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馮健親從學藝之初至今的油畫之路，對于主題內容表現的積極探索是始終貫穿其中的主線——這不僅僅體現在他的主題性油畫創作里，而是深深烙印在他各類題材的作品當中；而如今，這一追求早已內化為他獨具個人特點的審美境界，表現出內容與形式、心與境的和諧交融。

　　對于像馮健親這樣由新中國自主培養的最早一代油畫家，主題性美術創作首先是一項上級委派的嚴肅政治任務。馮健親1961年時的畢業創作《強占運河鐵橋》，就是為淮海戰役紀念館繪制的軍史畫創作任務。對于當時初出茅廬的馮健親而言，駕馭宏大而復雜的戰爭場景還是頗具難度的。完成這幅作品，一方面得益于組織上安排軍史畫家周祖銘先生的指導，另一方面也來自于創作者在一開始就投入其中的飽滿熱情——為了搞好創作，馮健親與同屆同學一行來到蘇北農村，與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條件雖艱辛卻給他們留下了終身難忘的記憶。這段經歷使得馮健親對于從確立主題到深入生活再到具體落實創作的一系列過程，有了第一次切實的體驗，對他日后藝術創作觀的形成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此之后一直到七十年代末，主題性油畫成為了馮健親創作活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樣在這一階段，他在以美術創作表現主題方面的探索，也愈發豐富多樣：像《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和《百萬雄師過大江》是典型的革命歷史畫，其創作必須遵循一定的規范和模式展開；《讓延安放心》是馮健親為紀念周總理逝世自發創作的，從整體構思到具體細節更多體現了作者本人的設想；而令馮健親收獲全國性影響的《一橋飛架》，則是一幅非典型的主題性創作——以沒有直接塑造具體人物形象的風景畫表現主題，這在當年來說是一種新的嘗試，當然也與文革后期逐漸寬松的政治氣候有關……完成這些作品是馮健親在藝術上不斷走向成熟的體現，更是他逐漸樹立自身創作觀、藝術觀的一段重要過程：對于馮健親、乃至那些和他有著相似經歷的一代人而言，藝術作品中主題、內容、立意的表現絕不僅僅是一項被動的任務，而是來源于發自內心的職責與情感，是一種深入骨髓的追求。

　　如果說到此為止的主題性創作還是來自于特定時代賦予畫家的職責和要求，那么20世紀八十年代后，隨著藝術界的愈發開放和多元，關于藝術功能的認識以及藝術中內容與形式的關系，也出現了諸多不同的觀念與討論，尤其對于藝術“形式”、“本體”命題的突出，似乎成為新時期以來美術領域的一股趨勢。然而對馮健親來說，藝術創作中主題內容的價值以及藝術作品成教化、助人倫的功能，始終是他從事美術創作的基點。

　　這樣的觀點并不意味著馮健親否認形式。事實上早在20世紀六十年代，他就對當時列入禁區的印象派情有獨鐘并冒著風險加以借鑒嘗試。然而當現代主義在國內風起云涌之時，他反而進入到一種冷靜的思考當中：究竟應當如何看待和評價主題性美術創作？強調主題是否就意味著將藝術看作社會的附庸，進而傷害到了藝術的所謂“本體價值”？在馮健親看來，主題性創作在社會教化、弘揚主流價值觀方面，有著其它題材無法比擬的優勢和不可取代的位置；從這個意義上講，只要藝術還保有其社會功能，那么主題性創作就有著它存在的價值。另一方面以他個人的親身經歷而言，他們這代人在當年投身到主題性創作當中時，并不僅僅是為了完成一件任務，而是充滿了真情實感并且帶有高度的責任心與使命感。因此，單純的去強調“藝術本體”而否定主題內容的價值，甚至在突出題材時懷疑藝術家的創作真誠，無疑是偏激而片面的。

　　長期以來的親身經歷和冷靜思考，使得馮健親能夠更為整體客觀的看待藝術中存在著的辯證關系。進入到新時期之后，馮健親對于時代變遷、社會演進過程中的變化，一直進行著敏銳捕捉和深入思索，從《變遷》、《南湖春曉》到新世紀后創作的“軟實力”組畫，馮健親總是持之以恒的用畫筆記錄和呈現著時代變化所造就的印記。值得一提的是在對自然風光的表現過程中，馮健親首先關注的也并非形式語言的標新立異，而是通過對自然美的捕捉呈現贊美大好河山，進而傳播積極正面的價值觀和真善美藝術精神的正能量；事實上恰恰是在這種觀念的主導下，他也逐漸形成了富有自身特點的藝術語言——一種具有鮮明民族氣派的風格樣式和審美境界。新近創作的《天路》一畫，馮健親的靈感來源于其收看的一部紀錄片，其中高原公路的勝景激發了他表現當下中國輝煌建設成就的想法，而通過電視、網絡等媒介，馮健親完成了“深入生活”、搜集素材的工作——這一整套過程，所體現的恰恰也是新的時代特征。由此而言，如果沒有主題的確立、沒有對于當下藝術創作方式的新認知，更重要的，沒有思想和激情，那么類似這樣的作品根本無法實現；而馮健親的油畫創作，大多來自這樣的創作過程，是其真情流露和深思熟慮的產物。

　　馮健親不是一個沉迷于美學象牙塔中的形式主義者，有時他甚至會對當下藝術界對于形式的過度突出而深感憂慮。馮健親強調主題和內容，基于他對“價值”的執著——無論是當年“紅色繪畫”將革命歷史中鼓舞人心的崇高力量傳遞給觀眾，還是今天弘揚真善美的藝術作品所起到的積極作用，如果沒有了這些“價值”，藝術終將成為某種虛無之物。馮健親積極捕捉著時代的主題和歷史的脈搏，同時也尋求恰當的藝術形式作為主題內容的承載，事實上在他看來這二者從來都不是對立的。他所追尋的審美境界，是內容與形式的辯證統一體；而作為一個藝術家，其所應當承擔的是藝術本體開拓與社會價值建構的雙重責任——這一點早已成為馮健親堅定的藝術信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