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進程中，“周”除了指姓氏和地名，也是出現頻率較高的王朝名稱，經歷了一個由地名而部族、而方國、而朝代的發展過程。
一．《詩經》《史記》中的“周原”“周國”與“周朝”
“五經皆史”，這是前人對《詩》《書》《易》《禮》《春秋》的總體認識和評價。就《詩》而言，在《詩經·大雅》中，至少有五首詩是反映了周王朝早期的歷史，它們分別是《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結合《史記》等歷史文獻，我們可以對周王朝誕生前夕有所知曉。
（一）《生民》一詩主要記載周始祖“后稷”出生的傳奇和作為“農神”對農業的貢獻。
后稷是由他的母親姜嫄在一次郊野祭祀活動中，“履帝武敏歆”，即踩上巨人腳印的大拇指后，感到身體很舒服，同時驚奇地發現，自己懷孕了。隨后就“載震載夙，載生載育”，身體妊娠反映，最后竟生下了個男嬰“后稷”。對于這種無性而“居然生子”一事，姜嫄很是苦惱，決定把這個小孩拋棄掉，但一連丟了三次都沒成功：“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誕置之寒冰，鳥覆翼之。”把嬰兒丟棄在村莊狹窄的巷子口時，牛和羊主動跑來給小孩喂奶；準備丟棄到樹林里時，又剛好遇見了砍伐樹木的人；丟棄到寒冰上時，又有一群鳥兒飛來，用翅膀覆蓋在嬰兒身上，為他取暖。當鳥兒飛去后，嬰兒呱呱啼哭的聲音很大，讓路人都能聽到了。
姜嫄母性良心大發，再也不忍心把小孩丟棄了，也不怕別人說閑話，也不怕有什么不吉祥，反而“以為神，遂收養長之”，決定把孩子又抱回家撫養。據《史記·周本紀》記載，由于這個孩子出生后曾一次次準備拋棄掉，所以就取名“棄”。
由于棄天生具備種植莊稼的興趣與能力，在兒時與小伙伴做游戲時，就喜歡種麻種菽，并且莊稼長勢喜人。長大后，棄又“好耕農，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棄的出生已經進入我國歷史上的唐堯虞舜時代，堯帝為天下共主。在農業生產欠發達、糧食奇缺緊張的上古時代，出現棄這位莊稼能手，是當時的難得人才，所以，堯帝就任命棄為主管農業的官員“農師”。到了舜帝時代，因為對國家人民有杰出貢獻，所以，棄享受到了分封領地的資格，被舜帝分封到邰這個地方，號“后稷”，別姓“姬氏”從此有了姓氏。“后”在古漢語中指“君主”“帝王”，引申為主管、負責之意，“后稷”如同后來的農業部長，專門負責農業糧食生產。由于首先具備了種莊稼的本領，后稷家族迅速得到發展，人口愈來愈多，為后來建立周王朝打下了良好基礎。
（二）《公劉》篇中的公劉帶領族人首次遷徙。
到了夏王朝末年，后稷的兒子“不窋”因夏王朝出現不重視農業現象而“失其官”，由邰地來到了戎狄地帶生活。到了不窋的孫子、后稷的曾孫公劉，雖仍處戎狄之間，但他能“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發展農業生產。后來，為了避免戎狄騷擾，又率領族人，從漆水南渡渭水，在南山取材木，從事家園建設，在渭水周邊的豳（邠）地安營扎寨。使“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紛紛跟隨他來到豳地居住生活。《公劉》這首詩描繪了公劉“匪居匪康”，帶領族人治田疇、實倉廩、制造弓矢斧鉞干戈、輯和民人、遷居豳地、根據太陽朝向及流泉岡巒走勢來營建家園的過程。
由邰地到豳地，公劉的周部族得到進一步發展壯大，不僅有了可耕種的田畝土地，在水利建設、軍事防備、鍛造技藝等方面都有所發展。全詩有六章，每章都以“篤公劉”句引起詠嘆。“篤”字有厚道、實在、可敬可尊、偉大之意，表達了人們對公劉的贊美之情，如同現代人們在吟誦：“啊，偉大的公劉”。
公劉去世后，他的兒子慶節繼續帶領族人在豳地建設發展。慶節去世后，周部族又在豳地歷經了皇仆—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公叔祖類—古公亶父八代，《詩經》十五“國風”中有“豳風”篇章，應是后來生活在這一帶的豳國人生活反映。
正是到了第八代的古公亶父為部族領袖時，周族人又不得不再一次遷徙。
《史記·周本紀》記載，古公亶父“復修”祖先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得到了“國人”一致擁戴。人們生活富裕，部族日益發展壯大，但卻不斷遭到戎狄“薰育”族的侵擾。當戎狄“欲得財物”時，古公亶父毫不猶豫地“予之”；但戎狄人又來侵擾，“欲得地與民”。這時，周族的老百姓也憤怒了，一致要求與戎狄開戰。
但古公亶父跟大家說：“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古公亶父愛民如子，不忍心為了保住自己的君主地位而與戎狄開戰、導致百姓傷亡，所以他決定，帶領自己的“私屬”即家眷，離開已經土地肥沃的豳地，把這里讓給戎狄，自己再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發展，這個新的地方叫“周原”。
（三）《綿》詩中的古公亶父再次帶領族人遷徙。
“綿綿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這是《綿》詩開頭，既表達對周族人丁興旺的祝福，又把古公亶父帶領族人遷徙的事情引了出來。
古公亶父帶著家眷親信渡過漆水和沮水，翻過梁山，來到了岐山腳下，發現這里有一大片平整肥沃的土地“周原”。他們通過龜甲占卜，得出吉兆，這里是非常理想的棲身繁衍之所。詩中寫到：“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筑室于茲”。這首詩應該是回答了周王朝的得名是緣于“周原”，現今陜西岐山腳下的周原又稱“岐周”，就是周王朝的發祥地。
原來在豳地生活的老百姓聽說周原是塊風水寶地后，“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于岐下”，大家都紛紛跑到古公亶父身邊，愿意在他的領導下生產生活。
