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奏

　　1978年中共中央發出了一個37號文件，江蘇省委研究室就派我帶一個調查組，到武進的鳴凰公社去調查住了兩個月。當時參加這個調查組的有紡織工業部吳文英部長的哥哥吳志光，后來的無錫市人大主任周解清，省鄉鎮企業局長、發改委副主任鄒國忠等等。

（本文作者系江蘇省委原農村工作部部長、省政協原秘書長吳镕）

　　當時的三十七號文件，講要減輕農民負擔。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華國鋒同志是最熟悉農業的，又是搞農業出身，他多次講過，在湖南時候就講過，后來到北京也講過，我們農民兄弟栽秧很苦，第一兜是給中央栽的，第二兜是給省、地委，第三兜秧給縣委，第四兜給鄉里面，第五第六兜秧才輪到我們自己。一排秧就是六棵，他們講兜，我們江南人講話叫六棵秧。當時由于工農產品的剪刀差，農民支持工業化，剪刀差上面的貢獻超過1萬億元。當時稻谷非常便宜，一、兩毛錢一斤，我們根據調查結果就建議中央提高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把水稻價格提高，到20%~25%之間，這個報告從省委送到中央，然后 中央就采納了江蘇意見。

　　1978年稻谷收購價就提高了22%。我想農村改革是一個組合拳，不是光一個包產到戶，而是由擴大自留地，借田、開放集市貿易等組成的， 特別是農產品提價第一炮是非常關鍵的。這樣就打開一個口子，使農民收入稍微增加了一些。所以我覺得這是農村改革的前奏。

　　包產到戶

　　于光遠說過一句名言 :小小鳳陽縣，一次是出了個朱元璋皇帝，大明朝統一中國 ; 二次是小崗村十八戶農民蓋手印搞包產到戶，不久家庭聯產承包制也席卷全國。

　　“大包干，最簡單，直來直去不拐彎，交足國家的，留夠自己的。”真是簡單明了，一聽就懂。2002年，杜潤生同志九十大壽。七月十八日，我們在北京京西賓館聚會。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陳錫文同志講到，年輕時從中國人民大學出來，到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所工作，在電梯上遇到杜潤生同志，向他請教“大包干就大包干，包產到戶就包產到戶，何必說的那么復雜，又是又統又分，雙層經營，又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杜老說 :“小伙子，你從學校剛出來，可不懂得。在中國有時候一個提法不當，是要掉腦袋的。”幾十年過去了，這個告誡記憶猶新。

　　包產到戶，1957年在浙江永嘉等地搞過，但當時永嘉縣委書記李云河等都被撤職查辦，有的還判刑坐牢，到1983年才得到平反。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明確表示，不準包產到戶，《人民日報 》還發過評論。

　　但是，安徽在1978年就做了試驗。1979年2月6日，省委書記萬里就說了一段話 :“包產到戶問題，過去批了十幾年，許多干部都批怕了，因此使得一些干部見了‘包’字、‘戶’字就害怕，一講包產到戶，就心有余悸，可以說是談包色變。但是農民普遍希望包產到戶，普遍要求包產到戶。過去批判過的東西，有的可能是正確的，有的可能是錯誤的，必須在實踐中加以檢驗，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政策，也毫無例外地需要接受實踐檢驗……”

　　當時我在江蘇省委研究室工作。鄰近安徽的一些地縣用大喇叭廣播“不讓安徽包產到戶妖風刮到江蘇來”。但盱眙、泗洪等縣農民自發搞大包干，獲得大豐收。新華社記者寫了《春到上塘》( 上塘是泗洪縣一個公社名稱 )，引起轟動。省委主要負責同志親自帶隊去調查，促成了全省上下思想大轉變。

　　在群眾的推動下，中央的態度也是“年年有進步”。

　　1979年9月28日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仍然重申 :“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適合我國目前農業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決不允許任意改變 。”提倡搞“ 定額記工”、“按時記工加評議 ”。不過，華國鋒在一九七九年三月聽取國家農委匯報時倒開了一個小口子 :“包產到戶，大家不贊成。但有些大山區孤門獨戶，那里有幾塊地，不能把人家趕下山來，造成浪費，可以包產到戶。”這是中央領導最早的表態。

　　但事情反復多。1979年春，甘肅干部張浩致函《人民日報》，明確反對包產到戶。國家農委主任王任重三月十四日函告《人民日報 》總編胡績偉，要報社“站出來說話”。3月15日，頭版就發了張浩來信，加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應該穩定”的“重要按語”，在全國引起軒然大波 改革史上稱為“張浩事件”。胡績偉后來在南通對我說，真理標準問題頂住了，但張浩事件沒有頂住，是個遺憾!但當時確實難頂。王任重還致電安徽省委書記萬里。萬里答 :“什么是好辦法，能叫農業增產才是好辦法。我們已經干開了，不宣傳，不推廣，不見報，搞錯了省委檢查。”

　　1980年9月，中央召開各省市黨委書記會議，討論農村改革，會上爭論激烈。貴州省委書記池必卿與黑龍江 省委書記楊 易辰爭鋒相對地說 :“你走你的陽光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兩人講話都上了簡報。會后，中央發了《 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 1980年9月27日 )的文件，即著名的“七十五號文”，是五個一號文件的前奏。其中為包產到戶開了一個口子，稱之是“依存于社會主義經濟，而不會脫離社會主義軌道的，沒有什么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因而并不可怕。”說“依存”，就是說本身并非社會主義，而只是依存和依附。但總算在“邊遠山區的貧困落后地區”等，“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干到戶”，為后來農村“分散決策”，責任制形式“可以、可以、也可以”打了一個基礎。1980年11月5日，吳象在《人民日報》發表了《 陽光道與獨木橋試談包產到戶的由來、利弊、性質和前景》的文章，后來得了經濟學獎，杜潤生在《自述》(杜潤生自述 : 中國農村體制改革重大決策紀實中也有描述。

