馮銓列傳》記載，馮銓是明代順天涿州人，明萬歷年間進士，授檢討官職，明亡后歸順清朝，順治三年授弘文院大學士兼禮部尚書。針對當時社會等級和滿漢種族差別，馮銓曾上疏順治皇帝，希望改變這種社會不合理局面。順治皇帝也從穩定時局、早日使人心歸一的政治高度，對明朝制度中的合理部分進行承襲，指出：“天下一統，滿漢無分別。內院職掌等級，原有成規，不必再定。”

　　到了順治八年，順治皇帝要親自對朝廷諸位臣工的業績進行考核，告諭全體官員：“國家用人，使功不如使過”。這里的有過之人，往往就是指那些投誠過來的漢族官員如洪承疇之輩。

　　馮銓之前也曾被罷免，但現在又被順治皇帝重新重用，那是因為他“素有才學，博洽諳練”，順治要對他“特召用，以觀自新”，讓馮銓在工作過程中實現自我革命，重新做人。馮銓被召見后，與洪承疇等人在皇帝面前議論翰林院官員賢能與否。順治皇帝對他們說：“朕將親試之！”皇上要親自對翰林院的人進行考試。馮銓為迎合皇上，上前奏曰：“南人優于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或善。今取文行兼優者用之可也。”

　　馮銓這句話中的“南人”“北人”之分，大家心知肚明，說明在當時已經是約定俗成、成為思維定勢了，是官方核定語言。面對馮銓的建議，“上頷之”，順治皇帝頷首認可。翰林院人才既要重視文化知識，又要重視實踐行動能力。被重新任用的馮銓官復原職，仍授弘文院大學士。

　　從這段記載已不難判斷，在清代初期，我國就出現了南北人才錄取標準上的差異，對南方人才要求標準更高些，是歷史遺留問題。

　　在這種“北人”“南人”存在嚴重差異的時代，在“逃人法”由關外帶到關內、面對一大批“南人”時，其對南人的懲處無異于是雪上加霜。清朝政府將關外為作戰而設計的落后農奴生產制照搬到關內來，以取代中原漢人地區早已實行的封建租佃制，生產力的發展在這里出現了倒退現象。奴仆們因遭受壓迫剝削而不得不冒死逃離，社會矛盾日趨激化。

　　“逃人法”不僅有對逃亡者的處罰，更有關于懲罰窩主、獎勵檢舉、獎懲有關官吏和辦事人員等系列規定，涉及面廣，影響社會層面大，帶來的負作用十分明顯。順治皇帝似乎也感到這個“逃人法”過嚴了點，曾命王公大臣們再議，但由滿清貴族把持清廷，為了維護統治集團既得利益，那些王公大臣們是不愿意減輕處罰的。但一些有良知的漢族官員再也按捺不住了，終于有人要站出來疾呼了，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山東高密人李裀。

　　據《清史稿》卷二百四十四《李裀列傳》記載，李裀是在順治六年以舉人身份考授內院，任中書舍人，不久擢升到禮科任給事中，后又轉兵科。他曾彈劾吏部郎中宋學洙在典試河南時存在“宿妓納饋”違紀違規行為，經“鞫實”核準，最后宋學洙被“奪官”。由此可見，這是一位剛正清廉的官員。

　　順治十二年，李裀終于站出來，向皇帝上疏，極論“逃人法”之弊。在李裀的奏疏中，我們又發現了當時存在的種族歧視現象不僅有“北人”“南人”之分，還有“東人”“舊人”之說。李裀指出：“皇上為中國主，其視天下皆為一家。必別為之曰‘東人’，又曰‘舊人’，已歧而二之矣。”將問題的焦點直接指向由女真族到滿洲族出生的最高統治者皇帝。

　　三．李裀陳述“逃人法”引發的七種“可為痛心”現象

　　李裀認為，“逃人法”“立法過重，株連太多，使海內無貧富良賤，皆惴惴莫必旦夕之命”，出現人情洶懼、國家元氣大傷的令人痛心局面；

　　出現了有人鉆法律空子現象，這些人將逃亡的“東人”視為奇貨，“挾以為囮”（囮音é，媒鳥），逃亡的“東人”如同捕鳥時引誘別的鳥來上當的鳥，致使一些平白無故的殷實之家也遭受破產、名義蕩盡，實在令人痛心；

