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文學愛好者來說，《重讀20世紀中國小說》值得一讀，因為這本書會拉著你走進文學深處；對于文科研究生或專業讀者來說，《重讀20世紀中國小說》更加值得一讀，因為它會引出不少學術爭議。

　　這本書的作者是許子東，浙江天臺人，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

　　撰寫這部書，許子東閱讀和研討了中國近現代比較有代表性的近百部中短長篇小說。從1902年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一直到2006年劉慈欣的《三體》。

　　除了寫書，許子東還在網絡上講課。他研究魯迅，鉆研張愛玲的作品。不借助任何工具，只用語言，就能表述出一本書的魅力，一個作家的閃光之處。

　　前幾天，有名網友留言評論：“我真的選錯了，睡前點開《許子東重讀魯迅》音頻節目，越聽越精神，四個小時了，目光炯炯黑夜中兀自亢奮著……”20多個小時后，許子東意外發現了這條留言，轉發一波，并配上了三個字：“對不起”。

　　關于文學，許子東曾引用高爾基的話說：“文學即是人學”。他還說過：“文學通常不提供答案，但它提出問題”……1月18日，揚子晚報讀書版迎來虎年的最后一期版面，我們邀請許子東，一起聊聊中國現代文學那些事兒。

　　以下是記者與許子東的采訪對話：

　　記者：您在《重讀20世紀中國小說》一書中曾談到鴛鴦蝴蝶派小說在新文學革命時期受到爭議，近些年言情小說的發展也遇到問題，去年在一則新聞報道中，甚至有學生家長公開指責其是“精神鴉片”。那么在您看來，二者有沒有相似之處？

　　許子東：有關系，但又不完全相同。

　　鴛鴦蝴蝶派是民國初年的一個文學流派，狹義地來說，它主要是延續了以往“青樓小說”的傳統。五四新文學興起以后，文學創作的主流轉為批判社會，而鴛鴦蝴蝶派的小說強調娛樂，秉承的創作理念是“文學最大的目的是給人娛樂，滿足人的夢，小說就是玩玩而已，是消遣，不要那么認真地去批判社會。”

　　當時看鴛鴦蝴蝶派小說的人很多，比看新文學的人多。它們發表的刊物叫《禮拜六》，所以有句口號：“可以不討小老婆，也要看《禮拜六》。”

　　新文學出來后,漸漸地，鴛鴦蝴蝶派就從主流走了下坡。但迷戀的讀者還很多，后來也有發展，比方說張恨水的《啼笑因緣》、秦瘦鷗的《秋海棠》等。這類作品在香港、臺灣沒有中斷，一路發展到現在的言情小說。

　　把言情小說稱為“精神鴉片”，就有點過了。我想叫它鴉片，不如叫它奶茶，整天喝這些，血糖高了，對身體不是那么好。但你也不能否認，現在有些讀者就喜歡喝奶茶，各取所需而已。

　　記者：文學之外，您也經常會在社交賬號上討論熱點事件，比如說之前曾被廣泛討論的“二舅”視頻。

　　許子東：這個事情其實是一個偶然的網絡事件，我們可以去討論它如何在網絡上爆紅。我關注的是另一個角度，就是網絡上每天有那么多的事情，為什么一個殘疾老人的故事由下一輩年輕人剪起來報道以后，會有這么多人關心？

　　因為我在寫《重讀20世紀中國小說》時，發現中國文學100多年，每一步都是一個點，連起來是一條線。其實有一條主線是知識分子和農民的關系，它們是中國現代文學所塑造的最成功的兩個形象，二者在文學當中的同框，非常有意義。

　　最早的同框是像“閏土”這樣，最近典型的例子是余華的暢銷書《活著》，主角是一個農民，他在講自己一生的痛苦，可他不是對著讀者講，也不是在自言自語，而是對著一個文化青年在講。

　　二舅的故事，本身大家都不知道，被一個網絡青年剪輯后，大家才開始同情的。網絡青年講自己的故事，沒人理會，但他要講一個殘疾老人的故事，大家就關心了。

　　記者：您先后研究過張愛玲和魯迅，有沒有出現第三個作家人選？

　　許子東：我最早出的書其實是關于郁達夫的，大概在上世紀80年代初，關于魯迅的書現在還沒出版。所以已經有第三個人了，第三個人就是魯迅。

　　記者：那么魯迅之后，有沒有第四個人選？留意到您曾多次提及丁玲，有沒有可能是她？

　　許子東：丁玲當然可以做專門的研究。但是當我對20世紀中國小說進行回溯時，我發現讀一個作家，是要讀一大批的，很多內容可以連起來討論。

　　記者：為什么將郁達夫、張愛玲和魯迅三人作為研究的主要作家？

　　許子東：我寫郁達夫時，正在上海讀研究生。

　　寫張愛玲是我到美國以后，最早是用英文寫。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討論張愛玲是非常重要的，丁玲重要，張愛玲更重要。很多人認為，她就是寫愛情，寫小資，但其實她對現代文學有著自己的看法。她說“文學都是講男人怎么斗爭，我們女人要關心怎么生活。”張愛玲不是最出色的作家，卻一直紅，為什么？因為她的世界觀恰恰與90年代以后的中國意識形態銜接了，從革命的宏大敘事轉到了日常生活，這才是老百姓生活的價值。

　　我為什么要研究魯迅？因為我發現，代表中國100多年文學以及文化的核心是：“中國人不能一直做奴隸”。魯迅一生的創作都在貫徹我們國歌的第一句話，他身上最寶貴的就是硬骨頭的精神。魯迅代表了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的深度和高度。記者 孫慶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