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振振博士 1950年生，南京人。現任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古文獻整理研究所所長。兼任國家留學基金委“外國學者中華文化研究獎學金”指導教授，中國韻文學會會長，全球漢詩總會副會長，中華詩詞學會顧問，中央電視臺“詩詞大會”總顧問、《小樓聽雨》詩詞平臺顧問、國家圖書館文津講壇特聘教授等。曾應邀在美國耶魯、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講學。

　　古典詩詞的理解與誤解（個案一）

　　唐杜牧：泊秦淮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

　　此詩言簡意賅，篇短韻長，屬于千古絕唱一類，為歷來的唐詩選本所必收，且多次被選入中小學語文課本，凡識字者幾乎都耳熟能詳。其文字比較淺顯，應該不難領會。

　　然而事情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樣簡單，多少年來我們成功地破譯了許多艱深的篇章，卻偏偏把這首一般被認為是淺顯的作品給誤讀了！

　　關鍵在“商女”二字。

　　清徐增《而庵說唐詩》曰：“‘夜泊秦淮’而與‘酒家’相‘近’，‘酒家’臨河故也。‘商女’，是以唱曲作生涯者。唱《后庭花》曲，唱而已矣，那知陳后主以此‘亡國’，有‘恨’于內哉！杜牧之‘隔江’聽去，有無限興亡之感，故作是詩。”

　　他認為“商女”即是在“酒家”賣唱的歌女。

　　這種理解為當今的絕大多數學者所接受。《辭海》《辭源》《漢語大詞典》等權威性辭書都把“商女”釋為“歌女”，且均引杜牧此詩為證。

　　各種詩選和鑒賞集亦皆襲取此說，有些論者還作了進一步的推闡：歌女之所以唱《后庭花》，是應顧客的要求。因此，我們不能怪罪歌女，而應把賬記在點歌的達官貴人們頭上。詩人諷刺的矛頭，實指向那些買唱享樂、醉生夢死的上層人物，云云。

　　略有不同意見的是陳寅恪先生。

　　他在《元白詩箋證稿》中說：“牧之此詩所謂‘隔江’者，指金陵與揚州二地而言。此‘商女’當即揚州之歌女，而在秦淮商人舟中者。夫金陵，陳之國都也。《玉樹后庭花》，陳后主亡國之音也。此來自江北揚州之歌女，不解陳亡之恨，在其江南故都之地，尚唱靡靡遺音。牧之聞其歌聲，因為詩以詠之耳。此詩必作如是解，方有意義可尋。后人昧于金陵與揚州隔一江及商女為揚州歌女之義，模糊籠統，隨聲附和，推為絕唱，殊可笑也。”

　　其與徐增之說的主要分歧，在“商女”非唱于“酒家”，而唱于“商人舟中”。

　　哪一種說法比較接近事實呢？顯然是陳寅恪先生說。

　　宋王安石《金陵懷古》詩四首其二曰：“《后庭》馀唱落船窗。”已明點“船”字。

　　宋賀鑄《水調歌頭·臺城游》詞曰：“樓外河橫斗掛，淮上潮平霜下，檣影落寒沙。商女篷窗罅，猶唱《后庭花》。”“檣”“篷”亦皆就“船”言。

　　北宋去晚唐未遠，故王、賀二氏對小杜詩意的理解，自比清以后人的理解更有可能存真，也更值得重視。

　　（其實，清詞中亦有“商女”在“船”的例證，如徐瑤《過秦樓·寒月》曰：“算只有、商女船邊，征人馬上，偏自看來親切。”）

　　然而陳寅恪先生說也還未能視為定讞。

　　其一，他對“隔江”二字的讀解是有問題的。杜詩分明是說自己泊舟之處與商女唱曲之處“隔江”，而非謂金陵與揚州“隔江”。

　　其二，“隔江”既非指金陵、揚州之地理關系，則斷言商女“來自江北揚州”，也就不能成立。

　　其三，他指出商女唱曲處為“商人舟中”，雖較徐增前進了一步，但仍以“商女”為“歌女”，并未切中肯綮。

　　其實，“商女”當釋作“商婦”。

　　五代孫光憲《竹枝》詞曰：“門前春水白蘋花，岸上無人小艇斜。商女經過江欲暮，散拋殘食飼神鴉。”

　　宋王巖《殘冬客次資陽江》詩曰：“淡云殘雪簇江天，策蹇遲回客興闌。持缽老僧來咒水，倚船商女待搬灘。”

　　這兩例的背景都是荒僻的水濱，都有船，卻沒有“酒家”，亦無唱曲之事。認“商女”為“歌女”，將何以自圓其說？若以“商女”為商人之妻、妾，則隨船遷徙，凡瀕江河之處皆能到，揚子江、秦淮河也得，白蘋洲、資陽江也得，置之杜詩、孫詞、王詩，豈不觸處可通！

　　而最鐵定的證據還有宋劉攽《中山詩話》所載宋葉桂女詠江州琵琶亭詩：“樂天當日最多情，淚滴青衫酒重傾。明月滿船無處問，不聞商女琵琶聲。”

　　詩吟白居易《琵琶行》故事，此“商女”非彼“老大嫁作商人婦”者而何？

　　（清王開沃《相思引·晚從瓜洲渡江》詞曰：“蘆荻當風搖故壘，魚龍挾浪卷前朝。更無商女，靜夜掐檀槽。”亦用《琵琶行》為故實。“檀槽”，即“琵琶”的代名詞。此雖晚出，仍可參證。）

　　可見，釋“商女”為“歌女”者，蓋由小杜詩孤證引義，因其中有“酒家”、“唱《后庭花》”等語而目迷五色，誤入了歧途。

　　弄清“商女”一辭的確切定義，我們才算真正讀懂了杜牧此詩：

　　詩人生活在唐帝國晚期的飄搖風雨之中，憂國之心不能自已，因商婦歌《后庭花》而牽動幽思，念及國運，故發為詠嘆。是所謂見一葉落而知天下秋。

　　舊說以此詩旨在諷刺醉生夢死的達官貴人，陳義雖高，卻實在是牽強附會。

　　即便“商女”真是在“酒家”賣唱的歌女，此說也決不可通。

　　唐代的“酒家”不是今天的五星級大飯店。

　　當時可以稱得上是“達官貴人”的人，哪個沒有豪華的府第、園林？哪個不蓄養歌兒、舞女？哪個不享有支配官妓的特權？他們一般都是在家里或官衙里飲宴、由家妓或官妓唱曲侑酒的，（這只消看唐人集中“宴某附馬宅”、“宴某將軍山林”之類的詩題便可一目了然。）還用得著降尊紆貴，到市井間的“酒家”去呼酒點歌么？

　　相反，“酒家”里真正的常客倒是像杜牧這樣的中小官吏，他總不至于作詩來諷刺自己“醉生夢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