　　事情的正式轉機是1982年一號文件，文件第二條正式肯定了包括“包產到戶、到組，包干到戶、到組，等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

　　理論的飛躍在1983年一號文件。文件指出農村最大的變化，影響最深遠的是“普遍實行了多種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而聯產承包制的完善和發展，“是在黨的領導下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這段話起先執筆倡議者是林則徐的后裔、經濟學家林子力。在中央政治局討論該文件時，薄一波稱贊中國包產到戶( 文件書面語言多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 解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大問題。萬里幾次說到這個問題是幾億農民教育了黨中央。小平、耀邦等同志一再肯定。陳云、先念都贊成。

　　1984年夏，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與胡耀邦會見時，提出了這方面的問題，耀邦要杜潤生考慮一下，聯產承包制前綴“家庭”兩字可否刪去，以免國際友人疑慮。杜一傳達，立即引起吳象等同志反對，多數同志認為“家庭”兩字不可丟，這不是一般的修飾語，而是定性的 :“聯產聯到心，基礎是家庭”。

　　然而，事情還常有反復。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黨的十三屆五中全會上又有人提出包產到戶是“方向上有問題”。1989年的國慶講話把“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定語“家庭”兩字略去了，引起了農民的不安。江蘇安徽農民的反映以小崗村為代表，通過國務院研究室的余國耀，于1989年11月24日報到了江澤民總書記處。江總書記在全國農業綜合開發經驗交流會”上鄭重宣布 :我主張八億農民要穩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在農村基本政策不會變，農村承包制政策不能變……要給農民吃‘定心丸’，讓農民一百二十個放心!”( 1989年12月1日于懷仁堂 )

　　包產到戶，再補充個細節小故事。江蘇省委一次開包產到戶方面的匯報會，各個調查組都匯報了，最后一個老部長匯報，他說我接到省委通知以后，三天沒睡好覺，我是思來想去翻來覆去，省委書記說你不要翻來覆去了，你講你的結論是什么?老部長講結論是四個字。書記問 : 四個字是什么字 ?老部長說: 很難講的。因為高壓之下說不清楚和不敢說清楚。書記叫我說一說，書記說你不能也是很難講的。我說是這樣的，我已經印發一個材料，標題叫談話記錄，發在各位常委的座位上，書記說你就講講記錄什么意思吧。我說我是純客觀的記錄，從記錄上來看，越是干部大的越反對包產到戶，越是基層的貼近農民的，越是擁護包產到戶。還附了盱眙縣的調查表，區縣公社大隊那幾個地方，包產到組的不如包產到戶的，包產到戶的不如大包干的一個產量對比表。

　　那么你的看法呢 ?我說我的看法是我沒有什么看法，我就是純客觀的反映。散會以后，省委的常務書記胡宏就把我叫到辦公室說，我理解你，干脆講講吧。我說剛才講的很明確，包的越徹底，產量越高。胡書記桌子一拍，好，看來干部吃白搭的問題解決了。他是個四川人，因為過去糧食收到生產隊的倉庫里，生產隊那個時候也沒什么東西，有糧食了開會夜里可以吃個夜餐，煮點稀飯喝喝。現在想想可憐。但是現在包產到戶以后，農民的糧食多往自己家里送了，交集體也很少，所以干部吃白搭的問題解決了，這是一段插曲吧。

　　包產到戶，到現在為止，大家還在爭論，到底包產到戶好不好 ?你華西大隊和南街村不搞包產到戶，不是也很好嗎 ?所以中國之大很復雜，不一定一種模式，可以多種模式，所以中央后來是講的“可以、可以、也可以”。

　　那么關于包產到戶過程是這樣的，開始是在1979年，中央農委開了個前門飯店會議，實際那個時候還叫向陽招待所，有6個 省市區的6個農委主任到會，安徽農委主任叫周曰禮，他是大大有功的，他一個人在會上講了半天，講了包產到戶的必要性和好處，歸根到底就是什么呢 ?就是從農民是私有者出發，把大田作為自留地那么種。我當年對杜潤生同志說過 : 大公無私是圣人，先私后公是賢人，公私兼顧是好人，先私后公是常人，損公肥私是小人，貪污盜竊是壞人 ( 這話發明權是江都的農村干部 )。黨的政策要從常人出發。雷鋒那樣的是少數先進人物。

　　中國國家太大，發達地區跟困難地區、三靠地區，差別也太大，所以應該分散決策，可以分散風險，這就叫可以、可以、也可以。這就是杜老發明的一個辦法。試驗、等待、妥協、逐步總結和推進。杜老告訴我們，每一個中央文件都是妥協的結果，是各方爭論，然后求得最大公約數，來平衡一下，來協調一下，這樣就發出文件來了。我們稱贊杜老是“善于折沖”。萬里說 :我們說話太直白，經過潤生這么一繞彎子，慢慢說，就說開了，說通了。潤生有這個本事 。”我們江蘇其實搞包產到戶比鳳陽還早了半年，泗洪縣上塘公社有一個墊湖大隊包產到戶比鳳陽還搞得早，現在他們也辦了個包產到戶的博物館。當然現在以鳳陽具的小崗村為代表的沒有問題。一個事件總是找一個代表，地區和代表人物，正如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代表人物胡福明，也還有別人的貢獻。所以包產到戶，池必卿、周曰禮等，是不可忘記的人物。后來杜老多次跟我講過，周曰禮不簡單，在當時情況下，他一個人講了半天。現在不知周曰禮還在不在人世。

