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在浙江紹興，我參觀了蔡元培先生的故居。

　　現代人對歷史上的名流大家，對他們的業績和貢獻能夠記得多少，我不敢妄加推斷。但可以肯定，對大多數人而言，知道蔡元培曾經是國民黨四大元老，擔任過北大的校長，這似乎已經不錯了，至于他在中國近代史上究竟還做過什么，都有哪些突出成就和貢獻，一定不甚了了。

　　瞻仰了蔡元培故居、蔡元培廣場、孑民圖書館，回家后我又找來相關書籍資料，仔細研究了蔡先生的生平、著述，外界的評價等，發現蔡先生作為一個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學家、思想家，他的一生為中國的教育、文化、科學事業，為社會的民主進步，為培植青年英才作出了諸多杰出貢獻，即使用今天的眼光來觀察，大師的品行、操守、人格力量等，都是高山仰止的存在。

　　蔡元培是影響中國歷史的十位教育大家。他任北大校長近十年，是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他的一生，是追求教育救國、科技救國的一生。蔡元培也是早期的革命家，上個世紀初，蔡元培已是同盟會上海分會的負責人；五四運動前夕，蔡元培聘請《新青年》主編陳獨秀到北大主持文科，聘請李大釗為北大圖書館主任和教授，同時聘請一批新派戰將到北大任教；晚年他為抗日救亡事業奔走，與宋慶齡、魯迅等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積極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努力促成國共合作。

　　蔡元培原本是一個傳統的舊式知識分子。他考中過舉人、進士，做過翰林，國學功底深厚，但是，他對新思想、新事物很敏感，他在英國、德國、法國等地做過長時間的考察、研究，對西學以及西方的先進制度文化，積極加以吸收消化、融會貫通，并且結合當時中國的實際，創造性地運用到北大的革新治理，包括構建更加宏觀完整的教育制度和教育體系之中。

　　蔡元培勤奮刻苦，積極進取，學貫中西，成就斐然。最令我感佩的，是蔡元培的胸懷與格局。他被尊稱為“識得大師的大師”，他以寬廣的胸懷和遠見卓識，不拘一格選拔各路人才，王國維、黃侃、魯迅、辜鴻銘、胡適、錢玄同、劉半農、陳獨秀、徐悲鴻、梁漱溟、李大釗、李四光……星光燦爛、熠熠生輝，他們應蔡元培之邀云集北大，成為上世紀劃時代的動人景觀。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招延人才的顯著特點。對于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政見的人才，他能以海納百川的境界接納包容。一般說來，大師級的人物都比較有個性，在自己的學術領域造詣很深。當時的北大，既有錢玄同、劉半農、魯迅等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也有辜鴻銘、黃侃、劉師培等相對保守但國學功底深厚的大學究。處于西風東漸、新舊體制激烈碰撞、風云變幻的年代，這些人在政治傾向方面，呈現各式主張：有共產主義啟蒙者的陳獨秀、李大釗，有偏激躁進的錢玄同，有偏于守舊的辜鴻銘，還有主張改良包容的胡適等。了不起的是，蔡元培以他的寬廣胸懷和魅力，將這些思想多元、個性鮮明、學術精進的大師聚合在一起，這是需要多么非凡的氣度、多么寬廣的眼界、多么超強的本領呀！

　　招攬人才需要胸懷、需要眼光，也需要方法。蔡元培請陳獨秀擔任北大文科學長（人文科學院院長）就很有點劉備三顧茅廬的意味，至于力排眾議把梁漱溟請來北大當教師，更顯蔡先生用人的氣魄。當時的梁漱溟在一家報社當記者，只有中學文憑。蔡元培是從梁的一篇文章中讀出了其間煥發的不同凡響和才氣。他慧眼識珠，果敢擢用，才24歲的梁漱溟站到了北大的講臺上，為大學生講授印度哲學課。后來梁漱溟取得的學術成就說明，蔡元培的眼力獨到而敏銳，他不拘一格選賢用能的魄力和膽識堪為典范。

　　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沒有伯樂，縱有再多的千里馬也只能望槽興嘆，斷無用武之地。蔡元培愛才惜才、唯才是舉，不僅改變了某個人的命運，也不僅僅是讓一所大學人才濟濟、生機盎然，更是對一個時代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蔡先生的人才思想，對于今天的社會發展進步，依然具有強烈的示范作用。

　　一個人的影響力、凝聚力來自人格魅力。人格是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風格。蔡元培較早提出，教育者，養成人格之事業也。培養人格，用人格的力量做人行事，蔡元培身體力行，是當之無愧的楷模。他的字號為孑民、孑農，可看出他那種“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謙卑和自律。

　　先生的人品、共情能力、成就對方的能力，他的知人善任、包容心以及個人的謙遜低調等，總能讓周邊的人心生感動并由衷敬重。同時期的人們稱，“蔡元培道貌溫言，令人起敬”，馮友蘭說，蔡先生受到大家的愛戴和尊敬，“完全是人格的感召”。從蔡先生的一系列修為中，能夠感受到一個人品高尚的知識分子所特有的人格光輝。

　　此番蔡元培故居的參訪，讓我對這位民國大師增加了了解，增添了崇敬。蔡元培被毛澤東同志稱之為“學界泰斗，人世楷模”，實在是實至名歸。蔡元培身上所散發的人格魅力，值得后代人永遠景仰和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