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當今書法已發展為純藝術，大家關心的是它如何創新求變，而真正決定書法藝術價值的根本是境界，但關心這一根本的人似乎不多。

我想了想，覺得確有這種現象存在。—因為這不只是書家個人的能力問題，而首先是精神修養。當然也有許多真有見識和追求的書家，始終視境界為書法藝術價值的根本，作為藝術的終極目標、終生追求。

有這么一位書家，他以積極的社會擔當意識，以對民族文化傳統的敬畏之心，以對時代生活的感恩之情，思考著當代的書法問題，從事他的具有時代意義的藝術追求。他的具體見識和創作實踐，鮮明地反映出這一基本特點。這個人就是言恭達。

自時代的書法熱興起、創新要求提出以來，書壇情況確實比較復雜。有的人不知怎么“創”，焦急地等待、觀望；有的人大膽作了各式各樣的嘗試，卻未得到時人的認可。這時候，恭達先生為迎“奧運”、迎“世博”，用大草長卷寫出了何振梁在申辦奧運會上的陳述詞：《我的中國心》；以 25米長卷寫了下國家領導人慶賀世博會的講話：《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等等，且以時代的行文格式出之。這當然是具有時代創變意義的作品，而且得到了時人的贊許和專家們的一致好評。

為什么舉國歡慶申奧成功、書家都在思考創新之時，沒有想到這一點？或許是有人缺少實力，或許是雖有這種現實生活熱情，也以為這與自己的書法創作并不相干。或許還有人以為書法只是“形式美的藝術”，長期抄錄唐詩宋詞，已形成超穩定的心理定勢，自己的創作活動早已脫離現實生活而全然不知。書法本來是可以用來宣傳群眾、教育群眾、鼓舞群眾作為時代的書家，竟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恭達先生不僅想到，而且在出色地完成前面講到的那些巨作后，又先后還推出了推動二十世紀歷史進程偉人詩抄《世紀脊梁》和自作詩《時代抒懷》等系列藝術精品。這就說明，他的緊跟時代、擁抱時代，創作精神不是偶然的了。這既反映了藝術家的時代生活激情，也是讓書法藝術功能充分運用，而且使作品在藝術創作上有超常的發揮。—事實證明：即使最保守的書家，也不會認為他“路子走偏了”，都認為這是時代的正道，還贊賞他的藝術敏感、精神修養與筆墨功夫。

恭達先生之所以有這種創作熱情和藝術成就，基本原因可以歸結為兩條：首先是源于他自覺的社會擔當和強烈的時代關懷意識。他不是那種“超塵出世”、只在謀求自娛自樂的“純藝術家”，更不是借書藝沽名釣譽的人物。他真正認識到：從古到今，沒有離開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書法。如今書法的實用功能被現代手段方式取代，但是它并不妨礙，甚至更能讓人們以之表達主體的情思意興的同時，為實現宣傳教育，并給人以審美，就像其他文藝形式一樣。

恭達先生長期以來，擔任著包括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書協副主席、江蘇省文聯副主席、幾所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等許多職務。他關心社會，關注民生，緊貼時代脈搏，有著一個人民藝術家寬闊的心胸和深摯的情懷。正因為如此，恭達先生用這種最具民族文化魅力的形式，宣傳奧運精神、世博文化，既讓古老的書法藝術融入現代生活，也展示了書法藝術的獨特魅力。這種藝術實踐，反觀時下流行的盡以抄錄古人文詞的現象，無疑給時代書人提出了新的思考。確實這種盡抄古人文詞以為時代書作，是有書史以來沒有過的文化失落現象，是特定的歷史原因造成的，責任原本不在書家。但是，既有志于書，就要努力補上作為這門藝術必須具備的基礎課。而當前的事實是：許多人不僅未能想到這一點，而且以為書法之為藝術就是這種抄抄寫寫。這分明是對書法之為藝術的根本缺少基本的了解，致而在創作中，特別是在創新上，無視書法之為藝術根本的根本，只在形式上徒耗心力。

我當然不是說恭達先生只是想到做到這件只需提醒、大家都會注意的事。我是以此為例，意在說明恭達先生作為時代藝術家的生活敏感、藝術敏感確有過人之處，并在藝術實踐中反映出來。

其次，基于他對書法之為藝術的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書法原本就是“我、要、寫、字”，怎么寫？寫什么？傳統哪些必須繼承？他毫不含糊。“書者，抒也”，他很重視文詞的選擇。“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發而為文詞，乃有書寫。這本是書法創作的基礎。除了特殊原因，比如迎奧運、慶世博外，他在創作中選用一定的文詞內容，都以極大的熱情去把握。其通常之書，大多是自撰詩文，偶爾也有古詩文，也是借他人酒杯，澆心中塊壘。其每件作品之所以各具風神，原因就在這里。

