掠過未名湖的翅膀

　　——讀《北大與時間之外》

　　期待中的卞毓方先生簽名本《北大與時間之外》終于到手了。有種讀書體驗，當手中捧著的是你喜愛的作者簽了名字的書時，便更加產生一種與作者的溝通感、親近感，感覺能讓你更深入到作者的內心世界。你在這端仰望著，他在那端注視著。

　　一如以往讀先生書的感受，撲面而來的是大氣游虹、清風出袖的文氣，黃鐘大呂、獨樹一幟的格調。

　　這可謂是一本“回憶錄＋”的散文集。全書共分六輯，前面的一、二、三輯是作者“回憶”自己的長成錄、思想錄，后面的四、五、六輯“＋”的則涉數十位北大的精英。每輯都有寫在前面的引言，帶著你一頁一頁地走進作者“以北大為杠桿”撬開的那一砣砣“凝固在時間之外的時間”，走進那個“超脫具體歲月，囊括既往，直觀現在，透視未來”的北大。同時，也走進了一個“成也北大，敗也北大；愛也北大，痛也是北大”的步履途程。

　　壹

　　在“頭頂一片白花花的光亮”的那砣時間里，看到的是一個“末代私塾生”是如何“七拐八拐就拐向了北大”——仿佛冥冥中有只無形的手。

　　五歲那年，白胡子的祖父把他送進了同樣長著白胡子的私塾先生那里。那年該是1949年，當時新中國已明確了對私立教育的改造方針，三年后，全囯的私立學校或由政府接管改為公立或自行關閉，作為私學之一的私塾從此也關門大吉。

　　“末代私塾生”及時插班進了公立學堂，一路念到了射陽縣城里的中學。讀到初中二年級的時候，正值茁壯成長之際，人生中的“變故”摩肩擦踵而至——社會的、家庭的、自身的，最終讓他回到小鎮的家中，等待他的是輟學。

　　在他“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時候，先是憑一位來到家里的道士的一道紙符，治愈了讓他臥床一月之久的毒瘡，一場大病被莫名其妙地化解了。接著，家里又來了他的班主任老師，說服了因祖父離世而占居上風的“主工派”（讓他退學回家干活），使他在第二年秋天又得以重返學校。對那道士之術，他一直擱在心頭無法解釋；對他的班主任，則是“季老師挽救了我，我一輩子都記著他的大恩。”

　　也是那場大病之后，讓他之前當運動員、當畫家的夢想改弦更張。他甩掉了標槍，放棄了畫板，撲向了書卷。

　　他曉得“北大”時是1959年，那年射陽中學有了第一屆高中畢業生，有兩人考上了北大，打那起，他才知道北京有個北京大學，是中國的最高學府。

　　讀到高一時，他先被分在學英語的丁班，一周后，學校重新分配，把他調到學俄語的乙班。后來，他那屆畢業生考上北大的四個人都是俄語班的。

　　“以宇宙之大，之古，之玄奧，之無解，我無法排除冥冥中有一只無形的手，在牽著每個人向前走。”

　　就這樣，他在那只無形的手牽引下，七拐八拐地走進了北大，開始了他的末名湖畔的五年時光。書中，他把在每一次拐彎時出手相助的貴人都銘記于心。大愛無言，大音希聲。

　　閉目沉思：在我們每個人的生命里程中，是不是也都有一只無形的手，在牽引著你，有一些貴人在關鍵時刻相助著你？

　　在這坨時間里，七歲的私塾齡童，為鄰里代寫書信，還憑音推出“皇甫弘毅”的名字，被人稱為“小先生”；“一條手縫的紅領巾”，讓他體味了人性的丑惡美善；一本《鏡花緣》，留住了那一代人，那一份自由閱讀的空氣……