古公亶父帶領族人在周原營建屋宇，規劃藍圖，重建家園。《綿》詩中不僅有火熱施工場面描寫，而且還告訴我們，當時建筑墻體是通過“版筑”夯土而成，是“縮版以載”，并且至少夯筑有“百堵”墻。建筑的內容除了有供人居住的居室，還有用作祭祀的宗廟：“作廟翼翼”“乃立冢土”。城郭營建規模很大，已經形成閉環，安全性得到加強，在城郭主入口處，建有高大的“皋門”。為了去除不文明習俗，古公亶父作為大酋長，與妻子“姜女”住的地方有單獨開設的門叫“應門”。同時，“五官有司”皆有辦公場所。根據《史記》“集解”引《禮記》，“五官”為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由此可見，周部族作為殷商王朝的方國，其諸侯國國家形態已經在周原形成了，由“周原”而“周國”，最后發展為“周朝”。
《綿》詩中有“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一句，虞、芮是指靠近姬周國的兩個諸侯方國，這里隱含了一個發生在周文王姬昌時期的典故。
《史記·周本紀》有“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由于姬昌在暗中行善積德，深得諸侯國擁戴，諸侯國之間發生矛盾糾紛，也會到姬昌的周國來評理。當時，虞國和芮國發生邊界土地糾紛，雙方爭執不下，“有獄不能決”，就來到周國。當他們進入周國境內，發現這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人們是“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提挈”，尊敬老人，愛護婦女，社會風氣好。當進入周國朝廷后，發現這里等級禮讓已經成為習慣：“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虞、芮兩國國君十分受教育，也自覺慚愧，相互說道：“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只取辱耳”，又說：“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雙方也不去找姬昌評理了，回去后，互相讓出其所爭之田，以之為“閑田”（一作“閑原”），即空白地帶。今日之國與國邊界留有空白地帶，最早發明權應該在我國，有三千多年歷史了。
由于周文王仁愛大度，美名遠播，其他“旁國”聽說后，都認為姬昌是將來的“受命之君”，所以“多歸之”。據朱熹《詩集傳》：“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余國”。
關于周文王姬昌的業績，我們還可以通過《皇矣》詩篇來認識。
（四）《皇矣》篇反映了周太王古公亶父、古公亶父的第三個兒子季歷、季歷的兒子姬昌即周文王三代人在建立周王朝中的作用。
古公亶父有三個兒子：大伯、仲雍、季歷。由于老三季歷的兒子姬昌從小就聰穎睿智，“有圣瑞”，所以，古公亶父打算將在岐周建立的家業和權位傳給三兒子季歷，再由季歷傳位給孫子姬昌。據《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帝王世紀》記載，周文王是長得“龍顏虎肩，身長十尺，胸有四乳。”《洛書·靈準聽》云：“蒼帝姬昌，日角鳥鼻，高長八尺二寸，圣智慈理也。”可見是非常人物。
這里出現了“大伯”與老二仲雍為了讓賢“避王季”而“奔荊蠻”事件。《皇矣》詩篇有：“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這里的“大伯”之“大”，念“泰”音，所以后世甚至直接寫成“太伯”了。
《史記·周本紀》記載：“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子曰虞仲”。司馬遷當年是否將“大伯”寫成“太伯”，不得而知，但中華書局出版的《史記》都刻印成了“太伯”。再就是，由于當年大伯和仲雍“二人亡如荊蠻”，來到了今天無錫蘇州一帶，“文身斷發”，與當地土著融為一體，最后建立了“勾吳國”，所以后人就直接寫成“太伯奔吳”了。歷史事實是，他們兄弟二人向南方荊蠻之地逃亡時，華夏版圖上還沒有出現“吳”這個地名。如果回到歷史原點，那應是“大伯虞仲亡奔荊蠻”。
《皇矣》把位于西部岐山周原建立的周國之所以能夠取代位于中原的夏、商“二國”，歸因于夏商“其政不獲”“失道”造成，歸因于“皇矣上帝”對西土岐周、尤其是季歷為國君時能“其德克明”的眷顧，歸因于周文王姬昌“懷明德”、團結“兄弟”諸侯國、征伐崇侯虎等“仇方”的結果，最終出現了“四方以無拂”的太平景象。
周文王父親季歷能夠繼承古公亶父的優良傳統，“修古公遺道，篤于行義”，使諸侯國開始歸順周國。到了周文王時，地處西部的周國日益強大，政治權力中心在中原地帶的商王朝商紂王，任命姬昌為“西伯”，比一般諸侯國地位要高得多。
周文王能夠“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即季歷）之法，篤仁、敬老、慈少”。同時他能夠禮賢下士，誠心招攬人才，《史記》稱之“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文王的兒子周公姬旦后來也能夠做到“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發”，完全是繼承了文王延攬人才、尊重人才的優良品德。
另外，在《文王》一詩中，也有對“西伯”姬昌功德的贊頌。周王朝是在周文王去世后，由周武文姬發建立，但“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民心向背問題，早在文王姬昌時代就已經顯露。《文王》這首詩，朱熹認為是周公姬旦追述周文王的品德，向年輕的周成王講述姬周之所以能夠代替殷商的原因，以告誡成王，希望他不斷進取。詩中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已經成為流傳千古的經典名句。
（五）《大明》詩篇主要歌頌周王朝的建立者周武王姬發。
周武王姬發是周文王姬昌的兒子，而文王是王季即“季歷”的兒子，《大明》一詩的開頭，將他們三代人接續努力、奮發有為進行了描寫。但詩的重點是強調周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直至被殷商王朝“以受（授）方國”，成為“西伯”。武王姬發出生后，使文王“伐大商”、推翻商紂王殘暴統治的使命有人去完成了。
