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過了高溫酷熱、干旱少雨的天氣，我們終于走進了天高氣爽、細雨綿綿的秋季，家中的大小空調機也獲得了喘息機會。秋風的清爽在秋雨過后顯得更加沁人心脾，讓人們在愜意中有了想張開雙臂擁抱自然、大口大口深呼吸的欲望，親朋好友間的互訪聚會也在悄悄增多了起來。還有七天就是壬寅年的中秋節了，這一天，我們迎來了知青李姐來家中做客，同在南京的三哥與七弟也一道前來作陪。

　　與李姐再次在南京重逢，還是1990年我碩士研究生畢業后到南京工作。那天，我在鼓樓廣場一帶等公交汽車，突然有人從公交車上向我打招呼，十分驚訝地喊出了我的名字，我立即認出是知青李姐，就一個健步上了公交車，因為我剛好等的就是這一路車。上車后才知，李姐現在南京公交公司工作，主要是在公交車上當售票員。就這樣，我與這位當年插隊落戶到我們生產隊的知青姐姐神奇般地聯系上了。

　　聽說我已經在南京某單位工作后，李姐和另一位知青胡姐很快就到我住的集體宿舍看望我；聽說我分到了一個只有12平方米的簡易陋室后，李姐又來看望過我們；聽說我們家七弟也在南京某高校任教后，李姐又忙著張羅給七弟介紹對象直至弟弟成家。李姐后來又請我們到她的小家中做客，地點就在人民中學旁的陸家里一帶。在那里，我不僅見到李姐的先生，又見到了李姐的父母。阿姨聽說我來南京工作了，慈母般地對我們說：你們以后要當兄弟姊妹一樣走走啊。雖然李姐的父母亦已離世，但阿姨當年的話語我難以忘懷。

　　但是啊，可能因為通訊工具的不斷更新吧，也可能因為城市大拆大建而讓許多老房子消失掉了，也因為大家為了生活而勞碌奔波，我們又失去了聯系。一直到公元2022年的9月2日，我們才終于又聯系上了。于是我與妻子決定，請李姐于第二天來我們家走走，七弟夫婦及在南京女兒家帶外孫的三哥他們一道來我們家聚聚。

　　李姐已過古稀之年，在未見李姐之前，我先在微信中告知，我亦是滿頭花發的退休人員了。在地鐵口一見面，大家就有說不完的話；來到家中后，李姐更與大家更是聊不完的往事，道不盡的人生感慨。我們想多聽聽李姐說說她們當年在我們生產隊插隊落戶的事。

　　在那“就是好”“就是好”的風雨如晦歲月，歷史的時針已經指向農歷1968年的歲末，古城南京已經是寒氣逼人，冬天已經真的來臨了。此時的南京城，最流行的一句話就是：“我們也有兩只手，不在城里吃閑飯”。整座城市已被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風暴裹動著、撞擊著。在這座城市生活的人們，尤其是那些血氣方剛的中學生們，將要有一部分人不得不放下書本，離開校園，告別這座城市，去一個可以“大有作為”的地方重新開啟他們的人生。

　　李姐所在的“東升中學”（現南京市第六十六中學），李姐所在的班級，李姐同班的5位姐妹，正以實際行動融入時代潮流之中。盡管他們當時才是初中一年級的學生，但卻被校方提前頒發初中畢業文憑而離開母校。

　　公元1969年元月10日，那是李姐她們永遠難忘的日子。上午8時許，學生們就已經按照要求，準時來到學校旁邊的安槐村附近集合。那里早已有幾十輛解放軍406倉庫的軍用帆篷大卡車在一溜煙地停放著，時刻待命出發，要將那一片烏壓壓的學生們全部送到農村去。

　　正是農歷十一月寒冬季節，天氣格外寒冷，人們站在凜冽的寒風中已有些瑟瑟發抖。像許多家庭從來沒有遇見過這種經歷一樣，父母為子女們準備的御寒過冬衣被是普遍不足，因為時間太倉促了，李姐的父母只好將李姐的姐姐準備結婚用的棉被先拿來給她用。