　　我追溯到，在卞毓方先生文章筆墨中散發出的那份濃重而純粹的古風古韻，及涉筆成趣的經典文化的意象淵源，那根竟是扎在“末代私塾”的園地里。

　　我還意外地解開了之前對先生生活中不煙、不酒、不茶的“三不”疑惑。書中道破因由后，他又嘻言詮釋：因原本不是北大的料，僥幸闖進了北大的門，上帝為了平衡，就從我應享受的塵世福澤中，剔除了煙酒茶三味。省身醒事，先生如是。

　　貳

　　接下來是在“時光深處，塵埃之上”的那段歲月。

　　來到北大，他登上了未名湖的湖心島，那一刻，他才感受到“在湖心島讀書，覺得自己已是北大人。” “聽一位中年女士朗詠我不懂的外文，徹悟她身后的未名湖水之深”。

　　未名湖本無名，乃錢穆先生當年在燕京大學任教時所起。據錢穆《師友雜憶》中載：由于大家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名字，便只好用“未名”二字為校園中的那一泓湖水命名。這泓湖水，沉浸著當年燕京大學的“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又融匯了沙灘北大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在他跨進北大校門的那一剎那，他感覺到校園里所有的空地都站滿了人，所有的窗口都擠滿了人，所有的建筑頂上也是人挨人，北大歷史上的人都聚齊了。仿佛仰臉對了晌午的太陽，令他目眩神迷。那日，是他生命里程中的重大節日，一切都是彩色的畫面！

　　然而，在他滿打滿算只念了一年零九個月后，一場自上而下的颶風，刮去了他眼中的色彩，一張大字報，使北大成為一場浩劫的漩渦中心——充滿彩色的畫面，變成了黑白的底片。

　　“滿天浮云，是老天的大字報。”

　　“文化正在（暗地里質疑）革命。”

　　“無頭腦者的頭腦最進步。有思想者的思想最落后。”

　　未名湖上風雨飄搖。

　　一次班級常規學習的發言，被急于建功的工宣隊師傅斷章取義地制造成了“階級斗爭新動向”，他成了“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反動學生”，被視為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神。

　　大牌美學家朱光潛彎下腰，把臉貼近大便池，一把一把地掏著里面的污垢，擱入幾乎與他等高的大竹簍，弓腰背起，只見簍，不見人。

　　學術大師季羨林，“工人階級”斗完了，“革命群眾”斗，革命群眾斗完了“紅衛兵”斗，口號、耳光、拳打、腳踢與聲俱來。

　　校園里，批斗、串聯、文攻、武衛此起彼落，你方唱罷我登場，一浪更比一浪高……

　　天昏地喑，一時讓他說不出“黑夜的黑和白天的白”。

　　“學業打了水漂，連文憑也沒有”，“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虛拋了大把光陰”。入學時葵花乍放的那種金黃亮艷，變成離校時遍地落葉的枯黃憔悴。

　　將灑落在文中的敘事稍加整理，便可窺出那“大把光陰”都去哪了。

　　1964年8月進入北大；

　　1966年5月“文革”開始，8月開始全國大串聯；

　　1967年夏，回老家蟄伏一年；

　　1968年夏，奉召歸校；

　　1969年秋，搞戰備疏散到延慶；

　　1970年3月“畢業”離校，被送去湖南省西湖農場。

　　時光深處，唯能讓他慶幸與安慰的是：“在那個發瘋的年代，我始終沒有發瘋；在那個迷惘的年代，我終于走出迷惘……感謝上帝把我塑成了我：正因為從‘文化大革命’的廢墟中崛起，才誕生了我今日的文風和人格。”正所謂：愛也北大，恨也北大。

　　書中的這坨北大時光，是一個北大人的經歷，也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經歷，更是先生這代人的噩夢和創傷。

　　讀至此，不由聯想起季羨林老先生的《牛棚雜記》，里面詳細記述了他在那段歲月中的各種遭遇，似一面鏡子，從中可見惡善丑美，黑白可辯地昭示著后人。讀卞毓方先生的這坨“時光深處，塵埃之上”的歲月，也有著同樣的鏡鑒。

