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應春（1917－2011），改名于春，生于黎里南柵蒯家弄，父親蒯友韓清末秀才，一生在家鄉教書育人，母親黃文先是一位勤勞善良的家庭婦女，蒯應春自小受到了良好文化教育，黎里讀完小學，即赴蘇州振華女子學堂讀初中，畢業后到南京女中讀高中，接受革命思想，積極參加學生運動，投身抗日救亡宣傳。1936年8月加入共產黨，在國統區直接領導的抗日救亡團體南京秘密學聯擔任理事。由于身份暴露，也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同年12月不辭而別，改名于春，前往抗日救亡前沿華北，從此于春成為她正式姓名。一去十幾年，直到全國解放后才與遷居浙江金華的母親及兄弟姐妹取得聯系。

　　（蒯應春） 

  于春在山西，加入山西犧盟會軍政訓練班第11連，就是赫赫有名的犧盟會女兵連。當時全國16個省市190余名愛國女學生，沖破各種阻礙，懷著滿腔熱血，先后來到抗日救亡熱潮高漲的山西。大家脫掉學生裝，換上灰色軍裝，組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由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支女兵連。受薄一波直接領導，女革命家劉亞雄任指導員。1989年薄一波同志回憶說：“訓練班的女青年迅速成長，后來，她們歷經戰爭的磨礪，大都成為我黨我軍的優秀婦女干部，其中絕大多數同志加入了共產黨。” 當時11連的連排長都是閻錫山手下的男性舊軍官，唯獨指導員和政治工作員是受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女青年，于春就是三名政治工作員中的一員，她負責一個排的政治工作。一個連一百多名知識女性，英姿颯爽，每天扛著步槍走過太原街頭，那時山西十分封建，太原更是封建而又閉鎖，女兵連的出現可謂太原市一大景觀，引來無數居民圍觀，稱羨。女兵連出了不少名人，比如與日寇血戰致死的女英雄李林、江濤、朱淑榮，還有后來文化大革命風云一時的聶元梓、劉湘平。1937年9月，于春和女兵連戰友一起在山西五臺山參加著名的太原會戰，后加入八路軍三五九旅，從事宣傳工作。太原淪陷，于春被派往八路軍辦事處所在地臨汾，在彭雪楓組織的八路軍學兵隊學習。學兵隊六百多人，與抗大相仿的一所學校，短期培訓抗日青年軍事干部，學員都是八路軍排長以上骨干，一半以上大學文化，來此加強軍事與理論素養，學員畢業后多數分派為游擊隊長。學兵隊內有個著名的女兵隊，楊尚昆夫人李伯釗就是女兵隊隊長，當時學兵隊還有陳克寒、張震等領導同志。

　　1938年4月，于春被送往晉察冀黨校學習，畢業后隨劉秀峰率領的黨校工作團前往成立不久的晉察冀邊區，擔任政治指導員，宣傳抗日，發動群眾。次年于春分派到地處唐縣軍城鎮和家莊的三分區工作（聶榮臻領導的晉察冀軍區總部此時設在這里），擔任宣傳干事，編輯《戰斗報》。三分區是晉察冀核心地盤，白求恩醫院和八路軍兵工廠都設在這里。三分區人才濟濟，黃永勝是司令員，王平任政委，劉杰任地委書記，張林池任專員。三分區42團在反掃蕩中打過著名的大茂山保衛戰，大小46場戰斗，斃傷日偽八百多人，繳獲重機槍一挺，打下日軍偵察機一架。《二小放牛郎》的歌曲就是根據這里發生的真實故事創作的。在這里，于春遇到了志同道合的戰友趙綱，不久兩人結婚，他倆的頭生子在戰爭中夭折。

　　有一段時間，于春住在老鄉家，房東夫婦有兩個娃娃，一個還是啞巴，一家人時常餓飯。于春在機關食堂有飯菜供應，每頓她省下一大半，拿回來給房東一家。每當部隊開飯，啞巴娃只要聽見女八路越來越近的腳步聲，就高興得哇啦哇啦叫喚。靠著口里省下來的食物，房東一家人才度過了這段艱難歲月。1943年鬼子秋季大掃蕩，于春重病在身，藏進山洞，后來得到村民掩護，才逃過鬼子的搜捕。解放戰爭開始，于春先是擔任晉察冀三地委黨校組織科長，然后在張家口和定縣等地參與邊區干部子女學校的教育工作。