　　軍用車喇叭聲起，車輪開始滾動，李姐的父親，一個普通的工人，跟著車子，一邊跑，一邊揮手，一邊流著淚，他以一個父親的大愛在向還被理想充滿頭腦、不知憂愁為何滋味的嬌女告別。無數的父母親人，都在以不同方式，目送著他們的骨肉去一個他們不知道、但據說卻可以鍛煉成長的地方。

　　這一年，李姐才虛17歲。

　　李姐他們是10人乘一輛軍車，除了人的坐位，車上是塞滿了行李。從上午10時許出發，一路顛簸，一直到下午2點左右才到達指定下放地點：儀征縣陳集公社。只見公社大院里，一下子擠滿了從大城市到來的姑娘小伙子們。公社食堂師傅們早已做好準備，輪番作業，抓緊給這些城里娃們弄點吃的，以消除他們的勞頓與饑餓。

　　公社黨委規定，知青到農村落戶為5個人一組。李姐她們5人是同班同學，就結為一組。大家都在焦急而又耐心地等待著，等待著哪個生產隊來人能把她們領走。眼見著許多男生組被一個個生產隊來人領走了，可能那些地方缺少勞動力，擔心女孩子吃不了苦、干不動農村體力活吧，李姐她們5人有點羨慕了。

　　眼看天已經黑了下來，天空中又開始飄起了雪花，但仍不見有接收知青的單位來將李姐她們5人認領接走。公社領導害怕剩下的知青們會餓著，就又讓食堂師傅給大家準備了晚飯，并安慰大家耐心等待。

　　正在愁盼之際，忽然有5位農民出現在了她們面前，其中一個領頭的約40歲出頭模樣，后來她們才知道這個人是生產隊長。只見生產隊長用濃重而又純正的揚州方言，像似自言自語又像是對同來的其他人說：我們生產隊就要這5個女孩（念“霞”音）子，男孩子調皮呢。

　　李姐她們見有人來認領了，都開心得好像把自己嫁出去了一樣。

　　在公社辦完了交接手續，已經是晚上6點多了。冬天的夜晚來得早，天空又開始飄起了雪花。他們5人的行李分別由5位農民用扁擔和畚箕（běn jī）挑著，10個由農民與剛從大城市來的姑娘們組成的隊伍，頂著朦朧夜色，迎著飄飄雪花，開始了在鄉間狹窄土路上的行程。

　　姑娘們不知道到達生產隊有多遠，就七嘴八舌地問了起來，只聽那位生產隊長沉著而又果斷地告訴姑娘們說：不遠不遠，就十幾分鐘。

　　5位農民肩挑著姑娘們的行李，姑娘們是空著兩只手、甩著膀子跟著，就這樣，她們也跟不上農民的步伐，在彎彎曲曲的鄉間小路上跌跌撞撞地走著。

　　突然，生產隊長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子，這里有個“缺子”了。（諧音“缺子”，指鄉間土路中間被挖斷、便于淌水的小溝）

　　5人中的胡姐將“缺子”誤聽為“麻雀”的“雀子”，心想晚上還有鳥在天上飛，就仰頭尋找了起來。說時遲，那時快，一不留神，胡姐就跌到“缺子”里去了，先是嚇得大家一陣緊張，接著是逗得大家笑了起來，因為沒有大礙。

　　鑒于此，隊長及挑著行李的幾位農民再次提醒姑娘們：走路要小心，防止絆倒。

　　小隊長本來告訴姑娘們說，只有十幾分鐘的路程，誰知走了近兩個小時才到達村子里。由于上面安排時間太急太緊，生產隊還沒有來得及為知青們建專門的房子，生產隊長沒辦法，只好將5位姑娘先安排到我奶奶家居住，并讓我的堂嫂趕快再弄點東西給姑娘們吃吃，好暖暖身子。

