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為官者愛民如子現象充斥史籍，今天讀來，仍有令人動容之處，同時也不乏現代榜樣教育作用。本文將枚舉幾例，以證不妄。

　　第一．“躬履儉素，愛人如子”的裴俠。

　　據《北史》卷三十八《裴俠列傳》記載，裴俠是北朝河東解人（今山西解縣人），祖父裴思齊是秀才出生，官拜議郎；父親裴欣官至西河郡太守，贈晉州刺史。裴俠小時候說話很遲，一直到七歲時，才在一個偶然的場合把話音發出來了。

　　這天，洛陽城的天空上，忽然出現一大群飛鳥遮天蔽日從西邊天空飛來，正在外邊玩耍的小裴俠嚇了一跳，舉起小手，指向天空，呀呀地講出了話，說“快看，快看這么多飛鳥！”家里人見小孩會說話了，從此一塊石頭落了地：這孩子不是啞吧。都說“貴人語遲”，這話倒是應驗在了裴俠身上。

　　裴俠小時候就“志識聰慧”，聰明的程度遠遠超過同齡兒童。關鍵是還很孝順，十三歲時，父親不幸去世，裴俠的哀傷程度比一般成年人還厲害，因為他太愛自己的父母了。他親自選擇父親的墓地，正在左右為難時，出現了一個奇怪現象，天空中突然傳來聲音，向裴俠喊話：“童子何悲，葬于桑東，封公侯。”這個聲音讓小裴俠嚇了一大跳，趕忙跑回家告訴母親。他母親一聽，覺得是個好兆頭，就對他說：“孩子，這是神在向你說話。我聽說鬼神是保佑善良的人有福報，你們裴家祖上未嘗做過惡事壞事，所以神向你送來了吉祥的聲音。”當時，裴俠家的住宅旁，確實有一片很大的桑樹林，他就按照神的指點，將父親安葬在桑樹林的東邊。后來，因為州里征招掌管文書的“主簿”，裴俠以秀才資格被選中。北魏正光年間（520-524年），由于聰明能干，工作出色，裴俠被任命為“奉朝請”，取得了參加朝廷朝會的資格，從此踏上仕途，不久就出任義陽郡太守。

　　到了西魏大統三年（537年），裴俠曾帶領鄉兵參加了由西魏大將宇文泰（即后來的北周太祖周文帝）指揮的“沙苑”戰斗，裴俠在戰斗中沖鋒陷陣，勇往直前，受到了宇文泰的高度夸獎，稱其“仁者必勇”。裴俠原來的名字叫“裴協”，后經宇文泰建議，或者說是宇文泰的嘉獎，將“裴協”更名為“裴俠”。自此在江湖上，裴俠聲名遠播。裴俠不僅作戰勇敢，而且也很有文采與辯才，曾被宇文泰夸贊為“雖魯仲連，無以加也”。魯仲連是戰國末期齊國的高士，其“義不帝秦”的事跡載入《戰國策》。宇文泰稱裴俠比魯仲連還厲害，足見其文武雙全，沒多久，裴俠就被朝廷任命為河北郡太守，當上了地方一號長官。

　　裴俠為官，“躬履儉素，愛人如子”，是一個躬親務實、為民辦事、生活簡樸、愛民如子的人。“愛人如子”這句話中的“人”應該是“民”，因為《北史》的編撰者李延壽是唐代人，要避皇帝李世民的諱，所以稱“愛人如子”。唐代柳宗元的《捕蛇者說》中有“觀人風者”語即為“觀民風者”，指考察民情的人。

　　裴俠平時飲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十分簡單，所以在他身邊工作過的人，沒有一個不懷念他。

　　按照河北郡的原先執行多年的干部待遇配備標準，郡太守享有30個漁夫、獵夫來專門負責他的飲食營養來源，以保證太守天天有魚肉山珍野味吃。裴俠到任后，覺得不妥，太搞干部待遇特殊化了，就對身邊的人說：“只因自己的口腹之需，就動用這么多人力，這是我堅決不做的。”下令將這30個人全部遣散回家。