　　新中國成立，于春先后在農科院和農業部從事人事工作。后來組織上根據她的特長，調去辦《農業雜志》，又在農業出版社工作，擔任副總編。 于春性情溫良敦厚，為人低調隨和，因而十年動亂中沒有受到造反派直接沖擊。但是她的許多老戰友卻被扣上了這樣那樣的帽子，總有專案組外調人員不斷找她，請她“提供情況”。于春頂住壓力，不斷地為遭難老戰友說好話作證言。隨著時間推移文化大革形勢越發險惡，為了保護戰友，很多個晚上，于春同丈夫一起搜尋信件及有關材料，一一焚化，以免造反派抓住把柄。1972年，擔任過周恩來總理聯絡員的丈夫趙綱遭受政治誣陷，突發心肌梗塞去世。于春強忍悲痛，料理后事，含辛茹苦，獨自將四個孩子培養成人，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才。長女于小波是文化大革命前北大物理系高材生，后在中國醫學科學院工作；長子趙蘇蘇是作家；二女兒趙燎夏是重點中學特級教師；小兒子趙曉弟擔任過英文雜志負責人，可惜1977年過早去世。孫輩大多畢業于清華、北大等名校，也有美國獲得博士后學位，回到清華大學以學術帶頭人身份擔任博士生導師的。

　　（于春、趙綱夫婦及兒子）

　　于春愛讀書，尤其愛讀古典文學，詩詞歌賦相當嫻熟，唐詩宋詞張口就來。她頗有英語功底，發音純正，在她的影響下，兒子趙蘇蘇逐漸走上翻譯之途，成為國內著名翻譯家。于春擅長拉小提琴，邊拉邊唱，悠揚動聽，直到晚年，那蘇聯歌曲和江南民歌仍是她的最愛。平時關心時事，晚年眼睛不好，無法看電視，就訂閱大字版《參考消息》，堅持閱讀，一字不肯落下。

　　（于春兒子趙蘇蘇）

　　于春一生省吃儉用，有時簡直對自己到了苛刻的地步。晚年，她連廢棄的藥盒都舍不得丟，裁成紙片，有什么需要寫的就寫在上面。子女們都不理解，她一本正經地說：“當年我們在根據地寫宣傳稿，就是鉛筆寫完鋼筆寫，鋼筆寫完毛筆寫。”對別人，她卻十分慷慨，充滿愛心。每月分別給遠方的母親和公公婆婆郵寄生活費。上世紀六十年代，困難時期，她和丈夫節衣縮食，養活了從老家逃難來的三個沒有口糧的親戚。社會公益她也當仁不讓，凡遇地震洪澇，捐起款來從不手軟，熟悉她的人說她是在為別人活著。

　　（趙蘇蘇紀實小說《走過蒯家墻門的故事》）

　　于春淡薄名利，無欲無求。不論是在職期間還是離休以后，始終把自己看成一個普通百姓，幾乎絕口不提自己當年的革命功勞和光榮歷史；她有許多位高權重的老上級老戰友，卻鮮有走動，更別說攀附了。別人視為極大政治榮譽的老紅軍國慶天安門觀禮她居然婉拒不去。建黨九十周年前夕中組部下發文件，批準她及一批老同志享受正部級醫療待遇，到醫院看病時條件好了許多。子女每每提及此事，她都要正而八經地糾正：“我不是部級，我只是享受部級的醫療待遇！”每次住進醫院沒幾天，就嚷嚷著要出院，生怕多花國家醫藥費，給組織上增添負擔。她的住房面積遠未達到應該享受的標準，孩子想替她向單位要，她堅決不允許。1983年，于春離休，1990年因骨質疏松腰椎滑脫做了鋼板固定手術，行動受到極大限制，生活質量大大下降，但是她從不因為自己不便而麻煩兒女們。1997年，年近八旬，又遭受老年喪子的打擊，小兒子因參加唐山抗震救災而患上了乙肝，惡變為肝硬化，英年早逝，這是她二度遭受喪子之痛。從此，她健康狀況是每況愈下。2000年于春從急性尿毒癥的魔爪中逃脫過來，身體愈發不堪，只是憑著清心寡欲與平和心態，寧靜地度過了新世紀的頭一個十年。2011年11月，于春，蒯應春以94歲高齡安然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