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在華北華中敵后廣大區域堅持抗戰已有七年......在七年多的抗戰中，建立了抗日根據地。‘據發表，計有：豫、山東、晉冀豫、蘇北、蘇中、淮北，淮南、蘇南，皖中，鄂豫皖，浙東，東江，瓊崖十五個根據地。’”

　　1944年8月1日，在中國軍民愈戰愈勇，日本帝國主義氣焰每況愈下的日子里，《新華日報》發表了《在敵后努力》的社論文章，詳細介紹了中國共產黨建立的15個根據地，頌揚了其對抗戰的最終勝利所作的突出貢獻。

　　從軍事斗爭、民主政治建設、經濟生產等多個方面，《新華日報》對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游擊戰爭作了“全方位”透視，為這塊因國民黨封鎖而不為外人所知的“神秘之地”揭開面紗。

　　“在敵后開展軍事斗爭，總得有個立足點，就像人要有個家一樣，這個家，就是敵后根據地。”江蘇省黨史工辦原副巡視員、江蘇省黨史學會副會長張衡介紹，敵后抗日根據地的首要功能是軍事功能，是為“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游擊戰”而服務的。

　　1938年6月21日，《新華日報》用第三、四兩個整版刊發了毛澤東《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的文章。這篇被譽為《論持久戰》姊妹篇的文章，將游擊戰爭從戰術問題上升到戰略高度，提出“廣泛地開展游擊戰爭”的斗爭策略，對日后指導中國共產黨領導民眾實行全面、持久的抗戰起了重要作用。文中，作者單獨用一章講“根據地”，從“幾種根據地”“游擊區和根據地”“建立根據地的條件”等方面詳細論述了根據地的建設方法和價值。

　　“毛主席對抗日根據地的類型和開辟發展，做了詳細介紹，還進行了科學的預見，而這篇文章經過《新華日報》全文刊載后，在全國特別在抗日軍民中間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張衡說。

　　“根據地通常是敵中有我，我中有敵，犬牙交錯的復雜狀態。”張衡介紹，抗日戰爭中，日軍實施“點線戰略”，沿城市點和交通線發動侵略、部署兵力，但對脫離城鎮的廣大農村、山地、湖泊地區則難以兼顧，“這些地方便成了廣大抗日軍民的天下，建立起敵后根據地。通過一次次游擊戰，我軍也在不斷擴大根據地范圍，把邊緣區變為游擊區，甚至中心區。”

　　事實證明，以根據地為支撐的游擊戰戰果顯著。1939年3月3日，《新華日報》刊登戰地記者石西民所寫通訊《江南游擊橫斷面》，其中寫道：“我們的游擊戰士始終堅持在敵人的‘梅花椿’里活動著.....最近二月七日，團結支隊又在東溝攻破了敵人據點，并且擊潰了由天王寺來增援的敵軍數百人，擊斃了敵軍四十五名。”

　　“蘇南鄰近上海，是日軍統治的心臟地區，這篇報道讓全國軍民看到了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在敵人心臟創建根據地，開展抗日斗爭的情況，鼓舞了廣大淪陷區的人民。”張衡評價說。

　　根據地與游擊戰結合的“非傳統打法”，甚至吸引了外國媒體的目光。1944年1月25日，《新華日報》發表題為《美報論游擊戰》的社論，評論美國《紐約前鋒論壇報》撰文贊揚我軍平西游擊隊的作用。社論引用美報原文：“中國所應用的游擊戰，在打敗日本的時候，其作用之大，超過了一般所預期的”“因為游擊隊的存在，使日本只能夠進行滲透不能夠實際上占領，一旦反攻時機到了的時候，游擊隊就會向侵略者證明：他們滲透得越深，結果會越慘”。

　　“國民黨當局向來不準《新華日報》報道敵后軍民斗爭和建設事跡。此次報道，不僅是外國報刊，而且是‘中央社’1月23日自紐約轉發‘合眾社’報道，這就使國民黨新聞檢查當局無法檢扣。《新華日報》抓住時機，不僅為這則電訊寫了‘編者按’，還配了社論，堪稱對邊區和根據地的一次成功宣傳。”《新華日報》報史研究所所長趙劍波說。

　　要鞏固根據地的政權，就要建設民主政治。在國共開啟第二次合作之后，邊區政治實行代議制民主制，其綱領性文件便是1941年5月中國共產黨邊區中央局提出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又稱“五一綱領”。

　　1941年6月8日，這份綱領頒布一個多月后，《新華日報》發表社論《論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里面寫道：“這個綱領的內容，是在中共抗戰團結進步的總方針下各方面政策的規定......這個綱領的目的，是‘為著進一步鞏固邊區，發展抗日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以達堅持長期抗日增進人民福利之目的’”。

　　“這份綱領文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三三制’，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各抗日根據地政權建設上實行的重要原則。”張衡說。

　　1942年1月1日，時任《新華日報》總編輯吳克堅發表社論《發揚民主政治的一年》，對這種制度的概念和執行作了詳細介紹：“各級參議會選舉各級行政人員時......共產黨員在政府委員中的成分只占三分之一，其他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人士占三分之二。”

　　“‘三三制’既保證了共產黨在抗日民主政權里的核心領導作用，又讓非黨員在政府日常工作中擁有足夠的地位和權力，這表達出我們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前提下，團結爭取愛國人士和各界人士的真誠意愿，黨的抗日民主政權也就擁有了廣泛的基礎和強大的號召力。”張衡說。

　　《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還明確規定根據地的人權保障政策：“保證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資本家、農民、工人等）的人權、政權、財權......”