　　按照當地當時干部待遇規定，郡太守的安全要配有30個經過嚴格專業訓練的青壯年家丁來晝夜護衛。裴俠也取消了這個特殊待遇，讓這30個人去專門負責為政府衙門養馬。一年下來，果然是駿馬成群，既增加了政府的辦事能力，又減少了政府的行政開支。

　　裴俠離開河北郡太守一職時，什么也沒有帶走，兩袖清風，所以當地老百姓通過歌聲來表達對他的敬佩愛戴之情，人們唱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為世規矩。”

　　有一次，裴俠與其他郡太守一道去拜謁丞相宇文泰，實際上是宇文泰召見他們。當著眾太守的面，宇文泰請裴俠單獨出列，站立在離他最近的顯著位置，對其他太守們說：“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之最。”對裴俠廉潔從政、執政為民的好行為表示褒獎。宇文泰接著又說：“你們當中如果還有人認為自己跟裴俠一樣，可以出列，與裴俠站在一起。”眾人被宇文泰訓斥教育得大氣不敢喘，沒有一個膽敢應聲的。宇文泰以大丞相的身份專制西魏朝政長達22年，為了對裴俠的“清慎奉公”行為進行表彰，他以朝廷的名義，號召其他官員向裴俠學習，同時“厚賜”裴俠。朝野上下，一片贊揚聲，裴俠從此也被人們稱之為“獨立使君”而加以頌揚。

　　裴俠后來不斷被朝廷提拔重用，官至大將軍，拓州刺史，征拜為雍州別駕。

　　宇文泰病逝后，他的兒子宇文覺繼承他的太師、大冢宰職位，護輔朝政，第二年即公元557年，取代西魏政權而建立北周政權，是為孝閔帝。裴俠繼續得到新政權的重用，被任命為司邑下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又遷任戶部中大夫。

　　當時戶部有一項職能就是對政府糧食倉儲的管理。在裴俠未到任時，戶部出現奸吏監守自盜和失竊現象，致使國家每年損失上千萬斤糧食。裴俠到任后，“勵精發擿”，整頓行風，征戒貪腐，幾個月之后，“奸盜略盡”，官風民風全部好轉，使國庫避免了重大損失事件發生。

　　由于廉政治安工作出色，朝廷又調任裴俠為工部中大夫，專門負責國家建設項目等職掌。有一個名叫李貴的大司空，專門掌管朝廷的錢和物，聽說裴俠來主管他們的工作，嚇得在家里悲泣不已。有人問他沒事哭什么，李貴回答說：“我掌管的政府官方錢和物，有許多被我消費掉了。裴公是個清明而又嚴厲的上司，我害怕被他追責查辦，所以在家想想后怕，就傷心哭了。”這件事很快傳到了裴俠耳朵里，他覺得這個官員能夠害怕，說明他還有一點做人的良心，還可以教育挽救，于是就讓人去傳話，允許他去自首，主動坦白交待，可以寬大處理。李貴感激萬分，主動到吏部自首，承認自己貪污了五百兩黃金，并主動退了出來。李貴得到了寬大處理，這是裴俠愛民如子、幫助犯了錯誤的官員改正錯誤、重新做人的典型反映。

　　裴俠愛民如子還表現在對家人的嚴格要求方面。他曾經自己動手，撰寫九世伯祖《貞侯潛傳》一書。裴潛是裴俠的九世祖，在曹操平定荊州時，裴潛歸附曹操并出任丞相府軍參謀，歷任三縣縣令，后入京任丞相府倉曹掾，代郡太守。繼任沛國相、兗州刺史。曹丕篡漢建魏后，裴潛出任散騎侍郎、魏郡太守、潁川典農中郞將、荊州刺史，后又晉封為關內侯。魏明帝時，裴潛出任尚書、太尉軍師、大司農、尚書令、光祿大夫。到了晉時，又封清陽亭侯。死后追封太常，謚號“貞侯”。裴俠通過對祖先裴潛的傳記描寫，宣傳裴潛的“清公”為官品德，希望裴氏的后生們能夠向前輩中好的人物學習，因為在這個傳記中，除了重點介紹裴潛外，還將裴氏家族中的其他知名人物全部在書中得到記載反映。他的堂弟裴伯鳳、裴世彥都在丞相府當差做府佐官，見裴俠將刻印裝訂好了的書送給他們，就笑著說：“人生仕進，須身名并裕，清苦若此，竟欲何為？”對裴俠的清貧為官表示不理解。

