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澤自發祥始，就敞開胸懷接納外來移民。明末以后，徽州、山西、金陵、山東、浙江等地的人時有遷至。……僑居盛澤較多的有康熙年間的山東兗州、濟寧人，乾隆年間的徽州、寧波、紹興人及嘉慶年間的濟南人。”這是《盛澤鎮志》中的一段話，點明了盛澤人口構成的一個特點。許多學者在論及盛澤時，也認為由于不斷有移民遷入，因此盛澤的經濟文化有著明顯的開放性的特色。

在外來移民中，紹興人無疑是人數最多、居住較為集中的一個群體。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原籍紹興的居民幾乎占了總人口的四分之一。紹興人大多刻苦耐勞，主要在盛澤從事耕作、印染、航運、裝卸等體力消耗大的行業。

盛澤本地人善于織綢、經商，因此許多富裕的農戶專事綢業，將農田租給或賣給紹興人。在楊扇、東港、盛虹等一些村落，紹興籍村民很多，隨處能聽到紹興口音。而印染行業的煉坊、染坊、軸坊、踹坊，則完全為紹興人所壟斷，不僅作坊主是紹興人，連學徒也只在紹興籍子弟中招收。民國之初，詩人沈云所作的《盛湖竹枝詞》中，有“饒他越客反為主，贏得人稱小紹興”之語。

（煉坊、染坊中的紹興籍工人）

正因為如此，盛澤的寧紹會館、華陽會館和紹興會館也主要由紹興籍人士所建。

寧紹會館在目瀾洲以南的海角灣（今目瀾絲織廠內），建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由浙江寧波、紹興兩地商人捐資修建。因為會館大殿上奉祀靜安公張夏，故又稱靜安公祠。

張夏是蕭山人，宋初任工部郎中，因治理蕭山、錢塘兩縣的錢塘江海堤有功，被封為護堤侯，清雍正三年（1725）敕封靜安公，紹興一帶的民眾將他尊為水神，稱他張老相公，歷代立廟祀奉。

寧紹會館為廟堂式建筑，有門樓、戲臺、大殿，殿后為議事廳，另有辦公、住宿等房舍，后部還有殯舍，用于寄放寧紹籍人士的棺木。

（目瀾絲織廠）

寧紹會館遠離鎮區，四周為農田，附近的農民常在會館的場地上打谷，塵土飛揚，妨礙會館日常活動。光緒六年（1880）冬，寧紹兩郡會董公議勒石永禁，但收效甚微。至清末，會館日漸破敗，于是會董們議決，在荔枝街馬家弄口建新館。新館面南，五開間加兩廂房，單層，中間三間為議事廳，兩側廂房為辦事用房，內有石板天井，自成院落，門額上有“寧紹會館”四字。

海角灣的寧紹會館后來被蔬菜大隊作奶牛場使用，之后又改建為目瀾絲織廠廠房。馬家弄口的會館房舍，1958年曾是“大煉鋼鐵”指揮部，后被新聯絲織廠作庫房用，現已被拆除。

華陽會館在華陽街西口，建于乾隆年間，由盛澤染紅坊紹興籍商人集資公建，故而又名紅花會館。舊時，盛澤的染坊在染色上有明確的分工，專染紅、黃等暖色的稱染紅坊，也稱洋紅坊；染湖綠等冷色的稱湖白坊；專染黑色和灰色的稱元淺坊，因所排廢水呈墨色，故又稱皂坊；其中洋紅坊經濟實力最強。

華陽會館的大殿上奉祀華陽真逸陶弘景。陶弘景(456—536)，字通明，自號華陽真逸，是南朝齊、梁時期著名的道教學者、煉丹家、醫藥學家。齊永明十年，他辭去官職，隱居于句容句曲山（今江蘇茅山），創立道教上清派茅山宗。梁武帝即位后，多次派使者禮聘，他堅不出山。朝廷每有大事，常往咨詢，當時人稱“山中宰相”。陶弘景在煉丹的過程中，曾提煉出各種染料，可用來染綢布，因此被盛澤染坊業尊為祖師爺，供奉于會館大殿上，會館也由此而稱之華陽真逸祠和陶隱君祠。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至1983年，華陽會館為盛澤公社衛生院所在地；后來被拆除，改建為新生絲織廠絲綢大廈。

（盛澤公社衛生院）

紹興會館位于北大街（今舜湖中路）北側的西廟內，是由練坊、染坊、軸坊、踹坊的紹興籍勞工的行會所在地，始建年份不詳。因為同治《盛湖志》中沒有關于紹興會館的記載，故而它應該是同治之后所建。

紹興籍勞工因財力不足，無力建造會館，只能借用西廟內的房舍，作為敘談、茶會、調解糾紛的場所，只有會館之名，無實體建筑。

（西廟）

因為盛澤的紹興人極多，因此紹興人進入盛澤后很快就融入社群，成為新盛澤人，一般不會有外鄉人的感覺。同時，紹興的許多風俗習慣、飲食習慣，甚至某些方言也融入或影響著盛澤人的生活方式。

（圖為作者沈瑩寶?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