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南京城東南的大中橋，從名字到外形都無甚特別之處。然而這座橋卻經歷了中國歷史上數次鼎革之際的風云變幻，更與幾位堅貞不屈的先賢聯系在了一起。橋下的河水流淌千年，也仿佛歷史長河的縮影。

　　一

　　外地的朋友來到這里，也許會覺得大中橋下就是“十里秦淮”吧，畢竟此地離夫子廟、白鷺洲等著名景點不遠。然而，這并不準確。我們不妨看看朱自清、俞平伯兩位名家，在他倆同名的散文《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里是怎么說的。朱先生曰，“從東關頭轉灣，不久就到大中橋。大中橋共有三個橋拱，都很闊大，儼然是三座門兒……過了大中橋，便到了燈月交輝，笙歌徹夜的秦淮河，這才是秦淮河的真面目哩。”俞先生曰，“漸蕩出大中橋了。船兒悄悄地穿出連環(huán)著的三個壯闊的涵洞，青溪夏夜的韶華已如巨幅的畫豁然而抖落。”沒錯，大中橋離真正的“秦淮河”還有一點距離，真正流經其下的，是青溪。

　　▲大中橋之西側喇叭口

　　青溪，也寫作“清溪”，據《建康實錄》卷二記載，“吳赤烏四年（公元241年）冬十一月，詔鑿東渠，名青溪，通城北塹、潮溝。”孫權定都建業(yè)后，建太初宮。因宮東側無險可守，便從鐘山引水，在城東修筑護城河，即為青溪由來。現今，在明故宮以東，南京博物院以西，尚有一條清溪路。青溪曾經蜿蜒九曲，北接潮溝，南入秦淮。夫子廟附近的淮清橋，亦得名于兩條河流交匯處。

　　《同治上江兩縣志》載，“自楊吳筑城，青溪始塞……今諸景并廢，故道多湮。”九曲青溪，在楊吳修筑護城濠后，多處淤塞乃至消失。清朝詩人陳文述嘆曰，“八流都塞盡，一曲見南朝”。

　　楊吳，又稱南吳，是五代十國政權之一，為唐末藩鎮(zhèn)淮南節(jié)度使楊行密割據建立，僅存在35年就被南唐取代，但楊吳—南唐對南京城的建設一以貫之。南京作為楊吳的西都，由大將徐溫（即南唐開國君主李昪的養(yǎng)父）鎮(zhèn)守。徐溫沿城周開濠，作為江寧府城東城墻外的護城河，當時叫護龍河，后世稱楊吳城濠。城濠工程巨大，濠深一丈五尺、闊三十丈，打通運瀆、青溪與秦淮河諸水，為今日南京城內水系的形成打下基礎。文史學家朱偰先生在《金陵古跡圖考》中考證，“及南唐城金陵，青溪遂分為二：其一自竺橋而南，至白下橋入淮，引為城壕。”所以，楊吳城濠最確鑿的河道，是今竺橋—逸仙橋（玄津橋）—復成橋—大中橋一段。

　　二

　　了解過橋下之水，我們回到橋本身。上文提及的“白下橋”，就是大中橋。

　　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設金陵縣，城邑在白石山下的“白下村”，“白下”一詞也成為了地名。所謂白石山，即今幕府山，因盛產白云石等礦藏得名。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更金陵縣為白下縣。唐太宗貞觀七年（公元633年），白下縣治遷冶城東。

　　唐代，今大中橋附近建有白下亭（具體位置在今申家巷），與城西的勞勞亭一樣，都是唐人飲酒送別之所。李白就在《金陵白下亭留別》中寫道，“驛亭三楊村，正當白下門。”在《獻從叔當涂宰陽冰》中又云，“小子別金陵，來自白下亭。”