　　裴俠耐心地對這兩位堂弟說：“是啊，你們問這個問題很正常，但我要告訴你們的是：清者，蒞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我們是大戶官宦人家，世代享受朝廷優渥俸祿，之所以能如此，是因為我們保持了清白廉潔為官、愛民如子的好傳統。所以，我們活著的時候，能夠為歷代朝廷所重用；我們死了，也能夠在國家典策中留下好的名聲。我是個平庸的人，但卻得到朝廷的重用，享受許多我認為不該享受的生活待遇，但我仍然堅持要過那怕被人們認為是窮困的日子，這并不是為了自己要獲得好名聲，而是志在自修，害怕辱沒祖先的名聲。我把祖先好的為官為人的做法整理出來，裝訂成書送給你們，就是希望你們以祖先為榜樣，沒想到還被你們嗤笑？你們現在該知道我的用心了吧？還有什么可以說的？”裴伯鳳、裴世彥二人被這位官職比他們高、年齡比他們大的堂兄一頓教訓，連連稱是，非常慚愧地離開了。

　　裴俠后來生病，他的兩個“司空”部下來看望他，發現他“所居第屋，不免霜露”，居室簡陋，生活清苦，就把這事報告給了皇帝。皇帝“矜其貧苦”，下詔為他起新宅，并賜良田十頃，配備專人負責他的生活。裴俠后來在任職期內去世，朝廷贈其為太子少師、蒲州刺史，謚曰“貞”。

　　第二．起草“六條詔書”的蘇綽與被尊為“民父母”的薛慎。

　　蘇綽也是當時積極倡導“為國之道，當愛民如慈父、訓民如嚴師”的人，同時也是一位得到宇文泰極度賞識的人。

　　據《北史》卷六十三《蘇綽列傳》記載，蘇綽是京兆武功（今陜西武功西）人，其九世祖蘇則是曹魏時的侍中，累世二千石，父親蘇協是武功郡守。蘇綽年少好學，博覽群書，尤善算術，有王佐之才。開始為官，任宇文泰的行臺郎中。一次，宇文泰與公卿們前往昆明池觀看捕魚，走到城西漢代倉庫遺址，宇文泰回頭問左右有關此地的故事，沒有人能回答。有人說：“蘇綽博識多知，可以問問他。”蘇綽詳細作答后，宇文泰十分高興。兩人談得投機，宇文泰就又進一步詢問蘇綽善于天地造化之由來，歷代興亡的軌跡。蘇綽滿腹經綸，應答如流。宇文泰與蘇綽并馬緩行到昆明池，邊走邊談，天色漸晚，最后竟取消了這一次的捕魚活動，大家空手返回。

　　宇文泰又把蘇綽留下來，向蘇綽詢問治國之道，直到深夜。開始，宇文泰是躺著聽他說；當蘇綽陳述帝王之道，并講解申不害、韓非的法家治國精要時，宇文泰立即起身，“整衣危坐”，不知不覺中，又把膝蓋靠近了蘇綽。蘇綽滔滔不絕，慢聲細語，一直說到天亮，宇文泰一點也不感到厭倦。次日，宇文泰任命蘇綽為大行臺左丞，參預決定國家機密大事，從此對蘇綽的寵愛禮遇越來越優厚。

　　蘇綽創制“朱出墨入”文案程式，用紅黑兩色分別書寫出、入公文，又制定計賬、戶籍之法，對治國理政作出了重要貢獻。西魏大統十年（544年），蘇綽被朝廷任命為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

