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 貽 芬 芳

　　——紀念吳貽芳先生誕辰130周年

　　周和平

　　一

　　著名作家冰心在紀念吳貽芳的文章里《一代的崇高的女性》中寫道：

　　“我沒有當過吳貽芳先生的學生，但在我的心靈深處，總是供養著我敬佩的老師——吳貽芳先生。”

　　（吳貽芳校長（一九二八年））

　　30多年前，第一次讀到冰心老人的這篇回憶文章，就為冰心老人真摯的感情所打動。同時作為民進中央副主席的兩位歷史老人，同樣的西學背景，同樣也是各自領域的杰出人物，這種感情難得而且珍貴。

　　作為中國杰出的教育家和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吳貽芳在國際國內享有廣泛而持久的聲譽，至今，仍然是中國人、中國婦女的光榮。例如：

　　她執掌金女大校務長達23年，將一個教會女子學校辦成民國時期最負盛名的一流女子大學 ；

　　她是抗戰時期統一戰線組織國民參政會主席團主席中唯一的女性，而且連任三屆；

　　她是赴美宣傳中國抗戰情況的“六教授訪美團” 中唯一的女教授；

　　她是中國參加聯合國制憲大會的唯一的女代表，也是第一位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的女代表；

　　她曾經兩次辭去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的提議；

　　她是江蘇省第一位女副省長……

　　在回顧她不凡的人生經歷時，我還想起了冰心那首著名的詩：

　　“成功的花，

　　人們只驚羨她現時的明艷!

　　然而當初她的芽兒，

　　浸透了奮斗的淚泉，

　　灑遍了犧牲的血雨。”

　　我仿佛覺得這首詩是專門為吳貽芳而寫的。

　　（一九0七年，吳貽芳全家與陳叔通兄弟二人的合影。前排左起，吳貽芳的父親、妹妹、母親、祖母，陳叔通的二兄陳仲恕、陳叔通。后排左起：吳貽芳、姊、兄。）

　　某次，我曾經和幾位文化界的知名人士談起了吳貽芳。我告訴他們，在吳貽芳16歲時，她父親吳守訓就在長江上投江而去，過了兩年，在短短的一個月中，她的哥哥吳貽榘因對前途無望投吳淞江而歿，病中的媽媽朱詩閣在絕望中離世，在為媽媽守靈的當晚，她的姐姐吳貽芬竟投寰棄世……不幸如影相隨，一直到了她擔任金女大校長4年后的1933年，她唯一的妹妹吳貽荃竟離奇失蹤。

　　當我講完這些以后，現場是久久的沉默和長長的嘆息。

　　就是這樣一位女性， 當人生的種種不幸全部集中到她一個人身上時，她痛不欲生，她絕望，她想告別這痛苦的人世。是姨夫陳叔通挽救了她，不僅是生命，更是靈魂，讓她看到了自己的責任，對家人，對社會。這無疑是一次鳳凰涅槃。

　　但是，這種傷痛伴隨了她一生。她選擇了信仰宗教，但她無法忘卻，也無法逃避。今天我們研究她的終生獨身的原因、她事業成功的動因、她沉靜內斂性格的形成 ，等等，家庭的這種大不幸，應該是不能回避的重要因素。

　　這樣的傷痛是永遠無法撫平的。

　　1922年，她的祖母去世，她說，我從此沒有了直系親屬。

　　1933年，她唯一的妹妹吳貽荃失蹤以后，她曾經很長時間陷入深深的自責之中，并想盡一切辦法尋找，但一直杳無音信。

　　1944年12月21日，吳宓在日記中寫道：“上午探陳寅恪病，甚有起色。戒宓勿以吳貽榘事作小說，因吳貽芳病，恐其傷心。”

