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得名始于明朝定都時的洪武元年（1368年），后來曾有過清代的“江寧”、在清代版圖上出現(xiàn)僅15年的太平天國“天京”等稱謂；但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并定都南京后，又將清代的江寧改稱為“南京”；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南京作為省會城市，原名一直沿用至今。

　　歷史上，南京名稱知多少？歷史學家盧海鳴博士在他的《南京歷代名號》（南京出版社2016年4月版）一書中有所統(tǒng)計，如果正式名號從戰(zhàn)國時期的金陵邑算起，去掉重復的就有50個左右，另還有許多非正式指稱。

　　歷經歲月磨礪清洗、滄桑變化，南京這么多稱謂猶如一顆顆大小不一、色彩不同、質量不齊的珍珠兒，如果將它們串連起來打個結，就是在這塊土地上呈現(xiàn)給人類的一條斑駁而不乏精致的歷史文化項鏈。在這個長達2350多年的巨型項鏈中，還是“金陵”這顆珍珠最具寶光富貴明亮之韻。

　　南京的歷史時空經歷了由蠻荒到先吳時期的變化。據《史記·吳太伯世家》等記載，商朝末年，西部周原岐山一帶的姬氏部落興旺發(fā)達，老大太伯、老二仲雍為了家族部落的振興，順從父親周太王“古公亶父”意愿而主動讓賢“奔荊蠻”，并且還“文身斷發(fā)，示不可用”，從而使家族部落的權柄順理成章地傳給了老三“季歷”，因為季歷有個兒子名叫姬昌（即后來的周文王），有“圣人”之相，被爺爺古公亶父看中了，最后傳位給季歷，再傳位給姬昌，姬昌成了“西伯侯”，成為周朝建立的奠基人。到了周太王的第四代武王姬發(fā)時，姬發(fā)在孟津（今河南洛陽境內）這個地方聚集八百諸侯國軍隊，開始了討伐商紂王的軍事行動，最后推翻了商王朝，建立了周朝。

　　由于吳太伯無子嗣，勾吳地區(qū)的大酋長位置實行了“兄終弟及”制，太伯去世后，由仲雍執(zhí)掌。到了周武王分封諸侯時，終于尋找到了當年從周原出走到荊蠻的仲雍的后人。讓周武王意想不到的是，太伯仲雍在荊蠻之地發(fā)展不錯，早已當上了勾吳國的頭領，所以就順勢分封仲雍的曾孫周章為吳國君王。南京這片土地從此有了正式歸宿，被劃在了周天子的周王朝吳國疆域內。南京歷史進入“先吳時期”。

　　南京的歷史時空又經歷了由吳到越再到楚的變化。據唐代許嵩《建康實錄》，自周章以后十八代，到了吳王夫差時期。（參閱：《史記》集解引《越絕書》曰：“太伯到夫差二十六代且千歲”）夫差在位二十三年，當春秋魯哀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即周元王三年（前473年），歷史已進入戰(zhàn)國時期。越王勾踐通過長達20余年的“臥薪嘗膽”，利用吳王夫差北上爭霸之際，暗中發(fā)展壯大越國力量，直至滅吳，“無道”夫差蒙羞自殺。從此，“越既滅吳，盡有江南之地”，南京這方土地為越國所有。

　　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踐派范蠡在南京秦淮河之南約830米處筑城，城周長約1.2公里，面積約0.94平方公里，人稱“越城”，它是南京歷史上第一座有確切年代可考的軍事性質的古城，南京建城史從此拉開了序幕。但是到了周顯王三十六年（前333年），戰(zhàn)國七雄爭霸，越國欲“霸中國”，與齊楚爭強，結果是越國被楚國打敗。楚威王熊商率領的楚國軍隊滅了越國，從此南京“其地又屬楚”。

　　正是這個楚威王熊商，給南京這方土地帶來了“金”氣王運，讓南京有了“金陵”美名。

　　但為何稱為“金陵”，說法又紛紜不一。

　　唐代許嵩《建康實錄》認為，楚威王在滅掉越國來到南京這片土地后，“乃因山立號，置金陵邑也。楚之金陵，今石頭城是也。或云：地接華陽金壇之陵，故號金陵”。說明金陵邑的地點就在緊靠長江岸邊的石頭城（今清涼山一帶），但得名是與今日之南京、鎮(zhèn)江句容和常州金壇境內的山脈有關。金陵位于今日之“寧鎮(zhèn)山脈”端頭，東有“龍蟠”之鐘山即紫金山，西有“虎踞”之石頭城即清涼山所在地。歷史上的鎮(zhèn)江境內，不僅有金山，還有金壇，對南京得名“金陵”應該是提供了人文地理依據。

