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振振博士 1950年生，南京人。現任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古文獻整理研究所所長。兼任國家留學基金委“外國學者中華文化研究獎學金”指導教授，中國韻文學會會長，全球漢詩總會副會長，中華詩詞學會顧問，中央電視臺“詩詞大會”總顧問、小樓聽雨詩刊顧問、國家圖書館文津講壇特聘教授等。曾應邀在美國耶魯、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講學。

重審宋詞“剽竊”唐詩案之一：宋詞為什么要“剽竊”唐詩？

　　唐詩是中國古代詩歌發展史上繼《詩經》《楚辭》之后聳入云霄的又一座高峰。宋代詩人們聚居的村落，距離這座高峰最近。他們喜愛這座高峰，也最熟悉這座高峰。唐代許多詩集，正是經過他們的搜集、整理、刊刻，才得以流傳下來。唐詩的經典地位，也是由他們首先確立的。可以說，他們是唐詩的“第一讀者”。終其一代，宋人學習唐詩的熱情就沒有衰減過，宋人運用唐詩的風氣也沒有消歇過。即便有許多優秀的詩人自出機杼，另辟蹊徑，并通過自己的不懈努力，最終創立了迥異于“唐風”的“宋調”，——但那也不過是有意與唐人較勁，希望超越這座高峰，就其實質而言，仍然是對唐詩的高度尊崇，盡管其外在的表現形式有些極端。

　　宋人的文學創作，主要精力還是投注在詩上的。但宋詩的總體創作成就卻未能超過唐詩。就連是否能與唐詩比肩，也還沒有獲得過后世多數文學史家的認同。然而，他們馀事為詞，卻大得好評。“唐詩宋詞”，雙峰對峙，世人早有定論。雖然宋詞的總體創作成就仍不可與唐詩相提并論，但至少從“人氣指數”上看，是在伯仲之間的。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為什么會是這樣？原因當然很多。這里無意去做全面的總結，而只想強調其中的一個因素：宋詞的成功，從寫作技術的層面來看，頗得益于宋人對唐詩之爛熟在胸，且嫻于運用。

　　宋詞中運用唐詩的情況很普遍，而且運用的方式也令人眼花繚亂：有用字面，有用句，有用意，有用格。其中最基本的是用句。就用句而言，又有整用，有截用，有嵌用，有增字用，有減字用，有改字用，有擴用，有縮用，有順用，有逆用，有正用，有反用，有別用，有化用，不一而足。對此，錢鍾書先生大不以為然，曾在其《宋詩選注》里辛辣地給予諷刺：

　　在宋代詩人里，偷竊變成師徒公開傳授的專門科學。……偏重形式的古典主義有個流弊：把詩人變成領有營業執照的盜賊，不管是巧取還是豪奪，是江洋大盜還是偷雞賊，是西昆體那樣認準了一家（鐘按：指李商隱）去打劫還是像江西派那樣挨門排戶大大小小人家都去光顧。這可以說是宋詩——不妨還添上宋詞——給我們的大教訓，也可以說是整個舊詩詞的演變里包含的大教訓。

　　雖然，這里“吃板子”的主要是宋詩，宋詞只不過是“陪綁”；聲討的是對一切古典的“偷竊”，也不限于唐詩。

　　錢先生的批評，自有他的道理。他強調文學的寫生與原創，否定文學的反芻與因襲。對此我并無異議。但如果我們不在文學應以生活為第一源泉這個基本原理的層面上，而僅在寫作技術的層面上來探討宋詩、宋詞運用唐詩是否可取，我以為，對兩者還應有所區別，不可一概而論。

　　作為同一種文體，原則上說，宋詩運用唐詩不是一個好的策略。道理很簡單：文體相同，動作的難度系數不高，即便做得很完美，裁判給分也是要按較低的權重來打折扣的。而宋詞運用唐詩則另當別論。詩、詞雖然相近，畢竟還是不同的文體，故宋詞用唐詩，不但不為人所詬病，甚且被認為是一種特別的才能。道理也很簡單：動作有一定的難度，起點分自然較高，稍能出彩，就很容易贏得觀眾的掌聲。