“武王伐紂”，就是指發生在商王朝都城朝歌郊外的“牧野之戰”。當時，周武王以姜尚即“尚父”“太公望”為軍師，以武王的弟弟周公姬旦為輔佐，以召公、畢公為左右。雙方交戰中，雖然“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商紂王發兵七十萬來抵抗武王，但商紂王的軍隊“皆無戰之心”，都盼望周武王的軍隊進入都城，從而出現商王朝軍隊“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的“前徒倒戈”場面。商紂王最后在鹿臺自焚而死。《詩經》描寫當時的戰斗場面是：“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商王朝滅亡，周王朝建立，天下從此“清明”。這一“革命”事件，大約發生在公元前十一世的1046年。
二．姬周王朝的宗周成周暨春秋戰國問題
關于姬周王朝，我國史學界傳統認為有西周、東周兩段，并且東周又由春秋和戰國兩部分組成。這種史學觀存在著重大誤區和誤導，讓我們回到歷史原點去領略一下歷史的真相。
（一）“宗周”豐鎬與“成周”洛邑
《史記·周本紀》記載，周文王姬昌在“伐崇侯虎”后，“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是說周文王在取得征伐“崇國”勝利后，就將周國都城從岐山腳下的“周原”遷到“豐”這個地方，后世稱“豐京”，位于今陜西長安灃河以西。遷都后的第二年，周文王去世，他的大兒子姬發即位，是為周武王。在打敗商紂王、建立周王朝后，“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史記》“正義”曰：“周，鎬京也。武王伐紂，還至鎬京，憂未定天之保安，故自夜不得寐也”。自古公亶父至武王姬發，姬周完成了由“周原”而“周國”而“周朝”的歷程。
武文滅商建周的登基儀式是在商紂王皇宮即“商紂宮”完成的，但武王并沒有繼續以商朝都城朝歌為自己建立周朝的都城，而是又回到了作為諸侯國時的周國大本營鎬京（位于灃河以東），以此作為周朝都城。
由豐京到鎬京，不存在遷都問題，因為豐、鎬隔河而建，但鎬京建成時間是在武王登基前還是在登基后，不太清楚。我們從唐代人《史記》“正義”看，應該是在文王去世后，武王姬發就開始營建鎬京了，這樣更便于向東出兵，與東部的商紂王開戰。周王朝定都鎬京，但豐京仍在使用，后來的周成王在周公還政后，就是在豐京向召公、周公兩位皇叔布置營建洛邑任務的，所以史學界認定：“豐、鎬兩京”為周王朝初建國時的國都，那里是周的大本營、發祥地，是“宗周”所在。《詩經·小雅·正月》有：“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句，朱熹《詩集傳》注曰：“宗周”，鎬京也。實即指豐鎬二京。而褒姒滅宗周，那已是到了周幽王時代。
由于宗周地處西部，不利于對中部及東方殷商遺民的統治管理，不利于王朝的穩定和江山永固，所以，當武王夜不能寐時，弟弟周公姬旦過來與他交談。當時武王就與周公談到要“營周于洛邑”的計劃打算，即未來要在“洛邑”即今天的洛陽一帶建立周王朝的副政治中心，便于周天子的統一管理。武王與周公一道憧憬著未來：他們要建立一個天下太平的世界：“縱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墟，偃干戈，振兵釋旅”。人們從此不用再動干戈打仗了，“馬放南山”“刀槍入庫”成語就是這么來的。
惜周武王當了兩年（一說六年）周天子就去世了。年少的周成王姬誦繼位，但由周公姬旦“攝政”。
據王世舜《尚書譯注》本，《尚書?洛誥》開篇為：“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這是文獻最早出現“成周”一詞。（注：周秉鈞《尚書易解》無此句）結合前一篇《召誥》中的“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及《史記?周本紀》《魯周公世家》來看，營建洛邑（今洛陽）工程全面啟動，是在周公攝政七年、還政周成王、“北面就臣位”后，由成王再次決定進行的。成王在豐京召見周公、召公，請他們按照武王的意愿“復營洛邑”，重新啟動營建新城工程。
在分工上，前期規劃應主要由太保召公負責，在召公大致相中看好了宮室宗廟建設的地理方位后，具體施工由周公負責。周公到了洛邑后，本著畏天、敬德、保民思想，通過占卜，進一步得出洛邑是“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的地理位置優勢。《尚書》中的《召誥》《洛誥》兩篇誥文，都與這件大事有關。
洛邑的營建應該有兩大功能區，或者說在建設過程中不斷完善：一是作為周王朝領導管理層所居住的“王城”部分，如同后世的皇城；一是專門用來遷徙安置殷商頑民的下都“成周”部分，后來人們用“成周洛邑”泛指這新城建設。1965年在陜西寶雞出土的“何尊”，其銘文記載了武王克商和成王命周公營建洛邑成周之事，銘文中出現“成周”二字，“宅茲中國”之“中國”即指成周洛邑地帶。
成周洛邑建成后，舉行了祭祀和慶典儀式，鑄九鼎以象征王權，同時九鼎也能起到鎮風水、驅邪惡的作用。洛邑新城建成后，周成王并沒有來此主政，洛邑還不具備“都城”功能，而是倚重周公來治理，以安定殷商遺民。周公服從成王安排，肩負起了守洛、治洛重任。
周王朝建立后，又出現了商紂王之子武庚在商朝舊地安陽的叛亂，史稱“武庚叛亂”，同時又發生了管叔、蔡叔、霍叔“三監叛亂”。周公東征，平定了叛亂。之后，下令將殷商遺民遷到洛邑居住，《尚書》中的《多士》篇，就是周公向殷商遺民發布的遷徙誥令。《多士》開篇寫道：“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這應是史官對當時訓誥背景的記錄。其正文開頭是：“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由此可見，周王朝當初營建“洛邑”的出發點不是為了周王朝將來要遷都，而是便于對殷商遺民的集中管理與教化，使新誕生的周王朝能夠成功坐穩江山，故洛邑又曰“成周”也。
周王朝的政治中心仍然在豐、鎬二京。司馬遷在《史記?周本紀》中也明確記載，洛邑建成后，“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也即是說，“九鼎”在洛邑，“都城”卻在今陜西境內的豐鎬。“至犬戎敗幽王，乃東徙于洛邑”。一直到了周幽王時，因犬戎侵擾掠奪，豐鎬二京被破壞不堪，繼任的周平王才不得不離開陜西故地，向東遷都洛邑。從那時起，洛邑才又具有了周王朝都城性質。
