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吳奔星先生

□ 孔慶茂

　　吳奔星先生是中國現代著名詩人、學者，是胡適、錢玄同的入室弟子，在中國現代文學創作與研究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也是南京師范大學著名教授。能夠有緣隨侍先生左右十余年時間，現在想來也確實是我意外的榮幸。

1980年5月28日，吳奔星（右）和作家巴金合影

　　知道吳奔星先生大名是我很小時候的事。在我小的時候，長篇小說《林海雪原》是一部家喻戶曉的名著，家里還有一本《論〈林海雪原〉》的小冊子，那個時候沒有其他書看，這兩本都認真地看了。這個小冊子的封底上，標有泥土社當時出版的這一套文學評論叢書的書名，其中就有一本吳奔星著的《茅盾小說講話》，所以吳先生這個很有詩意的名字，在少年時代就深深地印在了我腦海中。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大三準備考研究生的時候，選擇了南師大中文系。一個考現代文學的同學對我說：“南師大好啊，南師大的吳奔星是任訪秋先生的同學，很有名。”這加深了我對吳先生的印象。但我考的是古代文學，仍然沒有想到跟吳先生將來會有什么關系。

　　但是緣分突然來了。1986年5月我到南師大參加研究生復試之前，中學老師李忠哲先生讓我幫他帶點東西到南師大給他堂姐，我這才意外地得知，老師的堂姐李興華老師正是吳奔星先生的夫人。

1982年6月，吳奔星（左）與河南大學任訪秋教授合影

　　李興華老師年輕時就隨父母在開封讀書，后來到了南京，多年都沒有回過故鄉。看到我這個從家鄉來的小伙子，出于對故鄉的親情，她常跟我問這問那，如家鄉的沁河、沿岸的各村莊，通過我的口了解久違的故鄉。平時常邀請我去家里玩。他們的孩子都在外地工作或讀書，平時就老夫婦兩人在家。所以我經常到吳先生家聊聊天，順便把中文系信箱中的報紙信件帶給他們，幫他們做一些體力活，在舉目無親的南京感覺到特別溫馨。

　　吳先生家里的房子很小。三間房，客廳很小，其中拿出一間作為餐廳、會客廳兼書房。餐桌的一半堆放書報，另一半可圍坐吃飯，他每天都端坐在圓餐桌邊看書寫文章。他晚年詩歌與著作，都是在這樣一個簡陋的條件下完成的。吳先生上世紀50年代初住在孫科姨太太的公館，車庫都比現在的房子大，只是沒有汽車。“房子越住越小。”他爽朗地笑說。

　　吳先生每天早晨都端坐在自己的小桌前，讀書看報寫文章。吳先生有個非常好的習慣：他閱讀的時候總是拿著筆，隨時做批注記錄，圈畫重點，即使看一般報紙雜志，也不例外。他看過的東西都留下自己批注的痕跡。這就是老一輩學者“不動筆墨不讀書”的習慣。

上世紀80年代，吳奔星授課時的風采

　　下午，在看書間隙，我們會聊聊天。吳先生是一個非常博學的人，記憶力好，充滿詩人激情，特別是他那帶有湖南人特色的高亢豪爽的聲調，說話很有感染力。跟我聊起太行王屋二山、愚公移山，從韓愈到李商隱，他對我們家鄉，比我還要熟悉。我的專業是古代文學，吳先生就經常跟我談詩詞，教我詩歌格律。在南師大讀書的時光里，我到導師家的次數，遠沒有到吳先生家的次數多。我受吳先生的影響也最大，畢業后所寫的辜鴻銘、林琴南、錢鐘書、張愛玲等等傳記，也都受到吳先生的影響與幫助。

　　在吳先生身邊，我所受的最大熏陶，是聽老先生講文壇故事。吳先生上世紀30年代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跟我大學時候的老師任訪秋先生是同學。任先生是河南大學最知名的教授，非常受同學們崇拜，因此，見到與任先生同學且齊名的吳先生，我也同樣抱著膜拜的心理，問這問那，向他詢問他年輕時的老師胡適、錢玄同、周作人等軼事。

　　吳先生講起他的老師，真是聲情并茂。如他講胡適先生到北師大上課，給國文系高年級學生開講《中國禪學之發展》，計四次，由文學院院長黎錦熙先生指定，和另一位同學擔任演講記錄。后來記錄稿經過胡適審定，發表在《師大月刊》第18期，目錄署名為“胡適之講演吳奔星何貽焜筆記”。