恭達先生書法功力深厚，書路寬闊，數十年來不廢臨池，諸體皆精，為當代實力派書家中翹楚者。其篆書，從小篆入手，上溯三代吉金文字，脫胎于《散氏盤》，形態端莊靜穆，氣息醇厚古雅，時人早有定評。其狂草書更有獨特之處：大氣磅礴，樂感強烈，氣韻生動，境界高遠。他以對傳統草書經典的敬畏之心，于旭、素書中悟得三昧，構形大開大闔，運筆縱橫捭闔，以篆書裹鋒筆法與簡書的率意筆法入草。嫻熟的書技顯示出其深得中鋒“畫沙”、“印泥”之妙，結構營造和章法布白，常在感性與理性、有意與無意之間，筆下勁爽凌厲，或靜如處子，或動如脫兔，似天風海濤，閃電雷鳴。他從中國文人畫的用墨中汲取營養，濃淡枯濕，變化豐富，酣暢淋漓。確似無聲之音，成無形之象，是發自肺腑的軌跡，絕非因淺俗的沖動產生的狂野。直觀之，是有筋有骨、血脈靈動的意味之象；細品之，又覺其意味雋永、境界高雅。

這種藝術效果，既是書家深厚的民族文化與美學精神修養的體現，更在其強烈的時代責任，是由于對祖國對人民的摯愛，當然也是由于對書法之為美的根本有精深獨到的把握。他說：“我戀古，但我不守舊，我天天與古人對話，但又時時汲取時代的新鮮空氣。清逸、蘊藉、渾樸、平和、簡靜，是我近 50年來一直追求的藝術風格”。

很明顯，他是站在時代生活的制高點上觀照歷史、認識古人，并與古人對話的。從古代經典中汲取營養，這是他在把握書事上的基本態度。其專門提出的“清逸”等一系列審美效果，則是他追求的藝術審美境界。所以長期以來，他守著這條底線，堅忍不拔地進行著卓有成效的追求。他說：“‘清逸’是我藝術審美的基本傾向。‘清逸’贏得自然、平和、古雅、高踔、簡靜的書卷氣息。平中求奇，風韻天成。”

他將自己的美學思想概括為四個字：清、拙、厚、大。

“清”則古雅，去“濁”、“俗”，顯“逸”、“靜”，風規自遠也。

“拙”則樸渾，無作氣，勝于巧，熟筆易得，生拙難求，氣韻生動也。

“厚”則沉雄，去浮滑，強骨格，真力彌滿也。

“大”則精深，去小家氣，生至剛、至中、至正的大家氣，品位高古也。

這些效果，不是主觀設想，而是他“天天與古人對話”，同時在吸取時代的新鮮空氣中，既觀賞名跡中感受、體會，又在研讀古書論、文論中理解民族美學精神，思考時代的藝術審美需要。通過刻苦實踐，深切體會到：必須有堅實的物質力量和精神修養，才能達到這種境界。

在對于魏晉以來形成的碑帖兩種書法體系，乃至更早的秦漢簡牘，該如何認識，如何汲取營養，他都有獨到而深刻的認識：“我主張碑帖相融，達到北“勢”與南“韻”的有機統一。將恢宏的豪氣與清暢的逸氣結合起來；將碑的凝重蒼茫、帖的醇雅精微、簡的天趣率真結合起來，在充實中求靈透，于閑靜里把握節奏，捕捉感覺中朦朧而又微妙的深層意象。”

以上這一些充滿了辯證精神的表述，不僅反映了他對書法之為藝術、對其審美意義與價值，從民族文化藝術思想體系上認識的完整性、系統性和深刻性，而且幫助人們在觀賞他的作品時，更能了解其所以有一種特別耐品味的氣息、境界，它們是從哪來的。

清乾嘉之時，碑風興起，這原是陳陳相因的帖書引出的心理逆反。可是有些人對碑書并不了解其美學特點，又只是從形式上理解，只以形式上學仿，對帖書技法的精謹、風神上的嫻雅，言恭達藝術研究徹底否定。也還有人認為：寫字就是寫技術，除了法帖，無以言技法；沒有技法，無以言書。所以仍恪守著帖本。

恭達先生卻從文化史發展的高度，認定二者都是古人在一定歷史條件下，一定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基礎上的創造，它們本身是傳統，又是對傳統的繼承，本身就是有聯系的。只要他們反映了一定歷史條件下“人的本質力量豐富性”的創造，都可以用來化作時代書法創作的營養。關鍵只在自己是否真識它的美，能否化作自己的創變。