由此我們不難得出結論，周王朝是以岐山周原為發祥地，以豐鎬二京為周王朝都城，稱之為“宗周”，或曰“宗周豐鎬”；中土洛邑建設成后，成功地維護和穩定了新誕生的周王朝統治，故曰“成周”，或曰“成周洛邑”。其所謂都城的功能，一直到“平王東遷”時才顯現，那已是過了250多年的事了。
（二）“西周”“東周”是戰國時期成周洛邑周邊的封地
周成王去世后，接任的周天子先后是：康王—昭王—穆王—周召共王（公元前841年）—懿王—孝王—夷王—厲王—周、召“共和”—宣王—幽王。
到了周幽王時，“西周三川皆震”，那里出現了罕見的重大的地質災害。因為大地震，導致岐山崩塌，三川水竭。周朝大夫伯陽父（亦作“伯陽甫”）根據自然規律斷言：“周將亡矣。”這位敢于說真話的伯陽父，《史記》“集解”引唐固語云：是“周柱下史老子也”，即那位留下《道德經》五千言的老子李聃。
周幽王因嬖愛妃子褒姒，為博褒姒一笑，經常玩“烽火戲諸侯”把戲，致使失信諸侯國，在西夷犬戎入侵時，因無諸侯相救而被犬戎殺死在驪山腳下。犬戎人“盡取周賂而去”，把周王朝在豐鎬的資產家當全部擄掠一空。周室元氣大傷，不得不遷都，這個任務落在了接任的周平王身上。從周武王到周幽王，周王朝已經走過257年歷程了。
后來人們將周王朝在豐鎬定都的這段歷史稱為“西周”，將周平王東遷成周洛邑后的周王朝稱為“東周”，從而導致將戰國時周天子腳下就曾出現的“西周”“東周”給淹沒混淆了。“東周”“西周”在周平王東遷后才出現，地點就在成周洛邑附近。
周幽王的太子宜臼因遭褒姒迫害而逃到申國，他的外公申侯聯合曾侯、許文公及其他諸侯國力量，重立太子宜臼為周王，是為周平王。為了避免再次遭受犬戎寇掠侵擾，周平王“東遷于洛邑”，將都城從豐鎬遷到亦已有250多年建城史的洛邑，那里的人們早已成了地地道道的周王朝黎民了，這一年是公元前770年。
周平王東遷洛邑，定都應是在洛邑的“王城”，而不是與平民混住的下都“成周”。周平王遷都洛邑前，洛邑與豐鎬二京雖然東西相對，但洛邑的政治地位不可能與豐鎬二京等量齊觀，更不可能有“東都”之稱，周王朝的政治經濟中心始終只有一個，即宗周豐鎬“二京”。平王雖然東遷，但在當時周人心目中，兩地仍然屬周王朝，區別僅在于都城一個是在“宗周”，一個是在“成周”而已。“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北山》用詩的語言已經將當時的周天子地位講得很清楚了。成周洛邑雖然成為周王朝的政治經濟中心，有了“東都”之譽，但周王朝還是原來的周王朝，不能因為有了“東都”就將統一的周王朝說成有了“東周”，從而又進一步延伸為將統一的周王朝給生硬地分為兩半：西周、東周。“東都”“東周”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
那么，“東周”“西周”概念是何時產生？其原始意義又是何指？我們尋繹歷史發現，那是在周平王以洛邑為都城，再過了250多年，即到了周敬王元年（公元前519年）時就產生了，與今人所言“西周”“東周”是風馬牛不相及，因為其歷史已經進入戰國時代。
據《史記·周本紀》記載，公元前519年，周景王姬貴駕崩，周王朝內部產生權力爭奪甚至殺戮現象。周景王生前想立長庶子姬朝（王子朝）為周天子，但還沒有走完程序就駕崩了。而另一位王子姬匄（《史記·周本紀》作“姬丐”）的黨徒堅決擁立姬匄為周天子，與王子朝“爭立”，從而在周王朝一時出現姬朝與姬匄二人爭奪王位嚴重事件，并且前后持續時間達十幾年之久。
“子朝自立，敬王（即姬匄）不得入，居澤”。《史記·周本紀》這段記載告訴我們，姬匄后來在晉國人幫助扶持下當上了周天子，史稱周敬王，但因都城洛邑中的王城已被姬朝先占據了，姬朝自立為天子，致使姬匄根本進不了都城洛邑，只得來到洛邑旁邊的“澤邑”居住，將澤邑作為都城，在這里行使周天子職掌。現代有學者研究認為，周敬王此時所在的澤邑，就是洛陽附近的“狄泉”。一時間，周王朝出現了兩個“周天子”，一個是姬朝，一個是姬匄；出現了兩個都城，一個是周敬王所在的“澤邑”，一個是姬朝所在的“洛邑”。
《戰國策》“西周”卷有周敬王“徙都成周”，應是指周敬王后來又從澤邑來到了洛邑的下都成周。那是四年之后的事情。周敬王在晉國等諸侯國幫助下，再次向洛邑王城發動進攻，終于將姬朝的偽天子政權打敗，姬朝被趕跑到了楚國，周敬王才真正得以入主成周洛邑。所以在《史記》中，緊接著出現了“諸侯城周”記載，諸侯國幫助周敬王加強洛邑城、主要是王城的防御體系建設。
問題是到了周敬王十六年（公元前504年），姬朝之徒“復作亂”，洛邑王城又被姬朝占領，周敬王連“澤邑”也回不去了，所以只好又奔到晉國避難。到了第二年，在晉定公的幫助下，周敬王才又重新回到洛邑王城。
到了戰國周考王、周威烈王時代，出現了“西周桓公”“東周惠公”提法。《史記·周本紀》中，有“（周）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為桓公”句。其按語云：“自敬王遷都成周，號東周也。桓公都王城，號西周桓公”。這里出現的周敬王“遷都”字眼，應是上文所言，指的是周敬王四年之后，從“澤邑”城遷都到成周洛邑辦公了，“東周”概念從周敬王開始產生，是相對于洛邑中的王城而言，而不是與周王朝西部的豐鎬二京而言。
根據《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云：“考哲王封弟揭于河南，續周公之官，是為西周桓公。”由于周考王弟弟姬揭是“續周公之官”，加之封地是在成周西部，故稱“西周桓公”。到了周顯王二年，西周惠公“封其少子（姬班）于鞏，以奉王（室），號東周惠公”，應該是鞏地在成周東部所致。從此，在面積已經很小的洛邑成周京畿地塊，有了東、西二周封地。《史記》注解按語引《系本》云：“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由此可見，此時的“西周”“東周”是專指成周洛邑周邊地帶，是在周天子狹小的地盤中，從王畿切割出去的兩塊蛋糕。