　　順便也想起了北大的那個寫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造反派領袖聶元梓，她已于2019年死了。作惡于人，又被惡所作。書中有對聶的瞬間記敘：她刑滿釋放后，“我去看她，出于文化學、社會學、心理學，一日，請她吃大餐，她心血來潮，冷不丁冒出一句：‘你一定是公社的’。 ” 她說的“公社”，應該是當年以她這位“老佛爺”為首的紅衛兵組織“新北大公社”。2005年由聶口述，他人記錄，在香港出版了一本《聶元梓回憶錄》。據說，是一本為自己正名的傳記。又據說，這書出版時未經她審閱，她死前手邊留存的那本書已經被她翻爛，許多地方夾著書簽，書上滿目了線條和修改痕跡，那是她認為再版時需要增補的地方。還能再版嗎？

　　叁

　　自先生離開北大起，仿佛仍然有一只無形的手牽著他，風雨兼程中，所走的每一步，都是為了他二十多年后的回歸。

　　他在《未名湖中燃燒的荷花》文中自述：“告別燕園之際，潛意識趁我不備，把我的心悄悄留在了那里。” 于是，他隔三差五地夢見未名湖，夢見未名湖千朵萬朵燃燒的荷花，夢里他身輕如燕，一縱身就能凌空飛過湖面……偶爾在荷花叢中蕩舟，偶爾夢見在湖心島東頭石舫上垂釣，這印象是在西湖農場烙下的，這場景卻被夢挪移到了燕園。

　　還有，那長沙新車站報時的鐘聲，也像似響自未名湖南岸的鐘亭，水波一樣地漫過街道，漫過院落，漫過窗欞，漫過他的心田，余音裊裊不絕。

　　1970年3月，先火車、后輪船，將他們一行兩百多號被集體掃出校門的北大、清華學子送到了湖南西湖農場。整天勞動、批修、再勞動，又是“一年零九個月”，與他在北大學習的時間恰好吻合。之后（1972年歲尾）他被調到湖南省科委下面的科技情報研究所。又過了四年（1977年初），調去《新湘評論》，又過了兩年多（1979年8月），他考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專業是國際新聞。研究生畢業（1982年），先后在《人民日報》《經濟日報》擔任記者。后又下海任一家公司的董事長，再后又重返《人民日報》。

　　再往后呢？八十年代末，經歷了一個多事之秋后，他的人生也亳無征兆突如其來地陷入了低潮。“我不知道自己從哪來，行將往哪兒去，更不知道，此時此刻身在何處。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答。”

　　在這迷茫的時刻，他鬼使神差般地信步走進了北大，“母校，總有那無遠弗屆微末不棄的包容與厚澤”——這兒，是他精神的殿堂，靈魂的歸宿。

　　仍然是“七拐八拐”，終于又回到了北大。

　　打這以后，只要工作上脫得開身，他就帶上一本書，來到未名湖邊，找一個安靜的角落，一坐就是半天。回歸燕園，成了他隔三差五的功課。

　　“我嘗試著去蹭大教室的課。我斗膽去叩我敬仰的前賢大家的門。也就在那期間，我做了一個至今想想都莫名感動的決定，離開短暫的商海生涯，也離開原有的新聞軌道，從頭開始學習，重新鑄造人生。”人生的又一次歸零，他第四次進入了“空杯狀態”。

