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山書院自1723年由時任兩江總督查弼納創辦后，歷經風雨，迭遭坎坷，辦學時間存在有170年之久，成就斐然，余音繞梁，迄今已經整整300年了。鐘山書院在120年前的1903年改為江南高等學堂，又延續九載而最終歸入歷史，拔旗息鼓，令人唏噓。胡適說，書院代表著一個時代的精神，“書院之廢，實在是吾中國一大不幸事！”

　　中國在官學之外而有書院，萌芽于唐，成熟在宋，興盛在蒙元。進入朱明，情況復雜，官學近乎一統，書院基本凋零。成化時期之后，書院復起，王陽明、湛若水等領袖其間。張居正威勢赫赫，打壓書院。晚明東林、復社議論風生，多遭荼毒。滿清入關，一統天下。雖然有文字獄此起彼伏，而書院創辦以彌補官學，漸成風尚。雍正元年，鐘山書院在南京應運而生。

　　當年的鐘山書院，服務科舉，研究學問，作育人才，因其辦學宗旨、教學內容、培養方向，堪稱東南典范，全國楷模。雍正帝御賜匾額，敦崇實學。乾隆帝六次考察，學達性天，召試士子。眾多名儒大家主掌書院，望重一方，大致有近40位，他們的任期有長有短，作為有大有小，如姚鼐先后任職長達22載，他的作用與影響也就更大一些，世人也多說姚鼐與桐城派。現僅擷取從姚鼐之后晚清時期的孫、宋、蒯、梁、繆等人考察鐘山書院在晚清歷史大變局中的嬗變與涅槃、結局與歸宿，掛一漏萬，貽笑大方。

　　先說孫鏘鳴與宋恕這一對翁婿。孫鏘鳴是孫衣言的弟弟，孫詒讓的叔父，浙江瑞安人。他是道光二十一年進士，當時正值1841年鴉片戰爭如火如荼之時。孫鏘鳴曾任翰林院侍讀學士，他也是李鴻章的房師，著有《止庵讀書記》《東甌大事記》《海日樓遺集》等。1850年，道光三十年七月，孫鏘鳴應詔陳言：法祖宗以振因循，久委任以專責成，厲風化以興人才，肅紀律以飭營伍。令人肅然起敬的是孫鏘鳴彈劾八旗權貴大學士穆彰阿，斥之為秦檜、嚴嵩，直聲震天下，終致穆彰阿被革職，永不敘用。

　　1878年，光緒四年正月，兩江總督沈葆楨延請孫鏘鳴主講鐘山書院。據濮小南先生考索，“未幾，因其兄孫衣言時任江寧布政使，與兩江總督沈葆楨不睦，故該年歲末辭官離職”。光緒十二年，1886年，孫鏘鳴應兩江總督曾國荃延聘，又主掌鐘山書院，兼惜陰書院。孫鏘鳴建有玉海樓，藏書10萬卷，是當時著名藏書樓之一。

　　孫鏘鳴任職鐘山書院，斷斷續續，與其女婿宋恕在時間上多有交叉，這大致也是宋恕繼續主持鐘山書院的緣由。宋恕，又稱宋衡，有人稱之為宋平子，是近代啟蒙思想家。因鐘山書院首任院長也叫宋衡，姑且稱此宋衡為宋恕。宋恕是浙江平陽人，他字平子，號六齋，后又改名衡。宋恕聰穎過人，過目成誦，又廣讀歐美各國學術名著譯本，學貫中西，名噪一時。他與章太炎被譽為“浙江兩奇才”。他讀書甚勤，善于獨立思考，曾與康有為、梁啟超、鄭觀應等維新派人士暢議國事，為維新派著名人物。

　　1891年底，宋恕起草《上李中堂書》并撰寫《卑議》，謁見直隸總督李鴻章，抨擊程朱理學，主張變法維新、設立議院、開設報館、興辦學校、振興工商。甲午戰爭后，宋恕寓居上海，著書立說，“著書專為世界苦人立言”。他在上海與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汪康年等大批維新派人物多有接觸，并和孫寶瑄、章炳麟等經常在一起。戊戌變法失敗，宋恕賦詩歌哭譚嗣同等六君子，懷念逃亡的梁啟超。宋恕與晚清四公子的陳三立、譚嗣同、吳保初等也都有交集。他曾為吳保初的《北山集》作跋，吳保初《北山樓集》中有一《支那有一士》題贈宋恕，其中有“著書累萬言，吾道未終窮；哲人不偶世，至論無污隆。豈惟躋小康，將以致大同；挾策獻太平，疇能識王通”的評說。1910年春，宋恕逝世，享年49歲。