　　吳先生講，胡適先生待人客氣，也十分寬容。1933年，他入學不久，曾根據自己在長沙修業學校讀書的體會，撰寫短文《介紹農民化的湖南修業學校》，投寄主持《獨立評論》并長期提倡教育的胡適。文章經胡適潤飾，刊登于《獨立評論》第80號（12月10日出版）。年輕的他，介入了當時文壇何家槐抄襲風波的爭論，胡適先生知道后，寫信告訴他，沒有確鑿的證據，不要介入這種爭論。

1987年8月，吳奔星（中）與吳調公、金啟華在一起

　　吳奔星先生跟黎錦熙老師接觸時間最長，也很密切。黎錦熙先生是毛澤東在長沙第一師范讀書時候的老師，吳奔星先生也是湖南人，老師又兼同鄉，所以格外親切。吳先生家貧，考入北師大交不起20元注冊費，是黎錦熙先生代付。這筆錢一直沒有歸還，后來師生談起此事，黎先生說“記得，比還了更好”。吳先生還由黎錦熙先生又認識了另一個湖南同鄉齊白石。有一次在看望齊白石時，白石老人很高興，把本來要送給艾青的畫順手送給了他。吳先生趕快從口袋里掏出錢，作為一點“潤筆費”。

　　吳先生治學的勤奮，對我教育尤其深。他每天都端坐在桌前看書寫文章，中間看累了，就出去散散步，到學校取信或到郵局寄信。我經常幫吳先生查找資料，謄抄文章。七八十歲的老人，經常在報刊發表詩作或評論文章，每隔一兩年時間，就會出版一本專著。每出版一本書，都會第一時間贈送我一冊。而我這近而立歲的年輕人卻一年難得有一兩篇文章，時常感覺汗顏。吳老經常教育我：“研究生嘛就是要研究，碩士不碩，博士不博，以后怎么能行？”當別人向他約稿的時候，吳先生讓我寫初稿，他來修改，算我們合作。

　　1987年，吳老在編《中國新詩鑒賞大辭典》時，特意留一些詩給我寫鑒賞文章。我在吳老府上，幫他取信時看到過劉延陵、艾青、冰心、臧克家、紀弦等許多名家的書信手跡，見到過程千帆、孫望、夏傳才等名家學者。這些對我都是一種很大的鼓勵。我研究生畢業以后寫了一些傳記，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吳老給我所講的各種各樣的名人故事。

　　1992年，我出版了《錢鐘書傳》，吳先生給我很大的鼓勵。1994年，我在寫《辜鴻銘評傳》的時候，因為辜鴻銘一本書《清流傳：中國牛津運動故事》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的，在內地買不到，我跟吳老談話時隨口說了這本書。一個月后，吳老打電話讓我去，竟然把這本嶄新的書遞給我，說是托香港一位詩人朋友買的。我內心別提多激動，急忙看書后的定價。吳老不準我讓來讓去，我只好作罷。

　　吳先生除了寫詩做研究之外，兩耳不聞窗外事。他訂了很多報刊雜志，還經常買書，雖深居簡出，但是對學術活動、學術動態非常了解，經常在《詩刊》《文藝報》發表作品，而對身邊的事卻非常不敏感或不熟悉。大概是1992年的時候，有一天吳先生報告他發現一個“大新聞”：“南師大中文系有一個教授叫錢玄，字小云，在南師工作了幾十年，我以前竟然從來不知道此人。”吳先生1955年就到了南師大，1957年后調到了徐州師院，1983年落實政策又回到了南師大。即使從1983年算起，到這時也有十年了，竟然連同一個系的教授都不認識。

1989年2月，吳奔星在上海《中國新詩鑒賞大辭典》首發式上

　　當然，錢玄先生也是一個純粹的書齋教授，以前雖做過一段時間江蘇教育學院（江蘇第二師范學院前身）中文系主任，但調到南師大后直至退休之前沒有出版過專著。他退休幾年以后才開始出書，先后出版了《三禮名物通釋》《校勘學》，特別是《三禮辭典》《三禮通論》等巨著，才突然引起人們的關注，人們才知道錢小云先生竟然還是章太炎入室弟子。像這樣潛心書齋的教授還有章太炎弟子諸祖耿先生，年近九十才把自己一輩子研究的成果《戰國策集注匯考》整理出版。正是因為這些教授平時只潛心于學問，兩耳不聞窗外事，才會有這樣的同居一系數十年而不相識。

