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邊新到的這部《柏林日記》是典型、極為普通的“日記”。要說它有什么特點，那就是它記錄了只屬于“二戰”的那段歷史。記錄“二戰”歷史的書籍已經很多，以“日記”形式出現的也有許多，比如《拉貝日記》。這些日記最大的特點就是當事人身在其中而發出的震撼心靈的感受。《柏林日記》與眾不同之處在于不僅僅記錄了法西斯陣營的暴行，還剖析式展示了“毒草”“邪惡”如何在“燦爛鮮花叢中”誕生、成長，最后形成罪惡“大樹”來危害人類平衡生活的過程。用日記形式記錄希特勒與他的帝國是怎么產生的，從這個角度講，《柏林日記》是最為獨特的。

　　這類書籍總是在啟迪告誡后人：邪惡的歷史不可以重復及如何防止這種歷史“席卷再來”。

　　《柏林日記》第２１６頁：“今天早晨，在從卡爾斯魯厄沿萊茵河去巴塞爾的路上，我們經過約一百英里長的法國邊境。沒有任何戰爭跡象，列車服務員告訴我，自開戰后這段前線還從未開過一槍。當列車沿著萊茵河行駛時，我們可以看到法國碉堡。在許多席子掩蔽下，法國人正在建造堡壘。在德國這邊，也同樣的景象。雙方部隊似乎遵守著某種停火協議。他們相互在對方的視野中和射程內，毫不隱蔽地干的事兒。實際上，一發法國７５毫米炮彈就可能將我們的列車轟掉。德國人在鐵路上運輸火焰炮、補給，但是法國人并不干擾他們。……”

　　作者不得不感嘆：“真是一場奇怪的戰爭。”

　　可以說，那一刻，善良的人們還完全蒙在鼓里。

　　更令人發指的奇怪事是希特勒的崛起。

　　應了一句中國古話：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當年誰能分辨清楚，屢屢受命運捉弄的阿道夫·希特勒是給全世界帶來災難的彗星人物，還是能夠拯救德國經濟危機的圣人？災難沒有降臨的柏林，出現在威廉·夏伊勒筆下時，多么寧靜、安祥，連風都帶著“甜蜜”的味道。因為柏林的人們看到了阿道夫·希特勒給他們畫的國家社會主義的餅有多什么美好。就連滅猶太人的殘暴行徑，德國人都擁護：因為阿道夫·希特勒說了，純正的日爾曼民族才是“上帝”的使者。威廉·夏伊勒在這本書的第１５頁就說了這樣一件事：“尼克博克告訴我，在我們昨天抵達前不久，多蘿西·湯普森剛從腓特烈街車站登車離開。她必須在２４小時內滾出德國，這顯然是普茨·漢無施丹格爾的杰作。他無法原諒她寫的《我看希特勒》，該書嚴重低估了此人……”

　　“邪惡”開始萌芽，“罪行”開始啟動。

　　惡魔在露出本質前，會用各種假面具來迷惑人們，以取得他們的支持。“黃昏時分，就像羅馬皇帝一樣，希特勒乘車駛進這個中世紀古城，沿途是瘋狂歡呼的納粹黨人密集方陣，擠滿了狹窄的街道。……他（希特勒）站在汽車上，右臂無力地行納粹手禮，回敬極度瘋狂的歡迎人群……我一生始終無法完全理解，他究竟是打開了什么樣的激情泉源，以至于歇斯底的群眾如此瘋狂地歡迎他。他在人群前并不做出戲劇性的專橫傲慢的樣子，……也不故意使自己的眼睛顯得神采奕奕。然而他的眼睛里的確有些閃亮的東西，也是他臉上最為出眾之處。他的舉止幾乎可以稱得上謙虛。但我對其真誠表示懷疑。”（《柏林日記》第１６—１７頁）

　　作者為探個究竟，混入了上萬人的集會中，親眼目睹這群歇斯底里人們，擠在希特勒住的旅館前空地上，高喊著，我們要元首。能夠沉得住氣的希特勒走到陽臺上，表情極為虔誠謙虛，站了一會兒就進去了。而這些歇斯底里的瘋狂人群，作者筆下是這樣形容的：“……特別是那些婦女。人們臉上的癡狂表情，使我想起路易斯安那鄉下滿地打滾的宗教信徒入魔時的面容。……婦女們盯著希特勒，就像盯著救世主，面部表情幾乎不似人類。”（《柏林日記》第１７頁）。毫不夸張地說，希特勒在陽臺上站的時間太短了，再多一會兒，這些如癡如醉的婦女會興奮得暈過去。這使我想起了魏徵與唐太宗的那個“水能載舟，水能覆舟”的著名對話。用在這里，你能想像這“水”是什么水？“水”知道他們載起的這個“舟”是給予他們幸福生活的“舟”嗎？為什么會這樣的？怪水還是怪舟？