　　李姐至今記得，當時我堂嫂熬了一大鍋菜稀飯讓她們5人吃，味道很香。我奶奶把自己住的一間屋子和自己睡的一張大床臨時騰出來供姑娘們休息。能作出這樣安排的生產隊長不是別人，正是我父親。父親在動用家族力量，為剛來的5位城里姑娘解決了臨時住宿問題。可能因為父母親生了六七個兒子，從心眼里就盼望著有女孩子降臨，喜歡女孩，現在大城市一下子來了5位小姑娘，可把他樂壞了，所以在公社大院挑選知青時，父親選中了李姐她們5人組；到了生產隊后，父親更要盡最大努力，讓李姐她們少愛委屈。

　　李姐她們5人成“川”字型睡在了奶奶那張大床上，從此開始了她們喜憂參半的人生。從繁華的大城市來到了寂靜的小村莊，本以為農村一切都給他們準備好了，現在發現不是這樣，心里真的有點涼了。這一夜，她們基本都沒有睡著。從父母溫暖懷抱長大的她們，多么想再立刻飛回到父母身邊，但已經不可能了；她們又多么想跟送他們下鄉的老師去報告情況，在老師面前報怨兩聲，但老師在把他們送到公社、辦完交結手續后就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從這一天起，她們必須像無數知識青年一樣，開始脫胎換骨，開始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開始新的生活洗禮與考驗。

　　李姐她們“知青”的到來，給貧窮落后的鄉村帶來了青春朝氣，帶來了外面世界的精彩，小村莊好像過年一樣熱鬧了起來，大家像看西洋景一樣，紛紛跑到她們臨時居住點去看熱鬧，爭相一睹這些從大城市來的年輕姑娘們模樣。鄉情們發現，除了一位姑娘面部鼻梁有缺陷外，其他都長得大方美麗，知書識禮。那一年，我才13虛歲，七弟才4虛歲，我們當時有沒有跟著別人去湊熱鬧，已經沒有記憶了，十有八九也是去了的。

　　沒幾天，接到公社通知后，生產隊長的父親又帶領幾位農民到公社去領建筑材料，回來后又動員全生產隊力量，很快給知青們建好了一排5間平房。房屋為夯筑土墻，屋頂由草與瓦結合組成，這在當時農村算是上等的房子了，因為屋面上有了大青瓦。知青的屋內，支起了農家大鍋灶，還配了一只水缸。竣工那天，生產隊還放起了鞭炮。

　　很快，公社又為每位知青配備齊了農具，每人一把鋤頭、一把鐵鍬、一把連枷、一把鐮刀、一根扁擔、一對畚箕、一對籮筐，農民有的農具，知青都有了，父親組織人力將農具及時領回后，就發放給了李姐她們，并告訴大家如何使用，讓她們慢慢學，不急。

　　其實用不著著急，這幫從大城市來的姑娘們不是來走親戚的，而是要在這里與鄉親們一道風里來雨里去、臉朝黃土背朝天、不分白天黑夜做農活的。當初這些姑娘們被下放到農村，除了家庭父母是多子女原因，還有就是被宣傳鼓動而受了教育，他們總以為農村就像《新聞簡報》電影上放映的一樣，池塘里鵝鴨成群，魚兒被捕撈出網是活蹦亂跳，田野是稻浪滾滾閃金光，紫云英花朵上空有小蜜蜂在嗡嗡嗡。后來他們愈來愈發現，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些美好的畫面都是要通過汗水去換來的，并且有時還會汗水白流。

　　雞蛋好吃但自己不會養雞，豬肉好吃但自己不會養豬，韮菜好香但自己不會種菜，沒有水吃還要自己到塘壩中去抬去挑，做飯要靠自己撿來的雜樹枝和生產隊分的稻草、麥秸桿來升火，在城里家中用的蜂窩煤和煤炭爐已經成了奢望。

