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在蘇聯莫斯科召開。六大正確地指出現階段的革命形勢是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黨在當前的策略是爭取群眾。大會總結了過去斗爭的經驗教訓，批判了右傾錯誤和“左”傾盲動錯誤，明確指出中國革命現階段的性質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提出了當前中國革命的中心任務。六大也存在著一些不足，如對大革命失敗后黨所需要的策略上的退卻和革命的長期性估計不足，把工作重心仍放在城市；在組織上則片面強調“指導機關工人化”。這些對于江蘇黨組織以后的工作都有較大的不利影響。

　　江蘇省委迅速貫徹落實中共六大精神，7月，作出《關于江蘇農民秋收斗爭決議案》，對以前發動的農民運動作了進一步總結，提出要糾正不顧客觀環境的盲動主義。此后，省委遵照六大制定的爭取群眾的路線，加緊發展工農的日常斗爭，黨的各項工作逐步健康地開展起來。到1928年底，黨的組織進一步得到恢復。

　　這時，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江蘇省委之間產生了一些矛盾。中央認為江蘇的工作對于全國有重要影響，省委的領導需要加強，決定對省委進行改組，但受到省委一些成員的反對。經過周恩來等人的耐心說服工作，這個問題得到解決。中央決定由羅登賢、李維漢、彭湃、徐錫根、康生5人組成新的省委常委會，羅登賢任書記。

　　1929年3月，省委在上海召開擴大會議，進一步貫徹六大決議，制定全省工作計劃，并為省第二次黨代表大會的召開作準備。會議確定江蘇黨組織仍然要遵循六大制定的爭取廣大群眾、準備武裝暴動的總路線，加緊發展工農的日常斗爭，使日常的經濟斗爭和政治斗爭相結合；同時，要進行深入的政治宣傳，把廣大群眾團結在黨的周圍。各地根據省委的上述指示，積極開展工作，受到極大摧殘的工農群眾運動開始復蘇。

　　常州天寧寺和官府勾結，霸占土地6萬多畝，采用放高利貸、冒收浮租等各種狠毒手段壓迫剝削農民，掠奪農民土地。1927年11月，武進縣委組織佃戶代表與下鄉收租的和尚談判，提出清算歷年所浮收各佃戶的田租、放貸利息一年最高不得超過20%等5項條件。天寧寺勾結縣政府，逮捕了領導農民抗租斗爭的共產黨員蔣何畏。翌日，都家橋、譚莊一帶700多名佃戶進城請愿，要求“清算浮收”“釋放蔣何畏”。反動政府懾于群眾聲勢，只得將蔣何畏釋放。此后，這一斗爭又繼續發展，前后長達3年。

　　南通、江陰、睢寧、宿遷、連云港等地農民也開展了各種形式的抗租、抗捐、反苛政斗爭。這一時期，黨領導工人為改善待遇進行的斗爭也是此起彼伏。1929年10月，海門大生紡織三廠的工人，為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勞動條件，反對廠方無理開除工人，舉行了全廠性的大罷工。廠黨支部發動工人向廠方提出23條要求。罷工堅持了一個月，結果所有工種都增加了一些工資，其他方面廠方也做了一定讓步，部分滿足了工人要求。

　　1928年6月，省委提出在群眾已經發動起來的地區組建紅軍。江陰臨時縣委根據省委指示，選擇農民暴動骨干80人，編成一個紅軍中隊，在江陰、武進、常熟、無錫、靖江等地開展游擊戰爭。7月下旬，部分江陰紅軍在璜土鎮舉行暴動，打垮當地保衛團，占據鄉政局3天。12月中旬，部分紅軍戰士由璜土奔襲揚中公安局，繳獲長槍30多支，同時奪得糧食數千斤，分給了貧苦農民。江陰紅軍游擊隊在江陰及其相鄰地區堅持戰斗半年多，打擊了敵人，擴大了黨的影響，但因屢遭敵人“圍剿”，損失嚴重，少數紅軍后來轉赴蘇北參加了紅十四軍。

　　1928年7月，受到嚴重破壞的如皋縣委重新成立，隨即開始組織游擊小組開展武裝斗爭，回擊反動統治階級的殘酷屠殺。八九月間，游擊小組在吳亞蘇、徐芳德指揮下，先后襲擊了吳窯、九華山、車馬湖、下原等地的國民黨公安分局，繳獲了一些槍支，鎮壓了惡霸地主。這期間，原泰興縣委的一些干部也陸續返回家鄉活動。他們組織了一個特務隊，捕殺危害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極端反動分子。1929年8月，如皋、泰興兩支游擊武裝合編為如泰工農紅軍，共有120多人。10月，紅軍分三路圍攻如皋申家埭敵人據點，抓獲反動惡霸地主周松平并將其鎮壓，將周家的三四萬斤糧食分給了貧苦農民。接著，紅軍又在沿河莊伏擊前來進攻的盧家莊地方保衛團，保衛團被打得狼狽潰逃。10月中旬，如泰紅軍發展到200多人。省委先后派出薛衡競、黎昌圣、張愛萍等軍事干部到如泰紅軍中幫助開展工作。紅軍在如皋、泰興、靖江三縣邊界地區開展游擊戰爭，不斷取得勝利。至1930年初，如泰紅軍開辟了東至鎮濤，西至季家市、黃橋，南至長江邊，北至通揚運河的大塊游擊區。

　　在如泰紅軍初步發展之時，黨在通東、海門地區領導的游擊斗爭也得到發展。1929年3月，南通縣委組建了四支武裝小隊。武裝小隊攻打了二窎、余東、北興橋、八索鎮、湯家苴等地的公安分局和地主武裝，并將這一區域建立為游擊區。通海游擊隊在斗爭中發展到200余人。1930年2月，省委將通海游擊隊編為“中國工農紅軍江蘇第一大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