　　宇文泰要革易時政，強國富民，蘇綽就積極出謀劃策，減官員，置屯田以資軍國。更為重要的是，蘇綽把漢族統治階級的統治經驗總結為六條，上奏后作為詔書頒行，史稱“六條詔書”。其主要內容，一是“先修心”，二是“敦教化”，三是“盡地利”，四是“擢賢良”，五是“恤獄訟”，六是“均賦役”。宇文泰很重視“六條詔書”，當作自己為官的“座右銘”。同時又令百官習誦照辦，嚴明規定：各地郡守令長不通曉“六條詔書”者，“不得居官”。“六條詔書”成為西魏各級政府官員施政的綱領和準則。政府還開設學校，選拔中下級官吏學習其內容。當時西魏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改革措施都是依據“六條詔書”制定，對西魏政治的整飭及國力的發展起到了極大推動作用，使原來弱于東魏的西魏迅速轉弱為強，從而為承繼西魏的北周統一北方，以及后來的隋朝統一全國創造了條件。

　　西魏大統十二年（546年），蘇綽因積勞成疾病逝，年僅四十九。宇文泰極為哀痛惋惜，放聲痛哭時，酒杯也從手里掉下來，其哀哭之聲感動左右隨從。安葬當天，宇文泰又派使者以牛、羊、豬三牲祭奠，并親自撰寫悼文。到了北周明帝二年（558年），蘇綽配享周太祖(宇文泰)廟庭。開皇元年（581年），追贈邳國公。

　　再說薛慎，他在北周武帝宇文邕保定初年（561年）出任湖州刺史，也是一位愛民如子的好官。據《周書》卷三十五《薛慎列傳》記載：當時湖州界夾雜著許多蠻夷人種，專門做劫掠別人財物的勾當。薛慎到任后，把地方上的諸多豪帥都集中起來，宣傳朝廷的旨意，同時命令這些首領們每月來匯報并參加一次會議；如果有要緊旱情須匯報，可以不限時節。薛慎每次與這些豪帥們見面時，能夠做到殷勤勸誡，推心置腹，以理服人，同時還賞賜他們酒食。一年下來，當地風俗翕然從化，民風得到明顯改變。諸蠻相互之間說到：“今日始知刺史，真民父母也。”大家無不歡欣喜悅。就這這樣，一傳十，十傳百，抱著襁褓中的嬰兒、扶老攜幼者來到湖州落戶的，竟達一千多戶人家。

　　當地蠻俗規定，年輕人婚娶之后，父母雖在，也要與父母分居。薛慎對當地太守縣令們說：“牧守令長是教化民眾的人，豈有其子娶妻便與父母離析分居的道理！這種情況不僅是民間習俗之失當不妥，當地的牧守領導也有罪過。”薛慎乃親自誘導，示以孝慈，并派遣守令曉喻所部，廣而告之，要改變這種不贍養父母老人的不良習俗。政策下達后，有許多人家雖然分家數年，還是回到了父母身邊，侍養敬孝父母。

　　薛慎對這些年輕蠻夷后生能夠如此從善如流，感到很高興，就將他們的事跡進行大力宣傳，家喻戶曉。同時對這些孝敬老人的人家，實行蠲免賦役政策，深得民心，社會風氣大為改觀，“風化大行，有同華俗”，與中原華夏地區倡導的“孝悌”習俗相一致了。

　　第三．唐代韓愈及宋代呂夷簡、李周、楊簡的愛民如“赤子”情懷。

　　“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在做地方官時，也有愛民為民的好名聲。

　　據《新唐書》卷一百七十六《韓愈列傳》記載，韓愈在任武寧節度使張建樹推官時，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后被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惹怒了皇帝唐德宗，被貶為陽山縣令（今廣東境內）。

　　在任陽山縣令期間，他關心民生，體恤百姓，愛民如子，史稱“有愛在民”。當地老百姓在生了小孩子后，大多以韓愈的姓來作為小孩子的“字”，以此來表達對韓愈的感激與敬仰懷念之情。

　　宋代的呂夷簡在進士及第后，曾任綘州軍事推官，后又任通州、濠州通判，再遷太常博士。據《宋史》卷三一一《呂夷簡列傳》記載，宋真宗時，當時河北發生洪澇災害，呂夷簡被朝廷調任知濱州，他向朝廷呈奏，其中有“農器有算，非所以勸力本也。”意思是說，政府在征收農民稅收時，農民用于種田生產的家具是不能算作收入而來征稅的，這不符合鼓勵農民種田、發展農業生產的政策。神宗皇帝根據呂夷簡的建議，立即詔令“天下農器皆勿算”。

