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友高保國從如東專程送來王賀的《短篇小說集》，希望我為他的朋友王賀先生這部短篇小說集寫一篇文章。盡管我與王賀先生素昧平生，至今尚無緣得見，我卻非常樂意地答應了此事。

　　讀了王賀的小說，我立刻被他筆下所描寫的“鄉野人物”深深地吸引住了。當今文學以其氣象萬千的風貌和紛紜繁雜的藝術形態，正在沖擊著傳統的文學觀念。確切點說，它正在豐富和發展我們的文學觀念。王賀描寫沐石河畔的“鄉野人物”生活的民俗小說閃耀著奇異的色彩，向我們提出了不少值得探求的藝術課題。王賀的小說，一次次真實地再現家鄉的風土人情，充分顯示了作者善于駕馭民俗題材的藝術才能。

　　王賀用現實主義手法透視了沐石河畔的風土人情，再現家鄉波瀾壯闊的民俗畫卷，讓人們穿行在沐石河畔的百年風云之間，向我們描繪了一個個沐石河畔上的悲喜故事。“鄉野人物”中的“陳七美”“葛大教鞭”“高老夫子”這幾個人物，與汪曾祺的小說風格相似。王賀狠很抓住活生生的、雞毛蒜皮的細節，描寫了人類亙古至今的情愛、性愛和天、地、母愛。中外優秀作品都有一個近似的特點，那就是以紀實的文體，將一個地區的社會民俗風貌、文化特點、人物生活和命運加以故事組合，以小人物的命運撬動故事情節的杠桿，從而演繹出某種具有普遍典型意義的民俗風格。從康拉德的《黑暗的心臟》到奈保爾的《米格爾大街》《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還有塞爾維亞作家帕維奇的《哈扎爾詞典》等作品，都具有民俗小說的重要特征。在奈保爾獲得2001年諾貝爾文學獎時，瑞典皇家學院的授獎詞中，就有這樣的話：奈保爾先生是繼康拉德之后的又一位民俗編年史作家。再往前推，巴爾扎克更是經典的民俗史作家，他自稱是“民俗史家”。在《論人間喜劇》前言中，他以明晰而堅定的口氣說，他這部書要寫十九世紀初到四五十年的法國歷史的“民俗研究”，《人間喜劇》是“許多歷史家忘記了寫的那部歷史，就是民俗史”。它以其瑰麗的民俗史畫，把眾多的人物和多式多樣的生活場景“調整成一篇完整的歷史”，“一部法國‘社會’特別是巴黎‘上流社會’的卓越的現實主義歷史”。

　　王賀向往《清明上河圖》式的小說。出于宋人張擇端手筆的《清明上河圖》，擁有五百多個栩栩如生的人物的北宋京都汴梁的市人風俗畫，它與宋代古典民俗長篇名著《水滸》交相輝映，對后來的中國民俗文藝產生了深遠影響。王賀追求《清明上河圖》式的小說，實際上道出了他的美學理想，表明了他的創作師承了傳統的民俗小說的文學風骨。然而，師承并非照搬，法古不是仿舊，他有他的小說寫法，他有他的創作思路。作者說“要用‘民俗學小說’的風格將原汁原味的、歷史的寫出來，留給后人，以保護文化遺產。”從這點看，王賀寫了沐石河兩岸的社會、經濟、政治、人情，可以讀成是一部變遷的歷史而不僅僅是幾個人的生活史，就像人們把《百年孤獨》讀成整個南美洲的歷史而不僅僅是馬孔多小鎮的歷史。

　　作家不是為寫民俗而寫民俗，而是讓家鄉的“沐石河”貫穿全書。既是小說民俗描寫的精彩片段，也是小說故事發展的高潮鏈接。對“沐石河”的描寫，更具有一種民族文化的底蘊，以這一點上來說，把這部小說定位為民俗文化小說是最恰當不過的了。已故的當代著名作家汪曾祺在他的小說中極其重視民俗描寫，他說：“我以為民俗是一個民族集體創作的生活的抒情詩。”他又說：“我以為，民俗，不論是自然形成的，還是包含一定的人為的成分(如自上而下的推行)，都反映了一個民族對生活的摯愛，對‘活著’所感到的歡悅。他仍把生活中的詩情用一定的外部的形式圈定下來，并且相互交流，融為一體。民俗中保留一個民族的常綠的童心，并對這種童心加以神圣化。民俗使一個民族永不衰老。民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引用汪曾祺老先生關于民俗描寫的論述，是想借此表明民俗描寫在小說創作中的重要意義。

　　我們可以將王賀家鄉的歷史衍成煌煌巨著，但王賀沒有，他只選擇了“鄉野人物”的一系列小人物，而這些小人物和他們縱橫開闊、跌蕩起落、千折萬回的故事確確實實的是在家鄉土地上發生的。這些人物是由多階層、多行業、多色彩結構而成的，可謂色彩繽紛。作家的筆鋒挑開了古老沐石河的歷史幕布，拂去了各色人們蒙著的奇特面紗，把形形色色的人物推上了他所繪制的文學舞臺，從商界名人、市井細民到流氓地痞，讓人們真實地看到三教九流的眾生相，以及由他們結構而成的光怪陸離的社會風俗畫。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在職業的歷史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那里也難以看到的風俗民俗史！