　　面對知青在農村生活的一系列困難，善良的農民們會經常主動接濟幫助這些城里女娃。沒有咸菜吃了，沒有蔬菜吃了，只要她們開口，農家都會笑臉相迎并盡量予以滿足。一些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們有時也會主動到塘壩中為知青們“挑吃水”；有經農家還會主動拿來菜籽，指導知青們如何種菜。李姐還跟我母親學會了用新摘的棉花通過針線錘子來捻線的技術，將三股線二次擰成一條粗棉線后，再用粗棉線來結成純粹的棉線褲子，十分暖和，李姐同時也成了母親的小幫手幫我們家捻了許多棉線，但李姐說，母親也沒有虧待過她，給了她好多草雞蛋吃。

　　干農活是又臟又累，而且許多又不會，但再苦再累也得咬牙堅持著。姑娘們主動向農民伯母嬸嬸們學習，向在農村生活的年輕姐姐妹妹嫂子們學習，她們要用行動來證明自己，通過勞動來學會勞動，通過勞動來養活自己。

　　李姐至今記得，她人生中拿到的第一筆“工資”就是在生產隊通過苦工分，年終分紅時拿到了5塊3毛錢。是農村給了她人生第一筆勞動報酬，盡管這個報酬不是以月來計算而是以年來計算的，但李姐仍然是高興得不行。她懷揣5塊3毛血汗錢，來到公社所在的集鎮上，到供銷社里去為母親買一塊衣布料，準備回家時孝敬母親。那塊布料就一下子花掉了2塊多錢，但李姐心里是樂滋滋的，因為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通過勞動掙錢來孝敬父母。

　　李姐至今記得，她在農村勞動時，年終分紅最多的一次是拿到了10多塊錢。說實話，這些錢根本養活不了自己。如同其他父母一樣，身處大城市的父母時刻在牽掛著兒女們，他們通過各種方式來接濟自己的骨肉。李姐的家里，每月都要給她寄5塊錢來維持生活，一直到1975年到了公社辦的“社辦廠”上班后，每個月可以領到工資了，才開始不要父母接濟。每次進城探親時，都要從家里帶走一些咸魚咸肉到農村，以應不急之需，同時也可以打打牙祭、解解饞。

　　由于那時的農村實行“大窩籠”干活模式，生產隊除了春節前后幾天忙過年不出工外，平時幾乎要天天集體出工干活，通過干活來掙工分，又曰“苦工分”。強勞力一天最高可拿到10分，我在高中畢業后回鄉務農期間，最高也只能每天拿到9.5分。農村夏季農忙“雙搶”季節是最熬人的時候，一邊要收割，一邊要插秧；秋收季節也是一樣辛苦。因為沒有機械脫粒，要在打谷場上靠牛拉石碾來將莊稼從秸稈上一遍又一遍地碾壓下來，干活干到半夜是常有的事。

　　最令李姐她們害怕的是在夏季插秧季節，水田中會經常被螞蝗叮咬，或在拔秧時突然出現水蛇，既瘆得慌，又害怕得要命，人們經常會聽到尖叫聲。夜晚睡覺時，有老鼠光顧室內，更是常有有事，時間一長也就見怪不怪了。但最令李姐她們尷尬的，往往是在插秧插到田中央時，或是在離住地較遠的田野勞動時，內急小解要來了怎么辦？這時還得多虧一道干活的善良農村婦女們站出來幫忙，她們會通過圍起人墻的方法來幫助掩護遮擋，以妥善解決問題。

　　李姐他們很快融入到農民的行列中來了，皮膚曬黑了，城市嬌小姐的形象不見了，手上經常磨出血泡的地方起了老繭，在稱呼上也入鄉隨俗了。她們稱比父母年長的男性為大伯（或“大大”）、大媽媽。我的父親排行老四，所以她們又親切地稱父親為“四大伯”，稱我母親為“四大媽”。在她們5人中，要數李姐與我母親相處得關系最為親近了。

