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振振博士1950年生，南京人。現任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古文獻整理研究所所長。兼任國家留學基金委“外國學者中華文化研究獎學金”指導教授，中國韻文學會會長，全球漢詩總會副會長，中華詩詞學會顧問，中央電視臺“詩詞大會”總顧問、《小樓聽雨》詩詞平臺顧問、國家圖書館文津講壇特聘教授等。曾應邀在美國耶魯、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講學。

　　唐宋詞概說（二）

　　五代十國時期，北方戰禍頻仍，政權更迭，民不聊生，遑論文學藝術的發展。相對來說，南方的局勢卻較為和平。于是經濟重心和文化重心便聯袂自中原南遷。而劍門關外的天府之國，揚子江畔的魚米之鄉，這萬里長江的上下兩端，天險堪恃，地利可依，正是戰亂時代最理想的割據之處。因此，在這兩塊綠洲上立足的前后蜀和南唐，理所當然地成了當時經濟、文化最繁榮的國度。“西蜀”“南唐”兩大詞派，就在這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先后崛起。

　　“西蜀詞派”亦稱“花間派”，因后蜀趙崇祚編《花間集》，共收十八位作家、五百首詞，而這些作家又大多是蜀人或仕宦于前后蜀，故爾得名。

　　該派成員之一的歐陽炯在為《花間集》作序時，曾這樣描繪六朝樂府艷辭的創作背景：“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詞，用助妖嬈之態。”其實，這也正是花間派詞自身的創作過程。盡管歐陽炯序頗有微辭于“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娼風”，但花間派詞中仍有不少“宮體”和“娼風”的混合物。

　　不難看出，此派的作風是效法溫庭筠的。而《花間集》的首選，也正是溫庭筠詞！無怪后人稱溫庭筠為花間派的鼻祖。

　　須知道，前后蜀的某些君主，如王衍、孟昶之流，縱情聲色的程度比唐宣宗有過之而無不及；西蜀詞人狎妓宴飲的風氣，也不亞于晚唐才士。所以，花間派之脈承溫飛卿，以醇酒美人為主要創作對象，可謂順理成章。

　　當然，這是就總體而言的。若具體分析，則《花間集》中也還有像鹿虔扆《臨江仙》（金鎖重門荒苑靜）那樣抒亡國之深悲，像薛昭蘊《浣溪沙》（傾國傾城恨有余）那樣發懷古之遐想，像毛文錫《甘州遍》（秋風緊）那樣摹寫北陲戰伐，像李珣、歐陽炯《南鄉子》那樣描繪南疆風情的作品，別開生面，未可一概而論。

　　西蜀詞人中成就最高的是韋莊。其作品主題固然多寫艷情，與溫庭筠差異不大，但偏向于自己親歷的悲歡離合，主觀色彩較為強烈，風格也較為清麗疏朗，有別于溫庭筠詞的注重客觀描繪和秾艷縝密。

　　“南唐詞派”所由產生的社會環境及其前期作品的取材范圍，與“西蜀詞派”大致相同，但時代稍晚，代表作家也較為集中，主要是南唐的兩位君主——中主李璟、后主李煜父子和一位宰相——馮延巳，不像西蜀詞人那樣成分復雜，上至帝王將相，下及一般官員和士人。

　　又，該派形成之日，已是國祚衰微、風雨飄搖之時。后周以及代周而繼起的宋，虎視眈眈，陳兵境上，這樣嚴峻的形勢，不容許南唐的君臣們忘形地陶醉在“者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者邊走，莫厭金杯酒”（前蜀后主王衍《醉妝詞》）之類歡快的小夜曲里，一如西蜀貴族們之所曾經。于是，我們在前期南唐詞里看到了較多的冷色，如李璟《山花子》所謂“菡萏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之類。要說南唐詞與西蜀詞在風格上有什么區別，那就是多了一層心理上的陰影，從而辭筆也就較為凄清，不同于西蜀詞的綺艷。

　　都城金陵的陷落，標志著南唐國政治命運的完結，同時也標志著南唐詞文學價值的升華。

　　南唐詞派最后一個，也是最杰出的一個作家李煜，入宋后以亡國降虜的身份，在“日夕只以眼淚洗面”（李煜本人與舊宮人書中語）的軟禁生活中，寫出了“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虞美人》）等許多泣盡以血的詞句。

　　誠然，他所魂牽夢縈的，不過是一個封建帝王失去了的天堂，究其實質，本不足稱道；更何況，他在位時的奢侈腐化是導致南唐覆滅的直接原因，今日階下為囚的種種怨愁悔恨，無非咎由自取。

　　可是，其入宋后的創作畢竟是真摯的，是用高度洗練的詞句去概括一般人在失去最美好的一切時都可能會產生的那種沉痛心情，故而其美學意義超出了作品本身所反映的具體社會生活內容，仍有一種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清代著名詞學評論家周濟說：“毛嬙、西施，天下美婦人也，嚴妝佳，淡妝亦佳，粗服亂頭，不掩國色。飛卿（溫庭筠），嚴妝也；端己（韋莊），淡妝也；后主則粗服亂頭矣。”（《介存齋論詞雜著》）形象地道出了三家詞的特色。而“粗服亂頭，不掩國色”八字，正是對后主那些直抒胸臆、洗盡脂粉純用白描之佳作的高度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