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翁，西漢時期人，籍貫“廬江郡舒縣”，應該就是今天安徽省舒城縣人了。

　　《漢書?循吏傳》記載，文翁年少時就好學，是個讀書的種子，通曉《春秋》等儒家經書，在當地是小有名氣的書生，后來到郡縣擔任小吏。漢代用人制度芳要是采用“察舉制”“舉賢良方正”來考察提拔干部，“科舉”制選拔人才是到了隋代才有。到了漢景帝后期，文翁因有學識水平和很好的政績，被朝廷統一調用，派到蜀郡擔任郡守，相當于今天到四川省當行政一把手。

　　文翁在為政期間，仁愛為上，善待百姓，擅長做思想教育工作，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仁、義、禮、智、信、讓等內容教導感化大眾。他發現蜀地辟陋，民風蠻夷落后，就打算在誘導教化方面下功夫，改進當地民風習俗。

　　如何引導地方社會風氣好轉，文翁首先想到了干部是決定因素，而尤其以年輕干部的帶頭作用更為重要。于是，他就先從培養年輕干部人才著手，把希望寄托在年輕一代身上。作為郡守，他下令各地推薦一些在職的年輕小官吏，從中再選拔一些“開敏有材”、聰敏而又有才華的人，由郡府出資，把他們派送到京城長安去進修，直接向太學中的博士們學習經學、學習法規法令。當時被選中的僅有張叔等十幾個年輕小官吏。

　　當這十幾個年輕官吏出發赴京師前，文翁又親自到場為他們送行并講話，告誡勉勵年輕人一定要好好學習，學成后回來為家鄉建設發展服務、為老百姓服務。

　　為了減少郡守府開支，文翁又在當地購買了蜀刀、蜀布等蜀地土特產品，讓張他們帶到京城，委托考使“計吏”送給太學中講授的博士，以作為學習費用。此舉既為蜀地土特產做了實物推銷廣告，又用實物充抵了培訓費，可謂一舉兩得。

　　這種用實物來抵充學費的行為，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有淵源的。春秋時期的孔子在教授弟子時，主張“有教無類”，把文化知識普及面向基層社會大眾，只要學生以“束脩”之禮即帶十條干肉送給他，孔子就算作是學生繳了學費了。

　　幾年后，這些蜀地青年學子學成歸來，文翁就讓他們擔任職務，在實踐中鍛煉提高，成績突出的再向更高層級提拔。這些年輕干部到第一線工作后，對當地的經濟文化建設起了重要作用，促進了當地民風民俗的改善，他們中有的人后來被提拔重用到郡守、刺史等職。

　　文翁對年輕干部的培養提拔，既重人品，又重才學，品嘗兼優，德才兼備，通過送出去培訓的方法來加強年輕干部的文化素養，這在當時是具有創新意義，同時對后世影響很大。

　　作為郡守，文翁嘗到了通過文化知識來熏陶培養干部、開啟民智、管理好地方政務的甜頭，于是有了更大的規劃，他又在蜀郡治所成都市的城南地段，“修起學宮”，興辦“石室學宮”，由政府出資，創辦公立學校“官學”，招收郡治所以外的四郊屬縣青年子弟入學，稱為“學官弟子”。為使這些入學弟子能夠安心學習，文翁下令，免除他們的徭役。通過官學集中學習培訓后，再將其中學問好的官學弟子來增補郡縣官員空缺；學問稍次的就擔任孝悌力田，讓他們主管基層的德行教化工作。可以說，文翁是中國歷史上創立面向大眾的“官辦學校”第一人。

　　文翁經常挑選一些官學中的優秀學員在自己身邊做事，言傳身教，讓他們見習熟諳政事。每次到各縣巡查時，他要從學宮中挑選幾個通曉經書、品行端正的優秀學生隨行，讓他們到基層去宣傳教化法令，給他們提供更多在官府中進出、上傳下達的學習實踐機會，以擴大年輕官員的知名度。

　　地方各縣官民如果能夠見到文翁及由他帶隊的年輕官員們到來，都以之為無尚榮耀。很快，在當地形成風氣，大家都爭搶著要成為官學弟子，有的富翁甚至愿意花大價錢，以求能夠成為官學弟子，但都被拒絕了。官學堅持由政府出資，面向大眾子弟的教學培養。