　　改善流通

　　前面講了農村改革是個組合拳，是多方面的系統工程。商品流通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尚書》里面的《洪范篇》就講國有八政，第一是食，民以食為天。第二是祀，祭天祭地祭社稷， 可以天人和諧，是人倫之大事。第三就是貨，貨物的生產、流通。春秋戰國時代管仲就做這個文章，他講通商，然后我們還有一個范蠡，是商業之祖。匈牙利的學者科爾內寫了一本書，叫《論短缺經濟》，（又譯《短缺經濟學》）。我們在“文化大革命”前，基本上中國一直是短缺經濟，那時什么東西都要憑票，吃西瓜要西瓜票， 喝茶要茶葉票，買豆腐要豆腐票，我結婚的時候發了布票沒錢買，還把布票送人了，所以鈔票跟票證要正配。三年困難時期，毛主席三個月不吃豬肉，后來給高級知識分子發了半斤肉票，一個南大的教授就在肉票后面寫了幾個字：豬兄久違，賣豬肉的人階級覺悟很高，一看就交到派出所了，他們以為是“反標”。這幾個字是誰寫的？后來全市一排查是南大的一個教授、書法家寫的。他說我寫的，我沒有什么意見，我就是好久不見了豬肉，我買了一塊豬肉回來把它供在桌子上，朝他鞠了三個躬。豬兄豬兄，久違雅教， 在下已3月不知肉味。1960年的時候，我們有一次跟江蘇省省長惠浴宇同志出差，到了常州，住在常州一個小營前招待所，早上吃早飯，端上來一籠熱氣騰騰的小籠包子。恵老一看大發脾氣，問誰搞的？市委書記杜文白說，我也不知道是下面人搞的，既上來了我們就吃吧。恵老說，你就膽子這么大，毛主席三個月不吃豬肉，你敢吃。后來辦公廳的金靖中同志就說了，他們首長是不能吃的，我們是老百姓隨員，我們就吃點吧。恵老說也不行，誰也不能吃，哪個都不能動筷子吃下去。大家就嘴里咽著吐沫，眼睜睜看著把那一屜熱騰騰的小籠包子端回去了。（所以那個時候黨風好，黨紀嚴，確實是這樣的。）

　　商品流通一向是管得很死，多環節，少渠道，我們國營商店賣的水果叫留著好的賣爛的，賣了爛的又爛好的。到最后一個好的水果也不容易吃到。那么后來我們八十年代農村改革，每個中央一號文件都強調，抓生產必須抓流通，流通領域有幾件大事，應該是從1979年起，國家大幅度的提高糧食等農產品的收購價格。我在前面已經講了。

　　第二是開放集市貿易，第三是放開一部分農產品的價格。南方先放，放“兩水”，水果、水產。水果水產開放。吃西瓜就不要憑票了，就可以自由買了。

　　這樣一搞以后，有個問題來了，我們講一放就亂，一亂就管，一管就死。那么“兩水”一放以后，放了不要票，價格就上漲了，上漲了以后有些人說不行，你趕快管，后來中央說不要急于收，等一等，看一看，結果放了，價格上漲了， 生產上去了，生產上去了多了以后，價格就自然降下來了，生產也平衡了。所以形成了一個“放-漲-上-降-平”這樣新的格局，市場一派繁榮，多渠道少環節，改變了過去“收統-放亂- 管死”的老格局。當然，由于小生產對接大市場，市場上多拉多來少拉少，還是難免的。

　　那個時候，我們省人大主任儲江同志經常講農民的主要問題是買賣兩難，他是用宜興話講的，特別有韻味。但是，主要靠市場調整，慢慢趨于平衡。

　　這時候， 最早也是農民自發組織起來搞流通。江蘇北部農民地多糧多，養雞販到人多地少的蘇南。騎著自行車，披星戴月，渡江南下，趕早市。車隊浩浩蕩蕩，稱為“百萬雄雞下江南” 一大奇觀。萬里等同志很欣賞。那些雞販子曾被譏為“二道販子投機倒把”。胡耀邦同志則稱贊，靠了這幫經紀人的中介，不是投機分子，而是搞活農村副業的“二郎神”。為他們正了名。農村專業戶、飼養能手得利了，也不再被割“資本主義尾巴”了，顯得揚眉吐氣。

　　當時我把這一景況寫給“農民日報”，登上頭版頭條。一時間“百萬雄雞下江南”成為常用語和新風尚。

　　但是，事情總會有些曲折。在新聞評獎時， 有人就說：“一是不嚴肅，比喻不恰當。毛主席說百萬雄師過大江，怎么能比雞呢？二是說了雄雞，那么母雞呢？”我答，母雞在下蛋供城里人吃呀。小公雞先賣嘛。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社會上刮起一股風來。十三屆五中全會就關于治理整頓一個寫了個決定，省委書記韓培信就到南通來，老吳你看看這個稿子有什么問題，我一看確有不少問題。如在稿子上寫了不準長途販運，不準搞私營企業、搞批發。我就想了“百萬雄雞下江南”不是長途販運嗎，而且不消耗能源，是人的生物能源去拉車，那個時候還沒有錢用汽車運，這有什么不好的？后來正式定稿的時候，把不準長途販運這一條刪掉了。但有的還沒有改， 如不準私人從事批發業務，這一段沒有改，現在看來也很不妥當。當然后來逐步糾正了，但這些歷程不應該被忘記，應該作為我們的教訓。所以流通領域的改革，當時斗爭也是很厲害的。

　　最后中央還是做了正確的結論，所以后來一號文件里面專門強調了，怎么來解決流通的少環節多渠道問題，我們在江都的宜陵鎮調查，寫了供銷社的體制改革，指出供銷社是農民的合作經濟，大商鋪供銷社要幫助農民小商小販，這叫大魚幫小魚。費孝通就很欣賞，說老吳你們發明一個新社會的規律，過去是大魚吃小魚，你們現在大魚幫小魚這個好。所以流通領域的改革，我覺得這是一件大事情，也可以稱農村的商業革命。