《史記·周本紀》又載，周王朝最后一位天子是周赧王姬延，于公元前314年立。“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史記》“索引”明確指出：“西周，河南也。東周，鞏也。王赧微弱，西周與東分主政理，各居一都，故曰東西周。按：（漢）高誘曰：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故洛陽之地”。《史記》還記載秦國要“借道兩周之間，將以伐韓”一事，記載“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一事。從《史記》及漢唐史學家的論述中，我們已經可以明明白白地得出結論：周王朝出現的“西周”“東周”概念，最早產生于周敬王時期，地點就在今天的河南省境內，與豐鎬二京所在的陜西沒有時間與空間上的任何關聯。
漢劉向集錄的《戰國策》卷一是“東周”，卷二是“西周”，這也告訴我們，歷史上的“西周”“東周”都是指進入戰國時期的封地，并且是“東周”居前，“西周”居后。宋代鮑彪本《戰國策》引《漢志》認為，東周君姬班居住在河南鞏地，又引《大事記》認為，東周惠公姬班是秉政洛陽，采邑在河南鞏地。說明在漢代人心目中，對東周、西周的主人和地域的理解是一致的。
在“東周與西周戰”“東周與西周爭”兩條中，有“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說明當時的周天子仍居住在成周洛邑的王城皇宮中，守護著國之重器“九鼎”。“東周”卷的第一條就是“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這里的周君是指周顯王。
宋人鮑彪本《戰國策?西周》引言又認為：平王東遷之后，西周是指豐鎬，東周指東都洛邑。周威烈王以后，西周指河南，東周指洛陽。現代人的“西周”“東周”概念，應該是受了宋人影響。
《左傳·宣公三年》有“成王定鼎于郟鄏”句，這里的郟鄏就是指“河南”。漢代高誘也認為，西周王城，今河南。可見到了戰國時代，“王城”“郟鄏”“河南”三個名稱是同一所指，指的是洛邑的“西周”。而高誘又認為：“東周成周”就是洛陽。自洛陽下都視王城，則在西；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故有了僅局限于今日河南洛陽附近的“西周”“東周”地理概念。
姬周王朝數百年，雖然出現諸侯征戰，“殺人盈野”“殺人盈城”搶奪地盤現象，但都是在周天子眼皮底下發生的事，周天子自身安生立命的地盤是愈來愈小了，但周天子的大旗一只還樹立著，沒有倒。從法理上講，周王朝應該始終是統一的王朝，接替周王朝的是秦王朝。“周秦”一詞從另一個層面告訴我們，嬴秦是從姬周手里接過華夏權杖的。
對于周王朝，我們如果以平王東遷為分水嶺，而又不與周朝的戰國時代即已存在的“東周”“西周”相混淆，還是應該將平王東遷前的公元前770年前稱為“宗周”、后一段稱為“成周”較為合理，“宗周”“成周”相連相加，就是一個完整的“周王朝”。將“西周”“東周”概念還是歸還給周王朝的“戰國時代”吧。
（三）《春秋》與“春秋”“戰國”
周平王時代，周王室已經開始衰微，諸侯國開始出現強國吞并弱國的趁勢，其中開始以齊、楚、秦、晉四家最強，“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現象嚴重，且一發不可控制。到了周平王四十九年即公元前722年，魯國的魯隱公即位，魯國的編年體史書《春秋》開始出現，成為我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春秋》紀年從魯隱公元年即周平王四十九年開始，到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結束，它除了記載魯國的歷史大事記，也涉及到其他諸侯國情況，較客觀地記載了當時諸侯國及周天子的情況。
作為“大事記”，《春秋》只有一萬六千多字，因其文字過于簡括，曾被王安石批為“斷爛早報”。但仍被儒家視為是一部“經”書，后世有不少大儒為其疏傳，流傳下來的主要有三家，即《春秋左氏傳》《春秋谷梁傳》《春秋公羊傳》，其中又以《左傳》內容最為豐富，也最為流行。
再說6年后的公元前476年，周敬王在位四十四年而卒，因其去世時間與《春秋》記載時間公元前481年大致相近，為了歷史敘事方便，后世史學家們即以周敬王去世之年作為劃分春秋、戰國時期的分界點，把周王朝從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平王東遷至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76年）去世這一段歷史，借用史書《春秋》的“春秋”來表達，歷史總長達295年。
究其實，《春秋》這本魯國編年體史書，與“春秋”作為一個時代標識，兩者并不完全對應。如果以周平王東遷洛邑為春秋起點，前面是《春秋》比“春秋”少了49年，后面是《春秋》比“春秋”又少了5年。但從周王朝歷史研究角度，如果我們借用《春秋》這部書來指稱那段歷史而稱之為“春秋”，還是要將起迄時間卡位在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為春秋時代，從公元前475年開始，歷史進入“戰國”時代。借用《春秋》之“春秋”名號，行周王朝由周平王到周敬王這一段“春秋”歷史之實。
史學界也有認為，“戰國時代”從韓、趙、魏“三家分晉”的公元前376年開始。但如果那樣，就會出現“春秋”時代結束離《春秋》這部書的結尾時長達105年了，顯然再用“春秋”來指稱那段歷史已經很不適合。所以，為了因為《春秋》而“春秋”，春秋時代的下限點還是以周敬王去世的公元前476年為科學。戰國時代，從公元前475年開始，到公元前221年秦國滅齊、統一六國、建立秦王朝。
周王朝的最后一位天子是周赧王姬延，在位五十九年，他是在戰國諸侯國征戰烽火硝煙中，度過苦難而又輝煌的一生，周天子早已是有名無實，成了在諸侯國縫隙中生存的“末代皇帝”。公元前256年，周赧王在成周洛邑的王城（宮城）中去世。隨即是，“秦取九鼎寶器”，周王朝的大寶落入秦國人手中。秦國將“西周公”遷到洛陽南一百五十里外的一個地方居住。再過七年，到了公元前249年，秦莊襄王滅西周，從此，“東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姬周王朝的香火至此徹底熄滅了。
姬周王朝從武王開始，凡三十七王，歷時八百六十七年。周赧王去世后，天下無主即沒有“天子”的時間，長達三十五年。戰國七雄爭奪天下，最后是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滅六國、一統天下，建立“秦王朝”。周王朝與秦王朝先后承接，故曰“周秦”矣。誰知只過了十五年，秦亡漢興，天下歸“漢”，又曰“秦漢”矣。