　　除在成都興辦官學，文翁到巴郡、廣漢郡等地興辦官學，積極倡導社會文明，引領社會風尚。

　　通過讀書教化，果真使四川地區的社會面貌發生很大變化，出現了喜人景象：巴蜀地區民風得到良性進化，讀書學習成為社會風氣，最后出現了蜀地生員到京城長安求學的人數和齊魯大地比肩的喜人現象。

　　到了漢武帝時，朝廷設立五經博士，推廣文翁在蜀地興辦官學的經驗，命令全國的郡縣都設立官學，以發展教育。每當這時，人們都不會忘記，是文翁開創了“官學“模式，為中國教育事業作出了杰出貢獻。

　　文翁終老在蜀郡成都，當地老百姓為他建立了祠堂以表紀念，歲時節日期間，前來祭祀的人是絡繹不絕。人們普遍認為，巴蜀一帶的人們能夠崇尚文雅，完全與文翁當年推行教化、興辦官學的努力分不開。

　　文翁在成都創辦的官學，后人名為“文翁石室”。她是中國乃至世界上第一所地方官辦學校，也是世界上唯一一所連續辦學兩千多年、未曾中斷、未曾遷址的學校，今天的成都石室中學即“文翁石室”的前身。

　　如果說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教師”，因為他首創私塾，把接受知識的權利從少數人占有變成了人民大眾擁有，那么，文翁可以算得上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位校長”了，因為他首創公立學校“官學”，為國家培養人才，有時他還親自為學生授課。

　　文翁是一位崇尚教育、以書育人、以知識改進民風的官員，同時還是一位關心民生疾苦的官員。據《都江堰水利述要》記載:文翁在蜀地任職期間，還曾帶領人民“穿湔江，灌溉繁田一千七百頃”，是第一個擴大都江堰灌溉區域的官員。由于注重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使蜀郡出現了“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的局面。

　　文翁興學的事跡一直激勵著后來的蜀地官員去通過教化來引領地方經濟文化的發展，也為歷代封建士大夫們崇文重教樹立了標桿，從而形成重視教育、興辦官學的傳統。

　　據《北史》卷七十《辛昂列傳》記載，辛昂在年齡很小的時候便顯示出成人志向和行為。一天，有一個擅長面相的人對他父親辛仲略說：“公家雖世載冠冕，然名德富貴，莫有及此兒者。”在西魏時，辛昂官至龍州長史，領龍安郡事。龍州四周都是山谷地帶，“舊俗生梗”，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使人的脾性及當地社會風氣明顯帶有生硬難融的特點。辛昂到任后，“威惠洽著，吏人畏而愛之”，恩威并施，整頓吏治，社會穩定。辛昂后來調任成都令，此時的成都由于長期戰亂，已經出現“風俗舛雜”特點，到任后，辛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與諸生同僚一道前往文翁學堂舉行祭奠活動，從先賢那里獲取精神力量。

　　祭祀后，他召集諸生同僚及屬下共歡宴，對諸生訓話說：“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爾等各宜自勉，克成令譽。” 辛昂的講話，言切理至，誠懇感人，諸生等都深有感悟，表示一定嚴格要求自己，忠孝友信，不負令長希望。

　　這些地方官員回去后，又對父老鄉親們說：“辛君教誡如此，不可違之。”從此以后，大家自覺以先賢文翁的精神來激勵自己，按照辛昂大吏的要求，從自身做起，帶好管好一方，從而出現“井邑肅然，咸從其化”的良好社會風氣。

　　辛昂因為政績突出，不久就升遷至梓潼郡郡守。應該說，辛昂是從文翁那里學到了好的領導方法，懂得治理地方，安撫民心，發展生產，要以教化為重。只有民心向上，風俗向善，地方才能平安，經濟才能發展，百姓才能過上安穩幸福生活。

　　隋唐以后的五代十國時期，華夏版圖最為動蕩不安，官學因戰亂而被迫關門現象出現，教育事業受到戰火嚴重摧殘。一直到了宋代仁宗時期，官方辦學風氣又開始逐漸振興起來。這與宋仁宗時期的刑部侍郎、宰相晏殊等人的努力倡導有關。

