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柳亞子與魯迅的交往，鮮為人知。魯迅曾參加過南社的分社“越社”，他的《自嘲》詩最早是贈送給柳亞子的，還贈送過一套《梅斐爾德木刻士敏土圖》。柳、魯二人活著的交往不算多，可是魯迅逝世后，柳亞子不斷寫詩悼念，甚至在他短短二百來字的遺囑中要求埋葬在魯迅墓側，不愧為生死之交！

　　在二十世紀初葉，柳亞子作為南社的盟主，早已名聞文壇；魯迅先生他反封建反國民黨的文化圍剿，高舉“五四”運動的大旗，成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為舉世公認的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和領袖。柳亞子和魯迅這兩位文化巨子，會面之前就互相關注，神交已久，在正式握手前，有過一些間接的交往。

（中年時期的柳亞子）

　　1909年11月13日，柳亞子與同邑陳去病、金山高天梅三人發起成立了近代史上第一個革命文學團體“南社”。1910年，陳去病在浙江醞釀組織南社分社，因為“由南社分設于越，故以越名”，分社就取名“越社”（見魯迅編訂的《越社叢刊》第一集陳去病《越社序》），魯迅先生由他的學生宋紫佩介紹加入了越社。越社初創，籌備出刊《越鐸日報》，1911年12月，發出了魯迅以周豫才署名的《出報傳單》；創刊號上，魯迅先生用“黃棘”為筆名發表了《〈越鐸〉出世辭》，聲明辦報的宗旨是“紓自由之言論，盡個人之天權，促共和之進行，尺政治之得失，發社會之蒙復，振勇毅之精神。”柳亞子得到心儀已久的魯迅先生加入越社的消息，連忙請陳去病將《出報傳單》與《〈越鐸〉出世辭》寄來，拜讀之后，更加確信，魯迅先生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魯迅）

　　柳亞子與魯迅首次會晤是在上海。1927年，魯迅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四·一二”政變發生，他要求學校當局營救被捕學生未果，憤而辭職，來到上海定居。柳亞子在“四·一二”政變時，遭到蔣介石的通緝，脫離虎口后東渡日本，1928年4 月返回祖國，也定居在上海。魯迅與柳亞子相見的介紹人是北新書局的李小峰。當時，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正在北新書局出版，柳亞子的《曼殊全集》也在北新書局校印。柳亞子主動與年長自己六齡的魯迅先生握手，他通過李小峰盛情邀請魯迅先生聚餐。1928年8月19日，柳亞子偕夫人鄭佩宜女兒無非、無垢在上海功德林素菜館設宴，出席宴請的除魯迅外，還有沈尹默、劉季平、李小峰諸人。

　　這一次訂交，柳亞子與魯迅雙方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三十年代初期，南社舊友林庚白對魯迅產生了誤會，一次林去拜訪魯迅卻沒有見到，誤以為魯迅先生拿架子，隔日寫了一首詩，隱含諷刺意味。柳亞子知道了，對老友林庚白的作法大不以為然，同林展開了討論甚至爭論，針對林庚白的那首詩，賦詩稱頌魯迅云：“垂老能游少年群，論才低首拜斯人。”（《磨劍室詩詞集》第669 頁《存歿口號五絕句，八月四日作》）在柳亞子的影響下，林庚白對魯迅的看法有了很大的轉變，后來他還參加了以魯迅先生為名譽主席的遠東反戰大會。1931年，日本作家增田涉為翻譯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前來訪問魯迅，魯迅曾以柳亞子編訂的《曼殊全集》作為禮品相贈。

　　1932年5月，第三國際牛蘭夫婦在南京被捕入獄，宋慶齡發表宣言，要求國民黨政府立即予以釋放。柳亞子聞訊就偕同魯迅、茅盾、田漢、郁達夫和丁玲等人聯名通電，與宋慶齡作桴鼓之應。終于在7月17日，牛蘭夫婦由宋慶齡保釋就醫，得到妥善解決。