　　他自喻，這次回歸北大是“讀博”。沒有指定的導師，沒有規范的課程，純粹屬于自學。時間是從1989年秋，到1994年底，差不多也是“五年有半”。

　　“課程”的安排，起初是歷史，中國的，外國的。接著是經濟，重點跟蹤幾位大師，外國的，中國的。繼而是人物傳記，包括政治家、藝術家、科學家。由是又涉足自然科學，諸如控制論、系統論、信息論、量子力學等等。間或插入《易經》《堪輿學原理》《甲骨文字典》，以及一些內部出版的參考讀物。不光是讀書，他還去聽課，書中就有他聽課的記敘。他還旁及小說，新詩基本不看，他說沒有找到對胃口的。散文也不看，他覺得小情小趣，提不起精神。“直到有一天——我記得清楚，是一九九四年十月，在濟南——偶然讀到臺灣作家余光中的散文集《聽聽那冷雨》，驚詫，漢字原來可以這般排兵布陣。”

　　1995年春，他結束了五年的封閉自學，完成了他的“博士生”課程。

　　一雙翅膀，又一次掠過未名湖面。一只載著哲思、認知，一只載著葳蕤文采、旺盛文氣，飛越了現實紅塵，飛向了群峰之顛，飛出了人生的大突圍。翅膀劃過之處，呈現出一道絢麗多姿的《歲月游虹》，全書七十七篇散文，季羨林老先生評價：“無論抒情，記事，或是說理，他的筆下常常有一種奇幻的光，與之相輔，藝術性強，文采葳蕤，頗具氣韻、底蘊。”由此，他步入文壇。

　　此輯中《書齋浮想》《與我同行》《幸虧不是我》《生命是熱烈跳動的音符》《假如有第二次生命》等文，篇篇閃爍著作者對世界、對人生的深邃思考，這種思考貫穿于接下來的四、五、六輯中北大人物的篇章。

　　肆

　　在接下來的三、四、五輯中，他寫了“老五屆”的北大，“涌立時代潮頭”的北大，“先驅”的北大。

　　最令我捧讀的是他寫那些先驅、先賢。可謂是當年他踏入北大時，令他“目眩神迷”的那道光線的返照，折射出的是靈魂深處的對話，精神世界的漫游。

　　尋作者的筆墨，走進他的另一段北大的“步履途程”。

　　“博士生”畢業兩年后，因一篇文章緣起，讓他又撬開了北大的另一坨時間。

　　事由他那篇“煌煌上庠”而起。在北大一百周年校慶之際（1998年），他應邀撰文紀念，題目為“煌煌上庠”。為此，他搜集了海量資料，閉門閱讀兩月，然后又用了一兩個月，將一千萬字的閱讀量，熔煉成一萬字，鑄成了這篇亦政論亦紀實亦抒情的散文。在《十月》1998年第一期刊發，反響非凡，雜志破格讓他開設一個散文專欄“長歌當嘯”，內容是管窺二十世紀的思想、文化大家，人物選由他確定。他事先沒有想到的是，在回眸對二十世紀中國產生重大影響的人物時，無論怎樣選擇，都難繞開北大。

　　本書第五輯中收入的五篇文章，皆出于當年的《十月》專欄。

　　《煌煌上庠》里，蔡元培帶著“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張來到了北大。先是三顧茅廬，把陳獨秀和他的《新青年》從上海接到北大，推到了時代舞臺的前沿；隨之另一位新文化運動的健將胡適循蹤而至；胡適身后，又迎來中國第一個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李大釗；魯迅也前來助陣，并同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劉半農聯手，加入了《新青年》的營壘。也正是這個時間，毛澤東也來到這里，沉浸在沙灘紅樓的圖書館中，可以肯定，正是北大，正是李大釗、陳獨秀、魯迅、胡適這一批世紀人物的風采，開闊了青年毛澤東的視野，勃發了他“指點江山”的豪情，強化了他“到中流擊水”的意志。

　　蔡元培，把中國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文化先驅、思想先驅聚集北大，開“學術”與“自由”之風，將一座舊北大改變成中國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的策源地，為五四運動的興起，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水到渠成地輸送了大批思想、人力資源，推動了中國歷史的進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他帶給北大最深的影響，蘊蓄著無限的精神財富。

