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春節越來越近，一個心思卻越來越重了。

　　十年前，曾顫顫地寫過一篇文章《也談四十不惑》。當時就憧憬了五十歲時的場景，并且也暗下決心，到時一定再寫一篇《也談知天命》。為了完成這一目標，半年前就準備動筆了，可多次提筆，又多次擱筆。提筆前似有千言，落筆時卻茫然了——從哪兒說起呢？

　　近期，又重讀了一遍《也談四十不惑》，感覺自己臉都發熱了。

　　當時就以十分不惑的口吻說，要以“拂發舒臂沐晚風”的態度來應對“千古依舊的輪回”。可在實踐過程中，卻有了太多的異想天開，好多的患得患失，甚至一度焦慮到頭皮發麻。

　　于是乎，不禁感嘆起知行合一的問題了。

　　突然間，靈光一現，《也談知天命》就從這里下筆吧。

　　網上有很引起共鳴的一句話，叫“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就是說到和做到之間的距離”。看到這句話，自己的赧然似乎釋然了。既然大家都覺得難，我做不到也就是必然了。

　　那么，我們來盤一盤古人。

　　范曄在《班固傳》中如此感慨：“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于目睫也。”大意是說，班固對“博物洽聞”的司馬遷不能利用自己的智慧避免被腐刑的情況表示感傷。而班固即使認識到這一點，在竇憲事件中“亦身陷大戮”，也沒能做到“以智免”。

　　按范曄的論斷，他自己又何嘗不是“目睫之徒”呢？他能對司馬遷、班固作出評論，發出感慨，而最終他自己也在劉義康與宋文帝劉義隆的權力斗爭中被害，落得個身死事哀的結局，臨終時，在監獄內悲傷感喟“可惜，滿腹經綸，葬身此地”。

　　司馬遷、班固、范曄三人可以說都是史學天才，分別完成了“四史”中的前三史——《史記》《漢書》《后漢書》。這些史書不僅記述了浩如煙海的歷史人物和事件，更是對朝代的治亂興衰、人事的變遷浮沉也總結了很多思想精湛、見解深刻的分析和總結。書中的“太史公曰”“贊曰”“論曰”可謂都是點睛之筆，蘊含著很多匡世濟民、安身立命的哲理。“目睫之論”就是來自“論曰”。可以說，在“智”這一方面，他們絕對是人中龍鳳，然最終也是“智及之而不能守之”。

　　“事非經過不知難。”或許能對司馬遷等人的遭遇作一注腳吧。又或許，不能自知進而知天命也是一方面原因吧。

　　孟郊少時崇尚隱居，“恥從新學游，愿將古農齊”。中年時追求功名，四十六歲時中進士，“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出任溧陽縣尉后，卻因不能適應官宦生活而荒廢政務放跡林間，最終抑郁失志而不得不辭官，發出失意自負的“終是君子才，還思君子識”，六十多歲時卻在又一次的赴任謀仕途中暴卒。

　　李白的奔放豪邁為大家所熟知，而早年多次的獻賦謀仕經歷卻少有人提及。《明堂賦》和《大獵賦》中有政治理想的闡述，但多少也有諂媚的成分。供奉翰林后，對御用文人的生活日漸厭倦，又縱酒放蕩，玄宗呼之不朝，更是狂放到“引足令高力士脫靴”。被賜金放還后，又發出“行路難，歸去來”的傷感。半生浮沉后在安史之亂中又投靠了永王李璘，最終更是“富貴與神仙，蹉跎成兩失”。臨終時，“仲尼亡兮誰為出涕”則是對其一生壯志未酬的悲愴浩嘆。

　　孟郊狷介，李白疏放不羈。這些都是官宦生活所不宜的個性。但縱觀他們的一生，卻是一直在“不自知”的狀態下努力追求入仕，只是到老也沒有學會官場上的橫平豎直。命運似乎一直在捉弄他們。可換個角度看，上天在苦其心志后卻給他們打開了另外一扇窗——由于不“命達”而磨礪出的千年流芳的偉大詩詞。

　　孟郊在半生潦倒貧困、飽嘗人世炎涼后將母親接到溧陽居住時，深切感受到親情之可貴，寫出萬古如新的《游子吟》。李白在數次被貶謫后寫出“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等等激情灑脫的詩句。

　　就像有人說蘇軾，如果沒有“烏臺詩案”，他恐怕成就不了“竹杖芒鞋輕勝馬，一蓑煙雨任平生”的人生豁達。如果沒有從人生巔峰跌入谷底的經歷，王勃或許也悟不出“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也是杜甫在途窮子饑、屋破雨漏時發出的千古吶喊。

　　這些詩詞是中華文化的瑰寶，或許這才是老天讓他們人間走一遭的真正使命。可當時當景，他們意識到了嗎？

　　文章寫到這里，我不禁又惶恐起來了。這些古哲先賢似乎都不易做到知天命，我能妄談嗎？

　　“馮唐易老，李廣難封。”終是難道清原委的。李斯在臨刑前發出的“黃犬嘆”，令多少英雄為之扼腕。白起被賜死杜郵時，仰天自問：“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就連提出“五十而知天命”的孔老夫子，六十多歲還在為實現其治國理想而到處游說，直到近七十歲才無奈回到魯國安心治學。

　　好了，不寫了。以我的識見是永遠不可能說清這一話題了，就以這混沌狀態停筆結束吧，算是趕鴨子上架完成十年前布置的作業了。

　　借這文章許個生日愿望——余生頭皮不再發麻。

　　日后若與人再聊起天命時，就對以“天涼好個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