　　此時已經離吳貽芳的哥哥吳貽榘棄世30余年， 陳寅恪仍然怕引起吳貽芳的傷心，可見吳貽芳痛苦之深、之劇。

　　直到1963年夏天，陳叔通在北戴河把當時幫助處理她父親遺留事情和尋找她妹妹的的經過詳細告訴了她，她心里才稍稍平復。

　　（一九六三年夏天，吳貽芳（左一）和陳叔通（右一）及其家人在北戴河療養）

　　1985年11月10日她去世后，按照她生前的遺愿，她的骨灰撒入長江，她要去與親人們團聚。

　　　　二

　　在吳貽芳93年的人生歷程中，執掌金陵女子大學無疑是最為輝煌的一頁。

　　1928年11月3日，在金女大100號樓，從美國回來履新不久的吳貽芳在這里參加就職儀式，一起參加的還有蔣介石新婚不到一年的夫人宋美齡以及教育部部長的代表等。

　　（一九二八年，吳貽芳在密歇根大學獲博士學位）

　　歷史往往在偶然和必然之間前行，選擇吳貽芳擔任金女大校長也是如此。當時的大背景是北伐以后要收回教育權，作為美國教會所辦的金女大也在其內。但當時的校長德本康夫人推薦的是另外一位也是畢業于金女大的學生郝映青，而生物系主任黎富士卻堅持推薦吳貽芳，后來因為郝映青同樣在美國學習，要比吳貽芳稍晚一些畢業，而且擔任金女大董事會主席的徐亦蓁也支持由吳貽芳擔任，黎富士的推薦成功了。為此黎富士失去了回國接受一筆遺產的時機，損失了20多萬美元，對此，她并不在意。在為金女大服務26年后，黎富士回美國創辦了金女大海外基金會，在為金女大學生服務的房間中，一直掛著吳貽芳的照片。

　　（一九二八年，吳貽芳就任金女大校長）

　　金女大的校訓是“厚生”——它來自《圣經》中的一句話：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豐盛。

　　作為由美國教會創辦的大學，開辦之初，不可避免地會帶上濃厚的宗教色彩。但經過屢次的反宗教運動，加上教育主權收回后，教育行政部門對學校登記的規定和限制，使原來教會學校的辦學宗旨有了新的變化。金女大在重新注冊中，校董會要求保留基督教宣教的堅持開始瓦解，吳貽芳因勢利導，對原來的辦學宗旨進行了新的闡釋。這實際上在她就職儀式的演講中，已經表示了自己的看法：現在辦學，就是要造就女界領袖，為社會之用；就是培養人才，從事中國的各種工作。吳貽芳成功地將基督教的教義同中國傳統文化相互交融和嫁接，愛國和為國家培養人才成為其主要目標。

　　（一九三六年金陵女大校慶日，吳貽芳與校友們在一起。前排左三為吳貽芳）

　　吳貽芳的理想是要建立一所面向世界的大學，以讓中國女子受到最好的教育。她本人是具有這方面的才能的。作為金女大第一屆畢業生，她對金女大有著很深的感情，了解也是透徹的。前校長康本德夫人說：“這些年來，她一直和金陵（女大）保持著相當密切的聯系。無論就人格來講還是就職業訓練來講，她都非常適合作領導工作，雖然她自己覺得更適合從事教學”。同時，她曾經有過兩次任教的經歷，其中大學畢業以后，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做了三年的英語老師，并擔任過英語部的主任。作為一位留美博士，在回國前，她對美國的教育曾經進行了認真的考察。這些都為她日后展示才能，使金女大成為一所知名大學，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一九三四年，蔣介石、宋美齡夫婦來金女大參加畢業典禮。右起：蔣介石、宋美齡、吳貽芳、馬吉牧師）

　　吳貽芳在接手金女大時，學校已經開辦了15年。學校運用美國女子大學的成功經驗，強調對中國文化的尊重，使它有著良好的聲譽，這些有賴于校長德本康夫人和她的團隊的篳路藍縷，披荊斬棘。吳貽芳同樣需要一支團隊，而且她形成了一個非常好的團隊，這是她的強大人格魅力的成功體現。這支團隊，絕大部分是女性，中國和外國的都有。正是她們，以專業、服務和獻身精神，為中國女子教育事業嘔心瀝血，備嘗艱辛，共同譜寫了中國女子教育的“金陵精神”。

