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畢業35年了。每每提起，總有一種青春影像在相伴縈繞。揚州師院歷史系，是我夢開始的地方。那時學校沒有大樓，卻有大師，總能給我們意外的驚喜；那時彼此尊重，平等對話，師生之間往往能結成忘年交；那時有歌唱、有鼓吹、有表演、有書藝，溫暖著每個學子的心靈。那時很單純，懷抱理想，不乏崇高，那是我一生揮之不去的精神原鄉。

　　揚州師范學院大門

　　沒有大樓，卻有大師，總能給我們意外的驚喜

　　揚師歷史系，在1980年代，既沒有大樓，也沒有像樣的房子，只有幾間防震棚作為我們的教室和老師的辦公室。防震棚前是一泓寧靜的池塘。當時條件很艱苦，冬天西北風刮起來，用毛竹做成的梁在風中呼呼地響，但我們的教室里，卻比較地暖，因為有任半塘這樣的大師、葛兆光這樣的新銳和我們在一起。在這樣的氛圍里，我們既讀書，也讀人。

　　在我們的池塘邊，住著一位倔犟的老人。每天清晨，總是準時獨悠悠地拄著拐杖散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任半塘先生。記得有一天，任先生主動提出，要給我們歷史系的學生上課。先生蓄著白白的小八字胡子，戴著瓶底蓋式的高度近視眼鏡，一手舉著寫著“詞”的牌子，另一只手拿起寫著“辭”的牌子，從唐戲弄說到唐聲詩，從宋詞講到金元散曲。任先生沉浸在他的《散曲概論》、《曲諧》、《唐戲弄》、《唐聲詩》和《唐大曲》中。他心中的曲調開在中國禮樂的枝頭上，開出了唐代以后士大夫與庶民共同欣賞的詞與曲，唱出了一個江山風景、英雄胸襟和萬民情懷來。那天，先生講述了詞與辭的區別，并且拿出證據，說周有戲禮、漢有戲象、唐有戲弄，顛覆了王國維《人間詞話》里說的“宋以前沒有戲曲”的觀點。記得先生那天自信地說，敦煌學不在日本，而在中國。任先生的《敦煌曲校錄》、《敦煌曲初探》和《敦煌歌辭總編》，就是他理想的最好行動注腳。先生獨立思考，淡定讀書，從容研究，坐擁書城，南面而王，成為國學之山。他以中國特有的世情之美和新鮮知性，引來了一場散曲的新的活氣，為研究中國戲曲的形成與發展作出重大貢獻。

　　怎么也不會忘記，1984年，我第一次見到葛兆光老師時的那個場景。那時的他剛從北大研究生畢業。當時我是班長，因為他帶來的書比較多，所以我帶了幾十個同學，把他50多箱書一一扛到了他的宿舍。他為了表示對我的感謝，特地給我送了一本走向未來叢書。我至今還記得，那是一本卡普拉寫的《現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

　　揚州師院東門邊的池塘

　　任半塘先生雕像

　　那時，正好趕上中國的文化大潮和中國的思想啟蒙，巨大的熱情和崇高的理想主義精神是1980年代的風尚，時代重回五四，而葛兆光先生恰好是那個時代的先鋒式人物。他給我們講授的是中國思想文化史，從中國儒教到中國道教，從中國道教到中國佛教，教我們重新思考中國文化。尤其是在1985年，他在《讀書》雜志上發表的關于方法論的文章，吹皺一池春水，引發了中國讀書界一場方法論大討論。葛先生擅長精雕細刻，有強大的意志力，是一個在很少有人問津的一摞又一摞的故紙堆中磨練出自己的意志、把研究當成了最大樂趣的人。深受先生的精神影響，當時我們白天不知黑的夜，如饑似渴地讀書，從中國讀到世界，讀經典、讀原著、讀第一手資料，做筆記、擬大綱、寫心得體會，感覺到世界就在我的胸懷里，我用我的眼睛去看世界。那個時代，沒有讀過李澤厚寫的三卷本《中國思想史論》，沒有讀過走“向未來叢書”，就不算真正的大學生；沒有讀過鐘叔河編的“走向世界叢書”，就不算真正的文科生。我們從《人的發現》，在《在歷史的表象背后》，讀到《激動人心的時代》，不斷《讓科學的光芒照亮自己》，追求《人的現代化》和《新的綜合》，探尋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當我們今天回顧那個時代的時候，至今還會為當時的精神追求感到熱乎乎的。