　　前些天，看央視播出的電視劇《覺醒年代》，總是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今日又讀卞毓方先生這篇二十年前的文章，頓時找到了這“相識”之處。原來，先生早就為這部電視劇寫下了腳本的初稿。

　　在《夢滅浮槎》里，我看到的是這樣的鏡像：

　　波濤之中，胡適佇立“威爾遜總統號”后甲板上，這是他離開北大倉皇辭國之際。回望故國，黯然銷魂。

　　書齋里，作者透過電腦熒屏，凝視著在太平洋胸脯上滑行的“威爾遜總統號”海輪，以及在后甲板憑欄悵望的胡適。

　　市聲轉沉，萬籟趨寂，透過歷史煙云，這是一場跨越了空間、穿越了時間的對視、溝通。

　　太平洋上，這位大力倡導白話文，為提倡“科學”與“民主”而不遺余力的新文化運動的領袖，總是想把命運之舵牢牢握在自己掌心的胡適，“東望不見啟明，西望不見扶桑，南望不見仙島，北望不見瑤光”，一番波濤浪涌之后，“想想此刻的自己，何嘗不是一艘在風浪中顛來簸去、爬高跌下的海輪？而且舵握在別人的掌心。”

　　“胡適啊胡適，你究竟要到哪兒去，你究竟又能到哪兒去呢？——胡適喟然長嘆。”

　　太平洋上的胡適在喟然長嘆，書齋中的人在深深幽思：“假設時光倒流，讓我們的胡博士重新做一次選擇，他又有哪幾條路好走呢？” 書齋中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地為他做了番推測：馬寅初的路——他留在大陸的朋友、同事、學生已有示范，下場可推而測之。傅斯年的路——嗜好獨裁專政的老蔣，又何嘗能容忍胡大圣人的“民主” “自由”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大陸這邊“批胡炸胡”，臺灣方面也發動了不點名的“剿胡”運動。由此而得：在第三條路上游走的胡適，無論在海峽的此岸和彼岸，都難有立足之地。除此之外，還有什么路可走呢？——去香港，去第三國，注定是另一條顛沛流離之路。

　　此刻，書齋中人的思緒與“威爾遜總統號”上的胡適一起蕩漾于海浪之中：“胡適的雙腳，過早落向一個尚未出現的社會形態，這就如同在峽谷中蕩秋千，永遠上不捫高天，下不著實地。只有夢斷浮槎！他擁抱新文化、新思想的激情，以及對民主與科學的深摯執著，仍然是一筆寶貴的社會財富。所以，我相信，胡適即使誕生在未來的歲月，依然有可能充當一代繼往開來、有為有守的學術大師。”

　　“那么，胡適或許就只有求救于高科技，把自己冷凍起來，等到下個世紀再解凍出山。”

　　胡適是聽不到這一番跨越時空的議論了。但后來怎樣了？書齋中人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道：這位民國史上“我的朋友胡適之”，經過那番鋪天蓋地的“狂轟濫炸”后，如今依然在民間的書架上廣結善緣，在歷史的煙霞里講學論道。

　　《思想者的第三種造型》，“塑”的是新中國成立后北大第一任校長馬寅初，作者在這尊“塑像”刻上“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

　　“思想領先百家，超越時代，注定要被視為異端邪說，大逆不道，常常要等上幾十年，甚至幾百年，才為后來者逐漸認識、接納。” 馬寅初與他的《新人口論》正是這種思想者的演繹。

　　1953年全國第一次人口普查，已經超過六億。馬寅初經過三年的調查研究，在1955年一屆人大二次會議上，首次就人口問題發言，引來公眾質疑。1957年，馬寅初把他的《新人口論》正式提交給一屆人大四次會議，全文在《人民日報》正式發表。按當時人口增長速度，他預測十五年后（1972年）將達八億，五十年后（2007年）將達十六億。當時被視為“異端邪說，大逆不道”，他被波瀾壯闊的反右斗爭批倒批臭。