　　孫鏘鳴任鐘山書院三載，宋恕往返滬寧，代理岳父處理教務。宋恕教授創新，注重啟發，旁征博引，提倡自修，他在鐘山書院的辦學歷史上留下了重重的痕跡。

　　再說皖人蒯光典。蒯光典的父親蒯德模與李鴻章及其兄李瀚章為少年同學，過從甚密，時相與論詩文。蒯德模曾在長洲、蘇州、太倉、鎮江等地任職，又調署江寧知府，后補授四川夔州知府。蒯光典是蒯德模第四子，1883年，光緒九年，他連捷成進士。1894年，甲午戰爭，蒯光典有《上德宗皇帝書》，洋洋一萬五千余言，謂議和、速戰皆非所宜，應做持久戰準備。當以練兵、強國為先。光緒帝傳旨嘉獎，然終難落實。1895年，當時的張之洞正代理兩江總督，蒯光典入其幕府。蒯光典規劃江南財政，每年增收至百萬。海戰硝煙雖散，東北陸地戰事仍酣。蒯光典以非強兵不能御侮定亂，建議立自強軍。此年，蒯光典應張之洞延聘，主講鐘山書院，“群經大義，目錄訓詁、算術輿地、史傳諸子，莫不窮其旨歸，洞明其要。”1896年，劉坤一回任兩江總督，蒯光典被聘主講尊經學院。

　　1897年，張之洞回任湖廣總督，蒯光典跟隨前往，任兩湖書院監督。兩湖書院和傳統書院已大為不同，分科治學，除經學、史學外，還設有地理、算學、博物、化學、天文、測量等學科。蒯光典為西監督，講西學，與講中學之東監督梁鼎芬因中西學術之分及某些政見不同，且一重學術，一尚詞章，故互不相能，積怨日深，以致怒掌其頰。張之洞調停無效，蒯光典遂不辭而別，再歸江南，住南京碑亭巷。

　　兩江總督劉坤一奏派蒯光典管理全省各學堂事務兼領商務局，他又讓蒯光典為興辦，改儲才學堂以創辦江南高等學堂。當時中國高等教育尚無成例，蒯光典博考東西各國教育原理，詳訂規章和課程設置，聘名師執教，成效大著，成為南京現代高等教育之濫觴。

　　1899年，炙手可熱的大學士剛毅為籌軍費到蘇，出京之時，大學士徐桐對他說，“江南唯蒯某可語。”剛毅一到南京，獨延蒯光典于密室交談良久。剛毅與蒯談及慈禧光緒母子之間事，蒯光典以大義責之，觸其怒，剛毅于事后欲撤學堂而取其經費。蒯光典向剛毅力陳辦學堂育人才乃強國強民之本，剛毅不予理睬。主事人不敢得罪剛毅，以學堂經費大半予之，蒯光典遂辭職引退。

　　說到他塔拉·剛毅其人，不妨啰嗦一二。剛毅，字子良，滿州鑲藍旗人，筆帖式出身，累升至刑部郎中。1885年，剛毅為山西巡撫。1888年，剛毅調任江蘇巡撫。1898年，戊戌政變，剛毅力主廢光緒帝，罷新政，得到寵信，升任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就是剛毅到南京以籌餉練兵、清理財政等名目，大肆搜括，挪走江南高等學堂經費，散布“寧贈友邦，毋與家奴”等論調，一時輿論嘩然，稱其為“搜刮大王”。1900年，剛毅、載漪、趙舒翹等企圖利用義和團“仙術”達到“扶清滅洋”之效。剛毅與載勛被任命為統率義和團大臣，同八國聯軍開戰。西狩途中，剛毅因腹瀉而病死于山西侯馬鎮。剛毅才疏學淺，卻深諳為官之道，他時時處處迎合慈禧太后，深得寵眷，外任封疆，內入軍機，榮寵一時。庚子之亂后，剛毅被列為主要戰犯之一。

　　慈禧太后有廢帝之意，蒯光典勸說劉坤一要挺身而出，表明態度，“公國家宗臣，義不容默”。劉坤一聽從蒯光典的建議，上疏爭之，慈禧太后乃止其事。劉坤一曾說：吾三督兩江，可引為師友列者，蒯某一人而已。

　　1905年，兩江總督周馥奏補蒯光典為淮揚海兵備道，加按察使銜。1911年，蒯光典病逝南京，得年54歲。蒯光典在鐘山書院僅有一年，后又在江南高等學堂，時間雖然不長，卻也可圈可點，挺立潮頭，識見高遠，不容小覷。