　　吳貽芳在她的晚年，曾經非常深情地回憶起這些師友。金女大第一任校長德本康夫人是美國霍利奧克學院文學博士，早年隨丈夫來中國學習中文并在教會工作，后來因丈夫生病又回到美國，在丈夫病逝后，她重新來到中國，1913年開始擔任第一任金女大校長。1928 年辭職后她繼續留在學校，主要精力用在完成校舍建筑，不再插手校務。她在金女大服務30年，后來和蔡路德共同出版了《金陵女子大學》一書，里面對吳貽芳有很高的評價。歷史系主任師以法教授來自英國，她在金女大任教28年，分文未取，還自費在校園建造了宿舍。創辦化學系的蔡路德教授，到金女大任教時只有23歲，服務時間長達34年。還有來自加拿大的英語系主任克馥蘭等等。現在廣為人們熟悉的魏特琳女士，她的中文名字叫華群。她1911年不顧親友的勸阻來中國從事教育事業。在金女大，她不僅是一個非常負責的教務主任，更是一位充滿愛心的國際友人。她在日軍侵占南京時主動留守校園，保護了上萬婦孺，自己卻因心力交瘁患上了精神分裂癥，1941年5月14日在美國自殺身亡。她在遺言中說：我如果有兩個生命，仍愿為中國人服務。

　　（魏特琳（華群）與康本德夫人（右））

　　中國教授雖然人數不多，但他們同樣是非常出色的一群。陳中凡、李國鼎、吳組緗、劉開榮、張薌蘭、吳懋儀、劉恩蘭……陳中凡是教育部特聘教授，他不僅學識淵博，而且思想開明。訓導主任張薌蘭，在美國獲得哲學、心理學兩個博士學位，她不僅是吳貽芳工作上的得力助手，而且具有強烈的愛國之心，現在我們還可以看到她在街頭宣傳抗戰的珍貴圖像。劉恩蘭從金女大畢業以后，到美國獲得了碩士學位，又回到金女大創辦了地理系，后來又到牛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在抗日烽火中克服重重困難，再次回到母校任教，1978年她被任命為國家海洋局顧問。被稱為臺灣“科教之父”的李國鼎，30年代也曾在金女大任教，直至晚年回憶起金女大時，依然懷有很深的感情……

　　（一九三二年，吳貽芳與金陵女大全體教職員合影，前排左起第六人為吳貽芳）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是吳貽芳的同時代人，被稱為清華大學終身校長的梅貽琦的名言。 吳貽芳正是這樣的大師，前面提到的和更多的沒有提到的這些老師們，他們用愛心點亮希望之光，鋪就成才之路，抵御驟雨狂風，傳揚科學文明，他們也是名副其實的大師。

　　三

　　1928年擔任金女大校長時，吳貽芳35歲。1952年離任時，她59歲。

　　執掌校務23年，這在中國的大學校長中很是難得，在女子大學校長中更是絕無僅有，這可以看做是一個奇跡。但更讓人敬佩的是她把這樣一所規模不大（在校學生最多時只有480人），而且師資、設備等等都不能和其他公辦或教會辦的名牌大學相抗衡的女子大學，辦成了一所卓有聲譽的學校，培養出一批批優秀人才，其影響至今綿延不絕。

　　（一九三六年校慶日，吳貽芳與司徒雷登合影）

　　著名教育學家章開沅認為，“在人們的心目中，一所名校往往與一位或幾位校長的名字緊緊聯系在一起，如北京大學與蔡元培，清華大學與梅貽琦，南開大學與張伯苓，浙江大學與竺可楨，金陵大學與陳裕光，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與吳貽芳，等等。”

　　章先生所提及的，金女大是唯一一所女子大學，吳貽芳是唯一一位女性校長。

　　吳貽芳的教育思想中，非常突出的就是要為國家民族和社會培養有用的人才，要求學生要有對于國家和社會的服務精神。這和體現了基督教精神的校訓——“厚生”精神是一致的，而且在女子教育，尤其是女子高等教育還只是小眾化的“貴族式教育”的情況下，是顯示其特殊存在作用的價值選擇。