　　李姐告訴我，冬天天氣太冷不能出工時，她會經常跑到我們家，與我母親在同一個草窩子里取暖。草窩子下面有火缽子，火缽子里裝的是從鍋膛里取出的帶有火星的草木灰，其余熱可以繼續在草窩木棍下面的火缽子里發揮作用。草窩聚氣，膝蓋以上再用棉衣覆蓋，兩條冰冷的腿進入草窩子后，很快就有了暖和感覺。

　　在那個年代，農村冬天取暖主要靠草窩子和火缽子。每年冬季，會扎草窩子的人是很吃香的，一般每個家庭的男勞力都會干這個話。關鍵要有扎草窩子用的空心管狀的鐵錐子，便于將稻草裝進去后來回穿梭。印象中，我父親就是一個扎草窩子的行家，大的草窩子如同躺椅，可以坐兩個人，高的那一端有一塊木板可以坐在上面，另一個人可以坐在對面的草窩邊沿上。既舒服又暖和。一個好的草窩子可以用兩三年。農村兒童冬天取暖，也可扎成立式的草窩子，讓兒童站在草窩下部的幾根并排木棍上，木棍下面就是火缽子。由于容易造成孩童燒傷危險，所以農戶們在使用時十分留心。

　　李姐告訴我們，那時我們家殺豬或有什么好吃的，母親往往都會想到她們，經常會讓年幼的七弟去知青的家，看看有那位知青姐姐在家，讓她們過來吃飯。這次見面，李姐她還特意模仿七弟當年是如何膽怯地站在她們知青家門口，喊她們的樣子：姐姐，我媽讓我來喊你們去吃飯。逗得我們都會心一笑。由此可見，母親與父親一樣，是特別喜歡這幫從城里來的姑娘的，母親生了七個兒子，沒有生下女兒，她把這幫知青姑娘完全當女兒待了。

　　李姐告訴我們，她記得我的家鄉有一條長長的、彎彎曲曲的水壩，水壩里在夏天長滿了菱角。農民摘菱角時的工具就是大澡盆，這個大澡盆在春節時可用于殺豬燙豬毛，平時可以裝糧食，夏天可以下到水塘水壩中去摘菱角，身體輕的可以一頭坐一個人。有一次，母親坐著澡盆在摘菱角，李姐也跟著要下去摘。第一次用手將菱角葉子翻開來就能摘到菱角，李姐別提多開心啦，看到剛出水的新鮮菱角，不吃是不可能的了，李姐就這樣，像小貓釣魚一樣，一會兒就剝一只菱角，將雪白嫩甜的菱角米子吃了，卻將菱角的殼子隨手扔到了水里。母親這下急了，告訴她不能將菱角殼子扔到水里，這樣會引來烏龜吃菱角，要求李姐等摘完了再上岸后慢慢吃。母親也曾這樣教導過我們，現在也告訴了李姐。這是一種民間禁忌習俗，是一種生產技能的傳授，更是一種愛的叮嚀。

　　有一天，我的母親生病了，我們全家人都慌了神。這種病是被稱為富貴病，只要條件好，注意營養和休息就可以與病魔和平共處，直至病患消除。當時在部隊的姨表哥也很著急，因為他們小時候是由我母親這位“老姨娘”（揚州方言，即最小的姨娘）幫帶大的。他從部隊定期寄回藥劑給母親治病，但需要生產大隊的赤腳醫生來幫助打針注射。但赤腳醫生不可能也不愿意天天上門幫母親打針，怎么辦？李姐見母親生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最后主動擔負起了為母親打針的義務，雖然從來沒有學過醫，但李姐對母親的感情給了她勇氣。到后來，李姐到公社社辦廠去上班，確實沒有時間了，我又壯著膽子，接過了為母親打針的重任。我們與母親一道，開始了對死神的戰斗。