　　及至楊吳年間，在東門外初建白下橋。歐陽修的《新五代史》載“有橋跨濠而處東門之外”，朱偰先生亦考證：“（南唐）東門以白下橋為限，即今大中橋。”楊吳的這座白下橋雖為木橋，卻是陸路要沖。南宋建康府觀察推官劉叔向的《重建白下橋記》載，“白下一橋，當江浙諸郡往來之沖，不惟士夫民牧所必經行，而日飲萬馬于秦淮。旬給諸屯之糧餉，舍此無他道。”同時，楊吳將本在東北方向一公里外的白下亭遷至白下橋畔。兩處因“白下”得名的景觀由此連在一起。

　　北宋時，白下橋和白下亭仍在。王安石罷相居南京時，也曾在《和叔招不往》一詩中寫道“門前秋水可揚舲，有意西尋白下亭。”

　　▲大中橋之橋面

　　南宋年間，使用近300年的白下橋“舊架木為之歲久朽蠹，若將壓焉”，然而前后幾任主事官員卻無視百姓修橋的呼聲，直到宋寧宗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上元縣知縣鄭緝發(fā)現白下橋已為危橋，下定決心重建，并圖謀長遠，用石料修筑橋樁，變木橋為石橋，“為千百年不朽之利”。人們懷著驚喜和懷疑的心情，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最終僅花費5個月時間就完工。修成之際，“長鯨臥波，飛梁駕虛，材良石堅，天造地設。雖怒濤激湍，疾風甚雨，而過者如登康莊，得大安穩(wěn)。”同時白下亭也修葺一新，增加三副楹聯，氣象更加宏闊。

　　新白下橋建成后，卻有迷信的聲音提議將橋更名，理由也荒唐，“白下之語不宜于舉子”，此提議得到時任江東安撫使兼建康行宮留守司公事李沐的認可，他將白下橋更名為“上春橋”。元朝張鉉編纂的《至正金陵新志》記載：“白下橋，一名上春橋，在城東門外，其側有白下亭。”這個橋名沿用了百余年。有元一代，大中橋附近的水站管船一十九只，馬站備馬八十八，專供運輸物資。

　　明初，上春橋正式更名為大中橋。《洪武京城圖志》載：“大中橋，即古之白下橋也，在通濟門里。今名大中橋。”其實，青溪上曾有東出南京城的重要通道青溪大橋、青溪中橋，萬歷《上元縣志》記載：“青溪此處舊有大橋、中橋，故撮名曰大中橋，乃南唐東門橋。當江浙諸郡之衛(wèi)，飲萬馬于秦淮，給諸屯饋餉，京都之要衛(wèi)也。” 后二橋荒廢，卻在數百年后通過另一種方式留在了歷史里。這就是大中橋得名的來歷。

　　朱元璋建都南京后，把皇城設在楊吳城濠之東，新建的復成、玄津兩橋與竺橋、大中橋共同構成連接皇城內外的重要通道。前三座橋普通民眾不得通過，因此大中橋便繼續(xù)承擔著交通樞紐的重任。橋上行人、貨物往來通過，橋下船只亦穿梭不絕，運往皇城內的物資多是在大中橋青溪渡、復成橋復成倉渡完成的。

　　斗轉星移，又是幾百年倏忽而逝。到了20世紀，隨著城市的發(fā)展，南京城內汽車日漸增多，昔日的交通要道大中橋反而因為拱形坡度不利于汽車通行，成為造成擁堵的瓶頸。于是，1980年，改建大中橋為三跨鋼筋混凝土平橋，但橋墩仍用舊基。由于此次改建并沒有加寬橋面，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大中橋再次成為堵點。1992年3月，大中橋升格為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1993年，南京市政府擴建大中橋，在保留原橋的基礎上，在橋墩兩側另澆注混凝土圓柱，擴建后的橋面寬度達到原來兩倍，沿用至今。

　　三

　　歲月輪轉，無數行人過客路經大中橋，也有幾位名垂青史的英雄志士留下足跡。第一位，便是文天祥。

　　1279年，因為潮州海盜陳懿暗中勾結蒙元，在廣東堅持抗元的文天祥猝不及防，于海豐五坡嶺被俘。文天祥被押至元軍統帥張弘范面前，堅決不跪拜，也拒絕了本為漢人的張弘范勸降，并將手書的《過零丁洋》詩交給張弘范。張弘范感其忠義，令人將文天祥押送大都。