　　所以我說農村是經歷了幾場革命，包產到戶是農業本身的革命，鄉鎮企業是工業革命，商品流通大改革是場商業革命。

　　鄉鎮企業

　　小平同志講，完全沒有料到，鄉鎮企業異軍突起。華國鋒講了，光明燦爛的希望是鄉鎮企業，但開始也是爭論不休的。

　　其實1958年江蘇就開始搞了鄉鎮企業。無錫的東亭公社搞的農機修造廠生產小化肥，然后江陰的華西吳仁寶也搞了“開關”廠。就是說上面有人來檢查了，趕快搞農業，把廠關了，把農民社員趕到地里去干生活。檢查組一走，好，農民又上來了，到工廠開工了。所以時稱“開關” 廠。種田是從雞叫忙到鬼叫，掙不了幾個錢。光種田是太苦了，必須要辦工業。這是農民的一個創造。農村也可以辦工業，我認為是農村的一場工業革命。但這個爭論不斷，有的領導說就是挖社會主義墻腳，與國營企業是“三擠三爭”，一是落后擠先進，二是以小擠大，三是以集體擠國營。其實那個時候還沒有私營工業，小集體與國家企業爭原料、爭能源、爭市場。那時一些老革命回家鄉，會看看鄉鎮企業的發展情況。陸定一回無錫一看，不錯，鄉鎮企業好的。同鄉薛暮橋到錢橋鋼廠一看，說怎么行，都像你們這樣搞，國家哪來這么多電？后來姚依林等領導人到江蘇，也在懷疑，“鄉鎮企業能出這么好的產品嗎？”薄一波也來江蘇，他說，我是山西人，關公的老鄉，我帶了大刀，會砍你們的東西。后來他看鄉鎮企業確實不錯，他又說，看來我的大刀砍不下去。爭論了兩年多。中央終于在1984年4 號文件中指出，現在鄉鎮企業是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柱，有些是城市大工業不可缺少的助手，并且把社隊企業正名為鄉鎮企業，明確了中央的態度。

　　1984年8月，江蘇在北京農展館舉辦了首次鄉鎮企業的展覽會，國家副主席王震來剪彩，工作人員一律的西裝領帶，震驚了中外觀眾。北京人說農民工廠做的西裝這么好，賣給我們穿穿吧。84個國家的大使在彭沖同志帶領下來參觀。江蘇省長顧秀蓮陪同田紀云副總理來參觀。秀蓮就講了，田副總理寫篇文章支持支持我們，田說我可寫不了，叫呂東寫，呂是國家經委主任。呂主任說，我寫不了。顧秀蓮說，叫吳镕寫好個代擬稿，你看得好的話，簽名發出，稿費歸你呂主任的。呂東笑說，那敢情好。他看稿后一字未改， 簽上大名。所以當年9月24號人民日報第二版登了大半版的文章《鄉鎮企業是振興農村經濟的重要環節》。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84年工農業都豐收了，大家很高興，沒得話講。到了1985年， 在1984年大豐收的基礎上，有點減產。陳云同志也講了，我看無工不富的聲音太高了，影響農業了，更為嚴重的是，當時所謂“跑部前進”不正之風也怪到鄉鎮企業，說鄉鎮企業是不正之風的風源，我專門寫了文章，不正之風的風源在哪里呢？不是鄉風，也不是南風，是北風，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要從領導上找根源。當時出了蘇南模式，溫州模式，廣東模式也叫粵南模式。是三個“南”。廣東佛山那里鄉鎮企業很多地方成了農村發展的半壁江山，甚至2/3。很多鄉鎮企業后來就發展為國際性的（企業），像紅豆集團開到柬埔寨，這是后話了。現在鄉鎮企業也成了大企業，還成立了黨委、董事長、黨委書記。所以鄉鎮企業一直是在批判中前進，結果還是不錯的，我們的鄉鎮企業從“三就地”（就地原料，就地加工，就地銷售）逐步轉到高精尖外，鄉鎮企業，如浙江的萬向集團、正泰集團等等，都非常好。

　　所以當時江蘇農民就講了兩句話：一句話叫農業一碗飯，副業一桌菜，工業商業富起來；第二句話，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這些都上報了中央。萬里和杜潤生同志很欣賞。吳象說產業上是三句話，還要加一個人，無才不興。

　　這個檔口我們著名的經濟學家于光遠同志， 在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后簡稱“中央農研室”）內部刊物《農村問題論壇》1986年第86期上，發表了題為《不穩、不富、不活》的論文。他首先肯定當時經驗還是不錯的，對近年來我國國民經濟發展起了很大的積極作用。但是話鋒一轉，他說，這三句話，特別前兩句話，也的確有其不足之處。他說如果我們認識僅僅只限于無農不穩，就會合乎邏輯的產生一種思想：我這里的農業已經發展到了，所以這種社會穩定程度似乎沒有必要再去大力發展農業了。當然他也指出，無工不僅不富也會不穩。他認為這三句話有不準確不全面的地方，并沒有全盤否定，但是他又強調，如果不去指出不全面的地方，會帶來某種消極作用。

　　我認為，一個口號一種提法是為了強調某些方面，不一定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打比喻也是這樣的。列寧說，任何比喻都是蹩腳的，但是它主要觀點對了就行了。