　　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知青開始返城，李姐一直到1978年12月才正式回到出生地南京，回到了父母身傍。那一天是12月28日，李姐說，她也永遠忘不了那一天，就像忘不了1969年元月10日那一天離開南京一樣。

　　就這樣，一晃10年過去了，當年豆蔻年華的她已經變成了一個成熟的淑女。在農村這10年中，雖然有愛情來撞過腰，但她都堅強地咬著牙，一次次給搪塞過去了，因為她心中的夢想還是要回到父母身邊以盡孝，回到南京這座風景秀麗的古城來生活。

　　李姐她們5人中，那位鼻梁有缺陷的知青姐姐因年齡較大，在當地嫁人生子了。其他4位都先后回到了南京，并先后有了各自的工作和歸宿。李姐嫁給了一位勤勞能干、忠厚老實而又有一技之長的南京市帥小伙。他們生有一個寶貝女兒，女兒現在又成家了，外孫已經有十幾歲，開始長成一個翩翩少年了。

　　李姐對自己目前的生活較滿意，精神狀態很好，只是后悔自己這輩子讀書機會太少，學歷太低了。

　　我好像此刻才更加深刻地感到，李姐她們當年是多么地不容易啊！我們這些農村出生的孩子，當年要比這些城里下放到農村的知青們幸福得多了。李姐她們遠離父母來到農村后，當他們在田野上勞作時，我們卻還可以繼續在教室里讀書。李姐她們的年齡與我三哥差不多，但三哥卻可以讀到高中畢業，而這些知青們卻被活生生地剝奪了讀書權利。

　　我好像此刻才更加深刻地感覺到，李姐對我母親的了解好像比我們這些做兒子的還要多。我們這些男孩，心思太粗，加之頑皮或忙于上學，反而在許多細節上對母親的感悟沒有李姐那么深，對母親的理解沒有李姐那么多。我想，李姐在鄉村的那段日子里，母親應該是幸福的吧？母親沒有女兒的缺憾，應該在李姐她們生活在農村的那段時光中得到了些許慰籍與補償。我們要深深地感謝李姐。

　　當年，我曾在上初一放暑假時，李姐帶我乘船來過南京。那是我第一次乘船，還有點暈船，李姐教我對付暈船的方法；那是我第一次到南京，鄉下小孩，不辨東南西北。只記得每晚睡在李姐家那并不寬敞的、位于小市新村的平房水泥地席子上，感到很新奇，因為那時的農村還沒有被水泥侵入，但每天早晨，我都會被拖鞋在與水泥地面上發出的輕微摩擦聲驚醒，那是李姐他們家人起來做早飯了。那時的我，是不敢也不可能去做以后要來南京生活的美夢的，因為現實生活中，連個做夢的“引子”都沒有。

　　半個多世紀、斷斷續續的交往，李姐對我們的關心之情一如當初，李姐也沒有淡忘對那段蹉跎歲月的刻骨銘心的記憶。她告訴我們，她現在做的夢，大部分還是那近10年在農村生活的碎影，夢雖然有點亂，大背景還是我家鄉的那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們。李姐說，她很想明年清明節期間重回我們生產隊，去看看當年的小村莊，去見見當年一道勞動還健在的鄉親們，她還想到我父母親的墳墓前去敬香獻花，以表感恩和緬懷之情。

　　這就是李姐，一個性格活潑開朗、是非愛憎分明、心地善良賢慧的南京姑娘。不，現在她是一位會玩抖音、會發微信、喜歡唱歌和拍攝、生活充滿了樂趣的“狼外婆”了。

　　差點忘了告訴你，李姐名字也很好聽，叫“佩荷”。這名字，相信一定也會給你帶來一種永遠散發著荷葉清香、高潔大氣而又自珍自愛的美感吧？

　　束有春 2022年9月5日于金陵四合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