　　時間，如同一塊試金石，驗證著他的“大逆”和“不道”。我搜索了一下相關資料，還沒到馬寅初預測的“十五年后”，1970年中國人口已達八億……到1982年將計劃生育政策定為我國基本國策并寫入憲法時，人口已經超過十億。這種人口發展趨勢，是一個農業大囯難以應對的。從五七年提出《新人口論》，到八二年被定為國策，他的理論歷經二十五年的驗證，終被后來者認識、接納。還有，他當年的主張是：“最好是一對夫婦只生兩個孩子，對只有兩個孩子的父母加以獎勵，而對超過兩個孩子的父母要抽稅”。經過了三十六年的“只生一胎”政策后，到了2016年又改成了“二胎”政策。近日在網上看到，說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了，又要出臺“三孩”政策了。

　　文章中的“一個畫面”和“一段誓言”刻下了這位思想者在那個寒冷歲月中的堅毅面目：畫面中的馬寅初九鼎大呂，震爍古今；誓言中的馬寅初寧嗚而死，不默而生！

　　《獨秀的另類“文存”》，讓我想起曾翻看過的《獨秀文存》，里面存的是他1915年至1921年的論文、隨感和通信，記錄著這位先驅者的思想歷程。最早出版于1922年上海亞東圖書館，今天仍然在一版再版著。

　　書中的這篇另類“文存”，存的是鮮為人知的，在陳獨秀命運的影子映照下的他的子孫，以及他的“身后”之事。

　　陳獨秀的那股氣脈，在他子孫們身上生成了浩氣盈胸的凜然、不甘沉淪的意志，無論是在“血雨腥風”的斗爭歲月中，還是在“斜陽銜著滴血的哀傷”里，慷慨激昂，奮力抗爭。

　　長子延年、次子喬年成為響當當的舍生忘死的革命家，“獨秀一門”，“五大”出了三個中央委員，開“黨史之精粹，典籍之傳奇”。刑場上，延年昂首挺立，誓死不跪，竟讓行刑的劊子手差點撲倒在地。轉年，喬年又英勇就義。又一次瞞了母親來滬為親人收尸的長女玉瑩，前不見老父身影，后又不知如何向老母交代，悲恨交加，急火攻心，竟一病歿于滬上。

　　三子松年，在父親走出國民黨監獄后，帶著祖母、妻子和長女，來到他的身邊，輾轉定居四川江津，靠教書度日，苦熬艱辛，直至抗戰勝利后，才帶著祖母和父親的靈柩舉家遷回故里。

　　回到故里，松年不敢用“陳獨秀”大名，取他父科考時的“陳乾生”立碑安葬。每到清明，盡量避開熟人耳目，偷偷地帶上兒女祭拜。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連偷偷祭祀也被迫停止了。直到1979年，他才再次前往。

　　文中載：1981年，陳獨秀的孫女陳長璞為爺爺的若干歷史遺留，徑直上書中共中央，鄧小平就其中提到的墳墓一節，做出陳獨秀墓做為文物單位保護的批示。次年被當地政府定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重修墓冢，重立墓碑。

　　作者在文末提到：墓碑“上面鐫刻的，仍然是‘陳獨秀之墓’五個孤單單的大字”。言有盡而意有余。

　　又經過了十幾載春風秋雨，墓碑上那孤單單的五個大字，“改”成我們現在看到的“陳獨秀先生之墓”——這位中國近代歷史上最具爭議，也是最具人格魅力的人物終于被蓋了棺、定了論。原來的墓園，現在也開辟成“獨秀園”，占地110畝，設有驚雷浮雕、石牌坊、柏林墓道、陳獨秀銅像、新青年碑刻、紀念水塘、陳獨秀紀念館，被定為國家AAAA級旅游景區，前來拜謁、參觀的人絡繹不絕。這也算獨秀先生的另類“文存”吧。

