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的“周召”二字分別是指周公和召公。

　　經歷了夏商兩個王朝后，進入周朝，實行分封世襲制更為健全，因為有了“世襲”，所以在史籍中出現的周公和召公也往往不是指同一個人，我們必須放在特定歷史時期來認識。

　　一般講，我們所知道的周公和召公，就是指周王朝的開國功臣、與武王姬發一道打下周朝江山的那兩位弟兄，他們一個名叫姬旦（周公），一個名叫姬奭（召公）。我們可以把這兩位稱之為老周公、老召公。

　　“召公”之“召”讀“邵”音，所以在后世文獻中，也經常將“召公”寫作“邵公”的。《后漢書·翟酺列傳》中有：“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邵公在后，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句。

　　而在西周后期的周厲王末年、周幽王初年一道實行“共和”執政的，是這兩位前輩周公、召公的后裔，他們繼承了周公、召公的爵號稱號，這時的召公叫召穆公，名叫姬虎；周公叫周定公。惜史籍中關于周定公這位“小周公”的記載少得可憐，基本上就留了個官名而已。

　　兩代周公、召公都有共同的特點：都是以臣子的身份輔佐周天子。

　　我們等來看大周公、大召公。周武王在分封諸侯時，四弟姬旦的采邑在周，爵為上公，故稱周公。姬旦作為武王的弟弟，曾兩次輔佐周武王東伐紂王，“常左翼武王，用事居多。”滅商2年后，武王病死，其子成王年幼，由周公攝政。武王的另外兩個弟弟管叔和蔡叔心中不服。他們散布流言蜚語，說周公有野心，有可能謀害成王，篡奪王位。周公聞言，便對太公望姜尚即姜太公和召公說：“我所以不顧個人得失而承擔攝政重任，是怕天下不穩。如果江山變亂，生民涂炭，我怎么能對得起列祖列宗和武王對我的重托呢？”

　　滅掉殷商王朝后，新的周王朝剛剛建立，朝廷有許多事情需要周公旦去做，而他的封地又是在魯國，根本無法赴任，所以，周公旦就派襲其爵位的兒子伯禽去管理魯國。臨行前，他對兒子伯禽說：“我是文王的兒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地位已經很高了。可我時刻注意勤奮儉樸，謙誠待士，常中斷洗澡，多次吐出飯菜，趕緊迎接來訪的賢士，生怕他們寒心。希望你到了魯地，不要因位高而盛氣凌人，更不要驕狂無忌。”這就是后世常為人們樂道的“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周公“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發”典故的由來，并被后人經常用以形容那些開明執政者是如何禮賢下士、廣納人才的。

　　周公推行井田，制禮作樂，建章立制，主張“明德慎罰”。攝政七年，周公提出并制定了各方面的帶根本性的典章制度，完善了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長子繼承法和井田制。周公七年歸政成王，正式確立了周王朝的嫡長子繼承制。這些制度的最大特色是以宗法血緣為紐帶，把家族和國家融合在一起，把政治和倫理融合在一起，這一制度的形成對中國封建社會產生了極大影響，為周朝八百年統治奠定了基礎。所以，周公姬旦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為“元圣”和儒學先驅、奠基人。他的一生功績，被《尚書·大傳》概括為：“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成王。”

　　我們再來看召公姬奭。

　　召公又作“邵公”“召康公”“太保召公”，周文王的兒子、周武王的弟弟，有的記載說他是周文王的第五個兒子。因其采邑在召(今陜西省扶風縣東北)，故稱召公或召伯。他也曾輔佐周武王滅商，開始被封于郾(今河南漯河市郾城區境內)，后被封于燕(今北京市房山區境內)，都城在薊，是后來燕國的始祖。

　　與周公一樣，召公也沒有到任，而是派他的長子姬克去治理燕國，自己仍留在鎬京輔政。周成王時，他出任太保，與周公姬旦分陜而治，陜原以東的地方歸周公旦管理，陜原以西的地方歸召公奭管理。成王年幼，他支持周公攝政當國，支持周公平定叛亂。

　　召公在管理其采邑期間，將其轄區治理得政通人和，貴族和平民都各得其所，史稱“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因此倍受轄區及周邊百姓愛戴。傳說他曾在一棵甘棠樹(遺跡在今陜西省岐山縣劉家塬中學內)下現場辦公，直接面對基層群眾來解決問題，他傾聽民聲，親民愛民，深得百姓愛戴。后人為了紀念他，舍不得砍伐亭甘棠樹，《詩經·召南·甘棠》這首詩就是為此而寫的。后世還留下了“甘棠遺愛”“甘棠之思”成語典故。

　　召公生活于西周初年，經歷了武、成、康三世，居官數十載。他為西周王朝的建立與鞏固同樣作出了重要貢獻。《尚書·君奭·序》中有:“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成王為左右”。《史記·周本紀》中也有“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等內容。這些記述將召公和周公相提并論，顯然是有道理的。召公死于康王時期，那時，周王朝已相當穩固了。他在西周歷史上的功績，遠超出“燕召公”這一稱謂的范圍，是那個時期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外交家。

　　周公和召公，共同為西周王朝的建立與鞏固做出了杰出的貢獻，是西周王朝初創與前期國家行政治理過程中呈現的“共和”現象的模范。這個優良傳統被延續繼承了下來，又在下一代周公、召公身上得到再現。我們不妨將后來出現的周公、召公稱之為“小周公”“小召公”吧。