　　柳亞子和魯迅第二次會晤仍在上海。1932年10月5日，郁達夫夫婦在聚豐園宴請兄長郁華。當時郁華調任江蘇省高等法院上海分院刑庭庭長，郁華不僅諳于法律，而且喜好詩詞擅畫山水，與柳亞子同是南社舊侶，早就相熟。郁達夫和魯迅是多年的老朋友，因此，郁達夫王映霞夫婦為兄長抵滬任職舉行晚宴時，邀請了柳亞子鄭佩宜夫婦、魯迅許廣平夫婦等作陪。

　　魯迅赴宴時，郁達夫和他開玩笑說：“你這幾天辛苦了吧？”魯迅微笑著回答說：“我可以把昨天想到的兩句聯語回答你，這是：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席間賓主談笑風生，郁達夫又跟魯迅打趣說：“大先生，你的華蓋運可以脫了吧！”話音剛落，大家的目光都投向了許廣平。魯迅哈哈大笑，說：“經你這么一說，我又得了半聯，可以湊成一首小詩了。”散席時，郁達夫拿出一幅素絹，請各人題詞留念。魯迅寫了“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一副聯語。臨別時，柳亞子請魯迅贈送一幅墨寶，魯迅頷首答應。

　　10月11日，魯迅決定先把《梅斐爾德木刻士敏土之圖》一冊贈給柳亞子。木刻圖共10幅，是德國青年木刻家梅斐爾德為俄國革拉特珂夫小說《士敏土》所作的插圖，小說和木刻都富含革命內容。小說中國已有譯本，而木刻卻沒有一起印制。1930年9月27日，魯迅親自書寫了一篇序言，盛贊“工業的從寂滅中而復興，由散漫而有組織，因組織而得恢復，自恢復而至盛大”，字里行間騰躍著革命的氣息，此書由三閑書屋根據原版本影印，宣紙質地，印刷精美考究，數量僅250套，平時魯迅不輕易送人。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此類藝術作品實在難得。魯迅知道柳亞子肯定會喜歡的，因此親筆在扉頁上題寫：

　　“呈 亞子先生 魯迅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一日 上海”，還鈐有一方朱文名章“魯迅”。

　　果然，柳亞子接到以后，他深深地為木刻蘊含的革命性所激動，一直視若珍寶，珍藏在身邊，直至逝世以后，他的女兒才將它捐贈給柳亞子紀念館。

　　次日，即10月12日，魯迅又潑墨揮毫為柳亞子手書了四尺對開七律一首，詩云：

　　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舊帽遮顏過鬧市，破船載酒泛中流。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冬夏與春秋。

　　詩后跋語云：“達夫賞飯，閑人打油，偷得半聯，湊成一律，以請亞子先生教正。”此詩后來收入《集外集》，安上題目《自嘲》，將原句“舊帽”“破船”分別改作“破帽”和“漏船”。

　　1933年1月10日，魯迅致函郁達夫，請達夫“乞于便中代請亞子先生為寫一篇詩。”柳亞子聞訊，就書贈了1931年8 月所撰的《新文壇雜詠》中詠魯迅的首絕，詩曰：

　　附熱趨炎苦未休，能標叛幟即千秋。稽山一老終堪念，牛酪何人為汝謀？

　　此三年前寄懷魯迅先生詩也，錄請教正 一九三三年一月亞子 (下鈐“柳亞子”白文印)

　　詩幅寫成，柳亞子請郁達夫于1月19日親自送到魯迅住處。

　　柳、魯次相聚之后，雙方都對對方作出了友好而又恰如其分的評價。 1933年6月，柳亞子在《我對創作舊體詩和新詩的經驗》一文中，推崇魯迅的舊體詩，評價為“不可多得的瑰寶”。文章中特地抄錄了魯迅刊于《現代》雜志的七律《無題（慣于長夜過春時）》，稱贊說：“郁怒清深，兼而有之。”魯迅在與友人談論文言與白話時，多次以贊揚的口吻說：柳亞子先生的舊體詩、文言文做得這么好，舊學根基這么深厚；但他仍然反對文言，提倡白話。相比之下，那般淺蕩小子還談什么文言，什么國粹！（見陳夢熊《柳亞子為〈詩學發凡〉書寫的題簽和代序》《南社研究》第一輯124頁）