　　此外，宋詞多用唐詩，還有不得不然的特殊文化背景。詞在宋代尚未脫離音樂，在許多情況下，是“聽”的文學，而不像詩那樣主要是“讀”的文學。“讀”的文學與“聽”的文學，審美標準既有其同，更有其異。具體來說，兩者都需要“陌生化”與“熟悉化”相結合，這是“同”。但“讀”的文學要求“陌生化”更多一些，即“推陳出新”；“聽”的文學卻要求“熟悉化”更多一些，即“以故為新”：這是“異”。

　　漢語言的特征是一字一音，同音字、同音詞數量巨大，耳朵很難一一分辨。因此，“聽”的文學的最佳寫作策略，是使用常見字、淺俗語、現成句，是盡量遷就（換一個角度來說則是“充分利用”）接受者既有的文學積累，否則就會產生“接受障礙”，影響接受效果。而對于宋詞聽眾之一大宗的宋代文化人來說，唐詩是其文學積累中時代最接近、語言最熟悉、內容最豐富、藝術最多彩、數量最龐大的那一部分，自然是“遷就”或“利用”的首選。倘若他們在聽一首新詞時，突然聽到一兩句熟悉的唐詩——哪怕是喬裝改扮過了的，也會油然而生出某種親切感。那是一份近似于“他鄉遇故知”的喜悅。“故鄉遇故知”，自然也可喜，但原在意料之中，那“喜”便一般；唯其是“他鄉遇故知”，事出意料之外，那“喜”便不是尋常的“喜”，而是“驚喜”。“他鄉”是“陌生”，“故知”是“熟悉”。“陌生”是“新”，“熟悉”是“故”。“故知”而在“他鄉”見，這“故”就不單單是“故”了，雖“故”卻“新”，亦“故”亦“新”，是“熟悉化”與“陌生化”的有機結合。因此，宋詞之用唐詩，就有“以故為新”，寓“陌生”于“熟悉”之中的特殊美學效果。而這正是“聽”的文學所預期的最佳審美狀態。

　　聽眾既然不認為宋詞用唐詩是“偷竊”，甚且還很欣賞這種“偷竊”，作者自然更放心大膽，理直氣壯。以至于某些詞調的某些句位，例如《臨江仙》調上下篇末尾的五言二句，用古人成句（多用唐詩，當然也有用唐以前人詩和宋詩的）竟成了慣技。這在作者一面，還有特殊的隱衷。文學家原有才思敏捷之“快槍手”與慢工出細活之“雕刻家”的分別，“對客揮毫秦少游”（秦觀）那樣的“快槍手”總是少數，“閉門覓句陳無己”（陳師道）那樣慢工出細活的“雕刻家”更多一些。而詞往往是要在酒席上當場作了來交給歌妓們去演唱的（在某些特殊的社交場合，雖不由歌妓演唱，也要求限時完成），必須“短平快”，斷斷容不得冥思苦想。而要“短平快”，就不能像舊時蓋房子那樣一磚一瓦地砌，須學現代化建筑施工，多用預制件吊裝組接。唐詩成句，正是優質品牌的“預制件”！詞人填詞時，順手牽羊，“偷”它一兩句、三四句唐詩，減輕“勞動強度”，提高“生產效率”，如若“偷”得巧妙，還能賺來獎譽，——好處多多，何樂不為？

　　風氣一旦形成，初始的原因就不再重要。后來有些宋詞，不為“應歌”而作，不屬“聽”的文學，創作時也沒有時間限制，卻仍然要“偷”唐詩，那便是習慣性動作了。附帶說一句，宋詞后來也常遭到元曲乃至明清戲劇的“盜竊”，道理是一樣的：“聽”的文學永遠無法改變自己的這一“DNA”。