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滌新 (1906-1988)

　　廣東揭陽人，1937年到1946年在重慶工作期間，許滌新擔任《新華日報》編委和黨總支書記，對外身份是《新華日報》記者。同時，他還擔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傳部秘書、中共中央南方局統一戰線委員會經濟組組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等。

　　他的代表作《中國經濟的道路》《現代中國經濟教程》，被經濟學界譽為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中國化的扛鼎之作。許滌新不僅是享譽國內外的經濟學家，也是一位身體力行的革命家。在重慶工作期間，更為重慶工商界的統戰工作作出了卓越貢獻。

　　我同曹若茗，張悟真夫婦乘著“民生輪船公司”的船，混雜在撤離武漢的難民中，經過半個月的掙扎，才到達了重慶。到朝天門碼頭來接我們的是熊瑾玎老同志。

　　熊老把我們帶到機房街70號的一座舊式樓房。這座樓房是八路軍的駐渝辦事處。辦事處的負責人是周怡同志（后來他病逝于延安）。四川省委領導人羅世文同志也住在這里。羅世文同志很健談，他早年在莫斯科學習，俄文很好；我那時想學俄文，就請他當我的老師，可惜我沒有把俄文學成。羅世文同志是一位堅強的其產主義戰士。長征時他曾在張國燾統治下工作，對張的倒行逆施，做了不懈的斗爭，差一點死在張的手里。三年之后，國民黨反動派為了消滅共產黨，在成都制造一件所謂“搶米事件”，把他和車耀先兩人逮捕了。先把他們關在重慶磁器口的“白公館”魔窟，不久又送至息烽的集中營。1945年抗戰勝利后又將羅、車兩人送到重慶的“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囚禁。羅在獄中教育難友，團結難友，對國民黨特務巧妙地進行堅決的斗爭。小說《紅巖》中的許云峰就是以他為模特兒的。這部小說對他的描寫，篇幅雖不太多，但字里行間，直接間接，把他的英雄資態，寫得栩栩如生。1946年十月間蔣介石下令將他們兩人殺害，并毀滅他們的尸體！羅世文同志在臨難前作詩云:“故國山河壯，群情盡望春。‘英雄’夸統一，后笑是何人？”歷史完全證實了世文同志的預見，“夸統一”的蔣介石終于被趕出中國大陸，而笑得最后的乃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

　　在重慶地下黨市委書記廖志高等同志的幫助支持下，熊老板在重慶西三街勸業場門址，找到一家已經?？膱箴^。這家報館除了排字設備和桌椅之外，還有7、8名四川工人。我們把房屋和設備頂過來，并且把這些工人（其中有3位是共產黨員）留下來。黨報有了房屋，我同熊老夫婦，曹若茗夫婦都搬出機房街，住進了西三街。

　　不久，董必武同志從武漢乘飛機到重慶，我同羅世文、周怡等同志去迎接他。董老對我們分析了抗戰形勢，認為“保衛大武漢”很難持久，重慶出版《新華日報》必須積極籌備。我同熊瑾玎同志相當著急，最困難的是編輯部，因為到渝的編輯，只有我和曹若茗兩人。我急得連覺也睡不成，于是我找《新蜀報》的漆魯魚同志商量，請他在試版期間幫忙，他慨然答應。差不多有一個多星期，他在西三街《新華日報》的2樓上，同我們一齊為黨報的試版而熬夜。最使我高興的是戈寶權和華崗兩同志在人手單薄的試版期間，到達了重慶。老華是總編輯，他一來，我的擔子就輕松得多了。在夜班搞試稿時，我負責國內版；寶權負責國際版，老華抓總。

　　武漢的《新華日報》在周恩來同志的領導下，分批把干部逐步撤退，只留下章漢夫、林肖俠、湯寶桐（排字工人的領班）和朱世綸等七八個人，一直堅持到日寇的坦克和裝甲車迫近郊區的時候。在武漢陷落（1938年11月24日）那一天的早晨，還出版了在武漢的最后一張報紙。次日（11月25日），重慶的《新華日報》便正式出版了。

　　《新華日報》這一年冬天，在重慶做了兩件震動山城的事情。

　　第一件事：追悼犧牲在“新升隆”輪上的《新華日報》和八路軍的25位烈士。

　　參加追悼大會的各界人士有一千多人。黨報在大會上散發了《追悼保衛大武漢殉難同志?？?。我為趙興才同志寫了一篇紀念文章，懷念他在少年時代的坎坷生活，懷念他在趙博生和董振堂兩同志領導下參加寧都起義的革命行為，懷念他被派到上海槍殺叛徒特務的英勇戰斗，懷念他在監獄里的堅強意志和勤奮學習，懷念他在“新升隆”輪上敵機的密集投彈時積極救護同志的大無畏精神。

　　在這次追悼大會上，周恩來同志因為不在重慶，所以沒有出席。董老在追悼大會上講了一篇激動人心的講話。日本反戰女文學家綠川英子被邀在會上講話，為她作翻譯的是胡風。我那時是在搞接待工作，因此，同綠川及其丈夫劉仁，成了朋友。綠川很樸素，而劉仁相當健談。經常在星期天，我和華崗約她們夫婦兩人上小館子，上天下地，痛快淋漓地談個不休。劉仁是東北人，日本投降后，她們夫婦回到黑水白山的故鄉。兩年前，記不起是誰告訴我，綠川和劉仁都已離開人世了。

　　第二件事：《新華日報》在1938年12月18日為了推動民眾積極抗戰，舉行了一次萬人空巷的“義賣獻金”運動。

　　黨報的編輯部、排字房和營業部，無論日班同志和夜班同志，都一齊出動。這一次活動是在當地地下黨的支持下進行的。營業部的同志在各個交通要道，設立“義賣站”。編輯部的同志各負責一條馬路，來回巡視義賣情況。我負責的是打銅街到都郵街（后改名為民權路）一長段。我穿了一件布雨衣，在這一帶幫助學生、工人和店員，做好宣傳，做好義賣活動。最使人高興的是活躍在馬路上的天真無比的女學生。她們并不放過每一個不義買黨很的人；就是推動義賣的我，也逃不出她們的手。我對她們說：“我是《新華日報》編輯，也是參加義賣的。”她們笑著說，“你既然參加義賣，就應該先買一份?！睘榱斯膭钏齻?，我只好高高興興買一份報。把報紙裝進雨衣的口袋里。但是走了一段路，又遇到同樣情況，只好再買一份。我在這段路上來回走了好兒趟，因而，買了好兒份報紙，到了我回到蒼坪街發行部匯報工作時，雨衣的兩個口袋，飽飽地裝滿了黨報。一些男學生更加積極。他們用繩子在馬路上攔住來往的汽車，使坐小汽車的達官貴人和財主，也沒法不“義買”《新華日報》。從上午九時到下午五時，《新華日報》的義賣活動，轟動了整個山城。

　　蔣介石知道這件事之后，大發脾氣，把國民黨的宣傳部長張道藩和《中央日報》社長程滄波叫了去痛罵一場。他說：“《新華日報》沒有多少人，而且人生地不熟，卻居然通過義賣把整個山城鬧翻了。我們的《中央日報》和《掃蕩報》條件比共黨的黨報好得多，但是，你們卻一無作為，讓共產黨大顯神通，你們給黨國丟盡了臉?！?/p>

　　——摘自許滌新回憶錄《風狂霜峭錄》

　　三聯出版社1989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