　　我們可以想見，為了實現這樣的理想，一介女流，在男權社會里，在公辦大學的強勢面前，尤其是難以放得下一張書桌的頻仍戰亂中，她需要承受多大的壓力，需要多大的勇氣？這不僅僅需要殫精竭慮革故鼎新的努力，更需要有一個堅強而高貴的靈魂。

　　（金女大開展的社會服務活動）

　　吳貽芳有她的堅守。基督教的博雅教育，以及它注重科學、重視民主等等，都會在她的教育實踐中得到完整的體現和保存。但是，堅守不是守成，更不是茍且，如果這樣，這就不是吳貽芳，也不會有金女大。

　　她重視學生的人格教育。她的人格教育，最為核心的就是要求學生不僅要有知識有本領，這是服務社會的必要條件，同時需要有德智體美的并舉，即培養完整全面發展的人才，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心智健全的人。所以，金女大的校園文化和她的社會實踐都是她的一個特色。尤其是國難當頭，她們沒有選擇逃避，而是勇敢地迎上前去，參加宣傳、募捐、救護等救亡活動。學校沒有成為所謂象牙塔，在抗戰中和戰后學校分別在成都華西壩和南京淳化鎮開展的鄉村服務，以及針對行為異常兒童開展的福利服務等等，都是校史中閃光的一頁。

　　她要營造一個美麗的世界。在這里，每一個人都會感受到愛，感受到自己的價值，有自己健全的人格，健康的體魄，健美的形象，以致直到今天，三十年代金女大學生的舞蹈、體操和游戲的留影，成為那個時代的一道，美麗風景。我見過的金女大的學生們，不管她們年輕年老，不管生活在異國他鄉還是祖國故土，不管經歷過多少困苦磨難，她們始終保持著讓人羨慕和敬仰的教養和優雅。她們是中國知識婦女傳統和現代完美結合的一群代表，她們身上高貴的氣質和高雅的風度， 始終是金女大精神中的重要部分。

　　吳貽芳具有世界眼光，她在教育制度和教育內容以及方法上，都有與世界接軌的改革意識。包括學生的嚴進嚴出，也包括教育學作為所有學生的必修課，建立實驗中學，試行學分制，學生要寫畢業論文等等，都顯示了她的識見和眼光。解放后很長一段時間，曾經把金女大的家政系作為金女大是培養官太太的貴族學校的例證，當我們得知家政系創辦于抗戰中，而且畢業生多在醫院任營養師或在托兒所、幼兒園、中小學工作時，我們應該承認我們的無知和短視。為了學生有完備的知識和本領，吳貽芳十分注意形成自己的辦學特色，她列為首位的是，知識面廣，也就是所謂的通才教育，文理滲透，主、輔修并行。重視基礎知識，重視外語教學，重視社會實踐。有學者將其教育目標概括為“學重中西，文理兼修，四育并舉”。

　　（一九三八年的一群女學士）

　　金女大前后辦學近40年，先后有1000名學生畢業。這個數字，今天對任何一所高校來說，都是不足為奇的，但在那個時代，又是女子高等教育，是多么的不容易。更何況，金女大的影響，以及學生的成才率，為社會所作的貢獻，更是不同凡響。金女大學生中有許多成就卓著的人，其中有將軍，有院士，有教育家、音樂家等等，他們不但在祖國內地，而且在臺港澳和海外為母校為祖國贏得了聲譽，這是金女大的驕傲。

　　曾在金女大任教的穆斯曼博士1981年給吳貽芳的一封信認為，金女大學生中許多人對國家、對社會有強烈的獻身精神，希望學得有用的知識，畢業后能為當時苦難中的國家和人民服務。吳貽芳曾經幾次引用過這段話。1982年，她在給校友的一封信里說：“校友們在教育、醫療、社會服務、科學研究等方面，一向勤勤懇懇，有高度的責任心，能與同事合作共事，因而得到了社會好評。”