　　1944年11月1日，《新華日報》發表美國《巴爾的摩太陽報》記者M.武道在陜甘寧邊區實地采寫的通訊《我從陜北回來》，文中寫道：“延安的負責人說，土地的充公和重新分配，在一九三七年就停止了；地主自愿減租減息的政策，正在完滿地進行......”

　　1943年7月20日的《陜甘寧邊區米脂縣積極建設 國共兩黨同志及士紳均愿協力建設新縣政》中也提到：“除民政工作由共產黨員擔任外，其他財政、教育、建設民事調節及糧食等部門工作，則由該地士紳XXX、XXX等參加工作。”

　　“這些報道反映出共產黨在民族危亡時刻團結各階層，共同為抗戰勝利而努力，不僅駁斥了國民黨的污蔑，也讓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敵后根據地以更加清晰、立體的形象呈現于世人面前，滿足了外界長期以來對這片‘神秘之地’的好奇，更將根據地建設的積極經驗和做法傳達給外界，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也做出積極貢獻。”趙劍波說。

　　各敵后抗日根據地，既要對付日、偽軍的“掃蕩”“清鄉”，又要和國民黨頑固勢力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作斗爭。到1942年，八路軍、新四軍已由50萬人減少為40萬人，抗日根據地面積縮小，總人口由1億人減少到5000萬人以下。有些地方的抗日軍民沒有衣服穿、沒有菜和油吃，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冬天沒有被子蓋，毛澤東號召根據地軍民“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搞“大生產運動”。

　　這是一場黨政機關、軍隊、學校全民參與的生產運動。1939年4月18日《新華日報》社論《論陜甘寧邊區的生產運動》中這樣寫道：“黨政軍各部門生產任務的分配，各級政府機關擬完成一萬六千五百石糧食；軍事機關及所屬部隊學校，擬完成二萬五千石糧食；黨中央機關及領導的學校，擬完成一千石糧食......魯迅藝術學院也擔負起了細糧一百三十石......”

　　“南泥灣好地方，好地方來好風光.....”這句國人耳熟能詳的歌詞，歌唱的正是八路軍三五九旅深入南泥灣屯墾自給，讓荒山野嶺變為沃土良田的故事。《新華日報》1944年12月14日刊發的《八路軍怎樣養活自己 介紹南泥灣屯田政策》開頭寫道：“這里，百年多來就是人跡少見的一片森林，野豬虎狼出沒其間，真是一個恐怖世界的所在，而今天的南泥灣，被稱為‘陜北的江南’。”“當X團二營的營長帶領弟兄們最初來到南泥灣時，這里沒有人，到處是森林荒山，他們開始時要靠燒火驅逐野獸......第一年，種了小米，也種下了菜，一共開了六七百畝地，打下的糧食只夠全營三個月吃的......第三年，有了生產經驗，再加上大家加油干，就做到了全部自給自足，共開了荒地六千六百三十畝。”

　　“大生產運動開展后，各根據地人民負擔大大減輕，軍民生活顯著改善，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得到加強。”張衡舉例，到1945年，陜甘寧邊區農民能做到耕種三年莊稼，除消耗外，可剩余一年吃的糧食。從1943年起，各敵后根據地機關一般能自給兩三個月乃至半年的糧食、蔬菜，實現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要求。

　　從《新華日報》老報紙的斑駁文字中，我們依舊能體會到當年豐收的喜悅和自力更生的豪情。

　　1943年2月3日的《邊鑒》專欄發表社論《自力更生的實踐》，其中寫道：“去年陜甘寧邊區在農業生產方面，增加了耕地面積四十九萬畝，完成原定開荒計劃百分之九十，修成了水利六千余畝，共增產糧食十萬余石......在邊區很少產棉的地區，完成了植棉計劃百分之八十二，植棉九萬四千余畝.....”

　　“在惡劣的環境中，讓根據地百姓的日子越過越好，這不僅需要投入生產的滿腔熱情，更需要富有針對性的政策和科學的方法。”張衡說，《新華日報》對生產建設中的好經驗、好做法也給予了關注。

　　1944年1月6日，《新華日報》刊發《毛澤東同志：論合作社》，文章指出：“合作社性質就是為群眾服務，這就是處處要想到群眾，為群眾打算，把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合作社如何組織？1944年5月13日刊發的《華中抗日根據地生產運動剪影》就有詳細描述：“洪澤縣的合作社員，共有六百多人......聯合成立了三簽合作社，由三個鄉的理事會，推出四個營業委員......只賣香、油、鹽、洋火、紙煙、布、紙七種用品，貨價比市場便宜......因為貨價比較低，連附近的臨淮一帶物價也降低了。”

　　在自力更生的生產進程中，根據地軍民立足實際，總結出了一系列與根據地條件、環境相適應的生產方法。1944年7月4日，《新華日報》在“新華副刊”刊發邊區生產建設專版，《科學技術和工人群眾結合》一文寫道：“如果我們有挑也挑不動，拿也拿不起的所謂‘理論’，而不去與群眾的創造性相結合，那我們的事業就不會成功。”

　　“《新華日報》作為在爭取民族生存獨立的戰斗中一支鼓勵前進的號角，所有有關抗日事業、民族統一戰線、邊區建設的主題都是其宣傳的范圍，而根據地正集這些元素于一身。”趙劍波認為，通過以《新華日報》為代表的媒體傳播，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以一種光榮的、向上的、充滿希望的姿態呈現于世人面前，從原先的“神秘之地”變為了“神往之地”。

　　總策劃：雙傳學 顧雷鳴

　　執行策劃：王曉映

　　歷史顧問：趙劍波

　　記者：金亦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