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妝美質望江南

評《江南通志》整理本

朱玉麒

在人類文明史上，「江南」是一個與經濟富庶、風景優美、人文薈萃等品質相聯系的文化符號。在中國的各種區域性競爭里，「賽江南」「勝江南」種種贊美總是把「江南」作為最高水平的基準線。如果著眼于全球性的比較，江南也一樣曾經是世界經濟的一個中心。21世紀初美國學者彭慕蘭在《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一書中提出了18世紀以前世界多元但沒有一個經濟中心的理論。他認為，在工業化革命到來之前，古老的中國文明使西方并不具備對世界的支配地位。他的依據，正是來自于對歐洲的英格蘭和中國的江南之經濟對比。

何處是江南？作為文化符號的江南在我們的記憶里留下的都是比較模糊的概念。多少中國人能夠準確地尋找到彭慕蘭論證的1800年前的江南？新近整理出版的乾隆《江南通志》，應該是幫助我們尋找歷史記憶里的江南最為合適的典籍文本。

江南在何處？《史記》以來，“江南”一詞就因應長江流域的開發而出現。作為一個地理單元，它并非一成不變。隨著時間的推移，長江下游的環太湖流域成為自然地理意義上江南的核心區域，白居易的《憶江南》因此會將后世譽為“人間天堂”的蘇、杭各寫一闋，總領江浙。事實上，古代行政地理中的江南，并不以長江劃界，也并不包括杭嘉湖平原的浙江，而是根據人類社會活動的需要，以淮河、長江流入東海的江南、江淮、淮北三個板塊為“江南”組成部分，這就是范璨在《江南通志序》中所描述的“東環滄海，西茹長江，北倚河淮，南俯震澤”。元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占領南京，置“江南行中書省”，是上述“江南”同屬于一個行政區的開始。清代延續“江南省”的建置，而因區域廣大，分為江蘇、安徽兩個布政使管轄；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又從江蘇分離出上海特別市，形成了“江南”行政區域對應于今天的江蘇、安徽和上海兩省一市的建置情形。

江南地方史志是我們尋找江南文化記憶的重要文本。相比較于其他省區，江南地區雖然有豐富的郡縣方志，一省通志卻寥寥可數。乾隆以前，僅有明代《南畿志》和康熙《江南通志》傳世，而前者限于時代，后者成書倉促，都不能像乾隆元年（1736）成書的《江南通志》那樣歷時五年、匯集乾隆元年以往史料，修纂成205卷、600余萬字的皇皇巨制。其時正值“康乾盛世”的鼎盛之期，乾嘉樸學盛行東南學界，該書以嚴謹的體例和周密的考訂，成為進入中國近代史之前的江南通省集大成的經典之作。

其后因為江蘇、安徽、上海的行政分離逐漸增強，不再有包含“江南”地域的通志出現。安徽一省有清道光、光緒《安徽通志》和民國《安徽通志稿》；江蘇一省（包含上海）則直到民國年間才有《江蘇備志稿》和《江蘇通志稿》的修纂，且均為未能完成的定稿。它們都不足以構成完整的“江南”概念，而僅僅是江南的部分拼圖。從這樣的地域涵蓋上來說，乾隆《江南通志》又是最后一部完整意義上的“江南通志”。

作為省志的經典，乾隆《江南通志》由兩江總督尹繼善等修，前翰林院編修黃之雋等纂。黃之雋曾任翰林編修、福建學政、太子中允，也曾參與修《明史》和《浙江通志》。雍正年間，他以老成之年從事《江南通志》的編纂工作，自然有學問精審和識見閎深。該書采用綱目體，分設“輿地”“河渠”“食貨”“學校”等十志，下又列68門，如凡例所言“志仿史例”，是以正史的纂述為地方通志的體例，因此對方志在編纂理念和體例方式等方面的許多陋習作了改正，如其凡例稱“古跡非僅供博覽，實為論世考地之資”“江南古稱澤國……河淮、大江，由之入海，運河自南而北，蜿蜒其中，各次第之，較舊志加詳”“江南財賦重地……爰于田賦、戶口、徭役、蠲賑，記載惟詳”等，都將編纂內容的學術和經世價值置于渲染風物的陳詞之上，一新方志的面目。即使如《藝文志》部分，也取齊《漢書·藝文志》，在這里讀不到“博采詩文”的方志特色，卻是目錄學的文藝指南，如其凡例所言：“有關地方利弊及考訂古今興廢者，則附入各門。至題詠之作，概闕而不錄。”取舍之間，都以保存歷史文獻為本。即使如卷首的“詔諭”，從制度史的角度，也不可忽略，它是集權制社會地方制度建設的重要依據。《南巡筆記》和系列詩文尤其真實反映了康熙自身對于下江南的感受，對于我們研究康乾南巡的歷史，是不可忽略的史料。