　　當時我最喜歡做的事是重讀，重讀詩經，重讀儒家，重讀中國近代，而且是在消化了不少西方人看傳統中國的基礎上的一次重讀。當時我們追求真理的熱度到底熱成什么樣？我想，用湯因比《歷史研究》里面的話，可以比較準確地反映出當時我們的心路歷程：“人要每日每夜去爭取生活和自由，才配有自由與生活的享受。”“地獄與天堂兩股勢力之間的遭遇僅僅是序幕，大地上某個人的激情才是這出戲的實際內容。”“我決心離開這塊巖石，攀登眼前這道峭壁，抵達上面那塊凸石。我打算這樣做的時候，已經意識到充滿風險，但我已把安全置之度外。我明白一旦我止步不前，我就會墜落下來。一旦我墜落下來，我就會粉身碎骨。但是為了可能的成功，我寧愿冒這種不可避免的風險。”“我們看到的東西是遠遠超出了我們能夠顯示的東西。”“世上的健兒，把它重建得更加壯麗，建設在你們的胸懷！再以明朗的心神，重新把人生的歷程安排。”

　　激情冷卻下來終歸是理性。望著五四新文化回潮的背影，在沒有大樓，卻有大師的日子里，我獨守著一泓寧靜的池塘。在人人都在走出中世紀的大潮下，我獨以為要走回中世紀。1905年廢科舉，紳士沒了；1919年五四運動，儒家沒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文化沒了。我們總以為越徹底越過癮，而結果恰恰是失去的要比得到的要多很多。中國傳統有好的地方。比如，從個人來講，是尊重人的生命和實踐愛；從社會來看，是重視人與人的信義與和睦。中國以家庭共同體意識為基礎，實踐對人類的愛和與自然的和諧關系。我們需要孔子，需要一個有如孔子大造生意一般的豐富生活。其實，在地理大發現時代之前，中國代表著世界時尚。伏爾泰向啟蒙時代的歐洲展示的《趙氏孤兒》，代表著一種中國精神。那么，這個精神是什么？我感覺到是忠義、盡責和敢擔當！正是這種精神，照亮了當時整個西方世界。今天我們應當回歸中國精神，重新拿出這張名片遞給世界。中國當前最需要的是對傳統中國和現代中國的理解和尊重。因此，當年我以揚州學派的殿軍劉師培思想作為我大學的畢業論文，每天泡在圖書館里，研讀劉申叔先生遺書，努力從揚州學派的個案分析中，尋找出一種來自民族骨子里的自信來。

　　彼此尊重，平等對話，師生結成忘年交

　　揚師歷史系，不是一個空洞的概念，而是一個一個有血有肉、有學問、有精神的師生組成的知識共同體。雖然那時還不知道春秋戰國稷下學宮是什么模樣，也沒有真正體驗過宋代西園雅集的感覺，但是當時師生互動是經常有的事，成為一道精神的風景。

　　揚師歷史系那時的鼎盛，與祁龍威先生的執掌有著直接的關系。其中原因，一是先生有胸懷，能納才。像葛兆光這樣的年輕老師是他慧眼識才引進的。當時，顧敦信老師治中國考古學、常振江老師治魏晉南北朝史、張錦貴老師治中國近代史、李永采老師治史前社會史、杭舟老師治世界近代史，沈學善老師治戰后國際關系史、趙葦航老師治中國歷史地理、貢久諒老師治中國歷史文選。這一群身懷獨門絕活的老師，都是祁先生通過各種辦法延攬進來的。他們個性鮮明，彼此之間開展富有生命的精神交往，給學生充實而豐腴的知識膏粱。二是先生有名望，有感召力。祁先生不單有揚州學派的自家風光，在他的周圍，以開門弟子華強先生領銜，集聚著田漢云、趙昌智、陳文和、張連生和謝思誠等讀書種子。來自北京、上海、南京的胡厚宣、卞孝萱、戴逸、劉杰等一批學界大家，祁先生也是隨請隨到，經常跟我們講課交流。祁先生當時是歷史系主任，每次這些客人來揚師歷史系，先生總是要請他們到他家里去吃吃飯、喝喝酒、品品茶，這種習慣一直堅持到他最后離世。三是先生有人緣，很厚道。祁先生對朋友和學生的好，在系里系外是出了名的。只要你有什么問題，不管是生活上的，還是工作上的，他都會像對待自己的孩子那樣，滿心滿意地幫你解決。祁先生是治太平天國史的大家，有著乾嘉學派之功。先生每次跟我們上課，總是面對面地交流，有問必答，有書院味道。他總是拿著一本記錄著他的講課要點的練習本，捧著一杯只有幾片茶葉淡淡的茶，操著一口常熟話授課。師生之間人格平等，雖有專業知識之間的懸殊，卻能保持良好互動。記得當時我作為系學生會主席，主編我們系學生會辦的《春秋》雜志。這是師生之間富有生命精神交往的一個平臺。王永平老師談竹林七賢，馮春龍同學論文藝復興，徐俊祥同學說諸子百家，惠風和暢，溫馨感人。祁先生的寬容性格和沉穩才情，深刻影響了其執掌的歷史系。當時先生與學生都鉚足了一股子勁，欲與天公試比高，有著很高的學術抱負，把刻苦當成了人間樂事。