　　1936年初，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提倡尊孔讀經，柳亞子先生認為，國難當頭不該提倡讀什么經，同年6月15日，柳亞子與一些文化團體及知名人士， 針對甚囂塵上的復古逆流，聯名發表《我們對于文化運動的意見》，旗幟鮮明地指出“我們相信救國不必讀經，讀經和救國沒有關系。”“復古運動發展的結果，將是一服毒藥。”稍后，中國新文字研究會主持創造了一種上海話拉丁化的新文字方案。柳亞子、魯迅和蔡元培等六百余人聯名發表《我們對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見》，同復古逆流相對抗，要求大家一起研究推廣，以便成為推進大眾文化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工具。

　　魯迅先生去世以后，柳亞子多次撰詩寫文提到魯迅，贊美魯迅，特別是他讀了毛澤東在魯迅逝世周年紀念會上《論魯迅》的演說后，非常贊同，“魯迅先生今圣人，毛公贊語定千秋。”（柳亞子《魯迅先生逝世五周年》）“論定延京尊后圣，毛郎一語奠群嘩。”（柳亞子《魯迅先生逝世九周年祭》）

　　柳亞子與魯迅活著時的交往并不算多，但是他對魯迅的敬仰卻非同尋常。

　　1950年10月24日凌晨四時，柳亞子乘火車由南京返回上海，途中負責安全保衛的華東局高署長前來報告說，有行跡可疑之人暗中窺視。柳亞子先生當即碾墨起筆，在火車上寫下了遺囑。好在遺囑不長，錄如下：

　　我此次自寧返滬，據華東局高署長報告，途中有人窺伺。自問衰朽，蔣匪幫不應重視；或者彼為反噬之計，圖破壞民主黨派合作，且將血口噴人，混淆海內外視聽耳！為此聲明，柳亞子不論在何時何地，有何意外，決為蔣匪幫毒手。我死以后立刻將此囑在報紙上公開宣布為要！！！

　　我死后裸體火葬，一切迷信浪費，絕對禁止；于公墓買一穴地，埋葬骨灰，立碑曰“詩人柳亞子之墓”足矣！（地點能在魯迅先生附近，最佳，我生平極服膺魯迅先生也。）如不遵照，以非我血裔論！！！一九五０年十月二十四日晨四時柳亞子遺囑。

　　下一行左下方有“柳亞子”和“羿樓”二枚印章。

   人言道“人之將死，其言亦善”。想古代曹操一代梟雄，叱咤風云，臨終之前留下遺言，大半是分香賣履眷妻戀子的兒女情長。看看，柳亞子先生這份遺囑，真可謂擲地有聲哪！寥寥二百來字，短短兩個段落。第一段，表明自己堅持孫中山新三民主義的信仰，誓與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堅決對抗到底的決心，認定窺視者不懷好意，他們搞暗殺，矛頭并不是沖他個人而來，目的是為破壞民主黨派的合作。第二段談到身后事，反對迷信浪費，要求火葬，立墓碑“詩人柳亞子”，那是他對自身的評價。沒有豪言壯語，沒有絲毫傷感，也沒有似水柔情，個性倔強，旗幟鮮明。

　　可就在這極短的遺囑中，特意加了一個括號，寫到了要埋葬在魯迅先生附近，而且明確宣稱自己對這位文壇旗手“極服膺”。真誠，難得，真乃石破天驚之語！兩位文壇巨匠，為世人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話。柳、魯之交，即使不能說是絕無僅有，但是至少也是鳳毛麟角的。

　　（文中魯迅贈予柳亞子詩手跡、木刻本及簽名、柳亞子遺囑手跡等照片均為蘇州市吳江區黎里古鎮旅游公司李海珉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