　　許多家庭遭到破壞，也即損耗了許多家庭對國家的貢賦，殺一個人即損失了國家對一個人的培養之功，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人口繁衍與人才培養是需要時間來成就的，不可輕意殺一個人、毀一個家庭，實在令人痛心；

　　再說人的性情應該是相通的，如果讓那些奴仆們能夠“居身得所”，安居樂業，他們又何苦要去“相率而逃”，并且逃亡的人數竟然達到三萬多？如果不從人的懷鄉戀土、念親思戚的本能去換位思考，不用“恩義”去維系民心，最后得到的結果只能是“法愈峻，逃愈多”，實在令人痛心；

　　李裀接著指出，“逃人”自逮捕起解，至提赴質審，道路驛騷，雞犬不靈，無論其中冤陷實繁，而瓜蔓相尋，集市上鋃鐺刑具幾乎鬻賣殆盡，日復一日，生齒彫殘，誰復為皇上赤子？這也是“可痛心”的事；

　　又，不僅犯法者如此，饑民流離，以譏察“東人”緣故，致使官吏閉關，庶民扃戶，饑民無所投止，可憐這些“窮黎”百姓，朝廷一方面要對他們蠲租煮粥賑災，衣而食之，現在又為什么因“逃人法”而逼迫他們去斃命呢？這是第六方面“可痛心”的事；

　　又因“逃人法”的嚴峻殘酷，致使婦女躅躑于郊原，老稚僵仆于溝壑；那些身體強健有力者只好“犯霜露，冒雨雪，東西迫逐”，這樣勢必會出現鋌而走險的現象，現在國家正處于“寇孽未靖”狀態，朝廷招撫這些人還恐來不及，他們本來就是國家的“赤子”啊，我們為什么要把他們往做賊的道上趕呢？這是讓人“可痛心”的第七方面。

　　出于維護封建統治的需要，李裀也不可能跳出封建官僚的思維門閾，在陳述了七個方面“可痛心”事項后，他建議順治皇帝：法律如其“嚴于既逃之后，何如嚴于未逃之先”？現在執行的是對“逃人”三次逃跑后才“始行正法”，對初犯、再犯者只是“鞭責”而已，還不如今后對“逃人”初犯即論“死刑”，雖然如此，為了體現“皇上好生如天，不忍殺之”的恩德，可采取刀下留人的變通懲治手段，如對竊盜者“刺字”一樣，對初犯、再逃者分別在其臉面、手臂上刺字，這樣既體現了皇恩浩蕩，又會達到逃人不敢逃、他人也不敢窩留逃人的效果。

　　雖然如此，王公大臣會議還是認為李裀的“七可痛”情由可惡，應當論死。最后還是順治皇帝出面，對李裀免于死刑，“改議杖，徙寧古塔”。要用棍棒打爛李裀的屁股，并發配到極其寒冷的、位于今天東北黑龍江省牡丹江市境內的寧古塔地區去受苦役。但在關進大牢后，順治皇帝又下旨，免去李裀杖刑，只是發配到靠京畿近一點的、位于今天遼寧省境內的尚陽堡地區。但一年后，李裀還是病死了。

　　四．李裀列舉的七種“可痛心”現象對順治皇帝還是有觸動的

　　順治皇帝“深知逃人法過苛重”，所以他不顧王公大臣反對，對李裀從輕就近發落。到了順治十三年六月，順治皇帝又專門對享有“逃人”奴仆待遇的滿洲貴族們下了一道諭旨，談了自己對這一問題的看法。

　　順治皇帝曰：“朕念滿洲官民人等，攻戰勤勞，佐成大業。其家役使之人，皆獲自艱辛，加之撫養。乃十余年間，背逃日眾，隱匿尤多，特立嚴法。以一人之逃匿而株連數家，以無知之奴仆而累及官吏，皆念爾等數十年之勞苦，萬不得已而設，非朕本懷也。爾等當思家人何以輕去，必非無因。爾能容彼身，彼自體爾心。若專恃嚴法，全不體恤，逃者仍重，何益之有？朕為萬國主，犯法諸人，孰非天生烝民、朝廷赤子？今后宜體朕意省改，使奴仆充盈，安享富貴。”