　　領略城鄉風光、繁雜的細節、紛壇的社會知識和家鄉“沐石河”的民俗味兒。小說中，人物的身世與命運、形體與動作都放在大背景里，將民俗歷史和個人命運以一種極其奇異的印象傳達給讀者。在作家筆下的人物譜里，我以為塑造得饒有色彩而最為成功的藝術形象是各類小人物，環繞著他們的行蹤又展示了色彩斑斕的民俗歷史畫。作家用真切、幽默以至帶點揶揄的筆調，撕開了這批人物的個性以及他們性格中所蘊含的傳統的國民性的某些致命的弱點。寫得各具個性，鮮活得很，概括了相當深廣的歷史生活和社會內容。

　　王賀具有熾熱的愛憎感情，但他不是用火山爆發一樣的噴射的方式，而是讓感情像涓涓細流似的悄悄地流淌著；他不是用電閃雷鳴的藝術形象去驚動讀者，去燃燒人們的心靈，而是以饒有情致的風俗畫去陶冶人們的感情。因此，作為民俗風味小說具有迥然有別于一般小說的獨特畫面。這種小說的結構成分，必須有自己的帶有濃厚民俗味的“人物群像”，如同作者所言，“必須有你自己創造的人物，除了你，別人沒有的人物。”王賀的小說人物經歷、身份及其性格特征，無不撒上了時代的煙塵，帶著濃郁的民俗色彩而進入當代文學的畫廊。他們獨屬于王賀的。王賀的小說對時代生活的描寫，往往不是正面的突進而是精心選擇一個或幾個生活的側影，畫面上很少出現“高天滾滾寒流急”的驚心動魄的場面，但從淡淡的風俗畫里令人感到“大地微微暖氣吹”。也就是說，民俗小說往往不是寫重大的事件，而是從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寫出民心、民俗、民情、民德和民風來，從人情世態中折射出時代的光澤。

　　王賀的小說畫面色彩與時代精神的光芒，呈現出反正相襯、表里烘托的審美特征，即形遠意近，似淡亦濃。表靜而內動。人物的一言一動，風俗畫的一絲一縷，無不展示了那種“心事浩茫連廣字，于無聲處聽驚雷”的民心和民氣。

　　王賀的小說從道德的角度切人生活，從民德的演變中展示新舊更替的時代色彩。注意寫民德，重視道德的感化作用乃是民俗小說的一個傳統。魯迅說民俗小說“尤以勸善為大宗，故上列諸書多關懲勸”。王賀的小說，寫民俗而不媚俗，不是迎合小市民的趣味；但也不故作高雅，用“雅士”的目光去俯視、嘲弄、鄙視世俗，他把描寫市民和民俗生活作為小說的正宗，態度嚴肅，筆姿真切，以現實主義思想作為小說的靈魂。傳統的民俗小說往往以市民眼光寫市民，王賀則以現實主義思想去觀察、體驗和剖析人情世態。一幅幅情趣盎然的民俗畫上顯現的民心民氣民德和民風，無不映照了時代的色彩和歷史的映像，畫面的歷史認識價值，人物形象的美學價值，啟迪心靈的教化作用，這三者在小說中得到了和諧的統一。

　　王賀的小說在故事情節的結構布局上汲取了傳統的話本和通俗小說的長處，形成了他自己的特點。故事性強是傳統小說的一大特點，但它有時又因偏重故事性而湮沒了人物的性格；現代小說注重性格或心理的刻畫，但往往又因忽視情節因素而不大容易給人留下印象完整而深刻的畫面。刻畫人物性格特征與描述故事情節，原本不是矛盾的，情節理應是性格的歷史。王賀的小說兼顧二者，以刻畫人物性格為中心來描述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他的作品采用多條的情節線交織而成輻射式的結構方式，嚴格選取足以揭示主人公性格的情節故事作為小說的支撐點，娓娓道來，故事連環故事，從一個情節或幾個情節的發展來雕刻人物的性格。但情節與情節、故事與故事之間的聯接點，作者決不多費筆墨，頗似傳統的“說話人”采用的手法，用一二句交待性的話，即由前一故事過渡到后一故事，惜墨如金。然而，當他以重點情節來刻畫人物時，毫不吝惜筆墨，一定把故事寫足，把人物性格寫透。如每個主要人物的出場，其身份、經歷、個性和稟賦都寫透了，同時將他個性的歷史源緣與因果關也“帶”出來了。在構思布局上，深思熟慮，用幾個妙趣橫生的故事連綴成篇，有重場戲也有輕輕一帶的“過門兒”。這種有輕有重、有疏有密的筆法，顯得更集中更鮮明，因而給人留下的印象也更要完整而清晰得多.

　　王賀小說的民俗語言和小說語言的結合特別成功，我感到小說“特別狠又特別過癮”。王賀對自己的語言風格進行了一次大膽的探索，結果創新了民俗小說的語言，使其更加豐富、廣大和深邃。這位東北漢子，有著強烈的戀土情結，魂牽夢繞在記憶里糾纏的家鄉民間俚語地方口音是構建小說的來源，也就是王賀小說語言的最高點是在尋找自己故鄉的語言。在他的語言世界里，故鄉賦予了他一種“民俗的力量”。我認為這“土得掉渣"的民俗，是真正的民族的東西，在這個充斥著白領和“高雅藝術”的世界里感覺是有一絲絲怪異。然而它的氣度、格局、力量在當今普遍綿軟的文壇上是極為罕見的。王賀的小說是一部讓生命與時光會更加長久的小說，它的一切內容與形式都將永存于王賀的文本世界——他個性化的結構、語言、故事都是新的。與此同時，以其文，見其人；雖說還不曾見過面，我似乎也已經十分熟識了這位頗富才華而又腳踏實地、勤于耕耘的作家。

　　欣然從命，草成此作。

　　2023年10月6日于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