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雯

　　梅雨季節又到了，空氣中氤氳著潮濕的氣息。趁著雨下得不算太大，我出門去買菜。馬路邊稀稀落落的幾個攤位守在通往菜場的路上，有賣水果的，有賣菜的。因為天氣原因，很少有行人駐足。余光掠過的時候，我注意到賣菜的是位六七十歲的老人，瘦小的身影在淅瀝瀝的雨中站立著，旁邊的大遮陽傘，守護著他三輪車上面的幾包菜。也就在轉頭的那一瞬間，我驀然想起了我的父親——也是這樣花白的頭發、矮小的身影，也是常常這樣在風雨中守著攤位賣菜。也就是這一眼，便拉開了我記憶的閘門。

　　那時父母受養兒防老的封建思想的侵蝕，相繼生下了我們姊妹六個，卻最終未能如愿有個兒子。這在農村，是要一輩子被人詬病、抬不起頭的。我出生在上世紀80年代的一個寒冷的冬天，作為家里的第五個女孩子，本打算送人的。準備收養我的是隔壁大姑村上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兒子已讀大學，一家人都遷居到北京了，一心想要個女兒。結果夫妻倆從早坐到晚，承諾說了一大堆，父親始終沉默不語，不肯點頭。現在提起來，我還開玩笑假裝責怪他們：“你們當初要是把我送人了，說不定我也早就是北京人了。”雖說是玩笑，可打心底里還是感謝父親當時的決定，否則，那將是我們一生的遺憾。在那一刻他的內心一定是萬分糾結的：是骨肉分離，給孩子一個好的未來，還是留在身邊跟著他受苦？作為父親，那是人生最難的抉擇。可是再苦再難，父親沒有選擇放棄，而是牢牢把六個孩子護在身邊，盡力撫養我們長大，這大概就是所謂的舐犢情深吧。

　　在那個物質貧乏的年代，父親就是靠著十幾畝地（伯父一家住鎮上，家里土地給我們種）養活了一家八口人。單靠種植一年兩季糧食，收入微薄。那個年代還要交公糧，除去這些，留下一年口糧，能拿出去賣的糧食太少了，而且遇到年成不好，就只夠口糧了。為了生計，父親發展多種副業，種棉花，種菜。我們姐妹的學費，吃穿，也都指望這些副業收入了。那時候每天放學回家，第一時間被分配好了田里的活——夏天去菜地除草、捉蟲，給棉花劈杈（打掉多余的枝節），幫助父母摘菜；秋天，則是拿著布兜蛇皮袋去拾棉花、收花生、掰玉米、挖土豆。

　　盡管如此，我家的墻壁上，每學期都會多幾張嶄新的獎狀。也正因為如此，直到今日，每次喝高了，父親總是老淚縱橫地自責，怪自己沒有能力，六個女兒品學兼優，卻沒有一個能供上讀大學。這是父親此生最大的遺憾和愧疚。我們都安慰他，“那個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現在六個女兒不是個個都生活得很好嗎，不要總念著過去的苦難，要多看看眼前的幸福生活。”父親流著淚的臉才露出了笑容。

　　那時候身材矮小的父親，每天天剛亮就下地干活，幾乎總是披星戴月才回家，以至于過早地累彎了腰。在驕陽似火的盛夏，父親戴著草帽，脖子上掛著一條毛巾，光著脊背在田里除草，伴隨著鋤頭的“呼呼”聲，每走一步就會滴下幾顆豆大的汗珠。勞累一天回家，在飯桌上咪上兩口小酒，是他一天中最輕松的時光。這個時候，父親經常會叫我幫他擠背上被牛虻叮咬的膿包，我用拇指和食指使勁擠壓，才把那大大的膿包擠出血水來。由于烈日暴曬，父親的背上總有大塊皮膚脫落，黑中泛著紅。我的一雙小手摩挲著父親黝黑的脊背，是定格在我童年記憶里的一張油畫。

　　眼前的這位擺攤老人，讓我如此清晰地聯想到了我的父親——一個生于農村、植根沃土、情系大地的老人。守著三分薄田，種點小菜，輕燃篝火，慢煮光陰。無論我們怎么勸說，他都不肯丟下那幾分田。也許土地，就是他賴以生存的精神寄托吧。父親熱愛土地，感謝她曾經為我們這個家做出的貢獻；父親依戀土地，那每一抔黃土都記錄著他曾經流下的汗水；父親敬畏土地，萬物生靈起源于此又終將歸根于此。父親如他的這片土地一般樸實無華，默默奉獻了一生。如今，父親老了，可是他在這片土地上孕育的生命，卻代代相傳，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