　　為了表達這些論點，我在同一個刊物第98期上登了一篇《再談“穩、富、活”》的文章，并且在《經濟日報》一版上發了一篇文章，叫《三句話是“三位一體”，是”三足鼎立”，撐起了個農村經濟》，表明群眾創造的經驗非常形象， 生動地闡明了客觀規律和現實，無可指責。這個事情一直反映到上面，那一天正好在北京開會， 陳錫文就悄悄跑來說，老吳，告訴你好消息，總書記講話了，你們這三句話是正確的，沒有錯。總書記說了，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這些提法都是正確的。事實已經證明，農村許多有辦工業、商業條件的地方就富和活起來了。無農不穩，這也是千真萬確的真理。手里有糧心里不慌。我認為我們應當把“無工不富”和“無農不穩”結合起來，把兩者看成是互相促進、互相支援的，而不是互相抵觸的。我們要根據基本觀點去想問題、定政策、立措施。回過頭看一看， 這幾年我們所做的，不就是這么一條路嗎？這一段話為這次事件做了很好的結論。當然后來我跟于光遠也成為了忘年之交，他每次到江蘇都來看我， 我也不敢當，我每次到北京一定要到他家請教。

　　我當時答辯文章當中強調，無農不穩，并沒有排除農業也可以成為致富之道。但到現在從總體上看，單一的農業經濟還是難以致富的。如剪刀差等原因，農民說是政府要谷子，農民要票子，干部要面子。大家在比GDP，但農業比重低，勞動生產率、土地產出率和商品率低啊！社會城市化、工業化，農民做了很多無償奉獻。中國的工業化怎么出來的？先是剪刀差，后是農民工，最后是落到農村的土地，土地財政，這都是農民的貢獻。所以我們當時光江蘇農村就提出來，發展循環性的大農業，叫十字大農業，包括農林牧副漁，工商運建服，特別是大力發展服務行業。

　　現在我看這“無農不穩”四個個字還沒有過時，過去是叫以糧為綱，其它砍光，錯了。當然，糧食是國民之本，民以食為天，農業、糧食是全人類永恒的主題。無工不富也沒有排除無工也不穩，要因地制宜。無商不活，也沒有排除商業同樣是致富的條件。而且在當時情況下，流通問題往往大于生產問題。

　　小生產難以對接大市場，總的看起來三句話現在還沒過時，美國紐約時報為這三句話發表了社論，當時《中國合作經濟報》是全文轉載了我才看到的。紐約時報社論強調，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是中共中央提出的富有前瞻性的戰略口號。外國的評價很高，認為是中央提出來的前瞻性的戰略口號。

　　當然了， 于老說研究問題切忌抽象化一刀切，他的教誨還是很中肯的，他的思考也啟發了我的思辨。他也寫了許多超短文，送給我。我也學他寫點超短文。當然我的水平跟他不可同日而語，但是他對后輩的示范和教誨我是終身難忘的。

　　鄉鎮工業的問題，大家熟知的很多了，當時我們叫“四千四萬精神”，千山萬水，千言萬語，千辛萬苦，千船萬擔。這些等等，大家熟悉的東西我就不多說了。鄉鎮企業的爭論當時的確是很厲害的。

　　放活金融

　　下面再講講放活農村金融。生產流通搞活躍了，金融問題又突出起來。一些非農村工作部門與農村工作部門之間常常觀點不一致，中國又沒有農會，每年的農村工作會議常常被戲稱為“農民議會”，基層的農村工作者代表農民利益，到會上去傾訴。

　　在草擬中央文件前后，中央農研室也經常要我們地方同志與中央部門負責人對話。那時較多的是與商業部（糧食、商業、供銷三部合并）部長劉毅及民政、計委等負責人對話。辦法是開座談會。每次座談會的通知上都有一句話：“本次座談會由杜潤生同志主持”有了這句話，大體就能有請必到，包括田紀云副總理等。

　　1983年后，江蘇和四川兩省農村自發組織起了一些農民合作基金會，以紓解農民存貸款難的問題。當時有些議論：“農業銀行進了城，信用社也變了身（從合作變全民）”。農民被迫自己又組織起來搞了合作基金。

　　為起草1985年一號文件，中央農研室金融組黃鳴等同志準備了一大堆搞活農村金融的調研材料和建議。當時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為陳慕華同志，人稱“鐵女人”。事先杜老安排我們幾個地方同志來與她對話。她下午三點鐘到會，聲稱“我四點要接待外賓，你們有話快說”。杜老就叫我先說，我用八分鐘講了五點建議。不料，陳行長很爽快地表態，你講的包括合作基金會等五條意見，我同意四條，唯有“大躍進時一些老貸款還不了，一風吹吧”這一段不能同意，貸款上可不能像平反錯案那么“一風吹”。不過也可以考慮，那時刮瞎指揮風，農民已經受了苦，就暫按“掛賬停息”處理吧。我笑道：“謝謝行長恩典，帳掛著，看來也只能千年不賴，萬年不還了。”陳行長沒有發脾氣，反而笑笑說：“又給你們鉆了個空子。”對話不到半小時就輕松結束。與會人員松了一口氣，說“鐵女人”很和氣嘛。

　　這以后，農村合作基金會在全國有了大發展。1985年中央和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中，第七項就寫了“放活農村金融政策”，允許“適當發展民間信用”。這是金融領域一大突破。我們如今念叨的農村政策“多予、少取、放活”的總方針，其實那時就從生產到流通到金融，都允許“放活”，且明文載入了中央文件。

　　十分遺憾的是，由于一些地方農村合作基金會在行政干預下產生了一些不良貸款，還有極少數腐敗案件，朱镕基后來決定，全面取締了農村合作基金會。我專門寫了江蘇基金會的運行情況和問題，指明江蘇這方面主流是好的。但因為命令已下，雖有批示說可以進一步調查研究，已經來不及了。好在如今經過審時度勢，中央銀監會等又開了口子，農村合作基金會等民間信用組織重新啟動。但那一段彎路的人財物損失不小， 可引以為訓。現在看來，農村合作金融重新起步后，步伐并不快，門檻仍偏高，亟需進一步引導、扶持。