　　文天祥此行，先沿南北古驛道水路兼程，至江西湖口入長江，到達金陵，再入運河一路向北。他在南京停留了兩個多月，先被關押在天慶觀（即現在的朝天宮），后在大中橋附近驛站留宿，又被轉押至金陵驛。據南宋《景定建康志》記載，“金陵驛，亦名蛇盤驛，在上元縣長樂鄉(xiāng)蛇盤市”，即今棲霞區(qū)馬群街道蛇盤社區(qū)。因為傳言江北有抗元武裝準備營救文天祥，元軍于是在此羈押文天祥較長時間，等待更多后援。

　　駐留期間，文天祥寫下了《金陵驛》二首。其一，“草合離宮轉夕暉，孤云飄泊復何依。山河風景元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從今別卻江南路，化作啼鵑帶血歸。”其二，“萬里金甌失壯圖，袞衣顛倒落泥涂。空流杜宇聲中血，半脫驪龍頷下須。老去秋風吹我惡，夢回寒月照人孤。千年成敗俱塵土，消得人間說丈夫。”民族氣節(jié)可見一斑。

　　從金陵走向成仁之路的文天祥或許不會想到，近400年后，再一次面臨國破家亡之際，又有一位才學、忠烈均不亞于他的志士，在南京城中英勇就義。

　　朱偰先生在《金陵古跡名勝影集》中載，“大中橋一名長春橋，明督師大學士黃道周殉節(jié)于此，故又名大忠。”黃道周（1585—1646），字幼平，號石齋，福建漳浦人，為明末學者、書畫家、文學家。黃道周為人耿介正直，甚至敢直言上疏指出崇禎帝的過失，故屢遭貶官。謫戍之際，他便潛心著述，教育門生，《明史》贊其“學貫古今，所至學者云集”。

　　▲大中橋之北側水面

　　1644年明亡后，南明弘光帝任命黃道周為吏部左侍郎。此時的南明國力衰微，奄奄一息。清順治二年（南明隆武元年，公元1645年），定都僅8個月的南京被清軍占領。黃道周與鄭芝龍等在福州擁立唐王朱聿鍵稱帝，改元隆武。黃被封為武英殿大學士。鄭氏集團把控朝政，擁兵自重，無心抗清。黃道周親自前往江西策劃收復失地，募兵反抗。所到之處云集響應，得義軍九千余人。然缺錢少糧，屢戰(zhàn)屢敗，行至婺源時，遭遇埋伏不幸被俘，后被押解至南京。清廷派貳臣洪承疇勸降，黃道周拒絕，并用對聯回復，“史筆流芳，雖未成功終可法；洪恩浩蕩，不能報國反成仇。”將史可法與洪承疇對比，令其無比慚愧。

　　公元1646年4月20日，黃道周和幕僚賴雍、蔡紹瑾、趙士超等一起，在南京從容就義。臨刑前，黃道周如文天祥一樣留下了絕命書，曰“綱常萬古，節(jié)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有義士重金斂其遺體回家鄉(xiāng)安葬，在其身上發(fā)現寫有“大明孤臣黃道周”的字條。隆武帝追贈其為文明伯，謚號“忠烈”。百年之后，清乾隆帝追謚“忠端”，并稱其為“不愧一代完人”。

　　然而黃道周真正的就義地點，恐怕不是朱偰所說的大中橋畔。據《明史》載，“（黃道周）臨刑，過東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監(jiān)刑者從之。”即明故宮的東華門附近。雖然大中橋并非因黃道周得名，其人也非殉節(jié)在此，但從“大中”到“大忠”，甚至將黃道周遇害的地點口口相傳為大中橋畔，充分反映出南京人民對民族英雄的敬仰和緬懷之情。

　　四

　　大中橋幾易其名，橋身也屢經整修復建，而這座橋承載過的厚重歷史，見證的忠奸之別，值得每一個經過這里的行人細細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