　　還是唐代人的李吉甫在《元和郡縣志》卷二十五《江南道一·潤州上元縣鐘山》中亦云：“按《輿地志》，古金陵山也。邑縣之名，皆由此而立”。今日南京之“紫金山”在歷史上稱為“金陵山”亦未可知。金壇、金山、金陵山、紫金山，它們都是“金”色閃光，為最后集于“金陵”一身而提供了可能。

　　但“金陵”之得名還有另一個更加迷人的說法，是因為楚威王鑿阜埋金而得來。這種說法應該是從南宋開始有的。

　　南宋周應合《景定建康志》有云：周顯王三十六年（前333年），“楚子熊商敗越，盡取故吳地，以此地有王氣，因埋金以鎮(zhèn)之，號曰金陵。”盡管《景定建康志》中又把前人的“地接金壇，其山產金，故名”加以并錄，但從此開啟了“金陵”之名源于楚威王“埋金”的先河。

　　在南宋曾極《金陵百詠》中，在并錄前人“以其地接華陽、金壇之陵”之說的同時，其第一詠中有：“鑿地破除函谷帝，埋金厭勝郢中王。興亡總不關君事，五百年前枉斷腸。”其中“鑿地破除函谷帝”是指秦始皇鑿“龍藏浦”而泄金陵王氣、改金陵為“秣陵”一事。公元前211年，秦始皇東巡，自長江的江乘渡口（今南京棲霞區(qū)境內）渡江上岸，望氣者（觀天象看風水的術士）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氣”。于是秦始皇下令鑿鐘阜，斷金陵長隴以通流，“至今呼為秦淮”。（唐代許嵩語）“秦淮河”得名由此而來，秦準河取代了原先的“龍藏浦”稱謂。因秦始皇有“鑿鐘阜”舉動，同時又將“金陵”改為只配放牧養(yǎng)馬的“秣陵”。也許正是這種原因，人們將當年楚威王在石頭城埋金的舉動又自然地附會上了“鑿”痕，楚威王“鑿阜埋金”成了“金陵”得名的又一美好注解，并且隨著歷史的發(fā)展愈來愈深得人心，為歷代人們所樂道。

　　除了寧鎮(zhèn)山脈諸山名字帶金、楚威王鑿阜埋金兩說外，還有金陵得名于“采金”的說法。據南宋李石《續(xù)博物志》轉引《真誥》有云：“金陵，古名之為伏龍之地。句曲山，秦時為句金之壇，以積金山得名，山生黃金。漢靈帝詔采句曲之金以充武庫。孫權遣宿衛(wèi)人采金，屯伏龍之地，因改名金陵。”將金陵之名與東吳孫權屯兵采金聯(lián)系在了一起。如果將金陵得名置于東吳時期，那要比楚威王時期晚了500多年，顯然有悖理之處，不取也。但此說卻再次間接地回答了南京一帶山脈石礦中含金量豐富，并且是純粹意義上的黃金。

　　我們知道，戰(zhàn)國時期，楚國的貨幣“郢爰”即為純金制作，為我國最早的原始黃金鑄幣。郢是楚國都城，楚國都城雖屢有遷徙，但始終稱“郢”。南京地區(qū)山脈礦石含金量豐富，為郢爰鑄造提供了可能，也為楚威王埋金厭勝提供了可能。

　　在江蘇大豐地區(qū)，曾發(fā)現(xiàn)有大量出土的楚國郢爰，現(xiàn)收藏于大豐博物館。在南京博物院，收藏有1982年在盱眙出土發(fā)現(xiàn)的楚國郢爰金板11塊，金餅25塊，重量約11Kg。同時還有兩點驚喜之處：一是這些黃金都存放在一個錯金銀絡銅壺中，這只銅壺已經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成為南京博物院鎮(zhèn)院之寶；二是蓋在銅壺蓋子上的，竟然是一件重達9.1kg即18.2斤的虎豹形狀的大金獸，其文物價值比錯金銀絡銅壺更勝一籌。這些文物的出土并被斷代為戰(zhàn)國時期產品，與楚威王在石頭城埋金時代相契，因此我們不難斷定，楚威王當年在南京埋下的是一塊純正黃金。