　　《凝望那道橫眉》，看到這標題，就能讓人聯想到魯迅，聯想起那句“橫眉冷對千夫指”的詩句。

　　“魯迅是什么？在我，首先是一股撲面而來的元氣。《吶喊》是元氣，《彷徨》是元氣，《熱風》也是元氣。” 寫魯迅的文章太多了，作者這篇要如何寫？帶著這個“？”，我一字一句地讀下去。

　　他從數月前在三亞即興所作的《文壇卡拉OK》開篇，“興”由他隨身攜帶的《今文觀止》而起。前有清人輯《古文觀止》，集歷代散文經典，今人做《今文觀止》也該是匯集名家名篇。最讓作者感興趣的是，里面既收有魯迅的文章，也收有當年與魯迅論戰對手的文章，各路英雄同場獻技，亮出的都是“看家的本事”。這場才藝比拼的如何呢？作者取陽臺外的景色作了番精彩的比喻：有的像翠竹臨風，有的像溪清沙白，有的似閑云出岫，還有的宛如浪尖上高張的白帆。唯魯迅的文章截然不同，像威風凜凜的鏟土機，像隔著海灣傳來的移山開道的隆隆巨炮，它也柔韌……它更浩蕩……作者感嘆：“前面提到的諸公大作無一篇不可以克隆。魯迅的文章，仿其皮毛可以，卻絕對不能克隆。歸根結底，是你生命的水銀柱無法上升到魯迅的高度。”

　　接下來，作者將鏡頭移向了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一臺“撥劍相向、生死你我”的大戲……硝煙散去，當事人也已紛紛仙去。平心靜氣，不帶一絲感情色彩地去“對照了看”，相比之下：“元氣就是元氣，虛火就是虛火。”

　　魯迅之子周海嬰家的客廳里，就在作者凝望魯迅畫像的瞬間，那道橫眉賜予了作者“一道靈光”：在這個世界上，誰最了解魯迅？不是他的門生，不是他的親友，也不是他的追隨者、崇拜者，而是他的對手。

　　他的對手是誰？這一剎那，如同魯迅當年翻閱歷史，最終從字縫里看出滿本都寫著“吃人”二字一樣，讓作者在魯迅的那道橫眉中讀出他的真正對手是“黑喑”二字：“魯迅畢生仇恨最烈、用力最專、下手最辣的，卻是綿亙數千年的黑暗，是被黑暗同化了的‘奴性集體無意識’，以及麻木怯懦的‘看客’心理……唯‘黑暗’心知肚明，天下最希望魯迅文章速朽的，不是別個，正是魯迅他自己”。

　　在歷史冷藏的具有經典價值的時髦派大師中，作者特別挑出了兩個與魯迅相關的在這里來寫。一位是郭沫若，另一位是海峽彼岸的蘇雪林。末了，作者寫了這樣一段耐人尋味的話：“自馬路對面，有鮮衣靚服的母女，款款進入我的視線。我無心中朝她倆多瞧了幾眼，從審美的角度看，女兒無疑是優點的放大，母親則是優點的縮小；從審丑的角度看，女兒無疑是缺點的縮小，母親則是缺點的放大。——年齡的差異竟有這般敏感，世事不也正是如此嗎？”

　　文中最后一節中：如果魯迅活著，會是怎樣？最后一段里：文學可以假設，而歷史只承認實錄。其實，文章中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

　　隨著文章的結束，讀此文前心中的那個“？”化成了“！”——感嘆于作者獨具的慧眼，和他那獨具的匠心。

　　伍

　　有了《十月》名刊的連載，有了出版社的約稿，加之季羨林先生所言的“肯下苦功，慘淡經營”，《長歌當嘯》一書橫空出世，氣貫長虹。其后，書中的部分篇目被陸續選入教材或進入高考試卷。

