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故鄉情，眷眷赤子心。第三屆江蘇發展大會將于5月20日召開，屆時來自全球各地的海內外江蘇兒女將相聚南京，共敘鄉情、共話發展。大會召開在即，與會嘉賓們通過各種方式對家鄉人說出心里話。

　　“我在上海工作生活了五十年。但一開口講話，還是地地道道的淮安口音！”撥通第三屆江蘇發展大會嘉賓熊月之的電話，鄉音、鄉情綿延。作為一位將“故鄉”攜帶在身的著名學者，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上海市文史館研究館員熊月之多年來研究歷史，研究上海，也從中找尋江蘇過去以及今天的發展“密碼”。

　　熊月之1949年出生于江蘇淮安，中學畢業后在上海當了5年兵。1977年，關閉了10年的高考考場重新開放，熊月之考入江蘇師范學院（蘇州大學前身），后在上海讀研、工作至今。曾任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國城市史研究會會長的他，在數十年的研究中發現，江蘇和上海有著“親密關系”。“我在研究江南文化的時候發現了一個非常突出的現象，‘上海人’絕大多數是江南人，其中三分之二為像我一樣的江蘇人，三分之一為浙江人。”這當然跟行政區劃的沿革有關，比如上海歷史上曾屬于江蘇省，1927年上海特別市成立，1958年江蘇的松江、青浦等10個縣又被劃到上海。但更重要的是，文脈上的“一脈相承”，使得兩地可以利用地緣相近、人文相親的優勢，在攜手中發展、壯大。

　　以近代為例，南通的張謇，無錫的榮氏，常州的劉國鈞、劉靖基……中國近代史上很多著名的民族工商企業，都是江蘇和上海聯動發展的產物。

　　“有的是辦兩個廠，一個廠在江蘇，一個廠在上海；有的是同一個廠，生產基地放在江蘇，市場研發在上海。”熊月之舉例說，劉國鈞、劉靖基創辦的大成紡織染公司采取的就是后一種模式。上海信息發達，了解國際形勢比較方便，也能夠及時買到國外先進的機器，聘請到比較好的專家，而將生產基地放在常州，則可以充分利用當地地價、勞動力相對低廉的特點。1930年至1937年在世界經濟蕭條、國內不少民營企業也受到波及倒閉的大背景下，大成紡織染公司卻從1個廠發展為4個廠，從200臺織機發展到2557臺，注冊資金更是在8年間增長了8倍。“那時候常駐上海的劉靖基幾乎每周都要回常州一次，與劉國鈞交流滬、常兩地市場情況。”

　　如此矚目的發展“奇跡”是如何締造的？熊月之認為，利用兩地差異、優勢互補是重要的原因。其中，除了學習國際先進的技術、經驗，將中國本土原有的生產要素進行有機組合外，借助本土文化，將“中國特色”發揚光大也是重中之重。

　　仍以大成公司為例，和當時的外資企業不同，大成公司對工人在工作上嚴格要求，但在生活中溫暖備至，甚至不惜巨資建公共禮堂、醫院、子弟學校等，用鄉土文化營造和諧的勞資關系。“20世紀30年代，社會上其他紗廠經常發生工潮，而大成紗廠從未發生過工潮。這是大成管理成功的重要標志。”熊月之說。

　　從民營企業家的“自發”，到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的“自覺”，在熊月之看來，激發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在潛力至關重要。

　　雖然在上海工作，但熊月之一直心系家鄉的發展，不僅目睹家鄉淮安日新月異的變化，也在江蘇舉辦的江南文脈論壇等活動中，從歷史入手為江蘇發展建言。奔波兩地，他最大的感受就是，江蘇和上海的地緣相近、人文相親。其中最顯性的表現就是蘇錫常人的口音和飲食習慣與上海人相差并不大，而上海開放、創新、包容的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放在江蘇身上似乎也完全合適。“如果說城市的行政建立是地上的井，那么歷史文脈像地下的水一樣，是緊緊相連、割不斷的。從長三角一體化的角度來看江蘇文脈，我覺得這些既是過去的東西，也會對今天有所啟發。” 

陳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