　　吳貽芳為有成就卓著的高足而欣慰，同樣為有更多的平凡而努力的學生而欣慰。

　　四

　　作為中國最著名的女子大學的校長，吳貽芳也是一位杰出的社會活動家。和前面提到的幾位著名大學校長一樣，都是當時政治舞臺上的風云人物。

　　（一九四五年，吳貽芳參加聯合國制憲會議的一組照片）

　　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寫吳貽芳的時候，曾經認為，是抗日戰爭把吳貽芳推上了政治舞臺，現在看來，此說并不十分準確。應該是，當吳貽芳當上金女大校長時，她便同時也登上了政治舞臺。學校的發展，需要與政府及社會各界保持廣泛的聯系，而宋美齡參加她的就職典禮就是一個證明。從最初的平息金女大重新注冊登記的風波，到頂住兩次并校，完成學校西遷，抗戰勝利后學校的迅速恢復等等，無不顯示她的過人的領導才能。德本康夫人和蔡路德認為,吳貽芳“積極參與國內、國外其他各種組織的活動。凡是熟識吳博士的人都會意識到，金陵（女大）的成就在多大程度上應歸功于她在最為困難的年代富有能力的忠實的領導。金陵(女大)在全中國所獲得的高度的重視在一定程度上也表達了人們對金陵校長的尊重的感情”。同時，政治舞臺上也需要她這樣有聲望有影響的人物，使她沒有可能離開政治。而這一切，都是為了學校，為了學生，為了民族大義。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國大”期間，宋美齡與女代表合影。前排右起第六人為吳貽芳，第七人為宋美齡）

　　當然，是抗日戰爭讓她身上的婦女領袖的特質得到迸發。前面我們提到的華群—— 魏特琳女士，她留下的南京淪陷時期的日記，成為非常珍貴的史料，同時可以看到吳貽芳當時的一些社會活動：

　　“我們的校長吳博士非常疲憊。這個夏天她沒有休息。目前，她是一個組織的執行委員會成員，該組織是由蔣夫人創建的，目的是向中央軍提供救援。這個委員會幾乎每天都開會，會議常常持續數小時。許多會議都由她主持。”（1937年8月10日 ）

　　“可憐的吳博士從下午2時到6時30分一直在開會，她開完會來到餐廳時看起來疲憊不堪。中國“全國婦女士兵救援會”（應為“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總會”——引者注）正在從事非常繁重的工作，其中相當一部分工作落到了吳博士的肩上。我不知道，她除了校長的職責外，怎能承擔這么多的工作。” （1937年 9月18日）

　　“吳博士整天與大約70人在城里游說，鼓勵人們認購“自由債券”。他們賣了大約5000美元的債券。今天一上午，她又從事同樣的工作。”（1937年11月15日）

　　《魏特琳日記》里詳細記載了吳貽芳那個時期的活動，包括許多次和宋美齡的會面、通信和餐聚，主題就是學校的保護、留守、搬遷和抗戰工作。在南京淪陷之前，作為應對和過渡，吳貽芳把學生先分散到上海、武漢和長沙等地繼續學習，并依然沒有忘記給她們以鼓勵和引導。1937年10月29日，她和魏特琳一起給長沙和武漢的師生發了電報：

　　“我們民族的抗戰向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全體成員提出了挑戰，要求她們積極地追求豐富的生活，無私地奉獻自己的一切。”

　　學校最后在成都華西壩安頓下來，這是借的華西大學的校舍，后來又建設了簡易的宿舍和實驗室，直到1946年抗戰勝利復員返校。

　　也在這段時間，吳貽芳在國際國內政治舞臺上大放異彩。她被遴選為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成立的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以后又擔任參政會主席團主席之一。 1 943年，為了讓美國人民了解中國的抗戰，也為了配合宋美齡的訪美活動，遴選了六位著名教授組團赴美，以民間身份宣傳中國的抗戰，吳貽芳是其中唯一的女性教授。抗戰勝利前夕，她又作為中國代表團唯一的女代表，在聯合國憲章上，莊重地簽下了自己的名字。作為中國基督教組織、教育界、婦女界的領袖人物，吳貽芳在國際國內享有很高的聲譽。