　　一個人在人生的出發點上，可遇到的貴人不是很多，而我有幸遇上了。在揚師歷史系，我遇到了提攜我的貴人許衛平老師。我們萍水相逢，之前彼此并不相識。而我一進校，許老師就讓我做班級的臨時召集人，后來當班長、做系學生會主席，再后來，又第一個入黨，被推薦到揚州師院做學生會副主席。我在揚州的成長與發展，與班主任許衛平老師對我的提攜和幫助是分不開的。其實當時我感覺我考上揚師歷史系，并不是我的理想學校，主要原因是自己高考沒有發揮好。在我情緒比較低落的時候，是許老師讓我重新找回了自信。正是許老師對我的充分授權和信任，當時我和班委一起，把班級管理得井井有條，可以讓許老師兩個月不到班上，而班級里照樣太太平平。記得當時班上夏曉臻和黃立同學家里突然發生特殊困難，我就組織全體同學自發捐款，并把捐款親自送到這兩位同學的老家。班主任許老師對我的終身大事也很關心。當時我對一位女同學有點好感，許老師便私下里和我做了推心置腹的談話。在學術上，許老師治文獻學與方志學，旨在重現揚州學派風格。我們常常為了一個學術問題，討論到深夜。我們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成為忘年交，直到他去世。此前，我特地從上海驅車到南京腫瘤醫院去看望他，分別的時候，他一直把我送到醫院的電梯口。此情此景，終身難忘。人，其實最難做到的，是精神的長大。從許老師那里我學到最多的大概是這一點。

　　在揚師歷史系，周新國老師是我的恩師。他當時教我們中國近代史，不僅課上得好，而且功夫也做得扎實。他講起課來總是那么慢條斯里，但總是那么有道理。無形之中，漸漸培養起我對中國近代史的濃厚興趣。后來我到復旦大學歷史系繼續攻讀中國近代史的碩士生和博士生，與周老師當年的啟蒙有著很大的關系。那時為了中國近代史，我到周老師家，請教周老師的問題，可能是同班同學中最多的了。我們心心相通，每次見面總是那么默契，總覺得他身上有一種本真的力量讓我感染。我和周老師常來常往，每次神會都成了一場場心有靈犀的文化現場，無論是他指導我和彭雪梅同學一起撰寫揚州師院成克堅校長的回憶錄，還是他在我工作后曾經親自到鹽城師專專程看望我，并想調我回揚州，我從周老師身上真實感悟到了人應該心得本原，保持本真，才能開掘多重自我，人生才有意義。相處久了，周老師的性格也影響了我——總是那么一臉歡喜，又寧靜無比。我們在這個世界上辛苦勞作，來回奔波，為的是什么？歸根結蒂，是為了得到他人的愛和認同。周老師的人生感悟，從深處講，是經歷歲月磨難后的純凈升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精神的創世紀。只有以追求純凈為目的，只有在心靈安靜之時才能真正做到懂得和接受。

　　歌唱鼓吹，表演書藝，總有一種溫馨滋潤心靈

　　文革之后讀大學，那時藝術的生活樣式重回社會的懷抱，世道重新有了對物的親切、對人的親切。天地清明，時代敞亮。那時的揚師歷史系，不只有硬邦邦的知識，而且有生氣活潑的各種藝術熏陶，每天生活充滿著樂趣，構成了一個鮮活的生命共同體。

　　“沿著校園熟悉的小路，清晨來到樹下讀書，初升的太陽照在臉上，也照著身旁這顆小樹。”當時我們是唱著臺灣校園流行歌曲走進大學的。那時的我，每天早晨起來跑步，在淡淡的晨霧中，聽得一些老揚州，一邊沿著古運河河邊鍛煉，一邊吊著嗓子，練著維揚清曲。