　　據《宋史》卷三百一十一《晏殊列傳》記載，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晏殊以刑部侍郎身份被貶知宣州，后又改為知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在應天府，他高度重視書院建設發展，大力創辦扶持應天府書院；力邀范仲淹到書院“以教生徒”，講學育人，為國家培養人才。這是自五代十國以來，學校屢遭禁廢后，由晏殊再次倡導了興辦教育風氣，與漢代“文翁興學”再度實現了對接，并且在官學的基礎上又有所發展，“書院”形式出現了。

　　應天府書院又稱應天書院、睢陽書院、南京書院、南都書院、南京國子監，其前身是五代后晉時的商丘人楊愨創辦。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改升應天書院為府學，并賜額為“應天府書院”。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應天府升格為“南京”，成為宋朝陪都，應天府書院又被稱為“南京書院”。慶歷三年（1043年），應天府書院改升為“南京國子監”，成為北宋最高學府，同時也成為中國古代書院中唯一一座國子監級即國家級書院。

　　應天府書院與白鹿洞書院、石鼓書院、岳麓書院合稱宋初“四大書院”。慶歷三年（1043年）在宰相任上時，晏殊與樞密副使范仲淹一起，又倡導州、縣立學和改革教學內容，官學設教授。自此，京師至郡縣都設有官學，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慶歷興學”。這是對“文翁興學”傳統的繼承與發展。

　　時空劃破，一直到清代，“文翁興學”精神再度被挖掘出來而得以傳承弘揚，且以興辦書院形式最為常見，《清史稿》為我們留下了大量珍貴資料。

　　《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六《蔣攸铦列傳》記載，嘉慶二十二年，蔣攸铦在任四川總督期間，重視人才培養，“重修文翁石室，興學造士”，使四川一帶崇文重教風氣再度興起。對賢能之人，蔣攸铦是“薦賢如不及”，深怕有用人才被埋沒了，并且他所舉薦的官員都能在事功名節方面有好的口碑。

　　《清史稿》卷二百六十五《張伯行列傳》記載，張伯行是康熙二十四年進士，康熙四十五年由山東濟寧道遷任江蘇按察使。康煕四十六年，康熙大帝南巡至蘇州時見到了張伯行，原來康熙皇帝早已聽說張伯行“居官甚清”，是“最不易得”的地方官員，所以就親自點名提拔他到江蘇來任職，接著又擢升其為福建巡撫，賜“廉惠宣猷”榜。

　　張伯行在福建期間，不忘興辦教育，建“鰲峰書院”，置學舍，還將自己收藏的書籍拿出來，選擇其中與先儒文化有關的內容進行結集刊布，定為《正誼堂叢書》，以作為諸生教學的教材。福州當地人原先熱衷于祭祀瘟神，張伯行命將瘟神偶像毀掉，改為“義塾”祠堂，既可作為教民學習文化知識的場所，又是祭祀儒家文化集大成者朱熹的祠堂。

　　在《清史稿?循吏列傳》中，有許多官吏都有注重興學教化的政聲，他們除了建壇廟、修文廟、建明倫堂、善堂、祠宇、先賢祠、置鄉學、修學校、設義學，從事書院建設是其共同特點，他們希望以此來達到營造全社會尊禮賢士、弦誦聲起、人心向善的社會氛圍。有的官吏還親自到書院、學校授課。

　　河南登封縣縣令張塤是江蘇長洲（常州）人，康熙十七年授登封縣知縣，他一個人單騎馬匹去上任。途中與登封縣的官吏同宿一個旅舍，大家都不知他就是知縣大人。在光明正大、平斷訟獄的同時，他主持大修學宮，復建了宋代四大書院之一的“嵩陽書院”，延請曾被封為少詹事、入值上書房、教授太子允礽書法、現因病辭歸的耿介為老師，教導諸生學習程朱之學。并且從縣邑治所到鄙遠郊區，建立了21座官學，親自“課童子”，以時巡閱，正句讀，導之以揖讓進退之禮，被百姓們親切地譽為“天下清官第一”。