　　隨著中國革命勝利步伐的臨近，中國的知識界面臨何去何從的抉擇，吳貽芳，選擇留了下來。

　　（一九五0年，吳貽芳在首屆高等教育工作會議上）

　　新中國建立以后，中國進入了一個天翻地覆的新的時代，和其他知識分子一樣，吳貽芳也會有迷惘失落和痛苦，這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必然要經歷的一次痛苦蛻變。共產黨沒有忘記她。她作為無黨派人士，參加了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參加了開國大典。這時候，她感到的不僅僅是一種榮譽，一種對自己的尊重，更多的是一種信任，一種責任。黨還為她提供了更大更寬廣的舞臺，她先后擔任江蘇省教育廳廳長，副省長。吳貽芳以她一貫的風格，堅定踏實地為教育事業的發展辛勤勞作。

　　（副省長吳貽芳在辦公）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吳貽芳（右一）訪問日本）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經歷了“文革”磨難的吳貽芳，重新煥發了青春，她再次當選為江蘇省副省長，繼續為祖國的教育事業，為下一代的健康成長盡心操勞。

　　1979年，吳貽芳獲得她的母校——美國密歇根大學校友會頒發的“智慧女神獎”。其時，她已經86歲。她不顧高齡，在學生黃續漢陪同下，遠涉重洋，來到美國。這距離她上一次去美國已經30多年了。在隆重熱烈的授獎儀式上，校長史密斯贊譽吳貽芳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進步的女政治家”。在美國兩個月，她去了8個城市，見到了許多她日夜牽掛的學生，拜望了許多老朋友，回到北京后，受到了鄧穎超、康克清的親切接見。

　　（一九七五年四月，吳貽芳回母校接受“智慧女神獎” ）

　　（一九七九年六月，吳貽芳在美國紐約參加金女大旅美校友會雙周年會）

　　以后，她又擔任民進中央副主席、全國婦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等職務，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吳貽芳在中國民主促進會第五次代表大會上講話（左起：吳貽芳、趙樸初、周建人、葉圣陶）

　　五

　　我第一次見到吳貽芳，是在1982年的上半年。雖然當時她已經近90歲，但是仍然舉止得體，儀態莊重，進退有度，思路清晰，讓人心生敬意。

　　吳貽芳特有的這種高貴典雅而又樸實無華的氣質， 曾經廣獲好評，在舊中國連最挑剔的記者也不吝筆墨地稱贊。有人評價她有著與生俱來的“貴族氣”，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她出生在一個官紳家庭，從小學開始，就在包括景海、振華和金女大等名校讀書，以后又到美國留學多年，這些當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時，家庭遭受變故后，她的宗教信仰，尤其是姨夫陳叔通對她的性格和氣質的影響至關重要。

　　（一九四七年吳貽芳與老師就餐）

　　她有著堅韌不屈的性格。她經受了常人無法忍受的苦難，可貴的是她從苦難中走了出來，站了起來。在她執掌金女大以后，又經歷了包括戰爭在內的種種危機，她沒有慌亂沒有氣餒沒有退卻，以她特有的堅韌和超人的藝術，從容應對，一一化解。

　　她不矯情，不做作，懂得變通和圓融，知道折中和妥協。“沒有舊中國某些知識分子中常見的那種‘迂’，也看不到舊中國留學生中有些人的那種‘浮’”。同時，她更是 一個有尊嚴有原則的人。1935年，她當選為中國基督教全國協進會執行委員會主席，在率團參加在印度召開的國際基督教協進會會議期間，她和其他中國代表一起，對日本教會代表賀川豐彥等人為日本侵略進行的狡辯，大義凜然地嚴詞批駁。她兩次辭任民國時代的教育部長，卻愿意擔任新中國一個省的教育廳廳長、副省長，顯示了她政治上的正確的選擇。