　　據《國語·周語》等記載，西周王朝的統治自周穆王之后達到頂峰，而到了周厲王時期，開始出現民不聊生、貴族階層沉湎于酒色、國運衰退現象。公元前844年，為了聚斂更多的財富以供揮霍，周厲王“好利”，任用榮夷公來實行“專利”，強行宣布，將山林川澤歸周天子所有，不許平民入內樵采漁獵。這種與民爭利的政策一出臺，觸犯了除皇室而外的社會各階層利益，引起國人不滿，怨言四起。周厲王拒絕接受大夫芮良夫的忠告，又將榮夷公提拔為卿士，加大“專利”力度，這一下，“國人謗王”了，舉國上下，街頭巷尾，到處都有人在發泄對朝廷與周厲王的不滿。

　　召公（即邵公，召穆公姬虎）向周厲王進諫說：“民不堪命矣！”意思是說，老百姓實再是受不了了，要造反了。周厲王聽了后很是憤怒，就從衛國找來巫師，讓他用巫術監視那些發表“謗言”的怨恨者，告諭全國，有敢私議朝政者，殺無赦。衛巫假托神靈，肆意陷害無辜，不少人死于非命。

　　周厲王這一招雖然管用，國內誹謗的人是少了，但從此“諸侯不朝”即諸侯也不來上朝了。在政治管控的高壓態勢下，人們不敢在公開場合言語議論，害怕被發現而遭殺頭之禍，路途相見也只能以目示意，史書稱之曰“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周厲王認為他已經“弭謗”即消除國人的誹謗了，還把這一現象當作業績來告訴召穆公。

　　誰知不但沒有得到召穆公的認可，召穆公還抓住機會，反過來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治水道理來啟發周厲王，對于河流山川要疏導而不是去設置障礙來堵塞，那樣時間一長，就會“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主張廣開言路，讓上至公卿大夫，下至百工庶人的各階層人士都有發表意見的機會。

　　召穆公進一步規勸周厲王，將原先“天子聽政”的民主作風及做法告訴他：“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一句話，作為周天子，要聽取來自各方面、各階層人士的意見，甚至連那些記憶力和說唱功能強的盲人的作用都要發揮出來，讓他們到民間去搜集信息，把第一手資料帶到朝廷來。召穆公認為：“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老百姓“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執政者只要“行善而備敗”，百姓的意見也會自然消除，不需要去壅堵的。

　　但是，周厲王充耳不聞，一意孤行，致使國人“莫敢出言”。不到三年，國人實在無法忍受下去了，于公元前841年舉行了大規模暴動，周厲王被迫出逃到彘（今山西霍州）這個地方，史稱“彘之亂”，又曰“流王于彘”，即將周厲王流放到彘這個地方去了。

　　周厲王的太子姬靖被藏匿在了召穆公家中，國人聽說后，把召穆公的住宅圍得水泄不通，要求交人。召穆公心想，我曾經激烈勸諫國王要順應民意，但他不聽，現在果真引起百姓造反，國王自己也受難了。如果現在把太子交出去被殺了，國王一定會認為我與他有仇隙而將太子交出去的。思前想后，召穆公只好采取掉包計，以自己的兒子來代替周厲王的兒子，才使太子姬靖得以脫險。

　　國不可一日無君。鑒于歷史上成功的先例，經朝廷商議，最后由召穆公與周定公“二相行政”，共同執掌朝政大權，年號定為“共和”，史稱“周召共和”。這一年就是公元前８４１年，是我國歷史有確切紀年的開始。

　　一直到共和十四年，周厲王都沒能回到都城，最后死在了彘這個地方。太子姬靖一直在召公家里長大，后來，周公、召公二相乃“共立之為王”——這就是后來的周宣王。

　　周宣王即位后，得到召公、周公二相輔佐，重新修訂了施政綱領，將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時期的好傳統給重新恢復，發揚光大，同時對一些與民爭利的不合理規定予以取消，“不籍千畝”，其中取消利用民力來為皇室獲取糧食的規定就是典型體現，從而再次贏得了諸侯來宗周、朝拜周天子的現象。

　　“周召共和”，對中國歷史發展具有了里程碑式重大意義。“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中國歷史有確切紀年的開始，歷史有了紀年才成為歷史。從此，中國歷史發展脈絡清晰無誤，沿續至今而從未間斷，為我們由此上溯中國五千多年文明史、為我們開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重要文獻資料和歷史支撐依據。

　　“周召共和”，對我國后來的國體形成也產生了深遠重大影響，也成了埋葬兩千多年封建王朝世襲制的重要武器。

　　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在孫中山建國方略中，在重新唱響周王朝時期就已經存在的“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理想之歌時，要建立以漢、滿、蒙、回、藏5族為主的“共和”政府；1912年建立的中華民國徹底結束了中國封建王朝的家天下、世襲制歷史，歷史掀開走向“共和”的嶄新篇章。但我們發現，孫中山于1903年12月13日《在檀香山正埠荷梯厘戲院的演說》中曾疾呼：“我們必要傾覆滿洲政府，建設民國。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國選舉總統，廢除專制，實行共和”。從這一點看，中山先生對我國歷史上早已存在了幾千年的“共和”制現象認識并不充分。就人類文明發展史而言，“共和”一詞最早誕生在中國，并且在周朝就有了成功實踐，今日算來，“共和”年號在中國大地上已經有2863年歷史了。

　　可喜的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十分清晰明確地將“共和”二字鐫刻在了國家政權名稱中，并且建立的是由56個民族組成、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的“共和”國體，這也讓我們再次感受到了華夏優秀傳統文化的強大魅力與深遠影響力。

　　束有春　　2022年7月4日于金陵四合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