　　乾隆三十七年進士劉大紳在嘉慶五年任武定府同知，他素來能講學又能寫文章，“在官公暇，輒詣書院課士”。引導士子學人知道“實學”重要，使地方風氣為之一變。

　　乾隆五十四年舉人邵希曾在嘉慶中，曾任河南桐柏縣知縣，他“慎于折獄”，辦案速度既準確又快速，使當地訴訟情況愈來愈少。他利用朔望日即每個月的初一與十五到書院去“集諸生講論”，像老師一樣親自為他們上課。同時“增書院膏火，募錢建義學”，增加書院老師的生活補貼，募集社會資金來辦學。在經過經塾、蒙塾學習階段后，將其中優秀學員送到來書院深造，從而使這一帶“文教興而悍俗漸化”。

　　道光六年進士云茂琦在任江蘇沛縣知縣時，“課諸生，先德行，后文藝”，因講課生動，內容上進，致使“鄰邑聞風而來”，許多鄰縣的人也來聽課，最后出現了“書院齋舍至不能容”現象，學生宿舍人都住不下了。后來他又調任六合縣知縣，針對邑中廟宇原先用于淫祀，就將其塑像毀掉，改建成書院。嘉慶六年進士際華曾任江蘇興化縣知縣，后來又調任江都縣知縣，兼署泰州，他也曾“毀淫祠百余區，改為義學”。

　　道光二十一年進士徐臺英在出任湖南省華容知縣時，建“沱江書院“，并且“月自課之”，每月都在公務之暇，抽出時間為書院的士子親自授課。

　　滿清王朝自康熙年間開始，對儒學的重視已經成為國策，使中國傳統文化得以發揚光大，興建書院成了一種社會普遍現象，成了那個時代“循吏”的特點。

　　據史料記載，康熙年間，在浙江鄞縣建有“證人書院”，福建漳浦建有“月湖書院”，江蘇吳地蘇州有紀念吳縣知縣廖冀亨的“百花書院”。

　　雍正年間，廣東普寧知縣藍鼎元建有“棉陽書完”，甘肅秦安知縣牛運震建有“隴川書院”，甘肅平番縣建有“皋蘭書院”；另有“晉陽書院”“河東書院”，云南昆明建有“五華書院”，貴州建有“貴山書院”“鰲峰書院”，徐州的睢州建有“洛學書院”。

　　江蘇溧陽人史紹登是大學士史貽直的孫子，乾隆六十年署云南文水知縣時，建有“開陽書院”；乾隆五十四年進士伊秉綬于嘉慶三年任廣東惠州知府時，建有“豐湖書院”。

　　道光二十一年進士牛樹梅于同治元年任四川按察使，后以老病不出，主持成都“錦江書院”。

　　同治十三年進士孫葆田在任安徽宿松知縣時，曾先后主持過“山東書院”“河南書院”，被學者們奉為“大師”。

　　中國古代享受知識教育、讀書學習的權利，開始只是在奴隸主、封建主的特權階層存在，貴族子弟們在到了一定年齡后，就要到“泮池”“泮宮”“辟雍”那種地方去集中隔離學習，原則不得隨便回家。當時學習的內容主要為“禮”“樂”“射”“御”“書”“數”六門功課，稱為“六藝”。自從孔子倡導“有教無類”教育思想后，平民百姓子弟開始享受到讀書知禮權利，我們這個民族的國民素質正是在讀書學習、再讀書再學習的循環往復過程中不斷得到提高傳承，我們民族的優秀文化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久久為功、日積月累年復、終成博大精深之汪洋之勢。

　　如何讓優秀傳統文化代代傳承下去，教育實為頭等要務。因此，在滿足社會上層或部分精英人物閱讀需求的情況下，如何讓廣大平民都能夠在繼孔子“有教無類”后享受到應有教育，“文翁興學”模式開啟先河。嗣后，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通過官學中的府學、縣學、書院以及義學、私熟等形式，使全民接受文化知識教育的傳統在風雨過后得以延續發展；直至到了民國時期，受西方教育模式影響，公立、私立“學校”開始出現，同時又有教會學校出現；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華民族的辦學水平與教育事業在繼承優秀傳統基礎上更上新臺階，國立大學、中學、小學機制建立健全，再輔之以“民辦”學校，人人都有接受書本知識學習的權利，9年制“義務教育”更是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所有這些，都可以讓我們深深地感觸到，自漢代“文翁興學”兩千多年來，華夏崇文重教的強大文脈一直在堅強有力地跳動著、傳承著，令人無比欣慰。

　　束有春

 2022年4月1日于金陵四合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