三．武則天“周”王朝得名應與采用“周歷”有關
提起中國歷史上的“周”，女皇武則天鬧“革命”所建立的“武周”王朝值得回味。
據《舊唐書·則天皇后本紀》載，武則天自從唐高宗李治顯慶年（656年）后，因李治身體“多苦風疾”，無法正常工作，致使“百司表奏”皆由“多智計、兼涉文史”的武則天武天后處理，其威勢與李治無甚差異，時稱“二圣”。
到了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李治駕崩，皇太子李顯即位，尊武則天為皇太后，但武則天仍然“臨朝稱制”。第二年即公元684年，武則天連續廢立了李顯、李旦兩位兒皇帝，同時也就連續廢棄掉了“嗣圣”“文明”兩個年號，換成自己喜歡的年號“光宅”。同時改“東都”洛陽為“神都”，準備取代李姓皇帝，自己直接做皇帝。
（一）采用“周歷”建立武姓“周朝”
到了公元685年，武則天改年號為“垂拱”。又過了四年，改年號為“永昌”，接著又改為“載初”（689年），同時要求國家依照周王朝的歷法即“周歷”來運轉：“依周制建子月為正月”。即以每年的農歷十一月為正月，比以建寅月（即農歷正月）為歲首的“夏歷”提前兩個月進入“正月”。就這樣，永昌元年十一月就變成了載初元年的正月。
到了載初元年九月（690年），武則天開始大膽地革唐王朝的命了，將李唐王朝國號直接改換成“周”，建立起屬于自己的“武周”政權。同時改元“天授”，告訴世人，她建立的周王朝是天意授予決定的。
武則天之所以將國號定為“周”，原因多種，但主要的還是與她在全國推行采用“周歷”紀年有關。
到了圣歷三年（700年）冬十月，“改一月為正月，仍以為歲首，正月依舊為十一月”。這種改一月為“正月”，應該是受了《春秋》“春王正月”紀年用語影響。我們今人仍稱農歷一月為“正月”。
武則天是中國歷史上出現的第一位女皇帝，這是她對李唐王朝的“革命”取得的成果，其意義不亞于商湯用武力推翻夏王朝、武王用武力推翻商王朝的“湯武革命”，所以后人稱之為“則天革命”，是一次繼“湯武革命”之后出現的又一次江山易主的“革命”。就這樣，李唐王朝被活生生地摁下了暫停鍵，這一摁就停擺了15年之久。
（二）頻繁更換“年號”是思想政治混亂的體現
從天授元年（690年）到長安四年（704年）的前后十五年中，武則天除了行使皇權、處理天下事之外，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頻繁地改元，更換年號，在十五年中就十三次改元。她不僅創下了女性當皇帝的紀錄，也創下了歷代皇帝在任期間，更換年號最多的紀錄。
年號是中國封建王朝用來紀年的一種名號，中國歷史上出現年號，最早應該是從西漢武帝劉徹的公元前“建元”開始。年號意義非常廣泛，有的是表達統治者的祈求意愿，有的是表示對吉相瑞兆的紀念，有的是表達對內患外憂等大事要事等紀錄等等。年號的含義一般都是正能量的，政治色彩深厚，往往體現的是封建統治者向臣民們發出的一種精神召喚。
也有一個皇帝只用一個年號的，如明王朝；也有不使用年號的，如清王朝。辛亥革命后，中華民國廢除年號紀年，而改用民國紀年。雖然在袁世凱稱帝時使用過“洪憲”年號，但不為中國正統史書承認，只承認“宣統”是中國封建王朝最后一個皇帝的最后一個年號。
在中國歷史上，除武則天以外，使用年號最多的皇帝是李唐王朝的唐高宗李治了，前后有14個年號。而李治的這份創世紀錄，也與武則天有關，除了第一個年號“永徽”是李治做主所為，其他13個，都應該是武則天作為“二圣”之一所為，或者是“二圣”共同商定。如果加上武則天建立“武周”王朝所用的十三個個年號，武則天一生使用了二十六個年號，可謂過足了皇帝癮，也過足了玩“文字游戲”的年號癮。
年號的文字一般是以兩個字為主的名詞，很少出現一個字或三個字以上的。但武則天使用年號卻不受這個規矩限制，有時出現四個字，如“天冊萬歲”“萬歲登封”“萬歲通天”等。這也從另一個層面反映了武則天不拘傳統、不守章法、率性而為的人性特點，在武周王朝出現思想混亂、朝令夕改、忠奸不分、政局動蕩的現象也就不足為怪了。
（三）由“則天大圣皇帝”回歸“則天大圣皇后”
武則天于神龍元年（705年）春正月，在年老體病日益加重的情況下，才考慮將皇權還給李家，讓自己的兒子李顯官復原職。神龍元年二月，唐中宗李顯“復國號，依舊為唐”。李唐王朝又得以復活，被摁下的暫停鍵又得以重新啟動，“武周”政權結束，“李唐”王朝歸來。李顯給老母上尊號“則天大圣皇帝”，到了這一年的十一月，生命臨終前，武則天命令去掉帝號，稱“則天大圣皇后”，以83歲高齡去世，最后以皇后的身份葬身李唐王朝的乾陵。
對于武則天的評介，《舊唐書》“史臣”是這樣說的：“觀夫武氏稱制之年，英才接軫，靡不痛心于家索，扼腕于朝危”“無辜被陷，引頸就誅，天地為籠”。認為武則天比戰國時楚國的鄭袖設計陷害魏美人、漢代的呂后殘害戚夫人還要惡毒：“昔掩鼻之讒，古稱其毒；人彘之酷，世以為冤。武后奪嫡之謀也，振喉絕襁褓之兒，葅醢碎椒涂之骨，其不道也甚矣，亦奸人妬婦之恒態也”。
武則天的“武周”王朝雖不能與姬周王朝同日而語，但通過她將政權取名為“周”這一點，說明周朝文化對后世影響是巨大而又深遠的。姬周時代產生的“三禮”及《周易》《詩經》《楚辭》《春秋》“三傳”和諸子百家思想，標志著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在始初階段，就已經塑造得非常完美，從此以強大的基因對華夏文明產生久遠深厚影響。武則天的“武周”政權，也可以視為是受周文化“歷法”文化影響的一次外在形式體現吧。
四．郭威“黃袍加身”再建周朝
唐代以后，中國歷史進入“五代十國”時期，“五代”指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這五個政權屬于華夏正朔，同時期的“十國”如南唐等屬于諸侯割據政權，等同于諸侯國，故以“國”名之。五代“后周”政權是繼“姬周”“武周”以后的又一個周王朝政權，它是由郭威建立。為了與“姬周”“武周”尤其是“姬周”相區別，后人用“后周”來表示。
（一）“黃袍加身”，郭威稱帝建“后周”
在中國歷史上，“黃袍加身”第一人不是宋太祖趙匡胤，而是五代時期的郭威。
《舊五代史·周書一·太祖紀》注引《五代會要》有：“周，虢叔之后”。虢叔是周文王的弟弟，季歷第三子，他和哥哥虢仲都曾是周文王的卿士。周武王伐紂滅商建立周朝后，封兩個叔叔為虢國國君，其中虢仲被封在制地（今河南滎陽），稱作東虢，虢叔被封在雍地，稱作西虢。由于“虢”“郭”音同，故又稱“郭公”，其后代就以郭為姓，虢叔成了郭姓受姓始祖，郭威就成了虢叔之后。
