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讀《元史》，閱讀完“本紀”部分，使我對長期縈繞心頭的兩個主要問題有了進一步理解：一個是“大元朝”與“大蒙古國”的關系問題，第二個是元朝是否將各族人劃分為四等問題。本篇先說說第一個問題。

提起元朝，我們會想起鐵木真“成吉思汗”，總以為他是元朝的開國皇帝，并且是一個“只識彎弓射大雕”的皇帝。通過閱讀《元史》開篇《太祖本紀》獲知，鐵木真于1206年在斡難河河源建“九游白旗”即皇帝位，諸王群臣共上尊號為“成吉思皇帝”，后人習稱之為“成吉思汗”，意為“擁有海洋四方的大酋長”。史稱由成吉思汗建立的政權為“大蒙古國”。這時，在華夏版圖上，南宋政權、金朝政權等還存在。此后，成吉思汗率領蒙古軍隊多次發動征伐西夏、西遼、金朝等戰爭，征服地域西達中亞、東歐的黑海海濱。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在征伐西夏時去世。一直到公元1265年，元世祖忽必烈才追尊成吉思汗的廟為太祖廟，所以，史稱成吉思汗為“元太祖”。

“只識彎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不僅具有超人的武藝與戰爭指揮才能，而且善于分析當時的“國際”形勢，能采用不同的外交手段來借他山之石以攻玉。他生前雖然沒有來得及滅掉金朝，但已經為后人制定了聯合南宋的力量來夾擊金朝的遠大外交戰略。據《元史》卷一《太祖本紀（一）》，鐵木真成吉思汗稱帝后的第九年（1214年），金朝皇帝曾派遣使者來向蒙古國求和，并奉送公主、金帛、童男女五百、馬三千匹等厚禮。但這些動搖不了鐵木真要不斷擴充領土的雄心。在公元1227年臨崩前，鐵木真對身邊的大臣說：“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搗大梁。金急，必征兵潼關。然以數萬之眾，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他要利用宋、金兩國的矛盾，借助南宋的力量來達到消滅金國的目的。后來他的大汗皇位繼承者們正是按照他的這種外交思路與戰略方針，實現了聯宋滅金、再滅宋的目的。

在經過兩次大規模的西征，至1259年蒙哥汗去世時，大蒙古國已經擁有包括漠北、華北、東北、西藏、西域、中亞、西亞、東歐等在內的遼闊地域。

在鐵木真成吉思汗之后，大蒙古國接下來還有三位在位皇帝和一位追認皇帝。他們分別是——

第一位是元太宗窩闊臺，史稱“窩闊臺汗”。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第三子。窩闊臺汗繼承父親遺志，繼續實行領土擴張，南下滅了金朝。他重用契丹人耶律楚材為中書令，又采用漢法，開科取士，重用中原文人，為“元朝”的最終建立打下了雄厚基礎。

第二位是元定宗貴由，史稱“貴由汗”，是大蒙古國的第三任大汗，他是窩闊臺汗的長子。早年曾參加征伐金朝戰爭，并且“虜其親王而歸”，立下赫赫戰功。

第三位是元憲宗蒙哥，史稱“蒙哥汗”。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之孫、元睿宗（蒙哥汗即位后追尊）拖雷的長子。他的四弟即為元世祖忽必烈。蒙哥即位前，曾活捉“欽察部”首領八赤蠻，進攻古羅斯等地；即位后主要致力攻滅南宋、大理等國，并派兵西征西亞諸國。

以上這幾位帶“元”字號的皇帝，其實都不是“元朝”的皇帝，因為那時還沒有“元朝”，他們只是大蒙古國的“大汗”皇帝，后來建立的“元朝”對他們予以追認，這樣，加之又出現在《元史》中，致使常人總以為，元朝的開國皇帝就是成吉思汗鐵木真，就是那位“只識彎弓射大雕”的人了。

那么，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大蒙古國”變成了“大元朝”呢？這個歷史性轉折的人物又是誰？他就是“忽必烈”。

忽必烈被后世稱為元世祖，他是元睿宗拖雷的第四子，“中統”元年（1260年）即位當“大汗”。到了中統五年（1264年），忽必烈改元“至元”。一直到“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才開始“建國號‘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元史》卷七《世祖本紀（四）》）自此，“大蒙古國”蝶變成了“大元朝”，簡稱“元朝”。隨后，元朝于1279年滅了南宋，統一了中國。

元朝由蒙古族建立于1271年，定都大都（今北京），傳世十一帝，到1368年被朱元章建立的“大明”政權推翻，歷時前后僅98年。如果從元太祖成吉思汗1206年開始稱“大汗”開始，這個由蒙古族建立的“蒙元政權”，前后達163年。在代封建王朝享國時間中，也不算短。

如果我們回到歷史原點，在當時是不存在“少數民族”、“多數民族”一說的，有的只是“夷華”之辯，而無“多少”之分。后起之史學界以“漢族”為中心，稱元朝是由“少數民族”建立的第一個統一的封建國家政權，看似在褒獎，實質上有另眼相待之嫌。就中國歷史發展而言，至遲從南北朝開始，隋唐、遼、北宋、金、南宋、元、明、清封建國家政權，除了漢族建立外，尚有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滿族。后起之史學界硬性地用 “少數民族”“多數民族”來劃出一道界限鴻溝，不利于國人對中華民族發展史的客觀公正全面理解，尤其不利于各民族之間的平等對待、親如一家。

如果用蒙古族人建立了“元朝”政權的眼光來審視，當時的漢族人是不是可以被稱為“少數民族”了？元蒙政權沒有這樣的提法。并且，這個由蒙古族建立的統一的國家政權，也不是如傳統史學界所宣傳夸張得那么嚇人。結合《元史》閱讀，我們對傳統史學以及大中學校教課書上長期存在的、現代網絡上隨處可見的元朝統治者把全國各族人分成“四等”說，需要進行重新認識和思考，不可一概而論。具體我們將在《元朝將全國各族人劃分為“四等”說細繹》一文中討論。

作者束有春，文學碩士，研究員。長期從事我國文化史研究和文化遺產保護，先后發表有關古代文學、歷史文化、文化遺產、民俗學等方面的研究論文百余篇，出版《理學古文史》《感知風騷時代》《傳統與現代》《江蘇戲曲文物研究》等學術著作多種。現為江蘇省炎黃文化研究會《炎黃文化》雜志副主編。

2020年6月8日于金陵四合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