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錢穆嘗言：“宋學精神，厥有兩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創通經義，而精神之所寄則在書院。”書院承載了宋人接續道統、重建學統、清整政統的情懷與使命。宋代書院之興，如《宋史》所言，始于晏殊邀范仲淹掌學應天書院。范仲淹不僅將應天書院塑造成為天下書院之典范，而且力倡地方興學、推動教育改革，其所教導、提攜的人才或在齊魯創辦書院，發理學先聲，或在蘇湖創新教法，肇分科端緒，深刻影響中國古代教育體系數百年。前瞻的教育思想與實踐使范仲淹成為宋代書院和教育繁興的“第一人”。

　　掌學應天：

　　倡明道通理，創書院典范

　　宋末元初牟巘《義學記》言：“宋時天下有四書院，應天府書院為首。”在應天書院成為天下書院典范的歷程中，范仲淹居功甚偉。從求學于此到掌學于茲，范仲淹與應天書院書寫了相互成就的佳話。

　　公元1011年，22歲的范仲淹辭別故里淄州長山（今山東鄒平），前往應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學應天書院。這座始于五代后晉的私學，剛于兩年前造舍聚書、招生復學，并獲賜朝廷匾額。因繼父“既加養育，復勤訓導”而在少時留下“劃粥斷齏”“書臺夜雨”等苦讀佳話的范仲淹，如今更是珍視機會發憤苦讀，“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終至“大通六經”，四年后舉進士，開始仕宦生涯。

　　十年之后，范仲淹再次來到應天書院，這次他換了身份。公元1026年，范仲淹丁母憂寓居應天，受時任知府晏殊邀請，出掌應天書院。此間所作《南京書院題名記》（應天府公元1014年升南京，應天書院又稱南京書院）集中反映了范仲淹的教育改革思想與實踐：教學理念上經、文并重，主張講議乎經、詠思乎文，經以明道、文以通理；教學內容上博約相濟，主張通《易》之神明、得《詩》之風化、洞《春秋》褒貶之法、達禮樂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書、博涉九流百家之說；教學目標上不唯科第，既培養“有憂天下之心”的卿大夫，也培養“能樂古人之道”的鄉先生；教學制度上嚴立規矩，“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范仲淹“常宿學中，訓督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給學生出題必先作答，以準確把握難易和效果。一時間，求學者云集。書院培養了大批能臣大儒，“宋人以文學有聲名于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公元1043年，書院升國子監，后屢建屢廢。2003年啟動原址復建。

　　掌學應天書院前后，范仲淹的教育思想不斷成熟，這背后是對當時文風、學風、考風、政風之弊的深刻洞察。在公元1025年的《奏上時務書》中，范仲淹針對“修辭者不求大才，明經者不問大旨”等積弊，條陳救文弊、復武舉、重科第、革賞延等舉措，其在書院倡經以明道、文以通理正對此而言。公元1027年又作《上執政書》，進一步強調慎選舉、敦教育，主張考試“先策論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觀其全才”“先于都督之郡，復其學校之制”。公元1030年又兩次上書晏殊，闡述“宗經、勸學、育材、善國”的體系化教育思想，主張培養明經籍之旨、練王霸之術的人才。這些思想后在“慶歷新政”中皆有體現。

　　蔭及齊魯：

　　興泰山徂徠，發理學先聲

　　按《宋元學案》，“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為之先河”，這不是很準確。泰山學派孫復、石介與安定學派胡瑗確對宋學尤其是理學影響甚巨，并以“宋初三先生”名世，但若溯流探源則可至范仲淹。正是在范仲淹的教導、提攜與影響下，兩學派才得以興起。泰山學派的活動主要依托泰山書院與徂徠書院。

　　據宋人魏泰《東軒筆錄》，范仲淹掌學應天書院期間，一位孫秀才連續兩年謁見求助，范仲淹皆慷慨解囊，第二次贈錢時得知其家中有母親需要贍養，便將其留在書院工作，每月給錢三千。范仲淹教孫秀才《春秋》學，“孫生篤學，不舍晝夜，行復修謹，公甚愛之”，孫秀才便是泰山學派主要開創者孫復。泰山學派另一開創者石介也曾受范仲淹教導與提攜。公元1027年，石介從故里兗州奉符（今山東新泰）赴應天書院求學，此時正是范仲淹掌學。石介“固窮苦學，世無比者”，頗有范仲淹少時堅毅之姿，時人王瀆聽聞其窮困，贈其美食，石介則恐“朝饗膏粱，暮厭粗糲”堅拒不受，苦學三年后進士及第。