　　雇工問題

　　隨著包產到戶的推行，農副業的發展，出現了雇工問題。廣東陳志雄承包魚塘雇工，安徽年廣久炒起了傻子瓜子。共產黨是反對剝削的，這個事情也有多次的反復，于是又引起了一場雇工問題的爭論。

　　爭論一直反映到鄧小平那兒，他回話，看不準的事情，可以再看幾年。傻子瓜子也不要取締。年廣久不能逮捕。

　　經濟學家林子力首先向中央寫內部報告，認為人分多種，一種人可以創業做老板，另一種怕風險或能力、資本不夠，愿意受雇于人。這是一種“天然的配合”。當時紀登奎不做副總理了，在農研室做正部級的研究員。杜潤生請他到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去考察，順便了解雇工問題。他回來后在空軍招待所，對我們參與起草中央農業一號文件的同志做了個小范圍的報告，大意是說雇工現象，世界各地都有，問題是要有個合理的解釋。于是大家就去翻經典論著，終于有人在馬克思《資本論》中找到了個假設，即假如業主想使自己的生活比普通工人好一倍，他可以請二至三個學徒，三至四個幫手。這種人不能稱為資本家，而只是小業主。好比土地改革農村中劃分成分，有些人土地占用不多，不夠地主，只是“小土地出租者”。這樣一算，雇工人數可以七個八個，但不能超過八個為宜。其實馬克思也常說他有些數字是“隨意假設的”。

　　但在當時，思想只能逐步解放。既然老前輩那兒有點說法，1983年一號文件就明確規定：“農村個體工商戶和種養能手請幫手，帶徒弟，可參照《國務院關于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干政策性規定》執行，對超過上述規定雇請較多幫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于取締。”這么一規定，已經突破了七個八個。但爭論并未解決，辦一個磚瓦輪窯廠，不能只雇七個八個，七八十個也不大夠。

　　開會爭來爭去，加上下省區調查研究，當時大多數人取得了六點共識：

　　1.中國這么大，地區太不平衡，什么例子都可以找出來，不能靠找例子吃飯，要尋找共同點， 共性的東西。

　　2.雇工現象舊社會多。現在還剛剛發生，看不準，吃不透，不必匆忙下結論，還是照小平說的，再看幾年。

　　3.馬克思也是假設，不能從概念出發，要研究活生生的現實。

　　4.不能只從道德角度審視，要研究生產關系。

　　5.中間的、過渡的、可變的、非驢非馬的事物是存在的，不能用準或不準的簡單辦法處置，而要允許試驗、比較和反復，擇善而從。

　　6.有些事物共存于一個機體之中，不能任意搞亂，不能搗巢傷卵。

　　于是，1984年一號文件第三部分第三條針對農村雇工問題，又提出“各有關部門要認真調查研究，以便在條件成熟時，進一步做出具體的政策規定”，還指出，雇工人數超過規定但在利潤分配上有益于工人和公益事業的，“可以不按資本主義的雇工經營看待。”在政策上做了變通， 也引導雇工方式的可塑性和合作經濟的相容性。1989年下半年，此事又有反復。中共中央組織部正式發文要“清除”雇工的黨員。然后又逐步調整。如今私營老板雇工上千人亦不足為奇了。雇主成為民營企業家，入黨、當勞模和黨委書記的已大有人在。這就大大超過七個、八個之說， “與時俱進”了。

　　鄉村體制

　　鄉村的體制改革。隨著人民公社體制解體， 全國開始恢復了鄉鎮建設，大體上是一個公社一個鄉，一個大隊是一個行政村，一個生產隊作為一個村民組，撤社建鄉以后運行不久，1984年的夏天，民政部部長崔乃夫同志帶著中央一個討論稿文件，到江蘇來，他說這是彭真等領導同志的意見，鄉太大，不利于發揚民主，容易產生官僚主義。如果把現在鄉鎮改為區的建制，以大隊來建鄉，小鄉干部接近群眾，誰家喝粥誰家吃干飯，誰家狗是黑的白的，一目了然。當時江蘇省分管民政的副省長李執中聽了，覺得有道理，但又覺得不那么合適。他把我找去，說崔部長來了，你搞農村工作，又是省委農村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農工部長，你來匯報商討吧。

　　我趕到省委307招待所，崔部長笑說，你也是部長，咱們來個部長對話吧。我說豈敢，我是基層干部啊。江蘇剛剛完成政社分設（開始還未明確取消公社），恢復了鄉政權體制，運行正常。平均每鄉鎮人口為二點四萬，面積四十五平方公里。鄉干部騎個自行車，一天能兜得過來。千萬不要再折騰了，如果鄉改區，一個鄉變成十幾個小鄉，一要增加大量干部，增加國家和農民的負擔；二是不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建設小城鎮和中心集鎮；三是如今要向信息社會走，還能單憑肉眼觀察去實施領導和服務嗎？崔部長聽了深以為然，他說把文件帶回去再研究。其實個別省已經開始試驗，結果還未出來。

　　過了不久，我到北京香山飯店開農村工作座談會，議題是準備一九八五年農村工作一號文件。有一天晚上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杜潤生主任找我，說政治局明天上午就要討論是否劃小鄉問題，我把對崔部長說的一番話作了匯報，到了下午，杜老開會回來，笑瞇瞇地告訴我：“小吳啊，你勝利了，但不要驕傲。”我問怎么回事。他說聽了多方不同的意見，最后耀邦同志很欣賞江蘇同志的一個觀點：鄉鎮規模太小，不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財力搞小城鎮建設。其時費孝通先生有一篇《小城鎮大問題》的長篇調查。胡耀邦同志很欣賞并有長篇批語。

　　就這樣，避免了一次重新再劃小鄉的折騰， 也促進了小城鎮的建設。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鄉鎮規模逐步擴大，以適應信息化、城鎮化的需要。就江蘇來看，一般鄉鎮規模已達十萬人左右，面積八十至一百平方公里。

