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其實,在江南比“煙雨樓臺”更多的是書場。書場散落在江南的村廟橋浜,滲透進鄉土的毛細血管。
早就聽說無錫山泉村有一家書場,設計裝修一例模仿蘇州的光裕書廳。山泉是富裕村,裝潢不妨“豪華”。但是,書場演出怎樣?上座如何?我很想一探究竟。說來也巧,走進山泉村的時候,正趕上說書散場。聽書的老人,從書場里涌出來擋住了我們的路。引領我們參觀的村書記李全興沒有讓開,他笑臉盈盈地朝兩位最年長的“老姊妹”迎上去。兩位老人都90開外了,走路還穩穩當當,只是背有些弓。李全興彎下腰,肩胛和老人一樣高。我聽他用“山泉話”大聲問:“今天說什么書?好聽嗎?”老人笑得特別燦爛:“《王老虎搶親》——白相相呀。”那口氣不像對村書記說話,倒像和自家的老兒子打趣。聽書的,多是老人。和他們的上一輩不同,他們是離開了土地的江南老聽客。
李全興繼續帶我們參觀,我們要去看看書場,看看說書人。書場就設在村文化活動中心的三樓,一眼望去,布局果然如蘇州光裕的扇形書廳,雅致,舒暢。說書先生剛下書臺,似乎還沒有走出表演狀態。他告訴我們,他們一檔演員來自常熟市評彈團,《王老虎搶親》是他們的看家書。他還說,在山泉說書有互動、受尊重,說書先生都愿意到這里來跑碼頭。聽到這里,我覺察出李全興會心地一笑。
下樓的時候,他告訴我們一件往事。那是數年前,他和說書先生的一次“幕后策劃”。當年,山泉新村拔地而起,村莊面貌煥然一新。可是,住進了新樓房的農民一時還改不了舊習慣。亂丟垃圾者有之,隨地吐痰者有之,污染河道者有之,口吐臟話者有之,村里嘗試了許多辦法,似乎并不管用。有一次,蘇州的評彈名家來山泉奏藝,大受村民歡迎。李全興忽然想起何不借說書先生之口來做“思想工作”?他和說書先生“合謀”,在正書“落回”,村民意猶未盡時,給大家奉送一支開篇。說書先生先揚后抑,先是大大表揚了一番山泉村,繼而撥弦轉調,這樣唱道:“我幾次來到咱村莊,每每看到有人小便在路旁,常常聽到粗話臟話在飛揚,還有是,煙頭亂丟在地上,垃圾亂倒不入箱。更不該,齷齪拖把河里洗漿,清澈河水不再清爽。你們說,這些行為像不像樣?大家講,村民同志要不要提高素養?”李全興說,這支開篇還真有效果,臺下的聽眾漸漸開竅了,領悟了,轉變了。
在江南,說書向來被稱為“高臺教化”,說書人的職責是“勸孝悌,醒愚蒙”,江南百姓的倫理道德基本上都得自評彈的教育。“彈動絲弦拍動木,霎時躋滿說書場”。山泉逢說書,令我欣喜。在這里,不僅數百年來品茗聽書的生活常態依然日日重演,而且書場說書依然在教育感化著江南百姓,融合在鄉土江南的鄉村肌理中,生生不息,綿延不絕。
如果說書場聽書是江南慣見的舊生活,那么,圖書館讀書就是這幾年涌現出的新場景。山泉也有一座圖書館,那是村民的公共“書房”。領我們參觀圖書館,李全興的腳步很輕快。鄉村書房好像是他一手撫養長大的孩子,更多了一份疼愛。書場很“古典”,書房卻很“現代”。閱覽室明梁見架的裝修,是流行的“工業風”。四圍百葉窗環繞,書桌上都安裝著柔光臺燈,自有一種書香靜謐的氛圍。書房的藏書量在7000冊左右,我留心看了一下,各個門類的書都有,以文學類最多。書房的另一個“身份”是江陰市圖書館山泉分館,藏書可以在全市通借通還,這保證了圖書的流動循環。
我們最關心的還是書房的“使用率”。有人來看書嗎?如果有,又是哪些人?李全興給我們一一道來:使用最多的是寒暑假期間的孩子們,他們來書房讀書,也來做作業。還有在山泉村務工的外地年輕人,他們也喜歡這方天地。老年人來書房,則是讀報的多。隨著李全興的講述,書房一角的一塊軟木板吸引了我。上面釘著各色各樣的紙片,都是造訪書房的讀者寫下的感言。湊近看,有不少是3月份剛剛寫下的。寫這些感言的,有普通村民,有客地游子,有文藝青年,有讀書少年……這些文字不僅是讀書后的感想,更多的是走進書房靜讀凝思后的感悟。他們在書房讀書,其實也是在讀山泉,讀生活,讀家國,讀人生。文字未必老練,意義卻非同尋常。
一位即將大專畢業的學子,幼年曾遭遇過家庭的不幸,她在讀了一篇勵志文章后,寫下了這樣的話:“成長不會總是絢麗多彩,成長的路并不平坦,成長之中有酸、甜、苦、辣的交集,但我堅信人世間的酸、甜、苦、辣我都嘗盡之后,終究會苦盡甘來!”一位歸鄉的游子,闊別家鄉數年后回到山泉村,他動情地寫道:“每個江南游子的心中都有著一個柔軟的地方,那就是夢里的杏花煙雨、墟里鄉村。”而更牽動他情懷的是,“安靜的山泉圖書館在夜色中閃動著知識的光芒。”讀過書的孩子,仿佛洗亮了雙眸。當他們走出書房,便能學著用審美的眼睛諦視周遭的一切,在平常的生活中獲得意外的驚喜,這是一位孩子筆下的山泉春色:“這時,我發現每根草尖上都有一顆七彩珍珠似的東西。我俯下身子仔細觀察:哦!原來是顆顆露珠綴在葉尖上,更顯出了它那奇光異彩。”
其實,我不用再來引用。這些從心底流淌出來的字字句句,足以證明山泉的書房不僅用起來了,而且用得很“走心”。村民們把書房當做了自己的心靈家園,而書房也同書場一樣,融進了鄉土江南,融進了村民的精神生活,與鄉村一道蓬勃生長。
江陰是“蘇南模式”的發源地之一,山泉村的變革可以追溯到改革開放初期。親身考察了“蘇南模式”,親眼目睹了江南經濟的騰飛之后,費孝通先生進而追問“富了之后怎么辦?”比費孝通更早一輩,無錫鄉賢錢穆先生也曾為變革后的鄉土江南尋找文化的出路。在擁有書場和書房的山泉村,我們看到了一幅生機盎然的江南畫卷,人們在傳統與當代、延續與轉化、守護與變革的協奏中書寫歷史,人們在以自己的文化創造回答著兩位老人的殷殷關切。
活在鄉土中的文化,是起點,也是終點。山泉是這樣,江南是這樣,整個中國也是這樣。
(本文作者潘訊系江蘇省文聯網絡文藝傳播部主任、省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江蘇省藝術評論學會曲藝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