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南京這座首批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人們將它的“建城史”鎖定在戰國初期越國筑的“越城”是較為可信的。周元王四年（前472年），越國滅吳，此時歷史已經進入戰國階段三年了，范蠡在今中華門外的長干里一帶筑城，城規模“周回二里八十步”，約合今天的方圓一公里不到。由于該城已經有了軍事防御功能，可以作為南京建城史之始。由此推算，南京建城史已經有近2500年。有些人把“天塹”長江以北的六合境內“棠邑”認作是南京建城之肇始，顯然是用今天的行政區劃來審視歷史空間，牽強附會之說，不可取也不可信。

　　另一個問題是，南京的“建都史”如何認識。提起南京，人們會說南京是“六朝古都”，同時又會加上一句：“十朝都會”。這種提法是不符合南京都城史史實的。

　　所謂“六朝”，即指東吳、東晉、南朝的宋、齊、梁、陳。在“六朝”基礎上，又加上五代十國時期的南唐、明朝、太平天國、中華民國，稱為“十朝都會”。我們姑且不論將清王朝時期出現的農民運動組織、且只存活了15年的“太平天國”作為南京建都史來認可是否恰當，是否有悖于中國傳統歷史觀；我們也姑且不論“都會”一詞的商業氣息、輕浮飄逸與“摩登”現代，用在南唐、明朝、乃至現今依然存在的民國身上是否科學；也不論“南唐”是由“齊”改“唐”、由“徐”改“李”，僅一“帝”二“主”39年、向后周和北宋稱臣的偏安政權屬性，我們還是從源頭上來對南京“六朝”古都的身份下一番重新認識的功夫吧！

　　“六朝”又稱“南朝六代”，此說最早始于唐代許嵩著的《建康實錄》。許嵩大致生于唐肅宗至德、寶應年間（公元756—762年），是中唐時期人物。其《建康實錄》“序”云：“今質正傳，旁採遺文，始自吳起漢興平元年，終于陳末禎明三年。而吳黃龍已（以）前，雖引漢歷二十余年，其實吳之首事。及晉平吳，太康之后三十余載，復涉西晉之年。洎瑯琊東遷，太興即位，元年始為東晉首年。東晉一十一帝，一百二年而禪于宋；宋八帝，六十年而禪于齊；齊七帝，二十四年而禪于梁；梁五帝，五十六年而入于陳；陳五帝，三十三年，止隋開皇元年（按：“元”應為“九”字誤，隋開皇九年，陳亡）。陳建首號，梁之末年；梁稱元年，齊之季年；齊初即位宋之余年，則四家終始共用三年。而吳四帝，五十九年。南朝六代，四十帝，三百三十一年。通西晉革吳之年，并吳首事之年，總四百年間，著東夏之事，勒成二十卷，名曰《建康實錄》，具六朝君臣行事。…吳大帝在武昌七年，梁元帝都江陵三年，其實建康宮三百二十一年”。

　　“六朝”說中，東晉、南朝的宋、齊、梁、陳“五朝”為保存承繼中原優秀文化做出了重大貢獻，被視為華夏“正朔”自不必多言。對于“東吳”政權被列入南京的建都史而位列“六朝”之一，值得推敲的地方很多，需要我們對歷史有一個重新認識。

　　許嵩采擷正史資料，將唐以前在今南京定都的6個政權通過《建康實錄》一書加以反映，為我們認識南京、了解南京做出了重大學術貢獻，也為今天史學界稱南京為“六朝”古都提供了史學依據。但是，到了宋代，人們對“東吳”政權的合理性，在繼東晉習鑿齒《漢晉春秋》后，又提出了疑問，這一點，以北宋司馬光主持編纂的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最為典型。《資治通鑒》卷九至卷六十八為“漢紀”，緊接著的卷六十九即為“魏紀”，說明其在“漢紀”卷中，已經將東吳政權置于東漢王朝政權范圍內來記載。漢王朝滅亡后，東吳政權的行蹤只能在“魏紀”中找到線索。由此不難得出結論：宋人也是不承認“東吳”政權的合理性，因為它不能算作是一個正宗的封建王朝。我在《江蘇文史研究》2018年第3期《習鑿齒的漢晉正統觀》一文中，對這一問題亦曾有明晰剖析。

　　簡言之：東吳政權是在東漢王朝疆域下的一個地方割據政權，后來受魏文帝冊封，其地方諸侯國屬性更加明顯，因此，這個政權不屬華夏“正朔”，根本不具備一個“王朝”資格。桓玄也曾廢東晉而建立“桓楚”政權，也定都在建康，對于這種篡奪行為，歷史上就予以否定了。洪秀全“太平天國”政權盡管定都天京（今南京），但既非“正統”，又非“正朔”，我們沒有必要拿這個偏安一隅、僅存15年的農民運動產生的政權來為南京建都史賺吆喝。

　　既然唐代人已經承認當年的建康、今天的南京已經是“六朝”、“南朝六代”所在地，那么，我們今天稱南京為“六朝”古都也是于史有據，我們已經沒有必要再將“東吳”從南京建都史的視野中抹去，因為已經既成事實了。但是，我們需要反思的是：南京人、乃至于今日史學界仍然囿于近1300年前的許嵩一己之說來說南京故事，不愿意或不知道跳出歷史的藩籬來重新認識南京古都史，難免讓人有缺失遺憾之感。