　　既然提到了蒯光典與梁鼎芬的不合齟齬，也就來說梁鼎芬。他字星海，一字心海，又字伯烈，號節庵，廣東番禺人。他一生與張之洞關系密切，曾在1897年任鐘山書院院長。

　　1880年，梁鼎芬中進士。1884年，中法戰爭，梁鼎芬彈劾李鴻章有六大可殺之罪，指責他與法國議約處理中越問題失當。梁鼎芬因此疏而開罪慈禧太后，以“妄劾”罪，被連降五級，他自鐫“年二十七罷官”小印，憤而辭官返粵，年方27歲，有人題如此之語：梁星海辭官之年，蘇老泉發憤之日。1906年，梁鼎芬被授湖北按察使兼署湖北布政使。1914年至1917年，梁鼎芬任清室崇陵種樹大臣三年，樹木成活十余萬棵。1919年11月14日，梁鼎芬在北京病逝，賜謚文忠。梁鼎芬臨終前有遺言不可刻其詩集：“今年燒了許多，有燒不盡者，見了再燒，勿留一字在世上。我心凄涼，文字不能傳出也。”

　　再說鐘山書院末代院長繆荃孫，他字炎之，又字筱珊，晚號藝風老人，江蘇江陰人，被稱作中國近代圖書館鼻祖。繆荃孫幼承家學，肄業麗正書院，習文字學、訓詁學和音韻學，他曾充四川總督吳棠、川東道姚彥士幕僚。張之洞任四川學政，繆曾執贄門下為其撰寫《書目答問》。1876年，繆荃孫得中進士。1894年，繆荃孫任南京鐘山書院山長。1901年，繆荃孫任江楚編譯局總纂。繆荃孫還曾受聘總辦籌建江南圖書館、創辦北京京師圖書館、任清史總纂。1919年12月22日，繆荃孫在上海逝世。他著有《藝風堂藏書記》《藝風堂金石文字目》《藝風堂文集》等。清末民初，繆與王壬秋、張謇、趙爾巽等齊名，被譽稱四大才子。

　　1902年，鐘山書院改為江南高等學堂，繆荃孫任學堂監督。1903年，實施癸卯新學制，兩江總督府擬在江寧“先辦一大師范學堂，以為學務全局之綱領”，繆荃孫出任學堂總稽查，負責籌建江南最高學府三江師范學堂，他與徐乃昌、柳詒徵等赴日本考察學務，仿日本東京大學在南京國子監舊址筑校，后更名兩江師范及復建南京高師，為南京大學、東南大學等開端。

　　1911年，宣統三年，江南高等學堂宣布停辦。江南高等學堂早于三江師范學堂，是南京最早的一所真正意義的高等教育學校，也是一所綜合性高等學府。江南高等學堂辦學雖只有9年時間，但繆荃孫、徐乃昌、蔣炳章等相繼擔任過江南高等學堂監督。柳詒徵、程先甲、繆谷瑛、楊冰等也都曾在江南高等學堂講學。趙元任、胡適、竺可楨、光明甫、談荔孫等都是此校校友。

　　大致看來，鐘山書院的掌門人有這樣一些特點，空谷足音，啟迪后人。

　　這些院長山長多有行政背景或經驗。從以上五位人物的梳理，約略可以看出，三百年前成立的鐘山書院，自查弼納開始，就一直與官府體制密不可分，其所聘任山長，無論是首任校長宋衡，還是后來的楊繩武、盧文弨、錢大昕、姚鼐等，都與現行體制密不可分。到了晚清，與時俱進，繼往開來，孫鏘鳴、宋恕、蒯光典、梁鼎芬、繆荃孫等也都是亦官亦學，穿行于官場與學界，都非純粹的書齋學者。

　　這些山長院長多術業有專攻，學有所長。鐘山書院的歷任院長，無論成績大小，多術業有專攻，都是內行，或大儒，或名流，學問扎實，文采風流，其人生經歷，也多有創辦學院的具體實踐。

　　這些山長院長多能與時俱進敏銳感知時代顫動力圖有所改變。孫鏘鳴敢于批評穆彰阿，蒯光典人情練達嫻于行政，繆荃孫沉醉書齋而明于大勢，梁鼎芬痛斥李鴻章、奕劻、袁世凱，宋恕倡言維新變法，他們都是時代的弄潮兒，都不是抱殘守缺冥頑不化者；雖然，有些更為激進，有些偏于中庸，但都是順應潮流力圖改變者。

　　這些山長院長的努力與回報雖然差強人意，不無遺憾，但并非枉費心機。實際上，三江師范學堂的創辦，也不能說與鐘山書院毫無關系。繆荃孫、徐乃昌、柳詒徵等也都是兩校的參與者、推動者。

　　鐘山書院的運作、發展，雖身份莫名，并非官學，不無官辦與私辦的混合，卻也無不得到當時主政者的大力支持。從查弼納到尹繼善，從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到左宗棠，從張之洞、劉坤一到端方、周馥等，都多有關心，予以支持。這也是鐘山書院能夠延續170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學東漸，桑田滄海，1905年，廢止科舉制，傳統的書院難以為繼。改弦更張，必須徹底，不容優柔寡斷，瞻前顧后。完成歷史使命的鐘山書院，留給后人無盡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