　　當時揚師有著各種各樣的藝術熏陶。如今留在我記憶深處的，首先是黃河老師為我們特別開設的《中國民歌史》。從黃老師那里，我第一次知道《碼頭工人之歌》的創作故事，是聶耳同朋友在黃埔江邊散步時，受碼頭工人勞動號子的觸動而譜寫出來的。這是上海最早的工人之歌，也是上海開埠以來最經典的歌曲之一，現已成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我第一次欣賞一代宗師蕭友梅先生最有影響力的代表作《問》：“你知道你是誰？你知道年華如水？你知道今日的江山，有多少凄惶的淚？”這首沒有華麗語言的歌，直叩深刻的人生內涵。我第一次知道代表中國民歌標志的歌曲《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原來來自于揚州民間：“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滿園花開香不過它，我本待摘下它，戴又恐看花人罵，茉莉花，茉莉花。”

　　其次是徐湘老師和王葆森老師對我在音樂藝術教育上的影響。徐湘老師讓我在鋼琴上校音，王葆森老師教我聲樂。當時，徐湘老師還特別請來了揚州市文工團的談伯林老師教我吹笛子。當年拿著碗，里面放著水，練習單吐、雙吐和花舌，別提有多枯燥了。單是笛子獨奏曲《揚鞭催馬運糧忙》，就不知道練了多少遍。

　　忘不了1985年的那個冬季，天上飄著雪花，我們這些文藝青年齊刷刷地聚到揚州師院人防會堂，津津有味地聽著名演員謝芳給我們講電影藝術。當時導演在揚州瘦西湖畔為電影《文成公主》拍外景，謝芳在里面扮演乳母，我們當中一些同學也被邀去做群眾演員。在電影拍攝的空隙之間，我們特別邀請了謝芳來揚師講電影藝術。我從謝芳那里第一次知道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名字，也第一次知道了電影是導演的思想在銀幕上的一種流動。

　　更不能忘記的是，在讀大三年級的時候，我們排演歷史話劇《強項令》。劇本是蔣明宏老師親自改編的，話劇也是蔣老師導演的。彭雪梅同學扮演湖陽公主，殷俊同學扮演光武帝劉秀，京都洛陽令董宣由我們下一年級的高學軍同學扮演，我扮演戲份比較多的、行兇作惡的家臣。由于在排演時我經常笑場，搞得蔣老師啼笑皆非。

　　在揚師的日子里，除了經常有藝術的熏陶外，每天還有書法相伴。

　　我對書法的愛好，起源于小學。那時候我和另外一個同學共同負責出學校的黑板報，陳永茂是我小學的美術老師，擅長隸書。到了揚師，又有幸結識了書法家秦子卿老師，他是秦少游的后人，人很儒雅，給我們專門講授中國書法史。他行草隸篆，筆走龍蛇，氣韻靈動。那時我和我們班的書法家黃立同學探討書法，每天和我們寢舍的同學一起練習書法，大學四年如一日，成為一種習慣，成為我們寢室的一個標簽。當時我把乙瑛碑、史晨碑、曹全碑和張遷碑，讀了幾遍，也練了幾遍。四年八個學期，我的書法得獎作品，在揚師學生報上登載了多次。當時由于我擔任揚州師范學院學生會副主席，主要負責大學生文科22個社團，所以，經常有機會到揚州國畫院，去欣賞李亞如和王板哉的作品，又有機會到南京國畫院，親識書法名家武中奇、尉天池和蕭嫻，并欣賞他們的作品。

　　大學時代，我們擁有的物質生活雖然顯得貧寒，樣子也比較土，但日子過得燦爛。每天的時光不緊也不慢，有時間就去泡圖書館。師生之間，既寬松，又自在，不時有生命的精神交往展開，對話和爭論是常有的事。同學之間在宿舍熄燈后的神聊，至今余音繞梁而不絕。如今的我，也只能看著揚師歷史系的背影，遠遠地眺望。失去的，就再也回不來。

　　揚師歷史系，是我知識成長的搖籃，也是我精神成長的原鄉。

　　本文作者楊小川，1982-1986年就讀于揚州師范學院（現揚州大學）歷史系，后赴復旦大學攻讀碩士、博士學位。現任中國寶武鋼鐵集團有限公司工會宣教部部長、生活保障部部長，中國寶武鄉村振興領導小組辦公室部長。曾先后任寶鋼股份首席文化管理師、寶鋼股份黨委宣傳部副部長、企業文化部副部長（主持工作）、寶鋼股份機關黨委書記、寶鋼集團黨委宣傳部副部長、企業文化部副部長，寶鋼集團品牌總監，寶鋼集團工會民主管理部部長、法律部部長。因創立中國寶武企業文化標準、B TO B企業品牌標準和企業員工綜合目標發展體系而先后榮獲黑帶大師、文化首席、財大職業導師、優秀黨員。此外，擔任上海揚州商會顧問、上海曹鵬音樂中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