　　孫權于黃武元年（222年）被魏文帝曹丕封為吳王，建立吳國，國都在武昌（鄂州）；七年后的黃龍元年（229年），在武昌宣告自己當皇帝。9個月后，遷都建業（今南京）。由此可見，南京實際上是“東吳”政權的“遷都”之地，并非建都之地。

　　我們既然那么大度地依照唐代人意志接納了遷都的東吳，那么，由朱元璋在南京始建的大明王朝政權“明朝”，我們為什么顯得那么冷淡，而只將其歸入“都會”之列？

　　前文已言，“東吳”政權由曹魏冊封，孫權被魏文帝曹丕封為“吳王”，建立“吳國”，這是一個諸侯國。如果從公元222年算起，至280年滅亡，東吳政權前后僅存了58年；如果從公元229年“三國”概念正式出現、孫權當皇帝算起，這個政權也就僅存了51年。換言之，東吳在南京的建都史只有51年，且屬偏安性質的小朝廷。

　　洪武元年（1368年），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建立“大明”政權，定都應天府（今南京），實現了華夏一統。永樂十八年（1420年），明成祖朱棣下詔遷都順天府（今北京），改應天府為南京，在南京虛設了沒有太多實權的“六部”等中央機構，稱南京某部。一直到1421年，明代遷都工程才算完成。明王朝定都南京，前后長達53年之久，完全超過了東吳遷都政權在南京的51年時間。

　　東吳政權始建于鄂州（今武昌），前后僅有9年，鄂州人民至今沒有忘掉這段歷史。明王朝50多年后才遷都今北京，南京人為什么缺少像鄂州人那樣的情懷來熱情擁抱大明王朝呢？

　　放眼望去，歷史上的所謂“六朝”，對今天的南京留下了什么？留下了孫權墓，留下了南朝陵墓石刻，留下了南京圖書館負一樓考古發掘發現的六朝宮城遺跡殘跡，留下了前些年借助開發商之力才建成的“六朝博物館”。六朝對古城南京的影響，尤其是東吳政權對今天南京城的影響是零碎的、不完整的。有無知者將南朝陵墓石刻的辟邪作為南京市的吉祥物而置于城門入口處、置于車站廣場，那感覺是在把南京市當作一個大的墳墓來對待，要讓辟邪來守護著。這是對南京市的詛咒啊，它增加了這座城市的陰氣！由此我想到鎮江的丹陽市，對真正的南朝陵墓石刻不認真加以保護，在城市的入口處，讓一尊仿制的南朝帝王陵墓前的“天祿”在那里張開大嘴，面對無數到來的生靈，那規格，比南京的辟邪還要高。對歷史文化的嚴重缺失，已經使我們的現代城市從精神層面生病了。

　　我們再看大明王朝，它對今天南京城、生活在這座城市中的人們，影響之大是隨手可觸。請看——

　　明城墻——世界上保存最長的古城墻，南京人的驕傲；明孝陵——南京出現的第一處世界文化遺產；明故宮遺址——南京市主城區面積最大、檔次最高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箍桶巷、木匠營、扇骨營、剪子巷等老街巷——現在聽起來土的掉渣，但卻是南京明代地名的活化石；南京城門——南京城市中軸線的“準星”和城市主要交通要津所在；明代護城河——與城墻一道，是構成南京城內城外、老城、新城的分水嶺。

　　明王朝，對南京人、對南京城的影響，是世界性的，是現代性的，更是永久性的！南京的標志是什么？體現這座城市精神面貌的是什么？不是辟邪，不是天祿，是明城墻，或者是“龍蟠虎踞”。

　　如果我們承認東吳政權的合理性，遵從唐代人的提法而保留東吳在“六朝”行列，那么，作為南京人，更不能忘記明朝，應該熱情地接納明朝！作為史學界，更要尊重歷史，以辯證的、唯物的歷史觀來認識、評價、定位南京都城史的正確地位，棄“都會”之說如敝屣，請“六朝”這頂舊氈帽進博物館，還南京“七朝古都”之桂冠。

　　唐代許嵩已經離我們近1300年了，我們感謝他為昨天南京的歷史作出的貢獻！倘若許嵩九泉有知，他也會大度地稱南京為“七朝古都”的！

　　南京——你是“七朝古都”！從現在開始，讓南京“不一樣”吧！

　　有詩嘆曰：

　　揚子江畔南京城，

　　石頭腳下立城門。

　　埋金鑿阜王氣地，

　　建業建康秣陵村。

　　王濬樓船江底臥，

　　風吹鬼臉無潮聲。

　　南朝多少宮閣寺，

　　煙雨過后難覓痕。

　　大明日月又一統，

　　祚胤得道應天順。

　　城頭易幟古尋常，

　　七朝古都再出征。

　　中華民族大一統，

　　盛世今朝譽乾坤。

　　（注：南京城墻有一段俗稱“鬼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