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達藝思五十七

言恭達

　　▲中國書法簡潔而豐富，古雅且豪邁。隨手萬變，任心所稱，通三才之品匯，備萬物之情狀。書法美傳神生動，可以愉目、愉耳，可以動情。“無色而有圖畫之燦爛，無聲而有音樂之和諧，引人欣賞，心暢神怡”（沈尹默語），其五光十色的神采，輕重徐緩的節奏，就是筆墨的魅力。書以韻勝，而風格則隨之而生。古人感嘆，“書法唯風韻難及”！張懷瓘《書議》評說，書法“以風神骨氣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書貴在得筆意。書之韻味取決于用筆與用墨，兩者結合生發所體現的即為書家的本命氣韻。今人不少書作平板乏味，雕琢鄙陋，浮薄淺易，丑拙粗俗，究其因，均因不懂筆墨所致，只求“個性之張揚”“形式之新奇”，中國書法的藝術精神與本體價值在一片對傳統的叛逆聲中失落了。

　　▲書法本于筆，成于墨。古來書家重視筆法的同時，也無不重視墨法。清代沈宗騫《芥舟學畫編》中指出：“蓋筆者墨之師也，墨者筆之充也；且筆非墨無以和，墨非筆無以附。”鮮明地闡述了筆墨之間的辯證關系。縱觀中國書法史，如果說，魏晉六朝書家開始對用墨的追求是自發的，那么到了唐代則表現為自覺。鐘王之跡，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晉人書法重于對筆法的追求，對用墨的關注則注重于入紙度，王羲之為使筆毫揮灑自如，故“用筆著墨，不過三分，不得深浸”。晉人用筆以使轉為主，“把筆抵鋒，肇乎本性。力圓則潤，勢疾則澀；緊則勁，險則峻；內貴盈，外貴虛；起不孤，伏不寡”，此用墨入紙產生圓潤達到力圓的審美，特定的運筆方式決定了“晉魏六朝，專用濃墨，書畫一致”（黃賓虹語）這一“濃墨如漆”的審美觀照與藝術風格。到了唐代，書體的演變已終結，楷書日臻規范成熟，書論漸入高峰，名家輩出，輝映千秋。歐陽詢、褚遂良、孫過庭等各家對書法用墨論述精到絕倫，啟示后學。歐陽詢《八法》中“墨淡則傷神采，絕濃必滯鋒毫，肥則為鈍，瘦則露骨”，孫過庭《書譜》中“帶燥方潤，將濃遂枯”等論述，已將墨法理論上升到技法論中的十分重要位置。尤其在力追二王的行草書中增強筆墨的殺紙力度，得以燥中見潤，濃中顯勁，于筆法中力現墨彩與墨調，增強了書法的藝術表現力。筆者曾在臺北故宮博物院觀賞到顏真卿《祭侄文稿》真跡，筆與墨渾然一體，其墨極濃與極干用在一起，燥渴之筆將墨調推向深潤。這種筆墨技進乎道的境界，令人叫絕！宋代由于文人水墨畫的興起，用墨打破原有的程式，墨色層次豐富，書家在創作上有更大的自由空間。沈曾植在《海日樓札叢》中談到，“北宋濃墨實用，南宋濃墨活用，元人墨薄于宋，在濃淡間”。北宋濃墨實薄于唐，南宋濃墨破水活用實勝北宋。元代文人畫已達高峰，追尋晉人風韻，清簡相尚，虛曠為懷，故用墨之清淡為其特色，達到水墨不漬不燥、濃淡自然的清遠境界，完成藝術本性的回歸理想。元代之后，董其昌是承趙孟頫獨開淡墨一派的代表人物。“至董文敏以畫家用墨之法作書，于是始尚淡墨。”董其昌由參禪而悟到莊學的最高意境——淡，一種自然平淡虛靜的境界。董氏又以山水皴法的用墨參于書法，這種用水破墨活用，淡墨枯筆求潤，開創一代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