　　威廉·夏伊勒尖銳指出：“我開始理解希特勒取得驚人成功的一些原因了。他從羅馬教會借鑒了一些經驗，使２０世紀德國人音調乏味的生活重新擁有了壯觀的景象、絢麗的色彩和神秘的氣息。”（《柏林日記》第１８頁）

　　羅馬教會會教希特勒搞法西斯那一套？不！但羅馬教會讓人明白：宗教是控制人思想與靈魂的法寶。宗教會控制人的信仰，宗教更會煽動人的情緒。然而，宗教有善良與邪惡兩種，尤如百花園的鮮花，有玫瑰與罌粟，就看你怎么識別它們。希特勒之流當然意識到這一點，更明白如何將自己這艘舟依靠這“水”載向他想去的地方——稱霸世界！

　　希特勒在稱霸世界的野心勃發之前后，不是沒有人識破，而是他用欺騙手段，無其不能地“解決”了他們，手段自然是從肉體到靈魂徹底消失。明證：大肆鎮壓不同政見者，大肆屠殺猶太人。對待波蘭人， “我得到的消息是，如果弗蘭克博士和他手下的納粹打手實現其目標的話，波蘭民族將會不復存在。他們（希特勒）當然不可能將波蘭人殺光，但會將波蘭人全部變為奴隸。”（《柏林日記》第５０５頁）

　　據說，希特勒的集權統治，沒有辦法解決的第一大問題就是腐敗。（《柏林日記》第５０７頁）告訴讀者，尤利烏斯·施特萊徹，這位虐待狂、迫害猶太人的沙皇和臭名昭著的反猶周報《沖鋒隊員報》總編是被希特勒下令逮捕的。原因是經濟問題，而不是“他在紐倫堡街頭招搖過市，揮舞著那根從不離手的馬鞭。”作者希望希特勒能夠下令查查“為何那么多納粹黨官員獲得了大量國家財產和城堡。”

　　威廉·夏伊勒，這位幾乎與二十世紀同齡者，用記者的身份出版了第三帝國誕生過程的數部作品：《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第三共和國的崩潰》，而《柏林日記》則將采訪內容用日記體的形式呈現出來，如實地記錄下“第三帝國”這株毒草的生長過程。應該說，這株毒草當初也曾經與其他花草一樣得到了陽光雨露的滋潤。毒草用它特有的偽裝蒙蔽了善良的人們，一旦得“勢”便煽動天真的人們支持、擁護，甚至為它傾注全部的生命與愛！當毒草成勢，威脅地球正常生物存在，破壞世界正常和諧交流時，人們才恍然大悟，才意識到毒草的危害性，并力圖鏟滅毒草，全世界恰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教訓提醒并有理由指責我們：為何不能在毒草剛剛萌芽時就發現并動手鏟除？這一點，在反思“二戰”悲劇的大量材料中，《柏林日記》具有其特有的代表性。此書除了大家的共識外，更多地從記者的獨特視角記錄下“第三帝國”這顆毒瘤的萌芽、誕生、成長過程，并振聾發聵地質問：我們何以能夠容納這種現象的發生與膨脹，直至成為災難？是人們的善良姑息遷就，縱容其成虎患嗎？“糜不由初，鮮克有終”。人們的清醒需要道德的啟迪，邪惡更需要極早警覺。

　　鮮花與毒草共生于自然，善良與邪惡并存于世界，他們的作用不僅僅是給予人們甄別，更重要的是喚起人們從靈魂深處的覺醒，讓人們從毒草萌芽起就努力鏟除，世界的安定福祉才能有保證。

　　威廉·夏伊勒讓我們看到了這一點，讓我們能夠完整地讀到這一系列被歷史證實不可忽略的“史實”！這是人類之幸！這是正義的希望！這是世界百花園里春天的保證。

　　張國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