　　呂夷簡后來又被提拔為兩浙刑獄提點，遷尚書祠部員外郎。當時，京師大興土木，建造宮殿，來到南方砍伐木材，負責施工的政府官員期限卡得很緊，致使許多工徒過度勞累死亡。這些死亡的人不但得不到政府撫恤，反而被有司誣蔑為是逃亡了，又把這些人的妻子抓捕起來，以此掩蓋有司殘害人命的罪責。呂夷簡作為兩浙地區的刑獄提點，雖然官職不大，但他決心要出面制止。于是上疏朝廷，希望工期不要逼得太緊，讓工徒們能夠有生命保障。朝廷接納了呂夷簡的建議。

　　呂夷簡后來又上奏朝廷：“盛冬挽運艱苦，須河流漸通，以卒番送。”意思是說，要將南方的木材運到北方去，供京師建造所用，但冬天的水路許多已經結冰，天寒地凍，運輸非常困難，希望等天暖和了，水路可以通航了再運送。朝廷也接納了呂夷簡的建議，宋真宗夸贊呂夷簡：“觀卿奏，有為國愛民之心矣。”提拔呂夷簡為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呂夷簡后來官至宰相。去世后，追尊太師、中書令，配享宋仁宗廟。

　　宋代的李周在考取進士后，曾被朝廷任命為長安縣尉。據《宋史》卷三四四《李周列傳》記載，李周剛入仕途，就碰上了饑荒年，長安府決定“施粥”以救饑餓者。由于嗷嗷待哺的人太多，極易贊成相互踩踏傷人事件，縣令就讓李周來負責此項工作。李周指揮吏卒們，找來許多木條，在府衙前設置成“梐枑”柵欄通道，讓男女老少有秩序地排隊領取米粥，無一亂者，沒有造成任何人員傷亡。李周后來調到洪洞縣任縣令，對于政府沒收那些沒有后代的老百姓財產一事進行糾正，把這些人的財產遺券全部還給生前所在的家族。當時有些官吏出來反對，李周對他們說：“利民，所以利國也。”李周后來被宋神宗下詔調到朝廷為官，到了宋哲宗時，官至太常少卿、秘書少監、工部侍郎等，年八十而卒。

　　又據《宋史》卷四0七《楊簡列傳》記載，楊簡于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考中進士，后來在當溫州知州時，十分廉潔自律，生活勤儉樸素，領的薪水也很少。他視老百姓如“赤子”即剛生的嬰兒一般。他經常對身邊的人說：“我豈敢以赤子的膏血來肥自己啊！”

　　在他的精心治理和率先垂范下，當地社會治安穩定，社會風氣純正，鄰里閭巷之間，關系雍睦和諧，無忿爭之聲。“民愛之如父母”，老百姓把他當父母一樣愛戴，都在家中掛楊簡的畫像，“咸畫像事之”。后來楊簡被提拔到京城臨安，到朝廷任駕部員外郎。離開溫州時，“老稚扶擁緣道，傾城哭送”，老百姓無論男女老少，都紛紛來到楊簡要經過的道路兩邊，為他送行，人們擁擠著，呼喊著，整個城市哭聲一片。老百姓舍不得這樣的好“知州”好領導離開。

　　楊簡在上朝入對時，向皇上和眾大臣稟報，自己之所以如此受老百姓愛戴，除了皇上英明領導，自己“盡掃喜順惡逆之私情，善政盡舉，弊政盡除”的為官正道是關鍵因素，只有做到了無私奉獻，我將無我，就可以達到“民怨自銷、禍亂不作”的為政效果。楊簡后來官至工部員外郎、將作監兼國史院編修、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等職，世去后被贈“正奉大夫”以作褒獎。

　　為官執政者理應懷揣一顆愛民如子的赤子之心，全心全意為民謀福祉，為民排患解憂，做到心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這是中國古代吏治文化的主流，無疑也更是現代吏治文化的主旋律、主色調。我國優秀吏治文化傳統正是在代代相傳、又不斷融入時代特點中得到發揚光大、賡續綿延。

　　束有春 2021年11月28日于金陵四合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