　　他說：“寫作《長歌當嘯》時，奠定了一種路數，即：大膽把小說、影視、政論的手法引進散文，也就是‘破體’；融記者的敏感、學者的宏識、詩人的激情于一爐，是則為風格。” 這種“破體”、“風格”，該是他長期思索后的立題和破題：“五四開始了白話文，現在有一條寬廣的大路可奔，文章如何超越前代，這是擺在今人面前的課題。”

　　他說：“人生總處在尋找的過程。我從《長歌當嘯》找起，到《千手拂云 千眼觀虹》，到《浪花有腳》，到《尋找大師》，再到《日本人的“真面目”》《美東+加勒比履痕》等等，手頭在寫的是日本的全部諾獎獲得者，從國內找到國外，腳步一直未停。” 在尋找的途程中，他“破體”依舊，又增加了紀實的手法。

　　他著文，既著眼當前“畫眉深淺入時無” ——于時代，于作家的良知和義務；更加放眼五十年后——他說五十年是約數，文章要能經得住時間的考驗，在未來依然葆有強勁的生命力。這方面，從近年來他的文章越來越多地被編進大中學教材這一點上，起碼已經通過了二十幾年的考驗了。再往后，該留給我們的下一代、再下一代去見證了。看“當當”網上一位書友留言：“卞毓方先生作品皆是經典。放眼五十年后，相信還能檢驗出足夠的生命力。” 他相信，我也相信——卞毓方先生的文章會葆有這種強勁的生命力！

　　季羨林先生說到他的這位及門弟子：“毓方之所以肯下苦功夫，慘淡經營而又能獲得成功的原因是，他腹笥充盈，對中國的詩文閱讀極廣，又兼浩氣盈胸，見識卓犖；此外，他還有一個作家所必須具有的靈感。”

　　何健明先生也曾撰文《文道獨行必大俠》評論他眼中的卞毓方：“卞毓方的散文作品我稱之是‘知性’散文，即在完成常態的寫情寫景之上的那種融入知識與智慧的文學。”“我們的學者和學界，需要卞毓方這樣的獨行者，這樣中國的文事才能彰顯更加燦爛的光芒。”

　　縱觀他筆下的“歷史人物”“中日關系”“中美關系”，無不是以其獨特的視角、獨立的思維，獨具的筆法，從多維的角度慎思歷史帷幕背后的真實，冷靜思考現實問題的積疑，給人以反思、以啟示。即使是論說政治和政治人物，筆端所及之處也不生硬、不膽怯、不回避，或直抒胸臆，或意在言外。就是意在言外，也能入木三分。他筆下類似的這種“直抒”和“言外”，如四濺的火花，不時地閃爍在歷史與現實的時空之中。

　　近有學者讀《北大與時間之外》評論：融哲學、美學、文學于一體，思緒萬里，蘊涵豐富，視角獨特，濃烈的北大情懷洋溢于字里行間，顯現出崇高的精神與藝術境界。又見讀者評：“卞毓方老師的散文、雜文、隨筆，篇篇都是有主題、有思想、有研究、有根有據的。青年人讀他的文章，會開覺、會頓悟、會終生受益。”這位讀者的體會不可謂不深、不透。

　　合卷、閉目、仰思。腦海里浮現出他當年踏上北大校園的鏡像：仿佛仰臉對了晌午的太陽，目眩神迷。讀卞毓方先生，我又何嘗不是登上了一座集文學、思想、行動之“煌煌上庠”，令人“目眩神迷”。

　　恍惚中，見“北冥有魚，化而為鳥，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云”。展翼，劃出文化之大氣象、精神之大格局；攏羽，抖擻“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元氣始然。一望而知，是從未名湖畔上空掠過的。

　　作者簡介

　　路遠明，中國散文學會會員，黑龍江省作協會員，中國石油作協會員。散文集《從森林到草原》獲第四屆“中華鐵人文學獎”，散文《塔里木墻上的大表》獲第三屆“華夏散文獎·精銳獎”，散文《坐飲香茶愛此山》獲首屆“羨林杯”生態散文獎二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