傳說郭威出生時，曾出現“赤光照壁，有聲如爐炭之裂，星火四迸”異象。長大后，郭威是形神魁壯，趣向奇崛，愛兵好勇，但不事田產。
后漢隱帝劉承祐的承祐三年（950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漢隱帝劉承祐因聽信讒言，大肆誅殺權臣，曾派人到鄴都去誅殺鄴都留守兼天平軍節度使郭威，迫使郭威起兵造反，殺向京城汴京；漢隱帝劉承祐在京城外觀戰，漢軍大敗，自己又回不了城，在郊外逃跑途中，被身邊隨從郭允明弒殺。
劉承祐是后漢高祖劉知遠之子，他死后，眾大臣決定立漢高祖劉知遠的姪兒劉赟為嗣君，“入繼大統”。但劉赟此時在徐州任徐州節度使，在嗣君未到的情況下，由太后臨朝稱制。恰逢此時，契丹入侵，河北告急，郭威受太后之命，率軍北征。十二月一日，郭威率軍離開京師，十二月十六日，軍至澶州。
由于郭威軍隊曾在攻陷京師后有搶掠行為，他們懼怕劉氏復立后會遭到清算，故在十二月二十日，出現“諸軍將士大噪趨驛，如墻而進”，要求郭威出來當皇帝的呼聲。郭威雖閉門拒絕，但“軍士登墻越屋布入”，請郭威“為天子”。
事情愈鬧愈大，局面混亂，“亂軍山積，登階匝陛，扶抱擁迫”，有人甚至“裂黃旗”“以代赭袍”，直接披到郭威身上，“山呼震地”，讓郭威“黃袍加身”。郭威在萬眾之中，被折騰得“聲氣沮喪，悶絕數四，左右親衛，星散竄匿”。郭威登上城樓，稍得安息，諸軍遂擁戴郭威南行，返回京師汴梁，準備即皇位。這就是“澶州之變”，郭威成了中國歷史上“黃袍加身”第一人。
關于“澶州之變”是否是郭威暗中授意所致，還是軍人自覺所為，歷來有兩種認識。但從郭威后來的一次次講話中，他總是要強調自己的“無奈”。
據說當時黃河冰開始解凍，浮橋未構，當天夜里，北方寒風凜冽，等到天亮時，冰堅可渡，諸軍遂濟，眾人稱之“凌橋”。說也奇怪，當人馬全部過河后，冰面開始泮渙。時人稱異。
到了十二月二十七日，后漢太后下令：“樞密使、侍中郭威，以英武之才，兼內外之任，剪除禍亂，弘濟艱難，功業格天，人望冠世。今則軍民愛戴，朝野推崇，宜總萬機，以允群議，可監國，中外庶事，并取監國處分。”
在二十八日的監國教諭中，郭威仍然告訴人們：“十二月二十日，將登澶州，軍情忽變，旌旗倒指，喊叫連天，引袂牽襟，迫請為主，環繞而逃避無所，紛紜而逼脅愈堅。頃刻之間，安危莫保，事不獲已，須至徇從，于是馬步諸軍擁至京闕。”郭威以“監國”的身份再次向世人表明，他不是想奪后漢的皇權，而是被迫無奈的，他本人不想當皇帝。這時，文武百官、內外將帥、藩臣郡守等又相繼上表勸進，要求郭威當皇帝。
廣順元年（951年）春正月，后漢太后下誥：“奉符寶授監國，可即皇帝位”。是日，郭威自皋門入大內，御崇元殿，即皇帝位。在就職制誥中，郭威對為什么將政權定名為“周”作了說明：“朕本姬室之遠裔，虢叔之后昆，積慶累功，格天光表，盛德既延于百世，大命復集于眇躬。今建國宜以‘大周’為號，可改漢乾祐四年為廣順元年”。
郭威尋根溯源，視姬周王朝的虢叔為祖先，故將自己建國的國號又定為“周”，以示不忘根本。后世為與姬周相區別，稱為“后周”。
（二）崇尚節儉，體察民情
郭威當上皇帝后，大赦天下，減免有關州縣稅賦；強調節儉，自己帶頭執行，朝廷官員緊緊跟上。他規定：“應乘輿服御之物，不得過為華飾，宮闈器用，務從樸素，大官常膳，一切減損。諸道所有進奉，以助軍國之費，其珍巧纖華及奇禽異獸鷹犬之類，不得輒有獻貢。諸無用之物，不急之務，并宜停罷。”他認為，“帝王之道，德化為先”，所以他要求從今而后，各地所謂“祥瑞”之物，一律不得向朝廷奏獻。
為減輕地方財政負擔，減輕百姓負擔，郭威對各地土特產進貢予以禁止，指出：“與其耗費以勞人，曷若儉約而克己”“宮闈服御之須，悉從減損；珍巧纖奇之厥貢，并使寢停。尚有未該，再宜條舉”。從服飾穿著等方面予以限制規定。
同時在飲食袖口方面又予以規定限制：“應天下州府舊貢滋味食饌之物，所宜除減。其兩浙進細酒、海味、薑瓜，湖南枕子茶、乳糖、白沙糖、橄欖子，鎮州高公米、水梨，易、定栗子，河東白杜梨、米粉、綠豆粉、玉屑籸子面，永興御田紅秔米、新大麥面，興平蘇栗子，華州麝香、羚羊角、熊膽、獺肝、朱杮、熊白，河中樹紅棗、五味子、輕餳，同州石鏊餅，晉、絳葡萄、黃消梨，陜府鳳棲梨，襄州紫薑、新筍、橘子，安州折粳米、糟味，青州水梨，河陽諸雜果子，許州御李子，鄭州新筍、鵝梨，懷州寒食杏仁，申州蘘荷，亳州萆薢，沿淮州郡淮白魚，如聞此等之物，雖皆出于土產，亦有取于民家；未免勞煩，率皆糜費。加之力役負荷，馳驅道途，積于有司之中，甚為無用之物，今后并不許進奉。諸州府更有舊例所進食味，其未該者，宜奏取進止。”對于各地所產的特色品牌“非遺”產品，他主張讓老百姓自己去享用，活躍民間貿易往來，不允許專門為皇上搞“特供”。
（三）尊孔祭孔，倡導薄葬
郭威當皇帝后，秉承中國傳統的“敬畏”前朝、保護好前朝帝王陵墓的傳統，對“近代帝王陵寢，合禁樵采。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戶，以近陵人戶充。（后）漢高祖皇帝陵署職員及守宮人，時日薦饗，并守陵人戶等，一切如故。”同時對前朝皇室后裔亦給予關懷，“仍以晉、漢之冑為二王后”，特由中書門下省來負責此事。當年周武王在滅商建周時，仍對商紂王的兒子進行分封，“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其對后世影響，在郭威身上已得到體現，不愧為是姬周虢公的后裔。
郭威在思想上尊孔，在行動上祭孔。《舊五代史?周書三?太祖紀》載：廣順二年（952年）六月乙酉朔，郭威來到曲阜縣，謁孔子祠。既奠，將致拜，左右曰：“仲尼，人臣也，無致拜。”郭威說：“文宣王（注：孔子），百代帝王師也，得無敬乎！”即拜奠于祠前。其所奠酒器、銀爐并留于祠所。他隨后來到孔林，拜孔子墓，對近臣們說：“仲尼、亞圣之后，今有何人？”對曰：“前曲阜令、襲文宣公孔仁寶，是仲尼四十三代孫，有鄉貢《三禮》顏涉，是顏淵后。”于是立即召見了他們。孔仁玉賜緋，口授曲阜令；顏涉授主簿，便令視事。仍敕袞州修葺孔子祠宇，墓側禁樵采。