　　在范仲淹興學思想影響下，石介與多次科考未第的孫復于公元1035年前往泰山，籌辦書院。書院初期較為簡陋，后在岱廟東南隅建成新館，取名信道堂。岱廟擴建，書院又遷往凌漢峰下，始稱泰山書院。石介邀孫復掌學，并以其為師，人稱孫復泰山先生。孫復延續了從學于范仲淹時的研究旨趣，主要教研《春秋》學。此間，石介繼母、父親先后去世，其丁憂期間又在泰山支脈徂徠山創辦徂徠書院，與泰山書院遙相呼應。這一時期石介主要教研《易》學，人稱徂徠先生。至公元1042年孫復與石介在范仲淹等人舉薦下赴京任職，七八年間兩座書院為齊魯大地培養了一大批人才。南宋范成大曾將徂徠書院與金山、岳麓、石鼓等書院并稱天下四大書院。

　　范仲淹不僅間接影響了泰山、徂徠二書院的創辦和泰山學派的締結，還深刻影響了書院的學術旨趣和學風。范仲淹泛通《六經》尤長于《易》、孫復精研《春秋》并撰《春秋尊王發微》、石介精研《周易》并撰《易解》等，皆受其“宗經”理念影響。范仲淹“宗經”又不迷信傳注，《說春秋序》即直指《春秋》三傳之不足，孫復信中亦提及范仲淹“病注說之亂六經”。泰山學派繼承發揚了“疑惑傳注”精神，如孫復將傳統《春秋》學中“一字褒貶”的“春秋筆法”解釋成“有貶無褒”，石介亦批評鄭玄注《禮記·文王世子》“文王以憂勤損壽”之說。從重傳注向重義理的轉變，成為理學發生的重要前奏。

　　立學江浙：

　　推蘇湖教法，開分科先河

　　范仲淹不僅將應天書院塑造成為天下書院之典范，影響、帶動了各地書院的勃興，而且力推地方興學和教育改革，奠定了之后數百年中國地方教育體系的基礎。

　　公元1034年，45歲的范仲淹因“治水有緒”知蘇州，這里是其生父的故鄉。次年，治水濟困之余，范仲淹奏請設立蘇州郡學，得南園之地筑室招生。范仲淹先是致信學生孫復，邀他前往“講貫經籍，教育人材”，后又力邀孫復的同學胡瑗。此時胡瑗正在吳中教授經術，范仲淹“愛而敬之，聘為蘇州教授”，從學者甚眾。次年，范仲淹黜知饒州（今江西鄱陽），遷建饒州郡學，“生徒浸盛”。又次年，范仲淹徙知潤州（今江蘇鎮江），又建潤州郡學，力邀李覯前往執教。再次年，范仲淹徙知越州（今浙江紹興），再次邀請李覯，李覯于公元1040年“往越州赴范高平公招”。范仲淹每到一地，必興學育人，并力邀其生徒門人前往執教，為多地地方教育奠定了基礎，地方興學在慶歷年間成為“新政”的重要內容。

　　范仲淹所興辦或帶動興辦的地方學校，尤以蘇州與湖州最有特色，概因他所重用的人才胡瑗在這兩地創新了教法，史稱“蘇湖教法”。胡瑗弟子劉彝答宋神宗問時，將胡瑗的教學理念總結概括為“明體達用之學”：“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這與范仲淹經以明道、文以通理、經世致用等主張一脈相承。在具體的教學方法上，“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尤以立“經義”“治事”二齋影響最大，經義齋“選擇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講明《六經》”，治事齋“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講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歷以明數是也”，開古代分科教學之先河。

　　在范仲淹的推動下，“慶歷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同時在京師建太學，令人下湖州取胡瑗的“蘇湖教法”為太學法，并推廣至全國各地。盡管“慶歷新政”很快夭折，但范仲淹及其生徒門人在創辦書院、地方興學、改革教育、扭轉學風等方面的思考與探索，深刻影響了中國社會數百年，也成為世界教育史上的寶貴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