　　通過順治皇帝這道旨諭可以明顯看出，在清朝政府執政時，存在著滿洲貴族特權階層，那些以漢人為主體的家奴是政府賞賜給這些“滿洲官民”、供其役使的優厚生活待遇。順治皇帝又為自己解脫找理由，認為是近十年來因逃人現象嚴重才使法律更加嚴峻了，想不到又出現了連累官吏的現象，但這不是我這個當皇上的本意啊。接著，他又告誡那些王公貴族們，希望他們反思奴仆逃亡的原因，如果能夠做到體貼寬容奴仆，奴仆們也會與主子同心的。

　　順治皇帝以“萬國主”的身份再次告誡那些滿洲籍王公貴族們，那些犯法的“逃人”也是我這個當皇帝的“烝民”“赤子”，你們一定要體察我的良苦用心，修正自己以往的不好做法，善待“逃人”，這樣，朕可確保你們繼續過上“奴仆充盈、安享富貴”的生活。

　　到了順治十五年五月，針對督捕衙門機構開展“逃人”治理工作不力，連年出現“逃人未止，小民牽連被害者多”的現象，針對那些“有奸徒假冒逃人，詐害百姓，將殷實之家指為窩主，挾詐不已，告到督捕，冒主認領，指詭作真”的種種詐偽害民現象，順治皇帝重申諭旨：“如有旗下奸宄橫行，許督撫逮捕，并本主治罪”，對那些借“逃人法”而鉆法律漏洞、擾亂社會治安的行為，由督捕機構實施逮捕治罪。《清史稿》記載：“逃人禍自此漸熄”。

　　五．“逃人法”“漸息”過程漫長，幾乎與清王朝相始終

　　有關研究資料顯示，到了康熙七年還“題準”，三次逃者，絞監候。到了康熙中期，隨著旗地中農奴制經營逐漸被封建租佃關系所代替，前此嚴懲逃人和窩主的法令已不適應新情況，于是漸次更訂，放寬懲罰。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規定，將3次逃人處死改為發配到寧古塔，給八旗“窮兵”當奴仆。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又決定，裁撤兵部督捕衙門，把督捕事宜歸并刑部辦理，將逃人案件逐漸與其他刑事案件同等看待。

　　雍正二年（1724年）又規定，逃人在某地居住不到一年，窩主等俱各免議；超過一年，責打30大板。乾隆八年（1743年），大學士徐本等奏準刊布《督捕則例》，不知為逃人誤行容留者，六個月內免議，減輕處罰。嘉慶六年又規定，三次逃人，發往黑龍江等處當差，對逃人及窩主的懲罰也日益寬弛。

　　由于滿族內部階級分化日益加深，一般旗兵與余丁等逃亡現象嚴重，清統治者把八旗兵丁“逃旗”作為督捕重點，但用“逃人法”加強對一般旗人控制的企圖并沒有實現，其主要還是針對戰俘及漢人奴仆的“逃人”現象在發揮著作用。

　　“逃人法”是清朝統治者套在以漢人為主體的普通勞動者身上的一副苦難枷鎖，隨著最后一個封建王朝的滅亡而徹底消亡。

　　由滿清政府的“逃人法”，足可增進我們對國父孫中山先生當年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政治綱領的切膚感悟，這里的“韃虜”就是指滿洲人。

　　孫中山先生告訴“中國人”：“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今之滿洲，本塞外東胡，昔在明朝，屢為邊患；后乘中國多事，長驅入關，滅我中國，據我政府，迫我漢人為其奴隸，有不從者，殺戮億萬。我漢人為亡國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滿洲政府窮兇極惡，今已貫盈，義師所指，覆彼洲漢軍人等，如悔司來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殺無赦！漢人有為滿奴以作漢奸者，亦如之。”我們由孫中山先生的鏗鏘話語中亦可得出結論，“逃人法”是滿清政府當年殺戮億萬漢人的罪惡之法，我們今天仍然必須予以認知和清算，只有明史才能知理，才能更加感恩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時代，以進一步增強人們對今天美好生活的珍惜與熱愛。

　　束有春 2022年1月25日完稿于金陵四合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