因此，從文獻的角度來看乾隆《江南通志》，它也許不是一個有趣的“江南讀本”，卻是一個經過精心制作的江南數據庫，任何對于江南的理解和發揮，都需要從中取資。站立在乾隆元年這樣一個古代中國的鼎盛時期，乾隆《江南通志》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終極版的古典江南的百科全書。

乾隆《江南通志》于雍正九年（1731）開局編纂，乾隆元年刊刻成書，不久之后有鋟修本傳世；乾隆三十七年四庫開館，《江南通志》也作為江蘇進呈圖書之一，被抄入《四庫全書》。以上各種刊本之后多有影印傳世，并且隨著各地圖書館數據庫建設的上線，似乎化身千萬，取資甚便。事實上，這部“盛世”的志書恰恰又遭遇清代“文字獄”最嚴酷的時代，看起來比較客觀地記錄地方風物的方志圖書，因為涉及明清之際江南文人中的種種“違礙”，版本之間也發生了種種變異，成為因政治因素干擾而在最短時間內改動最大的圖書典型。因此，打算從《江南通志》獲得真實的史料，反而可能因為使用版本的不當而發生歧義，留下求真不能的遺憾。

程章燦先生任主編、張乃格先生任執行主編的乾隆《江南通志》整理本，由鳳凰出版社于2019年11月出版，作為這部方志第一次的點校成果，為我們利用《江南通志》提供了一個完善的讀本，同時也在方志整理的體式上提供了獨特的范例。

整理本《江南通志》排版疏朗，其中引文、小字夾注等另用字體區分，這些物理性質的排版特點，是鳳凰出版社一貫的風格。更為重要的是，在整理觀念上，整理者以乾隆元年刻本為底本，提供了一個通過校勘后擇善而從的《江南通志》讀本。其中有在體例、格式、文字上的錯誤，均據后來的版本進行對校而予以更正；因為避諱造成的改字，也一一回改并作出標記。在具體的數據和名稱方面，還參校相關府州縣志，予以更正訛奪、缺失，使得整部方志在初刻本上的錯誤都得到糾正。有些錯誤，在一般的古籍整理中本可一仍其舊，而整理者卻從典籍中比勘校正，免除了以訛傳訛。

作者還將領銜纂修者黃之雋的生平資料以及在其文集中有關《江南通志》的纂修意見附錄在書后，使讀者對于通志的編纂理念和修志過程得到進一步的參考。在與其所論纂修內容相關的通志正文下，整理者還引文出校，體現了黃之雋忠于時代的編纂態度以及讓讀者對于比較生疏的“懷宗”為崇禎皇帝的知識有所了解。因此，乾隆《江南通志》整理本首先值得稱道的，是它為學界提供了一部完善的讀本。

整理本《江南通志》在古籍整理方面更重要的價值，在于它以乾隆元年刻本為底本，并以鋟修本、《四庫全書》本為參校，第一次匯總了不同版本之間的異同，為我們提供了一部可資比勘諸本異同的方志整理范本。

因為文字獄而造成的避諱，是《江南通志》各本存在歧義最大的原因，整理者在這方面出具了完整的校記內容，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四庫全書》本在文字獄禁錮下的重點刪除對象。

事實上，文字獄的避諱在乾隆元年的底本里也存在，《江南通志》的編纂者起初就不惜刪改原文而確保圖書通過審查的初衷。只是隨著文字獄的升級，后來的改動也不斷增加，版本變化漸行漸遠。

《四庫全書》作為《江南通志》最后的一個版本，館臣也做了不少完善圖書的工作，整理者都在校記里留下了“據《四庫》本改”或“補”的文字。同時，雖然整理本的《點校凡例》說：“凡底本不誤，他本誤者，不出校記”，但還是把底本不誤而《四庫全書》有誤的異文都在校記中體現了出來。很多錯誤，都讓我們看到《四庫全書》不僅僅因為文字獄的關系刪改原著，同時也因為《四庫》館臣的自作主張和抄手的誤寫，帶來了較多的錯誤。因此，就《四庫全書》的典籍而言，《江南通志》在解決本身的閱讀整理之際，也給我們提供了一種解決方式——在底本的整理中校勘《四庫》。

江南對于世界的意義，從來未曾缺席，以今天正在倡導的“一帶一路”回眸江南，也可見其至關重要的地位。“絲綢之路”的概念告訴我們，在集中討論歷史上的歐亞大交通——絲綢之“路”時，更不能忽視這一文明通道得以命名的最重要媒介——絲路之“綢”。它的主要產地，正是江南。而江南絲綢的世界貿易，如何在本土醞釀、收成，又如何從長江出海、從運河漕運，以怎樣的賦稅供求于全球……這些珍貴的資料，都可以在《江南通志》中尋找到豐富的線索。

毋庸置疑，進入互聯網的當代世界，江南依舊將是人類共同矚目的東方明珠，依舊要在絲綢之路上為世界提供豐富的精神和物質財富。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趨勢下，重溫《江南通志》中的古典江南，為今天社會的發展尋找值得借鑒的歷史經驗和地緣優勢，應該是題中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