　　在她的身上，我同樣看到了她的憂郁。我們現在能夠見到的照片中，她笑的照片似乎少些，她的眼神中透出無法掩蓋的憂郁。

　　這是為什么？是她含蓄內斂的性格，是屢遭不幸的家庭留給她的苦痛，應該都有這些因素，但不完全是。人不能也不可能離開生存的環境，離開社會，我想，這和她所面對的社會的動蕩不安，時代的風云變幻，以及面臨的一個個接踵而至的難解之題、不解之謎都是相關的。當然，除了時代，除了身世，還有人性，這位以“厚生”為己任，充滿大愛之心的人，見識了太多的人性的泯滅、人性的沉淪、人性的無良，這些，讓她憂慮讓她思索讓她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寫吳貽芳，不能不寫她的獨身生活。有關她的一些傳記，尤其是一些文藝作品里，都寫了她的愛情。有的寫得離奇，有的寫得唯美，也有的有些荒誕。我想，只要是善意的，只要是美好的，我們都應該理解，因為這里不僅僅是作品的需要，也寄寓了人們對她的美好祝愿。

　　（金女大的文體活動）

　　可是，現實是冰冷的，吳貽芳沒有過愛情。在她自己的回憶材料中，以及對她眾多的親友和學生的采訪中，都沒有找到她的愛情經歷，沒有，一點也沒有。

　　不用失望，不用惋惜。 在那個時代，獨身在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中，并非鮮見。有反對女子單獨設立大學者，曾經以此作為根據，來否定設立女子大學的必要。確實，包括金女大的女老師和學生，獨身的不在少數，甚至成為一種風尚，成為一種生活方式，這是有據可稽的。

　　對吳貽芳，我們可以有更多的理解。親人的接連離去，讓她心中留下縷縷傷痕，回國擔任校長，已經是35歲，以后更是高處不勝寒。當然，還是她的侄女陳勵先說的有道理：她沒有遇到合適的人。

　　（吳貽芳與表弟陳嘉（右）、表弟媳黃友葵（左））

　　吳貽芳沒有愛情，但她鼓勵學生戀愛，金女大100號曾經安排過給學生約會的地方，她好多次給學生當證婚人。而且，她對于人們對她獨身的好奇，也會非常坦然。最有趣的一個例子是，一次學生在演話劇時，里面的臺詞是，吳校長嫁給了金女大。她在臺下聽了，微微地笑著。

　　沒有婚姻，她依然有幸福；沒有家庭，她并不缺少愛。直到她的晚年，她依然被濃濃的愛意包圍。這里，有來自各級組織和同志的關懷，更多的來自她的學生。辛勤自有回報，桃李滿天下的她，不管何時何地，都能感受到學生們的細心溫馨的呵護，她們永遠以校長為榮，永遠牽掛著自己敬愛的校長。人生若此，幸甚幸甚！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金陵女大校友到鼓樓醫院祝賀吳貽芳九十一壽辰）

　　她晚年輝煌，人生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

　　1984年1月，中共江蘇省委給她發出致敬信，贊譽她“以卓越的社會活動才能和在教育事業上的建樹，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 。

　　《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新華日報》先后發表長篇通訊，介紹她獻身教育、熱愛祖國的事跡。

　　1985年10月，在她病重期間，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全國婦聯主席康克清多次致電慰問，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習仲勛、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彭沖分別前往醫院看望。

　　（一九七八年中國婦女第四次代表大會期間，鄧穎超與吳貽芳親切交談）

　　（吳貽芳病重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習仲勛前來看望）

　　1985年，鄧小平為《吳貽芳紀念集》題寫書名。

　　1993年，江蘇省隆重舉行了吳貽芳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

　　吳貽芳并沒有離去，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她還在我們中間，依然那樣優雅從容淡定。

　　吳貽芳并沒有遠去，每當想起她，總給我們信心，總讓我們溫暖。

　　她會與我們同在同行，永貽芬芳！

　　（二0二三年春節根據本人原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