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振振博士1950年生，南京人。現任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古文獻整理研究所所長。兼任國家留學基金委“外國學者中華文化研究獎學金”指導教授，中國韻文學會會長，全球漢詩總會副會長，中華詩詞學會顧問，中央電視臺“詩詞大會”總顧問、《小樓聽雨》詩詞平臺顧問、國家圖書館文津講壇特聘教授等。曾應邀在美國耶魯、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講學。

唐宋詞概說（三）

　　經過隋、唐、五代近四百年間眾多民間作者和文人作者的共同努力，詞業(yè)已由發(fā)源時僅可濫觴的一泓清淺，演為初具波瀾、力能浮舟的溶溶流川。而進入兩宋時期后，因著創(chuàng)作隊伍的不斷壯大，創(chuàng)作視野的不斷開闊，創(chuàng)作技巧的不斷新變，詞的發(fā)展形勢更有如江出三峽，一瀉千里，吞天坼地，濺玉噴珠，挾五湖百瀆之水赴海朝宗。近人編《全唐五代詞》，僅得一百七十余家，二千五百余首；而《全宋詞》及《全宋詞補輯》所收，卻多達一千四百三十余家，二萬零八百余首（含殘篇）。盡管唐、五代詞散佚的比例更大一些，不能據今存數目斷言其詞人、詞作一定只有兩宋的八分之一；但兩宋詞壇之遠較唐、五代為繁榮，卻是毋庸置疑的。單從兩者之間的量的對比上，我們也可以約略窺見詞在入宋后的鼎盛氣象。

　　北宋的統(tǒng)治者有懲于晚唐、五代藩鎮(zhèn)割據，兵連禍結，禁軍怙亂，擅主廢立的歷史教訓，早在建國之初就慫恿和誘導高級將領交出兵權，“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宋史·石守信傳》）。后來，又擴大科舉取士及任官的名額，設置一系列疊床架屋的行政機構，實行“官以寓祿秩、敘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而別為差遣以治內外之事”（《宋史·職官志》）的煩瑣官制，建設起一支龐大的、以文職為主的官僚隊伍，作為保障其高度中央集權的基干力量。為了換取這一階層的忠勤服務，封建君主也必須給他們以優(yōu)厚的生活待遇。因此，當時達官貴人蓄養(yǎng)家妓的風氣，士大夫階層文酒雅集的風氣之盛，是前朝所無法比擬的。此外，大一統(tǒng)政權的鞏固，又給飽經晚唐、五代干戈俶擾之苦的人民提供了休養(yǎng)生息的機會，使他們得以用自己的辛勤勞動，將社會生產力恢復并發(fā)展到一個新的階段。隨著農業(yè)、手工業(yè)、商業(yè)的日趨興旺發(fā)達，都市經濟的日漸欣欣向榮，市民階層的人數急遽膨脹著，成為一股愈來愈不可小覷的社會力量。他們口腹之余，自然也要文化娛樂方面的享受，于是便有那民間樂工、歌妓“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調弦于茶坊酒肆”（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序》），風尚所趨，凌轢往世。上流社會與中下層社會對于聲歌的共同需求，構成了推動宋詞臻于極盛的合力。而由于這兩種社會階層有著不同的藝術旨趣，與之相適應的詞的創(chuàng)作面貌也就大相徑庭。這在北宋前期表現得尤為典型。

　　貴族們得利較早，因而北宋早期詞壇是他們的一統(tǒng)天下。但貴族詞藝術高峰的出現，還在開國后第三代君主仁宗統(tǒng)治時期，其代表作家是晏殊、歐陽修。他們都官至宰輔大臣，詞作側重于反映士大夫階層閑適自得的生活以及流連光景、感傷時序的情懷；所用詞調仍以唐、五代文人駕輕就熟的小令為主；辭筆清麗，氣度閑雅，言情纏綿而不儇薄，達意明白而不發(fā)露，詞風近似南唐馮延巳。其藝術造詣不可謂不高，然而因襲的成分較重，尚未能完全擺脫南唐詞的影響。

　　晏殊的幼子晏幾道也擅長小令，與晏殊并稱“二晏”。他是由貴公子降為寒士的，親身經歷了“華屋山丘”的人世滄桑，故其詞于高華之中深寓悲涼。論時代，他已入北宋后期；論流派，則仍是晏殊、歐陽修的變調和嗣響。小晏以后，專學唐、五代令曲且以此名家的詞人，在宋代才算是絕跡了。

　　市民階層的勢力不可能因統(tǒng)治階級內部權力和財產的再分配而立刻壯大起來，它需要經歷一個社會生產水平提高、社會勞動總量積累的過程。因而市民詞起步較晚，今存北宋早期詞作中尚見不到她的倩影。但她發(fā)展的勢頭很猛，也在仁宗時期達到了高潮，其代表人物是柳永。柳永一生飄泊，沉淪下僚，政治地位不高，故較能接近民眾。所作多描繪都市風光，傳寫坊曲歡愛，抒發(fā)羈旅情懷，內容略豐富于晏殊、歐陽修，語言也俚俗而家常，頗合市民階層的口味。他精通音律，長期混跡秦樓楚館，與民間樂工、歌妓密切合作，創(chuàng)制了許多新腔，其中大多數是更宜于表現繁復多變的都市生活的慢曲長調。慢詞在民間早已有之，但自唐以迄宋初的文人比較矜持，他們寧愿擇用那些句度類似五、七言近體詩（那本是他們的拿手戲）的短調，而不甚措意于所謂哇聲淫奏的慢曲子。柳永是扭轉此風的第一人。

　　詞的篇幅拉長了，容量加大了，表現手段自然也要出新。于是，柳永將六朝、隋唐小賦的技法引進詞的領域。他那層層鋪敘、處處渲染、淋漓酣暢、備足無余的作風，確與崇尚含蓄、講究韻味、抒情小詩般的傳統(tǒng)文人詞大異其趣。由于柳永詞具有較廣泛的群眾基礎、較新鮮的時代風貌，故而風靡四方，贏得了“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宋葉夢得《避暑錄話》引西夏歸朝官語）的盛譽。概括地說，北宋前期，主要是仁宗時期，詞壇上就呈現著這樣一種貴族詞與市民詞，雅詞與俚詞，令詞與慢詞雙峰對峙、二水分流的局面。當然，晏殊、歐陽修未始沒有俗詞、慢詞的創(chuàng)作嘗試，柳永也并非不作雅詞、令詞，以上所述，不過是就雙方各自的主導傾向而言罷了。

　　同期還有一位以“張三影”出名的詞人張先，官沒有晏殊、歐陽修做得大，但也不像柳永那樣仕途偃蹇，他的詞“適得其中，有含蓄處，亦有發(fā)越處”（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大抵出入于兩派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