　　我在讀研一時，有一次向一位很有名的某教授請教，這位老教授，竟然把我的論文改頭去尾發表在《光明日報》上。我當時很驚訝，但又不敢聲張，只有我的同學馮保善兄知道。馮保善一次跟他導師陳美林教授說了此事。陳先生向來以耿直敢言著稱，把材料要過去，他知道我經常到吳老家，打電話給吳奔星先生說此事。吳老讓我把報紙和我的論文拿過去，一一對照，問我這么大的事，為什么不說。我怕把事情弄大了，以后影響我的畢業。吳奔星先生仗義執言，給原系主任孫望教授打電話，三位教授到中文系反映這件事情，并寫信給《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專欄。系主任、總支書記、我導師，都找我談話了解情況，安慰我，說該先生已經退休，以后不會請他參加學位評審了。最后，《光明日報》也追回了該文的稿費。

　　最妙的是，之后不久我跟吳老出去散步，正好碰到這位先生，吳老特意隆重地向這位老先生介紹我，說：“他叫孔慶茂，河南大學畢業，現在在讀研究生，他對韓愈文章里的人物考證有新的發現。”老先生擦著汗連說：“我知道，我知道。”吳老又說：“您要保重身體呀，您看您還沒我年齡大，頭發都白了，平時要少操點心啊。”老先生一邊擦汗，一邊說：“聽說河南大學華鐘彥先生去世了？”把話岔開，說了兩句就急忙走了。我深為感動，同時又特別佩服吳老說話的機智，幾句輕松的玩笑話卻句句像刀。吳老哈哈一笑，沒有多說。

　　工作以后，因為單位是一個嚴格坐班的機關，去吳先生家的次數就少了，但隔一段時間總會去看看。1993年1月，李興華老師突然去世，這對于吳先生是一個重大的打擊。因為以往日常生活都是由老伴照料的，夫人去世后，雖然有兒女陪他住，給他做飯，但畢竟不如老夫妻之間體貼。李老師在世時，有時話說多了，吳老總嫌夫人嘮叨。李老師開玩笑地說：“現在你嫌我說話嘮叨，我要是死了，剩下你一個人，你想聽嘮叨都沒有了。”不數年之間，這話就應驗了。平時吳老就一個人在家看書寫作。有一次，吳老又提起李老師這句話，長嘆一聲，我默然相對，黯然神傷。

吳奔星（右）與學生王寬行教授（中）在一起

　　雖然如此，年過八旬的吳先生仍然堅強地讀書做研究，一點也不服老。有一次竟然一個人拎著旅行包，坐飛機到桂林去開會。還有一次對我說，家里的書實在堆得太亂，要找一本書，非常困難，因此想在陽臺上再打一個書櫥，把這些書都擺開，并且催我找工人來實施。一個80多歲的老人，像年輕人那樣雄心勃勃地要建一個書房，四周排滿書櫥，便于自己讀書寫文章，這是多么可敬而又辛酸的事啊！

　　2000年秋天的一天，吳先生打電話給我，說我大學時的老師王寬行先生來了，我趕快過去作陪。王寬行先生是我大學時代的老師（也是名師王立群的碩導），是吳先生上個世紀50年代初在江蘇師范學院（蘇州大學曾用名）時教的學生。師生三代相聚，別提有多溫馨了。1982年，我剛上王先生的課時，王先生長得像周星馳，那時也很有周星馳的風度，上課充滿激情，講到激動處，能繞著講臺跑來跑去，一蹦多高，一個黑板擦就像驚堂木一樣，成為他表演的道具。我們都特別愛上王先生的課。再見到王先生的時候，他已經身材發胖，行動明顯遲緩了。王老師說：“吳老是我大學時代崇敬的老師，也是唯一身體仍然健康的老師，趁我現在身體還行，我要再來看望一下老師。”那天吳老也特別高興，師生一邊散步一邊聊天，轉了好幾處景點。我陪在旁邊，一邊高興，一邊也不無悲傷地想，這種相聚一生能有幾回？十年以后，吳先生、王老師先后歸道山。

　　對于老師，就像對于父母，健在時總是覺得有時間的，不著急，但真正失去了，就一切都再也來不及了。2001年以后我調到出版社，工作比以前忙了許多，去看望吳老次數就少了，總是想著抽時間去、抽時間去，但到那一天，就是抽出時間，也見不到了。現在想起來，仍然后悔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