　　從那次與崔部長討論鄉鎮建制后，每次到北京開人代會，崔部長常主動來找我議論農村的事情。一九九七年十二月，我到北京參加農村改革二十周年座談會，談及此事，杜老告訴我：當時要劃小鄉，彭真同志還有一個重大考慮，是要實行鄉長的直選（至今全國多數還是鄉人代會間接選舉），后來感到條件尚未成熟，從國情出發， 未推行直選。但我感到從方向來看，無論鄉鎮規模多大，直選和普選，應是改革的方向。那么現在看來鄉鎮是越來越大了，比過去好多了。

　　我當時在香山飯店匯報這個問題的時候，有一天在走廊上看到萬里走過來，問我你這個年輕人從哪來的？我說是從江蘇來的。你知道這是什么飯店？我就答是香山飯店。你曉得飯店多少錢一天？我不知道。他說貴得很啊，你們開會不能到這里來開。我說我也不知道，我是杜潤生同志叫我們一幫人來搞一號文件什么的。他馬上笑了，說老杜啊，那可以，然后就走了。那次也是個巧遇，他怪我這么貴的飯店，你們年輕人跑到這兒干什么東西？我說杜潤生同志講，過去在城里開會，哪怕到八大處都靠市場太近。香山飯店地方比較偏，人家也不會來，你們也不會到城里去，安安心心坐在這旮旯里，把中央文件好好琢磨琢磨，這個雖然貴一點，但是比較安靜。

　　清污問題

　　五個一號文件發出以后，本來一九八七年的一號文件已準備好。但因為全國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精神污染。前面幾個文件都讓給“清污”問題了。農村文件壓到了第五號才發出。

　　很多國人喜歡跟風。全國反污染。江蘇鹽城市委農工部一位負責同志立即寫了一篇《農村精神污染十大表現》，我一看不對頭。這時江陰一個船老大反映：“共產黨是窮人黨啊，要共產的。舊社會富人被綁票，新社會要改造。這次搞不好又要坐牢。”準備賣船。我把這些情況在杜潤生開的座談會上匯報了。他一聽，說趕快寫個《送閱件》送中央。萬里聽說后很惱火：農民是工人階級天然盟友，不是資產階級；農村搞什么反自由化。江蘇省委發了文件，農村只搞四項基本原則的正面教育。中央批轉采納，杜老還專門講了同意江蘇省委農工部的意見，全國農村不要搞這個運動。（參見高文斌同志編的杜潤生同志言論集。）

　　那時張家港成立了全國第一個縣級市的保稅區。費孝通問我：“保稅區”是啥意思。我說就是進出口貨物許多可以Tax Free,建了Free Trade Zone.他說：“那不是自由貿易區嗎？”

　　我說是啊，但當時對Free要避諱啊！他笑， 說中國人很聰明，但把我老頭子搞糊涂了。他又說，最近提了個詞：“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你看怎樣？我答第四句話太理想主義，現實辦不到，似乎改為“和而不同”較好。他莞爾。

　　尾聲

　　歷史進入21世紀了，杜潤生同志到了晚年。他在九十歲時有一次講話跟我們講了，第一，我們農村的改革，還要進一步過好兩個關。一經濟市場關，怎么把市場、政府、企業這個關系處理好。二是政治上的民主關。就是政治上如何發揮中國特色的這種民主制度，有政治協商的創新、但許多方面還要進一步的完善。第二，有兩個遺愿。一，中國農民沒有組織起來，毛主席抗日戰爭時候就講，要把農民組織起來，但是到現在沒有一個農會，文革時候有一個貧下中農協會，畢竟時代不一樣了，不能老是貧下中農，應該組織農民協會。杜老向鄧小平同志匯報，小平同志說這個意見好，再看三年，跟雇工問題一樣，我們再看三年。但是三年以后，1989年以后，小平同志退休了，我也退休了，建農民協會的任務沒有完成。

　　二，再轉移1--2億農民到城市里去。進一步推進城鎮化。這兩件事我老杜已經來不及了， 要靠錫文、岐山你們這一班年輕人去完成了。“這是我的兩個心愿。”他舉著我的名片說，這個名片好，只有老農吳镕四個字，你們不管工作怎么變換，思想不能“農轉非”。

　　他的兩個遺愿，進入了21世紀以后，我們也都催促了，但看來建農協的事很渺茫啊！我們根據農村改革元勛杜潤生的意思，做了一些農村調查，一次是減輕農民負擔的調查，我跟安徽的省人大副主任陸子修同志一起跑了半個月，把蘇皖兩省的情況向中央反映，當時把農民的負擔呼聲叫怨聲載道，就這么如實寫的。

　　溫家寶同志作了長篇批語，然后開了電話會議，到最后導致了整個農業稅都免掉了。當然了，這不是我們的力量，而是中央的德政啊！

　　第二個是農民工問題的調查，農民工問題調查，回良玉副總理、杜青林、陳錫文、何勇他們親自在農業部聽了我們的匯報，我就講到農民工的苦，包括奧運會搞鳥巢工程，農民工早上帶瓶礦泉水帶一個饅頭，帶了尿不濕，上了鳥巢的頂上面去搞鋼筋澆鑄這些等等。早上6:00去到晚上6:00下來，就靠尿不濕一天在這里，那么辛苦。