《舊五代史·周書四·太祖紀》記載：顯德元年（954年）正月，郭威駕崩，年五十一。郭威生病時，晉王柴榮省侍，不離左右。郭威累諭晉王曰：“我若不起此疾，汝即速治山陵，不得久留殿內。陵所務從儉素，應緣山陵役力人匠，并須和雇，不計近遠，不得差配百姓。陵寢不須用石柱，費人功，只以磚代之。用瓦棺紙衣。臨入陵之時，召近稅戶三十家為陵戶，下事前揭開瓦棺，遍視過陵內，切不得傷他人命。勿修下宮，不要守陵宮人，亦不得用石人石獸，只立一石記子，鐫字云：‘大周天子臨晏駕，與嗣帝約，緣平生好儉素，只令著瓦棺紙衣葬。’若違此言，陰靈不相助。”又言：“朕攻收河府時，見李家十八帝陵園，廣費錢物人力，并遭開發。汝不聞漢文帝儉素，葬在霸陵原，至今見在。如每年寒食無事時，即仰量事差人灑掃，如無人去，只遙祭。兼仰于河府、魏府各葬一副劍甲，澶州葬通天冠、絳紗袍，東京葬一副平天冠、袞龍服。千萬千萬，莫忘朕言。”
從郭威對自己后事處理要求可見，他是中國歷史上繼漢文帝之后，又一位強調薄葬的皇帝。郭威的做法與先秦墨家“薄葬”思想雖然暗合，但無必然關聯，而是受現實生活中出現的前朝帝王陵墓如李唐王朝的十八座帝王陵墓被盜挖、現狀慘不忍睹的觸目驚心警示有關。陵墓中無金玉，就不會引來工“開發”之禍，“紙衣瓦棺”是明智選擇。
（四）柴榮繼位，扼佛削唐
周世宗柴榮為周太祖郭威的圣穆皇后侄子，是郭威的養子，后因軍功而被授開封尹兼功德使，封晉王。郭威臨終前，召文武百官班列殿廷，宣遺制：“晉王（柴）榮可于柩前即皇帝位”。郭威駕崩后，群臣百僚三上勸進表，奉柴榮為帝，柴榮于萬歲殿即皇帝位，史稱“周世宗”。
《舊五代史·周書六·世宗紀》記載：顯德二年（955年）五月，針對諸州出現“私度僧尼，日增猥雜，創修寺院，漸至繁多，鄉村之中，其弊轉甚”現象，甚至有些“漏網背軍之輩”“行奸為盜之徒”通過剃削為僧以逃避刑法、托身住持以隱瞞罪惡的現象，柴榮下詔：對佛教場所進行整頓縮減，“大毀佛寺”。（《新五代史》）對僧尼資格進行嚴格規定，年輕“男子女子如有志愿出家者，并取父母、祖父母處分”，青年男女出家，必須經父母、祖父母同意才可。對于那些孤兒，出家也要“取同居伯叔兄處分”，得到同宗同門伯父叔父或堂兄弟同意。對于那些背棄父母、逃亡奴婢、奸人細作、惡逆徒黨、山林亡命之徒、未獲賊徒、負罪潛逃人等，“并不得出家剃頭”。如有寺院違規收容，相關人等將連帶懲處。
經過一年的政策實施，全國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廢除寺院凡三萬三百三十六。（《新五代史》記載是“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雖然如此，“僧尼系籍者”，即被政府登記在冊的仍有“六萬一千二百人”。
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評價柴榮是“明達英果，論議偉然”。當時，中國乏錢，乃下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柴榮曾經說過：“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茍利于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其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在中國歷史上，有“三武滅佛”之說，也有“三武一宗滅佛”之說，這里的“三武”是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一宗”是指后周世宗柴榮。雖言“滅”，但并不是滅絕，而是指采取了一系列的扼制措施。
柴榮身為皇帝，經常出征，領兵打仗。在他的親自率領指揮下，后周疆域不斷擴大，原屬南唐的泗州、壽州、楚州等城池紛紛歸入后周版圖。為了與南方軍隊展開水戰，柴榮在京師汴（今開封）大集工徒，修成樓艦，一年功夫就制造了數百艘。加上平時繳獲的江淮舟船，水上戰船數量猛增。為了練習水戰，柴榮讓俘虜過來的南方軍人教授北方將士練習水戰技術本領，沒過多久，后周“舟師大備”“水陸皆捷”，令“江南大震”。
在占領揚州后，后周顯德五年（958年），周軍與江南李璟（《舊五代史》作“李景”）的南唐偽政權都城金陵僅一江之隔。三月，李璟派兵部侍郎陳覺過江“奉表陳情”，敬貢羅縠綢絹三千匹，乳茶三千斤，及香藥犀象等。當陳覺來到揚州柴榮的行在，發現樓船戰棹已經泊于長江岸邊，“以為自天而降，愕然大駭”。接著，李璟又奉表，將廬州、舒州、蘄州、黃州四地割讓給柴榮的后周，并答應以長江為界。柴榮給李璟的回復中，用語是“皇帝恭問江南國主”，儼然已把南唐政權隸屬于后周名下，所以，南唐在中國歷史上，當時就被歸到“國”類，而不是“朝代”類。
同年，當柴榮“復幸揚州”時，將御馬十匹、散馬四十匹、羊千口“賜江南李景”，這是柴榮以皇帝的身份給李璟的賞賜。而李璟又獻上犒勞后周軍隊的大量禮品：銀子十萬兩，絹十萬匹，錢十萬貫，茶五十萬觔，米麥二十萬石。不久，又派人過江到揚州，送去“買宴”錢二百萬，并派去“伶官”五十人去為柴榮祝壽敬酒。后來，李璟又派人到揚州行宮，向柴榮進金酒器、御衣、犀帶、金銀、錦綺、鞍馬。
后來，當太府卿馮延魯擔任江南國信使來到汴京朝拜柴榮時，柴榮也不吝嗇，賜李璟御衣，玉帶，錦綺羅縠帛共十萬匹，金器千兩，御馬五匹，金玉鞍轡全，散馬百匹，羊三百匹。同時給李璟一封書信，開頭就是“皇帝恭問江南國主”。柴榮已經通過軍事實力，徹底扼制控制住了南唐。惜顯德六年（959年）六月，柴榮“崩于萬歲殿”“圣壽三十九”，可謂英年早逝。
接替柴榮皇位的是柴榮的兒子、時年7虛歲的柴宗訓，史稱周恭帝。顯德七年（960年）春正月，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在陳橋驛因兵變“黃袍加身”，小皇帝柴宗訓只好“法堯禪舜”，后周政權被趙匡胤“宋”政權取代。柴宗訓由周帝而被封為“鄭王”，但他仍然可以“奉周祀，正朔服色一如舊制”。趙宋開寶六年（973年）春，柴宗訓“崩于房陵（州）”，趙匡胤為之素服發喪，輟視朝十日以志哀。歷史上的“后周”，徹底絕祀。
趙匡胤在后周政權的強大基礎上，于公元975年將南唐收入大宋版圖，向實現全國統一的宏大目標又向前走了一大步。
中國歷史上的“周”，經歷了“周原”“周國”“周朝”的發展歷程，出現了“姬周”“武周”“后周”封建王朝政權的不同變化。廣義上的周文化博大精深，豐富多彩，包含了“姬周”“武周”“后周”三個不同階段；而對華夏文化作出最大貢獻、奠定中華文明基礎的，還是在古老的“姬周”王朝時代。
束有春 2025年1月5日完稿于金陵四合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