　　我們的考古工作者何時能把楚威王當年埋的那塊黃金找到呢？南京石頭城遺址考古工作已經開展過，沒有聽說發(fā)現(xiàn)黃金磚塊的。如果真的有所發(fā)現(xiàn)，那就可以為楚威王埋金而得金陵一說增添出土文物佐證，其意義不亞于人們對大禹頭蓋骨何時能發(fā)現(xiàn)的期盼。

　　兒時曾聽大人講故事，說黃金埋在地底下會“跑”，如果主人將黃金埋在某塊地下，過一段時間再去挖，就很可能沒有了。人們寧愿相信黃金的“神奇”通靈功能，也不愿意相信是被別人發(fā)現(xiàn)而盜走的。黃金比一般的金屬在同等體積下要重得多，這也告訴我們，如果黃金被埋在土壤中，因其單位面積重量過重而下沉，直至沉到更深處，那倒是有可能的。

　　無獨有偶，在南京這片土地上，除了楚威王在地底下埋過黃金，還有一個人也在南京這片土地上深埋過黃金，這個人就是太平天國時期的洪秀全。

　　洪秀全在南京埋金一事，筆者是通過閱讀《孫中山全集》時獲悉，閱后令人驚詫不已。

　　孫中山雖然于1912年1 月1 日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一職，但他經常為國家經濟不濟、政府經費短缺問題而苦惱，言語中時不時地流露出羨慕當年洪秀全的太平天國政權如何富有、天朝國庫的金銀是如何花不完。到了1923年12月5日，孫中山有一次《在廣州歡宴各軍將領會上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八卷）中，在向眾人宣講他的“民生主義”時，把洪秀全埋金的故事給帶了出來。

　　孫中山說：諸君或者還有不明白民生主義是什么東西的。不知道中國幾千年以前，便老早有行過了這項主義的。像周朝所行的井田制，漢朝王莽想行井田方法，宋朝王安石所行的新法，都是民生主義的事實。就是幾十年以前，洪秀全在廣州起義之后，打十幾年仗，無形中便行了一種制度，那種制度和俄國的共產制度是一樣。他得了湖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幾省，人民受過兵災之后，許多財產無人管理，他便集中于國家，用政府去管理，所以他打了十幾年仗，沒有借外債，人民也豐衣足食。等到曾國荃破南京之后，搬運南京財產，有幾個月之久。諸君看他的政府是何等富足呢？

　　孫中山繼續(xù)說到：從前我在南京的時候，有一個替洪秀全當過差的老人，報告政府說：“有一塊地方藏有許多金銀，金銀之上蓋有石頭，四圍做成屋形，如果挖到幾十米深，當見所藏的金銀”云云。政府便派人如法去挖，后來果然挖到石頭，但見石頭之后，更向下挖，還不見金銀。大概金子過重，經過年日太久，沉到地底，亦未可知。據老人說：“此處洪秀全所藏之金銀極多，預算如果挖得了，可以還當時中國的外債。”由這樣看來，洪秀全的政府又是何等富足呢？就是左宗棠、戈登打破蘇州之后，所得的金銀財物，也不計其數。單就蓋藏一項，燒了多日，尚燒不完。……

　　孫中山先生的演講是在探尋封建帝制結束后，如何建立一個新型國家政權，反映的是當時一部分人對太平天國的認知水平，但我們從中捕捉到了洪秀全在南京埋金的信息，并且其所埋之金的數額巨大、重量驚人，可以償還當時的國債。

　　必須指出的是，洪秀全與楚威王相比，其埋金的動機和目的不可同日而語。楚威王的埋金之舉帶有宗教儀式感，帶有象征意義，其所埋之金應該是只取一塊足矣。而洪秀全所埋之金都是從勞苦大眾的身上壓榨剝奪而來，其目的是為了發(fā)展他的以洪氏家族為主體的宗教武裝政權服務。

　　孫中山先生在一次與章太炎先生談話時，是這樣評價金陵的：“金陵者，金繒玉石稻粱芻豢之用饒，雖鼓之北，而士不起。”（見《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看來，金陵有金，是歷代人們的共識，也是人們對南京這片美麗富饒土地的最好表達。

　　當年楚威王、尤其是洪秀全所埋藏的黃金，讓金陵的富貴氣歷久彌新而不衰，同時也是否為現(xiàn)代人們、尤其是為現(xiàn)代考古工作者們留下了一個懸念：金陵埋金，何處可尋？這，也許就是南京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又一千古之謎。

　　束有春

　　2022年8月10日于金陵四合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