　　后來良玉插了一句話，說農民工實在太苦了，我講的不好聽的話，都是些年輕人連個性的問題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我一定把你們的調查報告親手交給錦濤同志跟家寶同志，要專門來研究農民工的問題，他講的很激動。后來中央成立了農民工的領導小組，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2013年從春天到秋天，我和老陸商議，聚集了安徽、江蘇和廣東三省的十多個老干部和學者，開展并完成了一次規模比較大的百村千戶土地制度改革調研項目，最后形成了一份有關土地改革制度的報告，提出了賦予農民更多的土地上的財產權，要有物權，這個報告可以查人民網2013年10月23號，關于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政策的建議，建議送到汪洋同志手里面，汪洋同志批示了，說一些老同志是我們國家的寶貴財富，他們的這些意見很好的，部分的吸收到了中央全會的決議當中去了。

　　當然了也是很可惜，政策建議送上去不久， 陸子修就因為過度疲勞病倒，去世了。我跟他也開玩笑，我說你是滁州書記陸子修，歐陽修也是滁州太守，你政治上要努力超過歐陽修。當然歐陽修有著名的醉翁亭記，文采上不可比，但是在為農民服務方面老陸是做了很多工作，但他2014 年已經走掉了，現在也已經走了6年了。

　　這段尾聲作為口述歷史說了一些背景情況， 我也已經89歲了，奔九了，所以本來不想再多說什么，惠海鳴同志說，你都快90歲了，現在了解這些情況的人很多都走掉了，你再不講的話，有些人對那些情況都不甚了了了。還是抓緊時間要說一說。你像現在吳象同志，雖然是睡在北京醫院，但是他已經沒有辦法來表達很多東西。當時他是領導我們做了很多事情的。朱厚澤和劉堪等等，這些都走掉了。據說謝華同志腦子也不行了。張云天、林子力那么優秀的高人，也都走掉了，當然現在有年輕一代，王岐山陳錫文杜鷹，他們現在也都不小了，不像以前那樣在第一線，不可能那樣再活躍了。當現在比較活躍的是周其仁，林毅夫他們，繼續在為農民鼓與呼。要記住杜潤生老講的一句話：“你們不管做了多少事情，或者改了其他的行，但是思想上永遠不要農轉非，我們要為農民鼓與呼，這是一個永恒的主題。”

　　總起來說，農村改革，說到底是還權于農， 還權于民。但現在農民還沒有價格談制權，土地制度問題尚待完善。總之，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農村問題，也“永遠在路上”。

　　大家都稱贊八十年代中央5個一號文件寫的不錯，當時確實起了巨大的作用。其實關于農村方面的文件，我看是有8個文件很重要，一個就是前面講到的79年中央75號文件，然后82年起5 個1號文件，還有一個1984年的關于鄉鎮企業的4 號文件。還有一個1987年的5號文件。5號文件， 原來也是1987年的1號文件，86年的時候起草好了，中央也通過了，87年初耀邦同志辭職了。那么前面1234號文件都是反自由化的。農村的事就排到第五號了。所以一共是8個文件。起草文件的時候，我們大體上這樣，每年春天二三月份要聽耀邦、萬里他們出題目，然后杜老就把我們一些人找去，下去分頭調查，到四五月份上回來匯報一次，再去調查。

　　到8月份第二次又回去，那就開始起草了， 起草以后，再回來調查，然后11月份到12月份， 中央開農村工作會議。第一次比較大的農村工作會議是1981年11月份開的，在北京開，后來京西賓館有別的事，我們又從北京搬到天津繼續開。農民議會，開了半個月，大家爭吵包產到戶什么，反正農村問題很多，就在那爭開了。散會以后，再留下一些人來參加起草。當時好多省都參加過，比如吉林的田雨豐，云南史大姐等多了， 經常去的地方上有4個人，他們叫東吳西趙南杜北霍。東吳就是我。西趙也是個江蘇人，吳縣西山人，四川農委主任趙文新，他是人民大學出來的，南杜是杜瑞芝，是廣東省顧問委員會的副主任，北霍是山西省的省委霍泛副書記，他還是個歷史學家。

　　杜瑞芝同志是個心直口快的人，最喜歡提意見，有次當了萬里的面說，有些事情你們中央感冒了，叫我們下面來吃藥。又有一次杜瑞芝跟杜潤生講笑話。當時你不準大家喊杜主任，我從來沒喊杜主任，都是喊老杜。但現在我要升格了， 我也成為老字號了，我都當了顧問委員會副主任了，不能再叫我小杜。杜老笑道：你做老杜還不夠資格，只要我還在，你永遠是小杜。

　　當時起草文件，其實副主任劉堪是日常主持的。因為杜老會議很多事情很忙，他有的時候就交給劉堪了，慢慢琢磨。那兒高人很多，前面講到林子力，當時北京理論界的報春鳥。張云先， 他改文件很仔細，一字一句一個標點，細的不得了。如能把原稿檔案找出來多好。他是嘔心瀝血。搞完一次中央文件，就吐一次血，住一次醫院。他的爸爸是前水利部副部長。周其仁、陳錫文、王小強、林毅夫、杜鷹他們，腦子好的不得了，講數字不要翻本子張嘴就來。

　　當時我們搞文件，可以說一字千金，很認真。比如說小城鎮的問題，發展小城鎮，讓農民可以到小城鎮上去打工。當時文件初稿寫的可以自帶口糧到小城鎮工作。那么人家就問了，你帶了50斤背50斤米，已經夠重的，挑一擔米不容易，吃完了怎么辦？ 大家想來想去，后來國務院研究室當時有一個人叫姬業成，現在也過世了，他說我想了幾夜，我想出一個字來了，什么字呢？理，可以自理，我可以買，可以借，可以送，什么都可以，反正我自理就行了。我想說當時搞一號文件一個是調查研究非常深入，一個是文字非常講究，反復推敲，那是非常認真的。所以5個一號文件經得起推敲。到現在看看還很有味道的。

　　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問題，必須始終放在重中之重位置，堅持不懈抓好“三農”工作，錨定建設農業強國目標，有力有效推進鄉村振興，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偉業。

　　（本文連載于江蘇《檔案與建設》2021年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