實際上，這不僅顯示了他對傳統的認識，也表明其書確實是有明確的美學思想指導的實踐。人們從其各體的書法創作中可以品味到：既是由帖，也是由碑，更是從整個書法傳統體現的藝術精神：氣息高踔，風神清逸平和，大雅豪邁，絕無時下那為做作，且自標為“丑書”的那種浮薄、淺俗。這種效果，既是對傳統全面深刻理解后的汲取，又是時代創造精神充分而又實在的生發。這種效果，用他的話說：它既“朦朧而又微妙”，是藝術家心靈深處感悟后以“寫”、“字”創造的意象、意味之象、意境之象而出之。說明他實實在在認定了：時代的書法，是寫民族文化精神的藝術，寫時代人的胸襟，也是表達個人情思意興的藝術。它的美、它的藝術意義與價值，正在于其有豐富而高雅的精神內涵。

認真分析這些反映他的藝術見識、審美追求和在實踐中獲得的感悟，聯系他的書作，足以見識到：他不僅是一個天賦極高、藝術感悟力極強的藝術家，同時又是一個極為勤奮、嚴謹治學和厚積薄發的學者。我讀他的文章，仿佛在聽取一個睿智的、思想境界高遠的哲人在敘述心聲；而品賞他的書作，又仿佛面對一位平實、溫和、心性淳樸、情真意摯的人。人們不能不承認他的藝術是深得民族傳統文化滋養，有對民族哲學美學精神的深悟和對書法之為藝術具有時代特點的真解。

恭達先生 2010年為上海世博會創作的狂草長卷《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受到普遍贊揚。在向記者講述這件作品的創作追求時，他講的一席話，與其說是藝術經驗，不如說是在提示當今書家應有怎樣的藝術認識和創作態度，甚至是在啟迪人們應該怎樣面對時代、面對人生、面對事業。這篇談話，不僅講了自己對書法藝術的態度，而且向同代書家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命題：時代需要書法藝術。時代書家也應該正視一個事實：我是否不知不覺陷進脫離時代生活，將書法當作只是借漢字（甚至連漢字都不要）去玩弄的“純藝術形式”？心力用盡，卻只在閉門造車？

時代需要書家以高度的生活熱情融入社會，關心大眾，將藝術的思想內容與審美效果統一起來，建立在時代生活的基礎之上，盡書法之可能，為豐富人們精神生活、充實心靈，做一些可做、該做的事。然而從當前的實況看，確有一些書家心力全用在形式的琢磨上，作一些也不知何所謂的“形式美”追求。書法首先是要寫漢字的，而一些書家似乎不知書法有這個常理，似乎從來不知有這個作為書家必須具備的修養與能力。

事實上，自古以來，堪稱書法藝術之作，無不是以有思想感情之文詞的書寫，有文詞之作，才有情動形言之書。歷史上確有只顧文詞、只作謄抄之書者，那叫“文書”、“錄士”，是一種職業，人們從不視其書為藝術。今天，有社會責任的書家，懂書法之為藝術所以構成的書家，怎么能讓自己只是個“文書”、“錄士”，或只能借前人的詩文抄抄寫寫弄個形式呢？

正是基于明確的書法之為藝術的認識和修養，所以恭達先生有了前面所舉的那些驚世于一時又能傳之于永久的藝術，既繼承了傳統，又作了內容與形式統一的創造，前無古人，所以它又是真正意義上的創新。

恭達先生還特別強調作為藝術家的人格修養。當記者贊及他常以巨額稿酬贊助慈善事業時，他說：“作為一個文化人，對個人名利，一定要淡定；對生活要滿腔熱情；對眾生要有悲憫之心；修養自己，要從一點一滴行為來修塑靈魂。”

沒別的想法，他把這一切視為靈魂的修塑。

“作為藝術家，最重要的是品格，我國傳統書論中特別強調人品與書品的關系”。“強調人品，就是把藝術作品、藝術家放到更為廣泛的社會環境和歷史文化背景中去考量。包括藝術家和其藝術作品對社會、歷史文化產生的影響，以及人格的自我完善，起到積極的表率作用，這樣才具有深刻的價值內涵和深遠的審美意義。”他還說：“我今已年逾花甲，驟然發現人生中的善良、純粹與寬容，是多么的寶貴……”“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虛其心，愛天下之善……這就是我現在的心態。”

由此我真正看到一個書家“書為心畫”、“書品就是人品”的虔誠心態！

正是這種心態，所以他要求自己“要有意識地引領社會審美取向和價值判斷尺度，召喚文藝責任心回歸，引領國民精神提升，以高度的文化價值自覺，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聽到這種擲地有聲的語言，我心靈震撼。書家從人生、從藝術、從思想到實踐，在作怎樣的追求？為什么能達到這樣的境界？我全然明白了。我無言，只能原原本本將他的這些話敬心抄錄在這里，以饗讀者，也用來策勉自己。

備注：作者陳方既先生，1921年9月生，湖北沔陽（今仙桃市）人。1946年畢業于重慶國立藝專西畫科。1947年參加革命工作。長期在湖北省文聯工作。著有《書法藝術論》《中國書法美學思想史》《中國書法精神》《書理思辨》等十余部著作，2013年榮獲第四屆中國書法蘭亭獎終身成就獎。本文寫于2014年5月，時年九十三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